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民间去
五四学生运动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一代知识分子。
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那样，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正是这些将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作为人生信条的青年，成为日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干。
这代青年，这批北大人，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北大的老师们极为不同。
第一个不同在于，他们一开始就是以囚徒、街头演讲者、群众发动者，以战士和牺牲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从此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生。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领袖，与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的第一个不同，其实就是他们有坐牢、当囚徒的经历。这种经历，似乎是突然之间，就令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垂直式地从天上掉到了深渊。在垂直下落的晕眩之中，他们深刻地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折磨与痛苦，也产生了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人生觉悟。
张国焘后来说，与其说自己是从北大毕业的，还不如说是从监狱里毕业的。
毋庸置疑，北洋政府的监狱，就是他们人生速成的训练班。
5月4日当天，许德珩、易克嶷等32名学生同时被捕入狱。许德珩回忆说，一开始他们像待宰的猪一样被捆在杀猪车上，而进入监狱后，有近十个小时是被置于站笼之中，十几个小时都是水米未进。到了半夜，才从站笼里出来。当时，他已经不能思考，甚至不能走路了。是夜，32人被关在两间小屋子里，一间小屋只有一个通铺，一个尿桶。这还不算，第二天一早，就给每个人上了镣铐，且是两个人用一副镣铐锁在一起——警方的理由说是因为镣铐不够。这样，如厕时就只能一个人蹲在马桶上，另一个则蹲在旁边等候。
许德珩说，在监狱里，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猪狗不如的生活，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北大英文系的范鸿劼在五四游行的那一天，带领同学赴天安门前集会游行，被警察逮捕。被释放后，他又于6月上旬的街头演讲时，再次被捕入狱。这位幼年丧父、体弱多病的年轻人，一个月内两进牢房，备受折磨，而警厅扬言对他一定要“重办”。夏天月夜，窗外虫鸣声声，但监狱内浊气熏天，爬满跳蚤虱子的通铺上，连翻个身也很困难。一想到年迈的母亲，22岁的范鸿劼忍不住流下热泪。也许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此刻他多想再回湖北鄂城老家看看相依为命的母亲……
张国焘是在6月3日大宣传时被捕的，同时被抓的有北大学生十余人，其中就包括瞿秋白。第一次铁窗经历，给张国焘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后来概括说，在监狱里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等着、熬着，等着吃饭、上厕所，等着过堂，等着放风，等着外面的消息。他也一次次想到等着杀头，只有二十岁出头，却把被枪毙的每个细节都一遍遍地想过了，想得最多的是：如果真要杀头，在杀头前给点自由时间的话，他希望干点什么呢？
他希望能读书，把来不及读的书都读一遍，起码是手头上的。他希望能写点什么，过去写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他甚至想去沙滩附近那家回锅肉店里好好吃一顿，自己过去太吝啬节俭了，连回锅肉都没认真吃过。他当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甚至想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漂亮的姑娘，他却从来没有跟喜欢的女性交往过……
瞿秋白也在这一天被捕，那也是他第一次做囚徒。数年之后，在福建长汀的监狱里，他写下了《多余的话》，写下了牺牲之前震慑灵魂的话：“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在北大的先生们中，只有陈独秀和李大钊与这些学生有过共同的经历。
曾被押赴过刑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作《白痴》里说，人在临死前的五分钟，意识和头脑是最清楚、最活跃的，因此，这五分钟几乎可以超过五十年。那一刻，无比清醒的意识活动，与必死的身体之间分离的那一刻，是人生之绝响，恐怖之极致。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也许才能理解，面对刽子手的折磨，李大钊为什么只说了一句话：请求速办！
正是从监狱出发，他们重新走向和面对了世界。从监狱出发，从囚徒的绝望出发，这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起点。由此迈步，他们意识到：生命是如此脆弱，人生是如此短暂，世界是如此广大，自由是如此宝贵。于是，他们大多得了一个觉悟：必须把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自由，献给最值得的人生，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否则就对不起这次死里逃生。
“出了研究室便进监狱。”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批知识青年有过如此痛彻的觉悟？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代读书人能够说出如此自信豪迈的话？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从刑场、监狱中向我们走来的。这是他们的终点，但更是他们的起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与历代中国读书人不同，这一代北大青年，不是靠坐着教书、写书、读书成名的，而是靠着演讲，靠着站在沙尘暴、大风天、暴风雨中，向着无边的群众大声呼喊而崛起的。
作为北大学生，陈公博在广东多次听过自己的老师陈独秀的演讲。他的评价是，仲甫先生的学问是好的，但是演讲却不行，因为他讲得太复杂、啰嗦，经常跑题，而鲁迅的演讲声音太小，所以让听众非常失望。最善于演讲的就是邓中夏、张国焘、毛泽东这些经受学生运动洗礼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语言不同。他们总是能在演讲开头，便直截了当提出最能抓人心的问题，诸如——这样的事情合理吗？掌权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该怎么办？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等等。同时，他们又最有概括能力，如邓中夏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现在中国的思想共有哪几派。
陈公博概括说，北大的老师们，都还是书本上的一代，是靠教书、办杂志获得影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是演说的一代。仲甫先生那一代，只能做知识分子的领袖。只有我们这些能在人山人海中呼喊的人，才能做群众的领袖。
其实，鲁迅也曾经这样剖析自己不能做革命党的原因：一是想象力太丰富，而牢狱里的刑罚，对于他来说，会被这种想象力加倍地扩大，会使恐怖分外加倍；二是自己看事太细，多疑虑，不能勇往直前。
五四运动使北大的青年们过了牢狱与杀头这一关。出了监狱，他们要与世界赛跑，与时间赛跑，正是在这种迅跑之中，时代的转换、历史的转换，突然间加速了。
“到森林里去，到民间去。”巴枯宁这句话，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经历了五四，北大学生们认为，最应该继续扩大的组织就是平民教育讲演团。
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已被北洋政府所忌惮，活动开展阻力也越来越大。一次，讲演团的主要负责人邓中夏、高君宇、杨钟健等人一起在南城模范讲演所讲演，所讲的无非还是“教育的普及”“真正的人生”之类的题目，却遭到警察粗暴的干涉和阻挠。眼见又要被警察带走，高君宇不但不怕，反而对台下群众高声讲道：“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列位啊！你们好好想想！”这话立时激起听众对军警的愤怒情绪，台下响起阵阵掌声，高君宇指出，从发动学生到发动群众，从学生领袖到群众领袖，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此事发生后，高君宇、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报告：
将要讲演的时候，该管区警察突然派多人来阻，说是事前没有通知警厅，由警厅饬知该管警署，他们不敢负责，不准讲。我们和他理论说：“我们历来在各城讲演所讲演，并未采取这项手续，何得于此处独异？”于是以此项理由报告该管警署，要求照准。当亦无异词。等到邓康（中夏）君登台，忽然来一电话，说是不可了。我们以为该管警署不讲信用，可以不必齿他，于是邓君仍旧讲演。讲毕，张国焘君继之，刚开口说“今天我们来这里讲演”，警长发令道：“解散！”唉！那如狼似虎的警兵，约摸有百十余人，一拥上台，把个讲台已挤满了。我们见其不可理喻，只得向大伙儿高声说道：“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莫非是要平民受同等的教育。现在他们连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列位想想！要过细的想想！”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这是当日经过的情形。当日去的人和讲演的题目，兹并开后，以示不忘：
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谋大学教育之普及 邓康
知识的用处 张国焘
“人”的生活 高尚德
个人与社会杨钟健[1]
既然坐过监狱，他们便学会了与军警周旋，也学会了往群众里面钻。军警的干涉、阻挠，不但没有消磨高君宇、邓中夏等人的讲演斗志，反而激起了他们宣传的更大热情。此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队伍不断壮大，活动更加活跃，形式也更多样。他们到处呐喊：“黑暗的中国何处不应该改造？腐败的教育，何处不应该改良？”
张国焘甚至不无得意地宣告：“我们足迹所到的地方，就使那个地方北大化，这不是一件快活的事吗？警察想找北大的麻烦，光盯住红楼是无用的！”他后来回忆说：“同顿唔顿”（群众运动）的好处在于，钻到群众里面，想跑就跑了，只要隐身在群众运动里面，警察想找到你，那也是不容易的。
从那个时候起，他们锻炼出一套摆脱盯梢尾随的办法。如果没有这样的锻炼，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们就不可能迅速地从巡捕眼皮下溜走，而很有可能被一网打尽——这就是群众运动的锻炼。
那个时候，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杂志之外，又新办了《少年世界》，发刊词说：“自从欧战的和约成立，我们不仅晓得中国的老年不可靠，同时证明世界的老年都不可靠。全世界的事业和一切待解决的问题，应由全世界的少年采‘包办主义’……中国青年要与各国青年共同负改造世界的责任。”
这篇发刊词还提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知识，就是关于工厂与农村的知识，故呼吁青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广泛的调查。也就是在那时，毛泽东在与萧子升的通讯中，把新民学会的宗旨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3月14日上午，平民教育讲演团借北大第二院校长室召开了第三次常务会议。会议选举邓中夏、杨钟健为总务干事，周长宪、周炳琳为编辑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经认真讨论，会议确定了“除城市讲演外，并注意乡村讲演、工厂讲演”的新的活动方针。
1920年3月23日，平民讲演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则征求团员到农村讲演的启事：
春假期内，我们打定主意要举行“农村讲演”，一来呢，宣传我们的福音；二来呢，我们又可借着旅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非团员亦可加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2]
启事登出后，越来越多的同学纷纷加入讲演团，队伍愈来愈大。
过去，讲演团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北京市区，讲演的对象只是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一群体。3月27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起在该团事务所筹备了第一次“农村讲演”活动，决定利用春假，到农村去，一边旅行，一边传播“福音”。讲演时间定为4月3日至8日。
第一组由高君宇等团员到丰台、七里庄、大井村讲演；第二组由邓中夏等团员到长辛店、赵辛店讲演；第三组团员讲演地点为通州农村。4月3日，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员们兵分三路出发了。[3]
高君宇等第一组团员们乘京奉线火车来到讲演第一站——七里庄。
七里庄是一个仅有五十多户、两百多人的小村庄。高君宇他们一来到村里，就扯起“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旗子，大声地讲演起来，讲农民的苦难，讲造成农民苦难的根源，讲如何铲除苦难的根源。此后，他又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有制与婚姻”等为题，进行多次演讲。
第二组负责人邓中夏带着团员满怀热情来到长辛店、赵辛店，却被泼了冷水。工人们忙于做工，根本没工夫听学生们讲演，反而怀疑地打量着他们：这群学生们不好好念书，怎么跑到工厂来了？怕是有什么别的企图吧。
因此，当天的讲演活动并没有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于是就有团员认为长辛店的工人们觉悟太低。回学校的路上，邓中夏也感到失望极了。事后，他冷静下来再分析，觉得此次下乡讲演失败，不能怨群众，只能怨自己。他说，我们在城里办工读互助团失败，那就到农村去，地方是现成的，不能再办不成了！
北大平民讲演团的成员们不断总结演讲经验，要以通俗易懂的话演讲，更要明白工人们需要的“福音”究竟是什么。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一代青年的理想。那时，这个理想还很高远，但是，他们决心就这样一步步地探索、实践下去。
这说明，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掌握科学的真理，对传播何种“福音”还不清楚，但是在组织形式上，他们已经日渐成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说，包括北大平民演讲团在内的社团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干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