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工读互助团
在改造社会问题上，李大钊与胡适在1919年七八月份的《每周评论》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可以调和的：一方面，必须在思想上做“根本改造”；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必须做“一点一滴的改革”，办法就是建立理想化的互助小组织，最终使这些小组织造成“社会的大联合”。比如，毛泽东等人于1919年9月在胡适的影响下，建立“问题研究会”，其会章列出各类问题一百四十多条；“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四个月后，李大钊又与胡适一道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
一方面是在思想上提倡互助合作，与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一刀两断；一方面是在行动上，企图在旧制度内部培养小的互助组织，进行试验，期望有朝一日，这种试验田会在全社会开花结果。
于是，少年中国学会一方面在思想上讲究修身，一方面则在旧制度下搞新社会的试验。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建立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作为“新社会的胎儿”“平和的经济革命”，工读互助团是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的第一步。
这个倡议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几天后，他们联名在北大学生刊物《新潮》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指出“互助”就是力量：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16]
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北京青年工读互助团成员获准在北大旁听，报名参加者有数百人，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坚持工读，不断扩大影响，再把各地小组织联合起来，以“小团体大联合”的方式，就能逐步扩大势力，进而改造整个中国，乃至推行到全世界，就可以实行“世界大同”，建成“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
北大，从此有了半工半读的工读生。
1919年12月，《新青年》《星期评论》分别刊登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启事》：
发起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顾兆
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四、权利：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启事刊登后，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前来报名参加。何孟雄、章铁民、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人报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第一组。第一组驻地选在北京大学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7号，主要业务有俭节食堂、洗衣局、石印局、英算专修馆和放映电影等。北京《晨报》发表《寒苦学生之模范》一文，介绍何孟雄等开办的“俭节食堂”，称赞“菜蔬精美价格低廉，大受学生欢迎”。
邓中夏和几个同学一起，参观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俭节食堂”。这是几间普通的瓦屋，成员们在门口贴上“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对联，里面摆着简单的桌椅板凳。有几个戴着白帽子的青年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厨房里好几个人在忙着洗菜、切菜、做饭。
邓中夏笑着跟正在洗菜的戴眼镜青年打招呼：“同学，你好。我们慕名而来，能参观参观吗？”“欢迎啊！我们还在建设中……”那位青年顾不上擦汗，气喘吁吁地说。当他抬起头来，邓中夏惊喜地发现原来是何孟雄。何孟雄见来了老同学，兴奋地解下围裙说：“走，仲澥，我带你们去看看。有食堂、洗衣坊、小型印刷厂、电影放映队，听说还要办工厂咧。”
厨房里，男青年有的在和面，有的在挑水，有的在生火，看上去对这些活都很生疏，忙得满头大汗。邓中夏笑着说：“听说这里饭菜精美，价格低廉，大受欢迎啊！”何孟雄说：“是啊，我们现在生活没问题。就是每天的工作，4小时可干不完。学习时间也就不到4小时了。”
邓中夏在参观结束后问：“这里干活的怎么都是男青年呢？”“仲澥，你不知道，咱们这组都是男人，女子组刚成立没多久，哪天我带你去参观参观！”何孟雄笑着说。
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试验，也吸引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缪伯英等人的极大兴趣，她们兴奋地报名参加了女子组。女子组在蔡元培和北京女高师校长毛邦伟的支持下，以“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理念，发起成立全是女生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又称女子工读互助团。
缪伯英，1899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缪云可曾任湖南省教育司主任，致力于教育救国，特别重视妇女教育。因此，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教育，20岁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初到北京，求知若渴的她被这里的新文化、新思潮吸引，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她还将一头长发剪成齐耳短发，以表达自己反封建的决心。
参加工读互助团期间，在北大举办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上，缪伯英结识了何孟雄。后来，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被誉为一对“英”“雄”夫妇。
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经常到北大听课、听演讲。有一次演讲结束后，她找到李大钊，诚恳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但我也是有觉悟的青年。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看着眼前这个眼神真挚而热烈的女生，欣然答应。
当时，缪伯英所在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从招募团员开始就遇到了不少问题。招募广告刊出后，即有二十多名女生前往女高师咨询报名，最后符合报名条件的女生却很少。有一位父亲看到简章上写着“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及教育、医药、书籍等费，均由团体供给”，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13岁的女儿送去，以减轻家庭负担。有些女子听说加入第三组可以到女高师旁听，为谋求一个“女高师学生”的美名，便欣然报名。有些家境殷实的家庭妇女听说参加工读互助团是脱离家庭束缚、获得妇女解放的好机会，也想报名参加，但得知必须整日住在团里，还要自己洗衣煮饭，每天坚持读书，便一起打起了退堂鼓。
1920年2月初，北京工读互助团第四组在东城景山东松公府夹道8号成立，成员有原本计划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刘伯庄等十多人。因行程推迟，他们便改国外工读为国内工读，创办食劳轩，寓意“自食其劳”，主要售卖食品、杂货等。
筹备时间早于第四组，成立却稍晚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成员为十余名女生。她们租住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挂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等。她们还沿街贴了不少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期间，于1920年2月参观第三组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她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
3月，毛泽东与陈独秀、王光祈、左舜生、刘清扬等26人联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时，他致信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
在李大钊和毛泽东看来，社会试验能否发展起来并持续下去，关键在于参与者理想是否坚定，人格是否纯粹。李大钊强调说，“经济方面尚无可虑，精神方面尤为重要”。毛泽东则说，成败就取决于参与者的“能力与道德如何”。邓中夏则认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思想上能否与旧社会的法则一刀两断。
于是，工读互助团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成员们反省自己一天的行动，互相揭批个人思想中的不纯粹之处。
李大钊以为经济方面尚无可虑，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就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建在北大沙滩小区附近的食堂，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开张不到两个月，就赔了本钱，经营食堂的几个人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团员们想过一些办法，比如登报征求业余教师的工作，傅彬然曾到西城一个熊姓大官僚家给小孩补习英文、数学，但都于事无补。
第一组的洗衣业务，也因缺少晾晒衣服的房屋、宿舍管理不善等逐渐减少，加上成员间出现思想分歧，“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17]。电影股每天晚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大二院大讲堂等高校轮流放映电影，起初很受师生们的欢迎，后来因看电影的人少，卖的票款往往还不够租片费。团员们面临做工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问题，加上亲友的不理解等，导致很多团员对这种工读生活产生了怀疑，有团员逐渐退出了。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召开全体团员会议，宣告破产。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组驻地在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最初有成员11人，以平民消费公社、补习学校、洗衣局、工厂和食堂等业务为主。为方便工读互助团团员工作，兼顾读书学习，第二组在驻地还设有图书室和研究室。成立后不久，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组也因管理不善、团员无法兼顾学习和工作等现实问题，被迫解散。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和第四组联合建了机织厂，生产“工读”牌毛巾和袜子。为扩大销路，他们还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广告：
北京工读互助团三、四两组自造的毛巾、袜子出来了！他们只取相当资金、最低工价，所以值廉物精。诸位愿试的，请到东城马神庙东食劳轩或各国货店。商标是“工读”。[18]
坚持时间较长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和第四组，但也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于1920年10月自行解散。
在各地工读互助实验中，北京工读互助团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它的失败令青年们的乌托邦幻想最终破灭了。
这种失败，使何孟雄、缪伯英等青年团员们逐渐从工读互助主义的迷雾中清醒，他们从关门实验的幻想中深刻认识到：
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
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19]
团员们因此产生了一个觉悟——那就是如今的世界，乃是资本的世界，在资本独占的条件下，劳动是没有地位的；不打倒资本的独占，所谓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都是没有出路的。
施存统认为，“我们这个工读互助团，隔离社会太远了”，“我们本来要改造社会，有了工读互助团，连社会都钻不进去，哪里还说什么改造的话呢？”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空想社会主义看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
以为思想上改造了，社会就可以“根本改造”，这是一种空想。以为不触动旧的社会制度，就可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复制北大的学生生活，用北大的“兼容并包”来代替旧社会的尔虞我诈，这更是一种空想。何况，即使北大校园里，也不是那么纯粹，也不是与旧的社会完全隔绝的。
陈独秀指出，建立劳动互助的社会，便要推翻剥削压迫的社会，不推翻剥削压迫，劳动互助的社会不能建立。他说，社会主义有许多派别，“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
1920年4月，利群书社工作走上正轨后，恽代英第一次到了北京。
在北京，恽代英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许多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认识到不破不立，必须先破后立。不破除“寄生虫”的社会，劳动互助的社会无法建立。恽代英把自己在1915年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连载过的哲学论文《怀疑论》整理、修改后，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上重新发表。翻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时，他在“译者志”中阐明：只有世界的全部改造才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
就在恽代英忙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时候，陈独秀请他翻译一本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恽代英翻阅了两页，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本书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通过翻译《阶级争斗》，恽代英第一次真正了解了阶级、争斗、破坏旧世界的理论。《阶级争斗》中对商品与资本、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析、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瓦解、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等分析，使恽代英认识到，旧世界在危机中灭亡，新世界在破坏中诞生。
恽代英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部《阶级争斗》中文译本，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23年，恽代英创办和主编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这份刊物于黑暗沉寂中的呐喊，让无数年轻人激越沸腾，她提倡的“红色时尚”引领青年投身革命的洪流。她的历史镌刻着一个个青春灿烂的名字，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育南等，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影响着一代代青年。
一点一滴的改良道路根本行不通，只有大破才能大立，只有大破大立才能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只有投身现实社会、深入工农群众，才能找到根本改造的出路。
在建立新世界之前，人类必须经历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以暴力去打碎旧世界。
在空想社会主义失败之后，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
【注释】
[1]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18年11月27日。
[2]［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3]张晓京：《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4]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5]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142页。
[6]许进：《百年风云许德珩》，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7]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9页。
[8]《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会务纪闻”，1919年7月15日。
[9]王性初、何定华主编：《中共一大的湖北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10]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页。
[11]宗白华：《南京追悼会祭词》，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年，第105页。
[12]罗章龙：《北大时期的中夏同志》（1957年11月16日，未刊稿），引自《邓中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4页。
[13]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8页。
[14]《邓中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5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16]《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3页。
[17]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32页。
[18]《北京工读互助团三、四两组广告（三则）》，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99页。
[19]《存统复哲民》（节录），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