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开学
1917年1月4日上午10点，天气寒冷而阴沉，空中还飘着零星的雪花。刚刚度过腊八节，就要迎来小年。北京城处处洋溢着热闹的氛围，异乡的旅人开始踏上了归家旅途。“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人们过年的热情却日益高涨。老北京流传着一首经典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过了腊月初八，就迎来了盼年的第一站。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一直忙活到除夕，准备过大年。
熙熙攘攘的街道两旁，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各式各样的窗花剪纸，刚出锅的年糕热气腾腾。浓稠的红糖在铁锅里翻滚着，鼓起亮晶晶的气泡，不一会儿就在糖艺人的手中变成各种新奇造型，引来围观人群的阵阵惊叹，浓浓的香甜气息弥漫在清冷的空气里。戏台上涂着厚胭脂的旦角穿着艳丽的戏服，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观众们不停地拍手叫好，昔日忙碌的黄包车师傅们也纷纷驻足围观。一群追着冰糖葫芦商贩跑的孩子们小脸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清鼻涕。男孩子们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兴奋地蹦跳着，叫喊着，心中充满了对除夕的期盼。寒冷的天气抵挡不住渐浓的年味，空气中弥漫着爆竹、融雪和松针的气息。
一辆马车载着北大新校长——时年49岁的蔡元培驶向北京大学校园。
一声长鸣，马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惊奇地发现校门口站着一群人。从穿着和年龄来看，他们并不像是年轻的学生。
凛冽的寒风中，校工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纷纷脱帽向他鞠躬致礼。蔡元培看到这一幕，内心涌起一股暖流。他健步走下车，摘下礼帽向这些工友们缓缓鞠躬回礼。
这在北大前所未有。作为官办大学，北大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在眼里。新校长如此低调亲和，工友们议论纷纷，倍感尊重。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所谓“人的社会尊严”，还是一种极为陌生的意识。24岁即被蔡元培聘为哲学门教授的梁漱溟，毕生都是传统的捍卫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中国人只有家庭、朝廷两种意识，而不知“社会”“社会生活”为何物，男人们在家庭里是主，在朝廷、官面前是奴，全无社会平等意识，而这乃是传统文化一个极大的缺点。梁漱溟还说，由于传统中国人只有家庭、朝廷两种意识，在缺乏社会意识的同时，便缺乏“集体”“集团”意识，故不知在“集体”“集团”之中个人的位置和行为规则。
那时的北大，不但没有什么集体意识、社会公德意识，连传统的“修身”也不提倡——对于这一套乌烟瘴气，刚入北大的高君宇失望极了。
尤其令高君宇感到悲哀的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宿舍既无管理章程，同学者更不知“集体意识”“集体生活”为何物，宿舍如旅店，喧嚣混乱——这一路翻山越岭，从太行山脉来到北大，自己经历了多少艰辛，难道就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吗？这还是那个让自己迷恋憧憬的全国最高学府吗？
高君宇的“集体意识”，就是在那样被压抑的环境里萌生了。
入校几天后，高君宇便发动了一场抗争。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高君宇宿舍有八个人，其中两人是即将毕业的老生。他俩经常晚上出去喝酒，醉醺醺地回到宿舍，经常呕吐一地。同宿舍的低年级同学告诉高君宇，两个老生在宿舍耀武扬威，没人管得了。从小被称为“野孩子”的高君宇认为学校的集体生活要有规定，所以他到宿舍的第二天就制定了新规——每天晚上12点，准时熄灯，禁止喧哗。几个低年级的室友纷纷支持，认为高君宇做得对。
集体者，必须通过众人之协商，定出平等之规矩而形成，无协商无规矩，则社会集团与家庭、朝廷便无区别。宿舍，乃集体生活之场所，要造成健全之社会，就必须从身边事做起——这就是高君宇的见识。
而那两个老生很轻蔑，大声嚷嚷道：“你谁啊？新来的就敢这么横？老子在这里待了三年，都没人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高君宇理直气壮地给他们讲何谓“集体的道理”：“我是理科预备班新生高君宇，你们怎么逍遥快活我不管，但是这是宿舍，请你们遵守集体生活的规矩！”
“规矩？哈哈。真是笑死人，就凭你还敢给我们立规矩！你知不知道我是谁？”那个一脸横肉、留着络腮胡子的老生笑着说。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高君宇正色说道：“不管你是谁，来到这里，大家都是学生，是平等的。这里不是你的私宅，不要拿你自己家里的那一套在这撒野！不想在这住，你们可以滚！”话音未落，高君宇摔门而去。
当晚快12点，那两个老生还没回来，听说是喝酒、逛窑子去了。高君宇对低年级室友说：“不管他们，12点一到，我们就熄灯睡觉。”高君宇刚把灯熄灭，这两个老生醉醺醺地推门而入打开灯，原本黑沉沉的宿舍一下亮了起来。他们踉跄地从高君宇身边走过，竟“咿咿呀呀”地唱起京戏来。那扭捏作势之腔，如嗡嗡叫的苍蝇，随后他们便吐了一地，宿舍充斥着令人恶心的酒味。高君宇“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披上外套，走过去把灯又给熄灭了。
那个胖胖的老生摇摇晃晃地走到高君宇面前，推开他的胳膊，又把灯给按亮了。几番回合下来，高君宇终于爆发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们不能打开这灯。我已经被选举为寝室长，现在以寝室长的身份，命令你们！”
那个胖胖的老生刚想借着酒劲发飙，却看到其他几个低年级室友，还有隔壁宿舍的几个同学都站在高君宇身边。瘦瘦的老生用手戳了戳他，低声说：“算了吧，我看这小子不好惹。他们人多，我们就忍了吧。”
高君宇联合低年级同学的第一次抗争胜利了。此后，两个老生只得忍气吞声地遵守宿舍规章，再也不敢在宿舍喝酒闹事了。那几个低年级室友对高君宇很佩服，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高大胆”。
学校生活是集体生活，必须有组织有规矩，必须讲公德，这是高君宇所坚持的。但是，北大课堂上那种乱七八糟的学风，更让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等感到郁闷。他们不知道这种守旧、腐败的学风何时才能真正改变。
听说新校长要到任了，这位校长据说快50岁了。50岁的老官僚，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礼堂举行了到任后的第一次讲演。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北大了，上一次是五年前的1912年5月，正值北京春末夏初，柳絮飘飞。
蔡元培最擅长延揽人才。五年前，他初任教育总长，以维新派和浙江革命党人为基础组织教育部的班底。上任之初，他就亲临北大视察，那时他就对北大学风之腐败，深有感触。
蔡元培挂冠而去后，教育部的人物大都风流云散，如今的蔡元培可谓是赤手空拳地来到了北大。
孤身赴任的蔡元培就这样站在讲台上，但他没有感到孤独。会场座无虚席，大家都想一睹蔡校长的风采。蔡元培深情地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满眼都是自己20岁的影子。青年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都是令人羡慕的特质。他想到自己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那段岁月，像植物渴望阳光雨露一样地渴望知识、吸收知识。没想到有一天，他能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重返校园。“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如何不辜负这群有金子般求知精神的青年学生？如何振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他感到有许多话，要向这些青年人讲。
台下响起师生们热烈的掌声，蔡元培缓缓收回遥远的思绪，坚定地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发表了就任演说。张国焘就在听讲的学生之中。他不知道对自己所追求的“科学知识与关心国事”，新来的校长会有何评价，而他期待着。
刚刚经历了“宿舍风波”的高君宇也站在那里。他不知道，这场宿舍风波会不会继续下去，怎么继续下去。他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仿佛洞察了一切，看清了一切，他的演讲如阳光一样照亮了高君宇们前行的路——
蔡元培的演讲，第一句话就讲了究竟什么是大学，并直指大学腐败之根源。蔡元培动情地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正是这句话，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指明了方向。
大学既然是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大学就不是升官发财的地方，大学不是官场，更不是公司，凡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凡是要把大学办成衙门和公司者，都违背了大学的精神。
蔡元培说，为什么要有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人民认为国家腐败、政府腐败，而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政府腐败，而且连教育和大学一样的腐败。一个国家，官场可以腐败，但教育与大学不可腐败。政府腐败而教育没有腐败，这个国家还可以救药，如果连教育也腐败了，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万劫不复，不可救药了。
教育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大学不追求科学、艺术与学问，反而追随官场之恶习——大官充斥讲习，学生以猎官为目标，北大之腐败，正是中国教育腐败之缩影。蔡元培说：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那么，北大的现状是什么？就是老师不认真教书，讲义十年不换，而学生不认真读书，考试全部作弊——政府不管不问，学校不死不活。在蔡元培看来，要纠正这一切，关键在于读书，而读书之关键，在于教材与图书。他说：
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
大学不是官场，不是公司，容不得升官发财的想法，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蔡元培的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师生们热烈的掌声。
在蔡元培的教育理念里，有“军国民意识”一条，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的训练——这是传统中国意识与西方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区别。
传统中国人缺乏集体、集团意识，故表现为“一盘散沙”，乃至在社会和公共场所表现得如在家庭里一样，随心所欲，喧嚣拥挤——这种“一盘散沙”，只有倡导“军国民意识”才能改变。
蔡元培是办过爱国学社的人，在他看来，大学是训练和养成集体意识、造就“集体”组织精神之所在，也是社会规范、社会公德养成的训练所。这种集团意识之造成，社会规范、社会公德之养成，既与中华文明倡导的所谓“修身”有关，更与现代社会的造成有关。
学校的生活，应该为社会公德之造成，奠定基础。基于建立“军国民意识”的理念，蔡元培深刻地讲解了什么是“公德”、社会道德，学校的治理必须从细微抓起，必须从养成社会道德做起：
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
对于当时的北大来说，还有一条最为令人惊异——因为学校以猎官、跑官为目标，而跑官离不开交际。当时北京城最昂贵的妓院、饭店，都开在北大所处的皇城根附近，更有甚者，那些饭店的豪华房间，也为名妓包占。以北大成为一个大娱乐城，以这个娱乐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腐败的链条。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讲了什么是娱乐，什么叫正常的娱乐，什么叫醉生梦死的享乐。他说：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
创办现代大学，必须从立德树人入手。
高君宇被震撼了，与他同样震撼、感动到不能自已的是张国焘，因为蔡元培更说到了他的心里。
蔡元培后来回忆说，他到北大后，第一要改变学生的观念，其二是推行平民教育的理念。
北京大学早年学生多为官宦子弟，贫苦寒门子弟较少。为推行平民教育，蔡元培改革招生制度，不看出身，以成绩择优录取。从1917年暑假起，连续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报考。出身贫苦、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回忆：“如果不是蔡先生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
为了使北大能够影响社会，蔡元培努力推行社会教育，并于1918年开办校役夜班，两百多位工友参加。夜班教师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许多学生热心施教，还发起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这项举措得到了工友们的一致好评，也培养了学生们积极服务社会的意识。此后，蔡元培倡议创办平民学校，接受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进学校上课。他曾在平民夜校开学日演说中说：
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民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8]
蔡元培对大学教育的改革，还有一项是开创性的——招收女生入学。1920年2月，查晓园、奚浈、王兰三个女生首批进入北大文科，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加上考期已过，她们只能旁听。等到这一年暑期招生，北大正式开始招收女生，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9]
在学科设置方面，蔡元培欣赏的是通才教育，兼顾中西、文理。早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游学三年间，蔡元培就展现了广泛的学术兴趣，“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年近七十时，蔡元培撰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说：
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这些话似乎偏于求学而略于修养，但我个人的自省，觉得真心求学的时候，已经把修养包括进去。[10]
通才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女性教育……蔡元培来了，历史翻开了真正的新页。
“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为了造成新社会，必须造成新大学、新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是开天辟地的人物，他是真正的北京大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