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互助进化”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严复与蔡元培都是划时代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完全不同。严复是《天演论》的译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严复世界观的核心，而蔡元培思想的核心则是“互助”。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发表演讲。他公开指出，这次世界大战，乃是恶性竞争的结果，恶性竞争一定是弱肉强食；而解决恶性竞争、弱肉强食的唯一办法，就是变恶性竞争、弱肉强食为人类全面的合作与互助。因为无休止地主张竞争，只能导致阶级压迫、世界大战乃至人类毁灭，得到这样一个教训之后，人类只能向着合作、互助道路前进。
蔡元培在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蔡元培批判了弱肉强食的观点，反过来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1]
蔡元培在演讲中反复讲到的克鲁泡特金及其《互助论》，代表的正是五四期间最主要的思想潮流，以至于毛泽东曾在刊于《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里指出，尽管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都代表着人类解放的未来，不过，他更赞成克鲁泡特金的主张。
1921年，远在日本鹿儿岛的中国留学生周佛海，利用一年时间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译成中文。鹿儿岛夏天蚊子大且多，周佛海晚上睡觉只能以译稿盖住脸，闻着墨香进入梦乡。周佛海也是沿着克鲁泡特金的道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社会活动家、革命家，他与法国的巴枯宁一起，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尽管二人从未谋面）。五四运动爆发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一书正风行世界，而他本人被沙皇驱逐出国，在欧洲展开革命活动，声望日隆。
实际上，《互助论》是一部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名著。在青年时代，克鲁泡特金在伊尔库茨克总督府任职，因此有机会对东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广泛考察，并到中国东北，沿着黑龙江流域进行生态考察研究。他认识到，通过竞争来适应环境，只是生命进化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经达尔文发现后却被无限地夸大了，从而掩盖了生命进化的另一方面，即一切物种都是按照“群体”的方式来进化发展的，比起竞争来说，在同一物种之中，“互助与合作”乃是物种保存和进化的主要条件。
因此，克鲁泡特金所说的进化，主要是指物种群体内部合作与互助机制的发展。根据长期对自然界的考察研究，他提出了“互助进化论”，并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
克鲁泡特金指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起点，显然不是私有制的小家庭，而是氏族和部落，而互助与协作则是氏族部落主要的组织形式。从东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群体的互助和合作方式至今依然是那里最主要的社会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既是人类进化的起点，也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本能，因此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据此，克鲁泡特金批判了从霍布斯到斯宾塞的国家-社会学说，认为这些学说的基础就在于弱肉强食，主张人与人之间是敌人，把个人当作了孤独的野兽，它是集权主义、军国主义政治的基础——这种观点因达尔文片面的竞争观而不断强化，不但是对自然界的错误认识，更是对人类社会进步和进化的错误认识。
除了对自然和物种的调查之外，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和行会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力图运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自治制度、行会社区制度，来反对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他指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统治方式，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建立在行会与业主会议基础之上的城市自治。
在对威尼斯、热那亚、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分析中，克鲁泡特金提出，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基础是行会和业主委员会。简单地说，就是“行会”与“社区”这两个基本组织形式。正是这两个方面把欧洲社会的工作与生活融合在一起，而在这两个领域里起到协调作用的，是行会师傅议事制度和业主委员会制度。正是这两个制度保证了城市的自治，使得欧洲城市不是在国王的专制统治之下。简而言之，欧洲的封建社会之所以不是中央集权式的，就是因为其城市自治传统，而行会与社区治理的传统之基础，就是互助与协作。
这种反对中央集权与军国主义、主张基层自治与协作的思想，对于当时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与奴隶主义的中国知识界，显然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在游学欧洲期间，蔡元培对于欧洲社会的自治形式，对于欧洲大学在城市自治中起到的作用，印象十分深刻，以至于以为这就是欧洲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他之所以鼓励学生社团，鼓励按照规章治校，就是受到了这种城市自治思想的影响。
简单地把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归结为“无政府主义”，乃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极为复杂的思潮。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最能打动蔡元培、毛泽东乃至章太炎、刘师培，特别是李大钊的，乃是他从物种发展与社会进化的历史，比较深刻地回答了所谓“爱与道德”的自然与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爱与道德的基础，就是“互助”这种生命活动的本能，这也是一切生命发展的必然条件。克鲁泡特金说：
爱、同情和自我牺牲，在我们的道德感的逐步进化中肯定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社会在人类中的基础，不是爱，甚至也不是同情，它的基础是人类休戚与共的良知，即使只是处于本能阶段的良知。它是无意识地承认一个人从互助的实践中获得了力量，承认每一个人的幸福都紧密依赖一切人的幸福，承认使个人把别人的权利看成等于自己的权利的正义感或公正感。更高的道德感就是在这个广泛而必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
实际上，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之间，既有深刻的分歧，又共有许多的思想前提，其中就包括人类社会起源于氏族共产主义制度，而不是家庭私有制这一前提。马克思也认为，巴黎公社制度就是植根于欧洲的城市自治传统。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联合，一定是从地方的、行业的联合开始，逐步才扩大为全社会的联合，而这期间需要漫长的过程。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是摧毁欧洲行会-社区制度乃至城市自治的根源，但是，也恰恰就是在最后一点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出现了。
克鲁泡特金认为，欧洲的城市自治制度、行会制度、社区制度，相对于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基础是协作，而不是弱肉强食的竞争。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工业化大生产是生产力发展与扩大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容回避的结果。这个结果必然伴随着弱肉强食的残酷剥削与压制，其制度形式一定是资本的集权与垄断。克鲁泡特金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妄图回到中世纪行会时代的“田园牧歌”，这是反历史的，也是在实践中不可行的。行会作坊不可能竞争过机器化和工业化的大生产，这是一个既成事实。唯一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资本集权和弱肉强食的，是建立一个劳动者集权的社会、劳动者集权的国家，以无产阶级专政，采用“剥夺剥夺者”的方式才能实现。历史的出路只能是“往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1917年，在蔡元培、陈独秀轰轰烈烈地进行新文化运动期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克鲁泡特金结束流亡返回俄国。他预言，俄国即将到来的工农集权的国家形式，作为国家集权的现代化、工业化形式是一种进步，但对于自治、自由和民主将是一个威胁，而这种形式并不是马克思所期望的。克鲁泡特金的这番感慨，大概也是陈独秀晚年所认同的。
今天看来，历史的道路总是这样曲折狭窄，那种十全十美的选择，因为是超历史、超现实的，往往只有理论上的意义。
因为思想上的根本不同，所以，在五四运动期间，严复多次批评蔡元培的思想不切实际，是理想家，乃至“神经病”。正因为校长是“神经病”，所以，他培养出的学生也是大大小小的“神经病”。
但是，正如章太炎所说，只有疯子、狂人和神经病才能推动历史发展；而能够激发神经病的，就是艰苦奋斗，就是不断奋斗。
其实，当时赞同克鲁泡特金观点的，不仅有李大钊、毛泽东与蔡元培，也包括国学深厚的章太炎、刘师培。章太炎一贯主张，中国自古有社会主义传统，这种社会主义传统起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井田与均田；第二就是有钱人不能当官，不能以罚款抵罪，从而防止了资本与权力的勾结；第三就是基层自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均衡。
章太炎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后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互助合作理想是一贯的、坚定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十分关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中央集权造成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一贯主张调动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都使得他与苏联国家官僚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划开了距离。实际上，离开了青年时代对于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热衷，我们恐怕很难理解毛泽东是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今天，当苏联中央集权式的社会主义瓦解。中国因为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尽管苏联瓦解了，但当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所期望的——建立在行会基础之上的市场活力，建立在社会自治基础之上的自由传统，建立在自由结社基础之上的思想解放——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遗产”，依然在当今世界焕发着活力。“无政府主义”当然有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成分，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但回顾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们寻路的复杂历程，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是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经过对互助、协作思想的认同，经过对于基层自治传统的重新发现，方才走向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忽略这个过程，无论对于今天还是昨天，都是简单化的行为。
巴黎和会虽然击碎了中国知识界的“美国梦”、世界大同梦，但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之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无疑鼓舞了蔡元培等人的理想——为一个互助、合作、自治、平等的新社会而继续努力实验，继续努力奋斗。
这就决定了五四时期的学生救国组织，向着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等社会实验形式继续迈进。
正如蔡元培所说，倡导互助合作，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认同。
早在法国编辑“学风丛书”期间，李石曾就打算翻译《互助论》，而这个工作后来由周佛海完成了。《互助论》的译者周佛海后来参加了中共一大，就是在中共一大开会期间，经过李达夫人的介绍，他与杨淑慧恋爱。解放后，正是经过杨淑慧的指认，中共一大会址才被确认——这当然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