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1918年的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想办的大事，原本并非上街请愿。他们也绝没有想到一年后会发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们原本想的只是在学校里搞新社会实验。这个新社会的指导原则就是互助。
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留日学生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员才找了北大。
1918年6月25日清晨，从日本罢学归国的曾琦和张尚龄一同搭上了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一个月前，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日本成立，曾琦和张尚龄都是救国团骨干成员。救国团活动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阻挠后，两千多名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回国，在上海成立救国团总部，继续与北洋政府斗争。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曾琦打算在京津成立救国团分部。这次他们专程来北京，就是为了找好友商议此事。
两人来到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回回营2号（今闹市口中街48号）的陈愚生家，陈的好友王光祈、周太玄、雷眉生等人也先后赶来。当曾琦谈了在京津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的想法后，王光祈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将矛头指向段祺瑞政府，在京津难有立足之地，不如另起炉灶，组织一个学会，召集有共同志向的爱国青年，打好思想基础、立定知识根本后，再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类实际问题。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琦就有过组织学会、进行社会改造实验的想法，后因罢学归国而搁置。他们在陈愚生家彻夜畅谈，一致决定组建“少年中国学会”，“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7]。
几天后，王光祈、曾琦、陈淯、张尚龄、周太玄、雷宝菁等几位同窗好友在陈愚生家继续探讨组建学会一事。改造中国的共同理念和奋斗目标，使这几个年轻人很快地团结在一起。此时李大钊也在苦苦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思考青年如何为民族振兴作出贡献，于是，他受邀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他们在会议上一致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译部主任；委托王光祈起草学会规约。
1919年7月1日上午，少年中国学会在陈愚生家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和在京的十几名青年会员参加。李大钊修改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信条为“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会员标准包括“纯洁”“奋斗”“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绝不可以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的行为”，经五名会员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才可入会。
学会设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曾琦任评议部主任，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李大钊任月刊编辑主任。大会还决定每年7月1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编辑发行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的《少年中国》月刊及《少年世界》月刊等。学会成立当天，曾琦兴奋地作了一首诗：“风尘相煦沐，幸有平生交。共作百年计，耻为一世豪。”大家“欢宴而散，吾少年中国学会遂呱呱坠地矣”。[8]
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的领导者是四川人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生于1892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时，王光祈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的罢课和游行活动。1916年，王光祈应《四川群报》主笔李劼人之约，兼任该报驻京记者，介绍北京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斗争。后《四川群报》被封，他又担任《川报》驻京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王光祈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时政。5月4日那天，王光祈还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当天就将游行情况用专电发回成都。
此后，李大钊介绍北大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负责人和活跃成员，如许德珩、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等加入学会。
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活动、坚决斗争的刘仁静，也被少年中国学会所吸引。刘仁静回忆说：
我出狱后，有一天，在我的宿舍里，我见着一个人走进来，他年近三十，面庞清秀。他见着我和我热情握手，这就是王光祈先生……这次他特地来看望我，慰问我，并对我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表示称赞。我们谈了很多，最后他介绍我加入“少年中国学会”。[9]
1919年9月，刘仁静给好友恽代英写信，将《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四册和学会规约寄给恽代英，邀请他入会。恽代英细心研究了刘仁静的信和会务报告、规约以及会员通讯，认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正是他这两三年来所努力实践的信条，“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的少年中国学会正是自己多年寻求的扬善除恶的团体。恽代英立即给学会创建者之一王光祈写信，表达了“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的心愿，并于1919年10月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第二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此后，毛泽东长期和学会保持联系，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
少年中国学会先后在南京、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海内外成立了分会，会员达一百二十余人。此时，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在国内影响最大的青年学生社团。蔡元培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10]
然而，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王光祈在学会成立不到一年之际，却突然决定出国留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陷入了与同乡吴若膺的爱情。吴若膺是吴虞的爱女。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吴虞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就是吴虞率先提出的。因为体检不合格，王光祈没有去成美国，吴若膺独自去了美国留学。王光祈最终去了德国留学，两人因此分手。
1920年4月，王光祈赴德国法兰克福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兼任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的驻德特约通讯员。约在1922年冬，“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的王光祈，决心以礼乐治人心，“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他从此改学音乐理论与音乐史。
1923年7月，王光祈从法兰克福迁居柏林，学习小提琴和音乐。1927年4月，他入柏林大学音乐系继续深造，历时7学期。1933年10月，他受聘于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该院中国文艺课教师。次年6月，王光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
奔赴德国留学，王光祈并未享受公费资助，因此生活很清苦，加上与恋人分离，心情一直抑郁。1936年1月12日，积劳成疾的王光祈因突发脑溢血骤然病逝于德国波恩医院，终年44岁。
1936年3月15日，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召开的王光祈先生追悼会上，主祭人宗白华先生在祭词中说：
他目光炯炯，沉默寡言，可是一开始谈到学会的事，这态度立刻放弃，以活泼的态度来谈会务，每一问题，他能运用细密的思考，使各方面都顾到，他简直是将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他的爱人，他的思想文字事业无不集中于学会。学会同人，都无形的以他为学会的中心人物，学会的灵魂。公推他返北京任执行部主任。在此期间中，学会的对外对内的会务，他用全力处理，他这种勇于负责治事的精神，是没有人不钦佩的。
是时中国青年都感觉知识的饥荒，于是王先生不得不暂时抛弃——中国少年学会——他的事业的爱人，和所恋爱的爱人，同着魏时珍等到欧洲留学，王先生是极富于情感的，他的恋爱事件，使他精神上很痛苦，到欧后，恋爱又幻灭，他受了这重大的刺激。[11]
对曾经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事情，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渝宴请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人，周恩来以觉悟社会友的身份参加。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起初并不知道王光祈已经去世，后来得知后极为感慨，多次批示照顾王光祈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