2 1916级
北大红楼始建的1916年秋，一列老式燃煤火车“轰隆轰隆”冒着白烟北上。这是一辆从山西太行山脉驶向北京的火车。
拥挤的列车上，一个身着长衫布鞋的20岁青年，眼睛一刻也不眨地望向窗外绵延的山脉。他想起小时候在打谷场和长工屋，长工们经常给他讲桃园三结义、太平天国等故事。年幼的他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第一次看到在自己衣食无忧的小世界外，还有一群终年像牛马一样辛苦劳作的劳动者，他们在饥饿、寒冷和死亡中挣扎度日。每当此时，他便会想到圣贤的教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心中涌动起痛苦与忧伤——那时，他当然还没能意识到旧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不过，在他年轻的心中已萌生了拯救劳苦大众的纯真愿望。
这位青年就是日后成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的高君宇，当时，他的名字是高尚德——“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高尚德来自汾河边的山西静乐县，那个地方又名“鹅城”，父亲是个商人，也是同盟会会员，开明且有革命倾向。想到临别时日渐苍老的父亲依依不舍的眼神，他抑制不住自己汹涌的感情。这位曾以“十八学士登瀛洲”而享誉省城的青年，此时心中充满了对老父亲的愧疚。中学毕业后，他并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谋职官场或回乡经商，而是决心走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进入北京大学理科预备班读书，继续深造。
列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高君宇拎着简单行李，怀揣着用真才实学以救世的梦想，步入魂牵梦绕的北京城。早在山西省立一中，地理老师曾经充满激情地介绍民国首都，多少次激荡着少年的心。
此时，古都北京正是一年中的好时节，辽阔高远的天空，一群白鸽呼啸飞过，秋蝉叫声渐弱，槐树在风中飘落着细软的花蕊。
香山的红叶，中山公园的黄菊，故宫的苍郁古意，北海公园的白塔等古都美景，却激不起高君宇的兴趣，因为他的心中怀着不平。他想起第一次跟父亲来北京时，在前门车站出站口，车警抓住一个衣衫褴褛、抢了外国人面包的乞丐，对他拳打脚踢。乞丐满面是血，可怜地跪在地上哀求：“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车警却毫不理会，直到将乞丐打昏才住手。当时高君宇想上前阻止，父亲一把拉住他，劝他别多管闲事。
眼下，大清帝国虽被推翻，但“主子”和“奴才”的观念，依然禁锢着生活在这座古城中的人们的头脑。天安门城楼大门紧闭，北洋兵严守在大门前。东交民巷使馆林立，各国军队分兵把守，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构庞大，处处透着封建衙门的旧习气。
那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仅是清王朝的奴才，还是帝国主义者的奴才。在初到北京的高君宇心中，这双重的奴隶意识、奴隶道德，与古圣先贤所弘扬的“道德”，不是截然相悖吗？“难道这就是我们曾寄予莫大希望的中华民国吗？外不能抵御列强，内不能仁爱子民，这叫什么共和国家？算什么首善之区？”
高君宇带着失望、不平的心情从天安门来到北京大学北河沿第三宿舍。收拾行李时，他翻出一本泛黄的手抄本《离骚》，这是他在山西省立一中上学时抄写的，不由想起老师的勉励：“根深然后叶茂，源远方能流长。只有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将来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高君宇默默立下誓言，一定要好好珍惜在北大的学习机会，精忠报国。
靠近皇城的北京大学，入学者多为出身举人的京官，官僚习气很重，不少人嗜好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那时的大学堂极为简陋，只在马神庙处有座古老、破旧的藏书楼。教授多是老八股、洋进士之类，上课敷衍了事。学生官气十足，有的带着听差上学，课外吃喝玩乐，他们把学业当成一种装饰品，或是猎官的工具。
高君宇刚刚入校，山西著名的京官梁善济久闻他的才名，就派手下南佩兰，找到一个姓武的北大山西籍学生，专门请他吃饭。席间，姓武的山西同乡拉他加入“十兄弟会”。武同乡说，只有加入“十兄弟会”，才能在北大立足。高君宇问这是个什么组织，武同乡说，是十个同学凑钱替政府里的官僚买官，将来毕业之后，就到他的衙门里去做秘书、秘书长或者其他帮办。这就是最好的投资，将来毕业后大家一起做官搞钱。
同乡们纷纷开导高君宇，说眼下有一位前大学堂的学长，正在徐世昌手下当秘书。徐世昌当年在奉天经营，如今政府要设办警察制度，奉天的警察总长是个肥缺。如果大家一起帮学长凑钱活动，凭借徐世昌的势力，这位学长可以谋得这个肥差，一旦上任，我们将来都可以在奉天发财。
高君宇听后，感到震惊与气愤，只是推说父亲很辛苦，家里没有什么钱，没钱交际，所以不能参加兄弟会。
从此之后，高君宇就被同乡孤立，大家都以为他吝啬，不舍得钱，北京大学白来了，将来一定没有出路。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夜幕降临，北京的秋夜凉风阵阵，高君宇裹紧单薄的长衫，在宿舍旁边的凉亭徘徊。漆黑的天空，闪着几颗微弱光芒的星星。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一股伤感涌上心头。
与高君宇一样对古都失望的还有同学张国焘。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乡绅地主家庭。
19岁的张国焘昂然走在北京大街上。这个少年时就以胆大、聪慧闻名乡里的青年，怀抱着对国家前途和人生抱负的满腔激情来到北京，即将进入他梦想的北京大学理科预备班，开始全新的人生旅程。
张国焘兴冲冲地来到北京大学北河沿第三宿舍报到，入校后就积极准备上课，但他连去了几次教室，老师都没有来，只好自修读书。看到高年级的学长们都在吃喝玩乐，张国焘不禁发问：“你们天天吃酒交际，将来如何考试？如果老师经常不来上课，难道就不怕学生抗议？”
学长们都笑张国焘不了解北大。他们说：“老师也都在吃酒交际，哪里有什么功夫来给你好好上课？如果你想上课，就不必到此处来了。”
张国焘说：“那难道就没有考试吗？不上课考试如何过关？”
学长们告诉他：“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考试一定是有的，但考试之前，老师定会把题目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过关。只有你这种平常见不到老师的，考试才过不了关。”
张国焘不禁叫苦：“老师既然不来，我如何能见到他们？我就是想见到他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啊！”
学长们哈哈大笑：“要找到教员，非常简单——晚上去八大胡同，你一定能找到几个北大的先生！”
张国焘事后才知道，八大胡同就是北京的妓院。
有个江西同乡告诉张国焘：“你只要考试前在八大胡同摆酒，把老师请上，那你就一定能得个高分。”
张国焘原本就脾气不好，听了这话后便勃然大怒，高声叫道：“我都穷得没了裤子，但脸我还是要的。我有钱就是拿去送给革命党，也不会去办这等无耻的事！”
张国焘说出革命党，倒是把学长们都吓住了。从此，他被视为危险人物。
张国焘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他曾有接触革命党人的经历。报到那天，他到校收拾行李，忽然发现自己那条灰蓝色的长裤找不到了，那可是临去上海前母亲特意缝制的新裤子。张国焘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奇怪的是，其他行李都没有丢，就单少了这一条长裤。究竟是何时，在哪儿丢的呢？张国焘望着摊开的行李，坐在床边发呆，他脑子里猛然想到了一个人——叶伯衡，该不会是他……？这位经二叔推荐在上海租界照顾他的革命党人！叶伯衡经常向张国焘描述上海的情形——衣服都典当尽了，有时连饭也吃不上，甚至穷得连长裤都没有了，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出去。叶伯衡无奈地笑着对张国焘说：“裤子都没得穿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想到这里，张国焘不由得会心一笑：“嗨，就当是为革命作贡献了罢！”
在上海接触的革命党人，他们那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深深影响了张国焘，他被他们之间的那种纯粹所吸引。大家在一起，没有个人恩怨之争，而是共患难、同祸福。他们热情奔放、天真活泼，经常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谈到自己的英勇往事时，脸上便流露出目空一切的神情。血气方刚的他们热烈地追求醇酒美人，穿着单薄、破旧的长衫在街上谈笑风生。这一切特质都令年轻的张国焘着迷。
张国焘虽然和他们同住，但兴趣并不一致。相比高谈阔论，他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逛逛书店，阅读进步书刊。张国焘有时不解地问他们：“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反而答非所问地说：“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张国焘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革命的激情，必须要加上卓识和远见，才能所向披靡。年轻的张国焘认为自己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人，“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这两种愿望时常在他的内心发生冲突。那时，他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走上政治革命这条路。
纯粹，是那时的高君宇和张国焘共有的性格。正因为纯粹，所以当他们离家远行，走上人生道路的时候，心中蓬勃着的是青年人路见不平的勇气与豪气。
与满怀豪情、初进北大的高君宇、张国焘有所不同，两年前从预科数学专业转到哲学专业的张申府，对北大的恶劣学风，早有见识。当时的数学老师基本不来上课，于是他只有努力学习外语，但教英文的英国老师，竟然在课堂上大谈中国女人的小脚，张申府感到很受侮辱，于是，便转向闭门读书自修。那个时候，他正在潜心研究数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醉心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认为现实世界是污浊的，只有形而上学的世界是干净的。张申府读到罗素《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书中观点立刻引起他的兴趣，自此他千方百计地搜索、阅读罗素著述，开始醉心于研究、介绍罗素哲学。
1915年考取北京大学英文系的许德珩，因家中连遭不幸，只能休学一学期。因此，他也算高君宇、张国焘的同届，同是1916级。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沈家冲，自幼受到父亲的民主革命思想熏陶，青年时代曾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他转入国文系，重读一年级。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没有人找他参加兄弟会，也没有人找他凑份子、吃喝玩乐。寒冷的冬天，许德珩只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夹衣，经常坐在图书馆苦学，靠课余翻译来换取每月的生活费。后来，蔡元培校长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积久不懈”。许德珩则说，在蔡元培校长到来之前，北大就是个垃圾堆，他在北大的生活是度日如年，几乎就要放弃学业。
也就是在那一年，24岁的浙江人周炳琳升入北大法科经济学专业。整日研究经济学的他，梦想着早点完成学业，将来谋求官位。当时他也非常苦闷，因为法科与经济科的教员，都是由政府里的高官担任。他们一学期来不了几次，每次来上课，都被那些家里有背景的阔少爷们包围着，而周炳琳根本就不在他们的眼里。每次遇到官僚教员们鄙视轻蔑的眼神，周炳琳都感到内心冰冷。
洁身自好的高君宇，特立独行的张国焘，心高气傲的张申府，一心想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周炳琳，就这样来到了北大。他们幻灭地发现——这里就是个大染缸。
在1916年秋高气爽的古都北京，同时求学于北大的高君宇、张国焘、许德珩和周炳琳不会想到，数年之后，他们将一起创办《国民》杂志，共同发起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成为他们自己戏称的“学生要人”。
如果不是北大的校风发生根本改变，他们的人生之路必然是极为暗淡的。
家境贫寒的许德珩毕竟还能在北大苦苦支撑，而与他相比，一年前就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的张太雷就没那么幸运。求学于北京大学，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太过奢侈了。家境贫困的他希望早点毕业工作，得知北京大学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学制，他实在无法承受学费的昂贵，便于1916年暑假转而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期望毕业后当律师。由于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张太雷入校不久便受聘于一位美国教授在天津主办的《华北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他将与这群北大学子在北京再次相识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