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日密约”
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有现代国民，而现代大学，就是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的地方——正是蔡元培和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北大挑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后来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乃至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首先，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之间有根本性的关系，但是，五四运动不能简单地等于科学民主运动，之所以由北大首倡，首先与蔡元培的治校理念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五四运动期间，严复会指责这是蔡元培治校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陈独秀首倡的科学民主，不过是对蔡元培五大教育理念的升华。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五四爱国运动的力量，则是蔡元培的“五育并举”理念，即以“育国家之良民”为目标，“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项教育。美育在五四运动中的最直接体现，其实就是演讲。
其次，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围绕着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而发生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并不是“二十一条”，而是1918年的三个“中日密约”。正是为了反抗“中日密约”，北京大学已经于1918年5月发动过一次游行。尽管蔡元培没有支持这次学生运动，但是，这次运动是从日本留学生的归国抗议活动开始，波及国内和北大。当时回国抗议的留日学生救国会骨干李达、李汉俊等人，正是在这次运动中结识了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等北大学生。1921年上海建党时，张国焘、刘仁静与李达、李汉俊其实早已熟识。留日学生救国会的回国，导致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更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学生大串联、大联合。因此，说到五四爱国运动，就必须讲清楚中日密约，以及由此导致的1918年5月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一次预演。
新文化运动为何以及怎样迅速地转向了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五四学生运动？这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需要面对和说清楚的最为重要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1918年5月是一个转捩点。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也是五四运动的起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最为重要，因此说来话长。
20世纪80年代，早已沉寂了多年的张申府，就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问题接受了美国学者薇拉·史华慈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以弘扬科学、民主为主题的现代中国启蒙运动，被以救亡为主题的五四学生运动所打断，蔡元培所提出的“研究精深之学问”的“大学之道”，被政治运动所替代——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歧路”，也是中国现代历史转变的关键所在。
张申府是北大1914级学生，在校期间主修数学和哲学。他毕业留校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曾经批评“下属”——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的书法过于自由。五四运动之后，他和李大钊、张国焘共同组成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在赴法期间与刘清扬恋爱结合，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等人，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四大后，张申府即退党，思想也日益消极。
张申府是一个很讲究生活的人。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公开发表文章支持蒋府的“宪政”，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此举引起举国嘲骂，以至于刘清扬忍无可忍，宣告与之离婚。张申府自己解释发表这篇文章的理由竟然是：他很需要钱，确实非常需要三千大洋的稿费。
张申府接受薇拉·史华慈的访谈引起轰动。不久，当代思想家李泽厚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长文，对张申府的主张作了更为细致深刻系统的阐发。此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这种对于五四的“重估”，导致了“救亡”压倒“启蒙”一说的产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估五四”，为随后的“新启蒙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提出“救亡”压倒了“启蒙”，提出学生运动压倒了学术运动，从而使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走向“歧路”者，长期以来大有人在。这绝不是什么张申府“半个世纪的重新觉悟”“迟到的觉悟”，而张本人更不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因为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其实是陆宗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陆宗舆成名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是中日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全程参与了“二十一条”的交涉与签订；其二，他是五四学生运动所指斥的三大卖国贼之一。
1919年5月9日，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伊始，陆宗舆为了“甩锅”，提出辞职（当时，陆任制币局总裁）。他在辞职书中，首次把五四学生运动的主题称为“救亡”，并指斥道：北大学生“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俱在”。[15]陆宗舆的辞职书更把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解释为政府内部的党争所造成，而北大学生不过是政府内部党争的一杆枪。
在陆宗舆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救亡”问题，当时的北大完全是无事生非，是“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
更进一步说——最早提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教育运动，被学生爱国运动所打断的人，也并不是张申府，而是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五四运动爆发后，六七月间，严复即致函友人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绝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16]
在这里，严复断然指出，且不说中国可救与否，但能够救中国的，一定不是现在的北大，更不是发动五四运动的这批“咄咄逼人”的“坏学生”。这些不好好读书做学问的“坏学生”跳出来，乃是北大蔡元培治校无方的结果。
与陆宗舆不同，严复大概还是承认近代中国面临着“救亡”问题，但他断然指出，能否“救亡”，首先不可知，而“救亡”不是北大的事，更不是北大学生的事。北大的事，就是好好读书做学问。那么，救亡靠谁呢？严复当然以为还是要靠北洋政府。如果北洋政府靠不住，那么，从根本上讲，要靠一战之后形成的“国际新秩序”，主要是靠美国在这个国际新秩序之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来对照当年陆宗舆和严复的观点，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历史对这些人而言，竟然没有丝毫的变化。
回首百年沧桑，总结我们走过的路，回顾北大风雨历程，作为后来者，也许不仅是感慨万千。让历史告诉未来，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之所以要一次次地回到历史，就在于此。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18年5月“中日密约”签订期间，无论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还是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原本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基本是相安无事，其中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便是——北大不是办在象牙塔和真空里，北大办学需要人才，也需要经费，北大的办学经费只有从北洋政府那里来。尽管北洋政府的钱，主要是靠借款、出卖中国利益而来。
这期间，无论北洋政府如何城头变幻，无论南北关系如何分分合合，无论国际局势如何风云诡谲，都没有动摇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志向，也没有动摇蔡元培和北大的办学初心。北大的理想，当然就是蔡元培提出的“研究精深之学问”，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的立场也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欲创造新文化，就必须从创办新教育入手，就必须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出发，为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埋头苦干。
那个时候，他们看到了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他们还是没有看透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之根本。他们固然厌恶官僚政治，但是，他们绝没有料到北洋政府的封建官僚作风，会把中国置于如此不堪的地位。
这期间，在宁静而热烈的北大校园之外的中国与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其中英法为协约国，德奥为同盟国。双方交战，袁世凯政府只是隔岸观火，发布命令说，欧洲各国“不幸失和，中国皆系友邦，已布令恪守局外中立，以敦睦谊”。
话音未落，中国的“局外中立”就保持不住了。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当年11月，日军攻占了德国在华殖民地——山东青岛。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广泛的权利要求，此即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其中第一号即提出，中国政府承诺，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交给日本。
1915年5月21日，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参与签订这个条约的中方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他也是后来巴黎和会的中方总代表），次长曹汝霖，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在段祺瑞引导下，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与德国断交。这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驻美公使顾维钧强烈建议中国追随美国，对德宣战。顾维钧的理由是，未来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一定是美国，中国要紧急站队，将来只有“赖美为助”，中国才会在世界上有地位。
顾维钧，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与胡适不同，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顾维钧获得学位后当年就回国，任袁世凯和外交部秘书，1915年，也就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那一年，顾维钧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当时他只有27岁。这项任命反映了袁世凯用人不拘一格。
段祺瑞支持顾维钧的提议，主张参与一战，但大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南方的孙中山也反对。于是，造成国会解散，大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东，形成非常国会。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罢免国务总理段祺瑞。6月，应黎元洪之约，张勋率部进京调停府院矛盾。不料，张勋却扶植溥仪复辟。7月12日，段祺瑞率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瓦解。
8月25日，孙中山在到达广东的150名国会议员的基础上，召开非常国会，决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南北两个对立的政府因此形成。南北开始交战，直到1917年11月才宣告停战。
1918年1月，欧战已接近尾声，中国的南北战争也已结束。此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提出战后国际秩序的准则，其中最重要的是：签订公开和约，反对秘密外交，恢复罗马尼亚等国领土，并倡议设立一个国际联合机构，召开巴黎和会。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和协约国一方，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鼓舞，恢复罗马尼亚领土、废除秘密外交，更为中国所拥护。中国期望，战后恢复列强所占领的中国殖民地，特别是山东青岛。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北洋政府与日本展开秘密外交，1918年5月先后秘密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统称《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主动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等于自外于协约国集团，自外于威尔逊提出的战后新国际秩序，使中国战后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不是“二十一条”，而是1918年5月之后的三个“中日密约”呢？
袁世凯死了，他和北洋政府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债务陷阱与沉重的债务包袱，所谓“二十一条”只是其一。因为“二十一条”是在日本的胁迫下签订的，按照战后的国际法，在法理上是可以废除的，但是1918年5月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战局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北洋政府一次极其愚蠢的自愿选择。
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追随威尔逊关于废除秘密条约、交还殖民地等一系列条款，但是，北洋政府却完全背离了这些对中国有利的国际条件，主动把中国绑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主动地与日本站在了一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极为荒唐、愚蠢的选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爱国学生起而反对北洋政府，其实就是从1918年5月开始，而站在前面的，起初也并非蔡元培的北京大学，而是海外留学生，特别是广大留日学生。
1918年5月的一天，碧波荡漾的东海有一艘从日本开往上海的轮船，甲板上挤满了罢学归国的留学生。这群留学生的返回，就是为了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作为战胜国，中国为什么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却与侵占中国领土的日本缔结密约，选择与日本站在一起？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借一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历史机遇宣示中国权利，维护中国主权，要求收回青岛等殖民地？这是广大留学生提出的疑问。
北洋政府继续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向日本大笔举债，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最先得知“中日密约”的留日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按照国际倡议，废除秘密外交，要求日本公开承诺“还我山东”，全体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了游行集会。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镇压，被捕一百多人。同学们组织救国团，六千多名留日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二愤而罢课返国。
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一千四百多人回到上海，并在此设立救亡团本部。随后，李达等人又从上海来到北京，与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邓中夏、张国焘、许德珩等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的行动计划。
在回国抗议的学生中，有当时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的郭沫若。他慷慨激昂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颇有气魄：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其中，也有后来成为北大学生的黄日葵。黄日葵1899年出生于广西桂平县一个书香之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举人或秀才，父亲黄尧轩还曾留学日本。受家庭影响，1917年冬，他自费赴日本弘文学院留学（这也是鲁迅初到日本学习日语的地方）。这个日后成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成员的年轻人，此刻内心正处于焦灼不安之中。
日本、俄国都被西方列强视为异类，却都是对中国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打的，直到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对中国的态度才发生改变。1917年冬，俄国传来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但是，当时中国人对于俄国巨变还所知不多。
这次留日学生回国抗议，产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就是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带到了中国。
中国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大批留日学生的介绍有关，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就包括黄日葵、李汉俊、李达。
黄日葵回国后，在上海偶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两人谈得很投机。得知罗章龙受新民学会选派，准备去日本留学，黄日葵失望地说：“莫去日本了，占了我们山东青岛的就是日本。日本不但不能容纳我们这些人，而且根本容不下中国，日本要灭亡的恰恰就是我们中国，就是我们中国人！”罗章龙听了这话，愤恨地骂了一句：“哼！那还去那里干什么，抢先去当亡国奴吗？”虽然毛泽东给他的赠别诗都写了，罗章龙还给自己起了日本名字“纵宇一郎”，但听了黄日葵的一番话，他当即表示不去日本留学，转而报考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
当晚，李达等人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情况以及反对这一协定留日学生的遭遇叙述了一遍。平日里性格温和的高君宇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大声说道：“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政府偏偏在这个时候与日本搞秘密协定，这不是与虎谋皮吗？这不是浑然不知外情的荒唐之举吗？如果中国这个时候与日本站在一起，这不是自愿承认日本占领青岛是合法的吗？我们天天读书，如今再不能装聋作哑，怎能容忍北洋政府干如此卑鄙的勾当？”
第二天，邓中夏、高君宇等人来到李达他们所住的湖南会馆，共同商讨行动纲领。接着，他们按照行动纲领开始四处奔波，积极串联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等。
5月20日晚，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黄日葵作为留日代表之一，首先向大家介绍情况，陈述了日本对中国的欺骗。他指出，青岛原来就是中国的，协约国原本有理由收回主权，应该积极响应威尔逊倡导的和平原则，废除秘密外交。偏偏这个时候，政府却抛开各国，单独与日本订立密约，这样，中国在世界上就再无信用可言了。
北大学生代表也纷纷发言，响应留日学生号召。张国焘向来口才出众，小有名气，他当时也站起来慷慨陈词：“人人明知日本最不可信，但政府却为了取信于日本，竟然背约于世界。如果我们此时不出来表明态度，恐怕中国的一切权益，都会被稀里糊涂地出卖了！”
高君宇大声呐喊：“这个事情绝对马虎不得，如果此时诸君没有态度，中国将会贻笑于世界，今后再想在战后的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了！”
这时，因为翻译《玩偶之家》一举成名的罗家伦突然推开人群，跳到台上大呼：“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冯国璋代总统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
话音未落，群情激昂：“我们毕竟是国民一分子，政府糊涂，我们不能装糊涂，全国糊涂，中国还有明天吗？”
会议决定，第二天各校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声援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
但是，当时学生并不全是如此齐心。谭平山后来回忆，他起初也慷慨激昂，却被同窗兼同乡陈公博泼了冷水，积极性就几乎丧失了。
谭平山（1886—1956），原名谭鸣谦，又名谭彦祥，字诚斋，号聘三、诚齐，广东高明人。辛亥革命时，他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7年，31岁的谭平山带着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守成创业，振发家声”考上了北京大学。
与谭平山一起考上的还有他的高明同乡谭植棠（1893—1952）、广州的陈公博（1892—1946）。在校期间，年纪最大的谭平山，经常像大哥哥一样照顾这两个同乡。后来，他们三人创立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问陈公博：“猛野（陈公博绰号，意为“厉害的家伙”），对中日密约，你怎么看？”陈公博扶了扶金丝边眼镜，反问道：“聘老（谭平山绰号），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我们又能做什么？不过是做做研究，只会说说空话的学院派罢了。写几篇文章，喊几句口号，就能改变这个世界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你忘了吗？守常先生曾说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的时候。”谭平山慷慨激昂地说。
陈公博摇着头说：“这个大道理我自然是懂的。革命难不成就凭一张嘴，一个笔杆子？革命，首先要的是行动，行动就要有牺牲。可是，为了未来虚空的幸福，去牺牲现在的幸福，值得吗？胡适先生说，现在的世界，好比是大海里翻了船，要紧的是救出你自己。自己都救不了，你倒是要救国了？”
“聘老，国家大事，自然有政府去考虑，现在的时局不是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就能说了算的。对于中日关系，且不说政府有其为难之处，就是蔡校长他们，不也还没有表态吗！北大办学，不要政府的钱吗？与政府闹翻，于我们有什么好处？我爸爸告诉我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有出息。咱们现在应该干好眼前自己的事，少管那些虚无缥缈的大事。比起俄国、美国、法国的道路，我还是更关心我自己的人生之路，至于重新瓜分世界之类的，sorry，I don't know……”
陈公博这番类似教训的话，谭平山听了很是懊恼，不知道该如何向这位同乡好友解释他内心的感受。
自认为对政治有深入了解的陈公博，年少时就爱好文学。他以为政治无非互相利用，青年人最容易被政客所利用。没有一个政治家不是翻云覆雨的，政治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搞政治无非是以天下人为往上爬的梯子而已。多年后，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从政，陈公博在《苦笑录》一书中提到：
政治的内幕，太复杂太变幻了；仿佛夏天的天气，万里晴空，骄阳似火，你偶然见着天际横着一抹淡淡的微云，一阵便倏然变成了骤雨，一阵或者倏然变成了狂风。身当其事的人们，自己也难得知道它变幻的来源，也难得知道它演化的结果。要防患未然罢，本来似乎没有患；要补救事后罢，竟直接使你来不及救，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身命也要听天由命地让其浮沉。在当时遇事时，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在今日我把笔记载，事已隔了许多年，还是感觉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17]
至于为什么后来走上了政治这一条路，陈公博解释是家族基因里打抱不平的天性。
当陈公博考上北大文科哲学门，临去北京上学前的一个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身为省议会议员的陈志美很满意儿子选择了读书这条路，他微笑着说：“一治一乱是历史的成例，现在已是乱极而治，治世是无机可乘的。少年人还是好好求学问罢。”这是他对儿子的希望。此后不久病逝的陈志美，再也没有机会验证自己对儿子的这次指导是否成功。
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陈公博思绪万千。他永远忘不了父亲对自己的责骂，忘不了自己在学生军几个月的狼狈生活。曾任参谋官的陈公博起初连正步走都做不好，起床号和熄灯号分不清楚，其他行动都是跟着同伴行动。
父亲调侃说：“大约你现在才知道‘学然后知不足’吧。”陈公博十分惭愧，决心告别那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
在陈公博看来，父辈所说的“治世”十分遥远。1916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没有一个政治和军事强人可以控制局面，北京政府陷入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的争夺之中。北京是一个混乱的旋涡，与广东比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搞政治、研究政治的地方。这次到北京大学念书，陈公博暗暗告诫自己，不管闲事，专心读书，决然忘却祖父造反革命的历史。带着这样的想法，陈公博走进了北京大学。
政治无非翻云覆雨，政治家无非把天下人作为自己往上爬的梯子——这种所谓“觉悟”，竟然为他后来所奉行。
邓中夏则与他们完全不同。作为高官的儿子，对于政府内部的钩心斗角、派系党争，邓中夏比陈公博知道得多，认识也深刻得多，但是，政治难道就一直这样坏下去吗？在他看来，要改造中国，当然像陈独秀所说的，要靠国民、靠民众，靠腐败的官员是绝无希望的。人们又总是说，民众水平太低，素质太差，需要培养教育，难道就这样一直等待下去吗？不行。
邓中夏的设想是，既然等待是不行的，那需要知识分子里面出现先觉者。这些人要勇敢地站出来，去做群众的领袖。与其等待群众觉醒，与其不断地去培养教育人民，不如培养群众领袖。一旦有了群众领袖，群众的觉醒就会比较快到来。
蔡元培校长说，中国民众的知识还是很不够，所以教育群众需要很长的时间。邓中夏反驳说，德国民众的教育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一旦出了坏的群众领袖，德国民众还不是稀里糊涂地走向了专制和战争。可见，群众的知识重要，而启发群众觉悟、带领群众前进的领袖的作用更为重要。
新学期开始了，邓中夏已是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一年级的学生。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各种思想、学派交相论争，令他深受触动。
被同学称为“秀才”的邓中夏，开始读人生中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从那些肆意纵横的文字中，他感受到狂人的力量，要做大学问、成大事业，就必需孤行己意，万折不回。
“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
“带着孩子，跟着疯子，向光明走去。”
但光明究竟在哪里呢？怎么才走得到？邓中夏决心带着新思想、新文化探索下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他不想再抱着古书研究，而是要寻找解决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的方法，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邓中夏决定站在抗议活动的前列，做群众的向导与领袖。他抗议的对象，恰恰是父亲在其中做着高官的政府。
邓中夏视富贵利禄如粪土，这使父亲感到惊讶。从那时起，温柔敦厚的邓典谟，却发现自己的儿子似乎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