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亡了
陈独秀说，启蒙就是要全体国民起来，一起担负起国家的责任，启蒙也就是发动民众起来救亡。自《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创办以来，“国民乃主权者”的意识已深深地扎根于北大。
蔡元培从来没有期望北大成为一个“精英”大学。他认为精英政治，即等于官商政治、官商勾结，是旧北大学风败坏之根源。蔡元培校长热衷的是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在他看来，北大无论从事任何“高深学问”，学者、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国民，而这个国民对一般的平民则担负着责任，对于国家也担负着责任。
有了这样的新北大，才有了新国民；有了以“平民”为主体的新国民，一个新的中国的意识才出现在地平线上。
陈独秀、蔡元培都是辛亥革命元勋，但是，他们对于民国政治均感到十分失望。他们希望中国有真正的现代政治，有真正的现代学术，现代政治必须以现代思想、现代学术为基础，以民众为主体，才能够推动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化。这就是北京大学的责任。
倡导平民主义、互助精神，北大的责任、方向和出路，在蔡元培到任的那一天，其实就已经注定。
从精英政治转向民众政治，从精英外交转向国民外交——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决定中国历史转变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从“二十一条”到“中日密约”，自袁世凯以来，北洋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卖中国主权的勾当日甚一日，而北京大学的抗争也愈演愈烈，直到巴黎和会的召开。
北大的学生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每周评论》对和会的过程进行“实况报道”。早在4月间，一些学生就凑足了几百块钱，打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并向全国通电，反对因日本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顾维钧，因为顾维钧是谈判中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办法为中国争取权益的一个。
现在，他们等来的却是中国外交的全面失败。
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北大学生们满腔怒火，感到被欺骗、被羞辱：“青岛原来只是德国的租界，现在我们胜利了，怎么反而变成殖民地了？”“Concession（租界）不是Colony（殖民地）！”“五国沆瀣一气，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我们是战胜国！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让我们低头，不同意！我们坚决不同意！”“我国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哪有什么世界和平，有的是列强分赃！”
1948年，当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的叶景莘撰文回忆说：
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他们这帮无兵无权的像热锅里的蚂蚁，又能忙出什么道道呢？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2]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从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得知，钱能训内阁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等，让他们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蔡元培是袁世凯、段祺瑞的老对手了，他知道，官员大佬们个个都是钱能训，皆是“甩锅能手”，即使汪大燮、林长民，他们又能够牺牲什么呢？因此，他们能有什么道道呢？这些老官僚政客，哪一天会牺牲自己一点利益呢？
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作出真正的牺牲，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而大人先生都只是在那里说，真正肯牺牲自己的，却一个也没有。
蔡元培想到了牺牲，举目四望，他痛彻心扉地感到，赤手空拳的自己，也只有牺牲北京大学了，他只有请自己的学生牺牲宝贵的学业了，他只能牺牲北京大学这片学术的净土了——这个选择，比牺牲自己的性命还令他难过。
学问与国家，个人与苍生，都重要，但是，在国家苍生面前，个人与学问是小账。要算大账，只能牺牲北大，这种牺牲是光荣的。说什么“救亡压倒启蒙”，多年之后又说出这种话的张申府，怎么会理解当年蔡校长的痛彻心扉。
抱定牺牲北大决心的蔡元培回到红楼，在饭厅召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等学生代表100多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蔡元培说：“同学们，我们的国家到了存亡的关键时刻！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对日本要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列强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
蔡元培将目光看向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他的内心百感交集，他想起当年创办学术研究团体，就是为了让同学们在学校里好好读书，而如今，这些年轻的同学们即将失去一张安静的课桌，这真是教育者的悲凉啊！想到这里，蔡元培突然向大家拱手，继续用嘶哑的嗓音说：“同学们，我彻夜难眠，走投无路了！现在，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就落到了你们青年人身上了！作为一校之长，我虽不愿看到你们放下课本，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但是现在国家需要你们！四万万同胞需要你们！同学们，拜托你们的发声，以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昏庸的政府，唤醒民众，以制造广泛的舆论，阻止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同学们！……”说到动情处，蔡元培哽咽了。
台下的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傅斯年等人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只有大家起来救国！”这是蔡校长对学生的交代。当时参加了“五四”爱国游行的北大哲学系学生何思源是学生班长，他参加了这个会，并亲聆蔡校长演说。他曾经回忆：
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3]
从蔡校长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许德珩等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
当晚7时，国民杂志社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会议，与会者谈起中国在巴黎和会受屈辱的情形，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
在讨论救国的步骤时，张国焘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示威游行。他特别强调：与去年不同，这一次我们不是“请愿”，而是代表国民，向北洋政府“吊民伐罪”，向国民宣传主权在民的道理。
他激动地说：“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第一是时间愈快愈好，不能等到五月七号。第二是不能再静默请愿，要大声疾呼，要演讲、宣传，让民众都知道国家到了何等地位！第三是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各国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主人翁意识，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回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
张国焘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全体参会者的热烈赞成。同学们纷纷出主意：“我们应当趁势组织各校学生会！”“让各国看到中国民众的态度！”
为了实现同学们的这些意见，国民杂志社以责无旁贷的爱国精神，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7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等北京12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讨论目前民众救国应采取的步骤。预备会议委任易克嶷为大会主席，国民杂志社的其他同人均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当晚，国民杂志社的成员撰写了慷慨激昂的布告，张贴于北大校内各公告牌上。同学们纷纷驻足围观，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北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回荡着爱国的呐喊。
1919年5月3日是星期六，学生们放下书本，怀着满腔的热忱和怒火，奔向北河沿北大三院的法科礼堂，来集体讨论如何拯救祖国。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许德珩等人内心异常激动，他们认为，只有唤起国民，才能拯救民国，没有了国民，也就无所谓民国。
晚上7时，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北大一千多名学生几乎全部出席了。北京高等师范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几十名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会议由大会主席易克嶷主持。
易克嶷宣布开会，说明宗旨，国民杂志社特别编辑员黄日葵、孟寿椿作记录。
首揭“二十一条”的著名记者、京报社社长邵飘萍又一次站出来。邵飘萍向大家介绍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他大声疾呼：“同胞们！是谁出卖了山东？是卖国的北洋政府！是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曹汝霖是向日本借钱的，仅仅为了两千万日元垫款就出卖山东。陆宗舆是签订‘二十一条’的驻日公使，现在主持币制改革，他偏偏要请日本顾问来改革中国币制。章宗祥是签订‘中日密约’的驻日公使，今天，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亲日派的头子不仅没有遭到唾弃，反而因‘卖国有功’，即将被北洋政府晋升为外交总长！请大家想一想吧，这样的外交总长，能为我们争回山东的一切权益吗？不能！”
张国焘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以他浓厚的萍乡口音，走上台去，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连一个弱女子都敢在总统府门前为国请命，何况我们新青年呢？”说到痛处，不觉声泪俱下。原来，就在当天上午，有一位女学生刚听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便伤心而愤恨地跑到总统府门前大哭大喊了一阵。
张国焘此言一出，学生们情绪更加激动。讲演中他反复提到“群众运动”这个词，把这四个字念成“同顿唔顿”。很多学生听不懂，问“同顿唔顿”是什么意思，懂萍乡话的人说就是“群众运动”。大家恍然大悟，后来，同学们给张国焘起了个“同顿唔顿”的绰号。
张国焘特别强调说：“没有群众运动，我们什么也办不成，与其向政府请愿，不如向群众宣传！”
许德珩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提出以“国民外交”推倒“秘密外交”：
卖国的袁世凯政府倒了，继承他的段祺瑞政府参加世界大战，说这样可以收回我们的失地和其他权利。现在收回没有呢？不但没有收回一点什么，反而失去了更多的权利！
这失败的原因竟然是他们秘密的“欣然同意”！看来，现政府不但继承了袁世凯亲日卖国的衣钵，而且更加大胆。
如果现政府执迷不悟，要和民众走相反的道路，它一定会在全国民众愤怒之下倒台的。我们要站在民众的前列，赶快督促政府和专使不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我们反对秘密的外交，现在要用国民外交代替它。时局很迫切了，我们应该赶快表现出我们民众的意志和力量，我们不能等到七号，我们必须把七号的示威大会提前举行！[4]
绰号“大炮”的许德珩洪亮的声音响彻在礼堂上方，他的演讲把段祺瑞与袁世凯联系起来，把这次运动视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运动的继续。
话音未落，康白情叫道，“讲来讲去，我们还是要先把行动时间定下。国耻日也许有人要上课，明天恰好逢礼拜天，谁都不需请假，这样势必方便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建议明天就大游行！”
会场上顿时响起口号声：“游行去！”“去总统府！”“打倒卖国贼！”
游行的时间，就此提出。
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不到一年、还不满18岁的刘仁静，这时坐在角落，他猛然拿出一把菜刀，站起来大声疾呼：“如果大家不能作出积极决定，我将自杀以激励士气！”日后成为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的刘仁静一声呐喊，把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鼓掌与呐喊声起，同学们眼含热泪，气氛变得凄凉而悲壮。有的同学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来一下？我们要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齐声呐喊。
游行于是成立。
当晚，又成立了由20名委员组成的干事会，下面分成总务、演讲、国货维持等部门。云南籍北大学子王复生分在交通队和口号队，他把标语传单和口号译成英文、法文，便于国际社会了解这次游行的主张。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次年升入法文系。他成绩优异，是北大法文班班会负责人。据他和罗章龙的回忆，五四前夕，王复生通过同宿舍好友罗章龙，就组织了北京多所院校青年学生的秘密行动小组。小组主要成员有罗章龙、李梅羹、易克嶷、宋天放、匡互生等20人。小组没有正式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以北大学子为主，平时分散，遇有大事则集中讨论。罗章龙后来回忆：
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小组成员，或青年团的基干。“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5]
大会开到深夜11点，最后作出四项决定：
（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
（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
（4）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6]
深夜，西斋宿舍的窗户里闪着隐隐约约的光。许德珩眼含热泪，奋笔疾书，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文言文版）。
宣言写好后，许德珩立即为第二天的游行作准备。当时已近深夜，因弄不到白布做旗子，他扯下自己仅有的一条白床单，把床单撕成条状，用墨笔写下标语和口号，一直忙到天亮。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了这是自己唯一的一条床单。他只是用力地写着标语，时而泪水滴下，氤氲了墨迹。
也许，明天面临的将是一场血腥的风雨，买布造旗已经来不及了，大家只有扯下床单，白布为旗，揭竿而起，以牺牲生命去唤起民众的觉悟。想到这里，许德珩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知道，此刻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其他同学也都在为准备示威游行的事而忙碌，有的找竹子做旗杆，有的写标语，彻夜未眠地赶做出了几百面大大小小的旗子。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他们压制着满腔的悲愤，静待黎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