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此期间，李大钊与陈独秀就如何在中国建立与发展共产党，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认为，如果再像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候那样，依靠著名学者和海外留学生是远远不行的。因为时代变了，五四运动已经造就了一代新青年，形成了广泛的社团。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这些新青年是有组织的，是有行动能力的。这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老青年”所不能比的。
建立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这些有组织力、有行动能力的新青年为基础，必须把他们的组织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只有这样，未来建党才会有真正坚实广大的基础。
根据这样的设想，他们决定，在成立党的小组的同时，先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使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建党的基础。
就这样，1918年8月成立的留日学生救国会的主要召集人——李汉俊、李达，外围成员周佛海等，便成为依靠的主要对象。随后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恽代英、董必武，也成为未来的主干人物。在送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出国期间，毛泽东与李思安等人在上海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希望毛泽东把新民学会改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此一来，建党的思路就清晰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的社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陈独秀说干就干，他立即转变思路，既然戴季陶这些人不敢干、不愿干，那就还是自己的学生最可靠。当时，他准备应陈炯明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于是首先想到了刚刚从北大毕业的三个广东学生。
1920年初，谭平山即将在北京大学毕业，开始考虑毕业以后的前途和出路问题，也在思考为正义而斗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他总结了在北京大学期间办《新潮》的经验，决心办一个刊物，通过研究和宣传新文化，推动社会的改革。为此，他和同乡同学陈公博等商议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办《政衡》杂志。1920年3月1日，《政衡》杂志在上海问世，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成为该刊主要撰稿人。
1920年夏天，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一起创办《广东群报》，在该报开辟了“工人消息”“时评”等专栏，发表了《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立即联系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向他们了解广东社会政治等情况，商讨组建广东党组织等问题。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责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
对于陈独秀的意见，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非常赞同。当时，陈独秀一分钱的经费也没有，他们三人就利用办《广东群报》的收入和自己教书的收入，来支持广东党小组的工作。陈公博后来回忆说，我们这样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北大人，到了广东，更觉得有为北大做事的义务，一方面又因为仲甫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老师让学生去做的事情，自然要去尽力，即使老师不给钱，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办。仲甫先生搞共产党，一开始当然是靠自己的学生，虽然他当时还是想靠陈炯明，还是认为学生们办不了大事。他也没想到，靠北大的学生就能办成共产党。
学生社团最集中的当然是北京和北京大学，这里有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组织。李大钊认为，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大召开，李大钊主持会议，会议记录是缪伯英。她是参加这次会议唯一的女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高君宇被全体团员一致推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首先介绍了前几天刚刚成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情况。他说，青年团成立大会是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参会者是来自北京各校的40名学生，他们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热衷于马克思学说研究的青年。除了参加当晚会议的几位团员外，还有何孟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劼、吴汝明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团员并筹备参加国际性的会议。
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张柏根也被吸收进来。黄凌霜、陈德荣还负责党小组创办的《劳动音》的编辑工作。不久，在党小组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就出现了严重分歧，主要是对党组织的认识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党组织对全国和地方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无政府主义者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反对一切政府。
高君宇的汇报结束后，李大钊先生围绕着“自由与秩序”这个问题，发表了谈话。他说，大家要建立这个青年团，首先要从思想上把自由与秩序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的团就建不好。北大的人，青年学生，都是喜欢自由的，于是，极端主张自由的人，就尽力要求个人自由，把社会看作是个人的束缚；反过来说，也有些青年，因为热衷于组织、社会活动，就极力主张秩序、主张管束，于是被大家视为“学生政客”“学生要人”，比如国焘就有这样的色彩，这也不好。实际上，社会与个人并非截然对立，不能相容，社会无非是个人的集合，个人是社会里的分子。离开了社会，没有个人，离开了个人，那个社会就是僵化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青年团，是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组成的。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共同体发展的前提。这已经把我们这个青年团的宗旨，说得很清楚了。
李大钊最后总结说：
由此看来，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的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
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11]
李大钊指出：
我们如果不是空谈自由，那就要行动起来，行动就需要组织，一个组织强大，就因为它有秩序，我们要成事，就需要把自由与秩序协调起来，要知道，真正的自由，脚踏实地的自由，是要靠有秩序的行动，有力量的组织才能实现的，这是五四以来我们的经验总结。
如果说结社是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在北洋政府压迫下都难以实现，那么，我们一旦结社，就必然要求成员遵守纪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不愿意遵守秩序与纪律的成员，他们自己有退出的自由，青年团也有开除他们的自由。
张国焘也发言了，他批驳了无政府主义，慷慨激昂地说：“无政府主义者是假共产主义者，他们想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我们小组，但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主义小组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吗？能成为毫无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盘散沙吗？不能，绝对不能！”
刘仁静接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邓中夏也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张，他说：“我还未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在守常先生的帮助下，我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美妙的幻想，用它来挽救祖国只是一条死胡同；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唯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祖国才有出路。”
罗章龙说：“无论团组织，还是党小组，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那些不赞成采用“专政”的人都自动退出了。
随后，李大钊介绍了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情况。他说，继上海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于8月间组建党的早期组织后，北京于10月间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湖北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等，山东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等，广东广州的谭平山、谭植棠等，也都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上海小组除了将《新青年》作为自己的刊物外，还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和旨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阶级觉悟的《劳动界》，北京小组也创办了《劳动音》等刊物。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李大钊跟大家说：“我最近收到上海组织拟定的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发给大家一起阅读。”
李大钊谈了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张国焘还向大家汇报了在上海同陈独秀商谈的情况。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正式成立，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职工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在李大钊的提议下，大家围绕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先后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李梅羹、范鸿劼、何孟雄、张太雷、朱务善、缪伯英、宋介、吴汝铭、江浩等人。[12]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几乎全都是“北大人”。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继续加强了在工人中的活动，他们准备依靠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组织。
最早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来形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的，其实就是这样一首诗：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我于此更相信唯人力为伟大。
看啊！
世界不是劳动的艺术品吗？
没有劳动，
就没有世界。[13]
这首诗写于1921年4月深夜，作者便是邓中夏。那一天他和友人一同访问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白天同工人们的深入交流，人生、社会、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等激动人心的谈话令邓中夏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
早在4月25日，李大钊领导召开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会上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
不久，邓中夏便由北大来到长辛店，召集教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在“五一”节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示威游行，扩大宣传，把工会成立起来。北大许多学生闻讯也前来帮忙。
经过他们一年的活动，工友们已经知道“五一”节是工人的节日，也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第一次过“五一”节，工友们都感到很有面子。
5月1日上午，铁路工厂、劳动补习学校等工人们兴奋地聚集在长辛店娘娘宫。上午8时30分，老工人陶善琮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推举大会主席，大家一起唱《“五一”纪念歌》：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拼吾热血，为他牺牲。
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
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走上光明之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
愿大家努力齐进取。[14]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请北大印刷所代印了几十种简明通俗的“五一”传单和小册子，工人赶做了好几百面供游行用的小旗，上面写着：“工会成立了！”“工会是最好的法子！”“平等！”“最合理的事情是每人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我们的仇敌是不劳而食的人！”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大许多同学也都参加了大会和工人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劳动万岁！”“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等口号，从娘娘宫出发经长辛店前街到后街，最后又由后街回到前街娘娘宫内，并高呼：“劳动万岁！”
当天晚上，娘娘宫里张灯结彩，工人们自编自演着话剧、相声等，像过年一样热闹喜庆。邓中夏参加了全天的活动，当晚看完工人演出后，欢天喜地，就住在长辛店没有回校。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工人还兴高采烈地通过并成立了工会。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共产党》月刊曾专发消息，称赞工会办得“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工人阶级一旦觉醒，就不需要别人替他们包办一切了，包括他们很快就不喜欢学生们替他们起的名字。起初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时，邓中夏和张国焘曾拉拢过几个有影响的工头参加发起，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张国焘那时还找人给参加发起的工头邓长荣家门口挂了一块“英才教育”匾，学生们成立工会时也邀请他们参加。不久，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最后，在学生们提出的几个名字中，工人以为“俱乐部”听起来最喜庆，于是便一致同意，改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是“工会”的变名。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由长辛店工人命名的“工人俱乐部”，相习成风，成为当时除广州以外全国各地工会通用的名称。
就这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从“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15]开始转向劳动者自己的呐喊，转向工人阶级自己的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日益成熟了。
【注释】
[1]《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2]《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4]《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7页。
[5]方东杰：《红楼密使》，引自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页。
[6]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7]《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4页。
[8]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李涛《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9]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10]李涛：《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11]《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12]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358页。
[13]《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103页。
[14]黄迎风、方东杰：《“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139页。
[15]《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