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大风天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旱”——这天浓云密布。
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强劲的风吹得摇曳动荡，空气中不时传来从西面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的各种花卉的芬芳。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道路两旁的梧桐郁郁葱葱。春夏之交，正是适合郊游的季节，然而红楼内的青年学子，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而是手举白旗，列队示威，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出发的时候，大总统黎元洪正在总统府设宴款待曹汝霖和陆宗舆，总理钱能训作陪。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举杯换盏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上午10时，北大学生齐集于马神庙第一院内，准备出发去天安门。张国焘一身白衣，十分醒目。他手持一条标语，上书“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满脸的兴奋与激动。自从他参加学生运动以来，这是最为重大的一次活动。邓中夏则穿着一件灰色袍子，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许德珩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正大声地向身边的同学们交代着什么。
翻译易卜生《玩偶之家》成名的罗家伦，一大早刚从外面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急匆匆推门进来，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草，你来执笔吧！”罗家伦略加思考，便一气呵成，写下一篇不到200字的白话文版《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特权，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7]
五四运动产生了两个北京学界宣言，一个是许德珩在五四前夜起草的文言文宣言，一个是在游行出发前由罗家伦草拟的白话文宣言。罗家伦的壮行版宣言，在历史上流传最广。
正当学生准备走出校门时，身穿长衫、戴着圆眼镜的蔡元培校长朝队伍走了过来。他缓缓地走到人群前面，伸手示意大家安静后，大声说：“同学们，国民外交协会已经定了七号开国民大会，北大不必单独行动为好啊！”
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叫喊声：“不能再等了！”“我们要游行！”“北大的事情北大自己担负！”“校长不要阻拦！”平日里文绉绉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的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
群情激奋，蔡元培只有沉默。张国焘平日里同蔡元培校长打交道比较多，比较熟悉，他见蔡元培站在道上不肯走开，而日头已渐渐毒辣起来，不觉心急。他向队伍前面的许德珩、邓中夏等人使了个眼色，便走上前去，高声喊道：“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一边说着，一边和其他几位连推带请将蔡元培拥走了。
队伍刚走出校门，又遇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匆匆赶来劝阻：“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邓中夏大声回击道：“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你们连这样的卖国条约都敢签订！”“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面对指责，次长无言以对。最后，游行队伍仍然浩浩荡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
队伍高举起法科学生谢绍敏昨晚当众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的衣服，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走在前面的同学高举着一副如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上面浓墨大书：“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
午后的天气十分炎热，北京的街道那时本来就灰沙很多，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履，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在焦热的空气中，加上一路不停地高喊，大家口干舌燥，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手绢一齐挥动起来。身着长袍的邓中夏觉得身上格外沉重，但他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绝不能中途放弃。
长安街上挤满了赶来围观的各界群众，潮水般一同涌向天安门。学生们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人群派发传单。北京军阀政府闻讯，先是由教育部一司司长来劝说大家解散，学生不理，反劝他不要管学生爱国之事。徐世昌又命步军统领李长泰率警吏奔赴天安门，企图强力阻止学生游行。他站在人群中挥舞着双手，要求学生立刻解散。学生们则根本不理会，继续高呼“打倒卖国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李长泰见群情汹涌，未敢弹压，最后叮嘱学生举动要文明，便回去复命了。
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两个多小时，一边散发传单宣言、喊口号，一边演说，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北大学生显然成了这次示威游行的主持人和领导者，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始终以学生领袖的姿态走在最前面。段锡朋担任大会主席，许德珩被推举宣读了他自己起草的文言文版《北京学生界宣言》，充满激情地沉痛号召——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8]
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主席团拿着传声筒，站在桌子上声嘶力竭地演说。谢绍敏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为旗，如同一声声愤怒的呐喊声，响在每一个爱国学生的心间，呼啦啦地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高高飘扬。
集会讲演之后，大会主席易克嶷当场宣布：“游行开始！向东交民巷前进！”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两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学举着白布做成的横幅，上面写着十个斗大的毛笔字——“收回山东示威游行大会”。霎时间，随着游行者手中的小旗举上落下，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古城北京。
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西口美国使馆门前时却被阻止。学生们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路口，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学生队伍通过。大家热血沸腾，却遭到阻挠。“为什么自己的国土不准通过？简直是耻辱！”代表同巡捕交涉一番，还是不让通行。大家都很气愤，不甘心地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
这时，学生们将事前准备好的、一式四份、落款为“北京高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万一千五百人谨具”的英文《说帖》，派北大学生罗家伦、张庭济等四人先后到美、英、法、意各国使馆去投递。《说帖》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决心，同时又表示希望美国等国政府给予“同情之援助”，反映了学生们当时因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而对帝国主义所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天是星期日，使馆无人办公，也找不到其他人，罗家伦等人只好把《说帖》放在使馆门口，然后就无奈地回来了。时为北大文学院哲学系学生杨晦回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9]
激愤的人群中忽然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去！”东交民巷既然进不去，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如果这样回去，岂不是又重蹈了去年的覆辙？大家决定去附近的曹汝霖宅，找曹汝霖算账。
当大家决定向曹汝霖家走去时，面对逐渐失控的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傅斯年怕出意外，试图极力阻止前行的队伍，但哪里挡得住这场势不可挡的洪流呢？
三千多名学生继续浩浩荡荡地向曹宅进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事先准备好的传单，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
据参与当天游行的作家王统照回忆：
“干吗的？学生们这一大片！喊的甚么？轰轰的听不清。”一位花白胡子的瘦弱老人，在一辆人力车上抬起他那老式的方袖马褂的袖子，像对青年车夫问话。
车夫早已停住车子，等待游行大队通过后方能横越大街。他紧拧着浓黑眉毛，大声道：“您老耳朵不听用了，没听见这是要‘誓死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吗？青岛！青岛在山东，是咱们中国的！……”
“噢，怎么，为的收回青岛？……对！对！青岛是好地场，我走过的，走过的，那还是光绪末年，德国人修的铁路那时到了济南……日本人又夺了去！……哎，打不过人家，可要怎么收回来啊？……”
青年车夫愤愤地道：“有汉奸里应外合便不好办，学生们这是要先与汉奸算账！”[10]
许多围观的市民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动得落泪了，店铺里的店员和顾客都停止了交易，走到门口的石阶上看着游行队伍经过，连巡警们也感动得抹泪。
下午4点多，学生们向东到达赵家楼曹汝霖宅门前。抗议了一天，竟然什么结果也没有，政府毫不理睬，此时学生们愤怒的情绪达到极点，有气无处发泄，一面高呼“捉卖国贼呀！”一面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挑了下来，摔了一地的碎瓦。接着，愤怒的示威学生隔着临街的房屋，将满地的碎瓦使劲抛进院里去了。
高君宇等几个学生发现正门旁边一间房屋临街有一个小窗户，几个同学用儿时攀墙惯用的“叠罗汉”办法，一个踩着一个的肩膀爬上墙头，翻入曹宅院内。学生们向守卫的军警进行爱国宣传后，持枪守卫的警士当即避开，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首先破窗而入，撬开大门，高呼：“进来！”邓中夏等人如潮水般涌进院子，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椅子腿、桌子脚到处砸，把曹宅什物捣毁一空。
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将曹家东院的书房里易燃的地毯、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拿出随身携带的火柴，断然点燃。顿时，火光和黑烟冲天而起。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奔走相告：“起火了！”“起火了！”
学生们并没有为难曹汝霖年迈的父亲、妻子等人，让他们走了。章宗祥那日正在曹宅与日本人议事，原本先行躲入锅炉房内，看见着火，被迫从锅炉房逃出。学生们见他西装革履，以为他是曹汝霖，便围上来用砖头、铁棍痛打了他一顿，后来发现他是章宗祥，便又打了他一回。
多年后，罗家伦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11]
打过章宗祥之后，学生们怕事情闹大了出人命，纷纷跑出门去。罗家伦、傅斯年、匡互生等学生领袖也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灭火；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命带领大队军警赶到赵家楼，并立即下令捕人。凄厉的警笛混合着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胡同内外的地上残留着同学的帽子、鞋子，胡同里烟雾弥漫，陷入一片混乱。
周炳琳和大批同学撤了出来，大家本打算一起回学校，却在大街上走散。一些同学被便衣警察分头带走，警察当场抓捕尚未散去的同学32人，其中就有许德珩和易克嶷。
许德珩和易克嶷被捕后，遭到了军警的故意侮辱。军警把他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位于前门的步军统领衙门。在板车上，易克嶷以为自己要死了，便跟许德珩念叨：“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罢。”许德珩则慷慨地说：“如果自己的鲜血可以换来国人的警醒和抗争，那么虽死无憾，死不足惜。”
当晚，32位被捕学生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不许走动，不许交谈。关押爱国学生的这间小监房里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熏天。在黑暗的监牢中，许德珩怀着一腔激愤，作了两首诗：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
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
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12]
那一夜，在黑暗的囚室里，被捕的32名学生以明亮、清澈的目光，对抗着漫漫长夜。
1919年5月4日深夜，夜幕下的古都北京，一片死寂。
事情终于闹大了。
北大学生聚集在第三院大礼堂，商讨营救同学的办法及处理善后事宜。室内灯火通明，大家却一片愁云惨雾。有人担心地说，校长可能会因为这次事件辞职。大家愤然表示，如果校长辞职，我们就继续上街游行。
忽然，大家听到有急切的脚步声走来，竟是蔡元培校长。看到校长，学生们害怕受到训斥，有的大声呼叫，有的竟放声大哭。蔡元培走到前台，温和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
蔡元培继续说：“我是全校之主，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日起照常上课。”紧接着他表示：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名学生保释出来。
放下这几句话，蔡元培昂然而去。
蔡元培离开后，大会继续进行。这次会议议决联络各校同盟罢课，同时为加强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当晚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易克嶷等已经被捕，邓中夏、黄日葵等被选为干事，继续担任学生干事会的主要骨干。
蔡元培连夜拜访受段祺瑞倚重的孙宝琦，请他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孙宝琦因担心事情闹得太大，并未当场答应。蔡元培就坐在会客厅等待，从晚上9点左右，直到午夜12点还不走。孙宝琦无奈地劝他先回家休息，并答应明天去试一试。
这一天，彻夜未眠的邓中夏写下了一首诗：
觉悟的门前，
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姊妹啊，
我们开门呢？
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
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
兄弟姊妹啊！
我们去呢？
不去呢？[13]
多年以后，作家冰心回忆五四那天的下午，让她念念不忘的不仅是窗外浓郁的花香，她说：
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14]
就在冰心被槐花熏得头痛、彻夜难眠之时，一个新的黎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