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欢迎词
1919年9月20日，北大师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盛大集会。学生代表方豪致欢迎词说，五四之“爱国主义”，一方面是反对“奴隶主义”“卖国主义”，一方面是反对“强权主义”“侵略主义”：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学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以从事爱国运动。
生等数月以来，惟一思想，在求国民之自觉自决。国家进化，本具自然趋势，但以吾国半生半死之奴性的、惰性的现象，窃愿奋斗之促进于世界文化水平线上。本非狭义的国家主义，亦非暂时的冲动行为。倘有持侵略主义、卖国心理以妨碍我民族之进化，国家之发展，一息尚存，必去此举世之公敌而后已。然而族我者辄诬以过激之名，谋重其罪，以权势相逼相压，殊恨其种恶因于社会人心矣！
此次国人同心协力，维持大学，使今日仍获研究学术于此最高学府，生等于欢迎先生之余，更不能不感谢全国同学，各界人士。顾可以报先生，报国人者，亦惟学耳。人情至亲爱者，久别则生恋恋道旧之心，故累絮述其所经历者以告先生。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36]
这篇慷慨激昂的欢迎词，从反对奴隶主义、强权主义、卖国主义、侵略主义入手，对五四运动爱国精神作了总结，也是对当年蔡元培开学演讲的一个精彩的回答。这篇欢迎词更表达了几个意思——
其一，过去的北大，是一个混日子、混文凭的北大，过去北大的学风，就是惰性、奴性的国民精神的反映。蔡先生发动新文化运动，改造北大，就是从改造腐败的学风入手，改变腐败的社会风气。
其二，这次运动表明北大的风气改变了。北大人争气，首先就是要为国民争人格，这个人格，就是新道德，没有国民的人格，没有新道德，就没有国家的灵魂、学问的基础。
其三，校长提倡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宗旨就是求国民之自觉。创办学会、平民演讲团，发动五四，宗旨也是如此。没有平民演讲团，五四不会成功，没有办杂志的经验，同学们不会有真学问。
其四，这次运动最大的收获，北京大学最大的收获，就是国民自觉意识的觉醒，是国民道德的确立。这种觉醒与确立，是社会教育的成功，是平民教育的成功，是校长教育理念的成功，是北大的大成功。
其五，不是北大救中国，而是国民救北大，国民救中国。从此以后，北京大学不再是蔡元培一人之大学，而是国民全体之大学。
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欢呼声。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兴奋得脸颊泛红，经历此次风暴，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民众斗争的力量。
蔡元培在答词中表示，感谢全校的支持，希望全体学生永远保持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的能力”与“自动的精神”，切望以新道德、真学问，为国民之表率。
许多年过去，许德珩回忆这段往事时，已记不清蔡校长那天在欢迎大会上的答词，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大家簇拥着蔡校长走进大操场的情形。那时的校长眼含热泪勉励大家的神情，像一位慈祥的大家长。
早在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他认为五四运动所表现出的三种精神关乎中华民族的存亡，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觉的精神”。这是对五四运动精神的又一概括，他也是“五四运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之一。罗家伦说，学术学业，是我们的本分，但为了国家，为了真理，我们可以牺牲学术学业，也可以牺牲生命。
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孙中山，虽然在五四期间几乎没有发声，但也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20年1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的信中说：
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37]
五四运动震动了世界，使世界第一次开眼看中国，通过五四运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新道德、新文化之高尚。
1919年冬，美国芝加哥大学查理·莱利安教授对五四爱国游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敏锐地看到，五四运动最关键处在于中国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政治意识。为了政治这个“根本利益”，中国工人阶级可以放弃和牺牲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他认为这是中国工人超过美国工人之处。
当年秋到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北大哲学系学生何思源引用查理·莱利安的话说：
美国人没有你们中国水平高。在美国虽有一些重大的罢工运动，但都是经济性的，为了自己加一点工资，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中国人的知识、生活水平虽低，但为的是国家、民族。如五四，北京大学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居然能号召全国，推倒政府，夺回土地，是我们美国远远不及的。[38]
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甚至也对五四运动表现出钦佩之情：
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39]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深情地回忆了他在湖南参加的全国范围内的五四运动，深刻阐释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已经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首先从五四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的抗争中，阐发了什么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同时，他把五四的斗争方向，由卖国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的勾结，扩展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勾结。毛泽东指出，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由北京大学所首倡的劳动神圣、劳工神圣、爱国互助的思想，最终必然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科学、民主、爱国、进步，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热爱学术，追求真理——这位五四的新青年这样概括说，五四运动的方向，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根本方向。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概括了那个根本的历史结论：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0]
【注释】
[1]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此书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的各项主张与措施以及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全过程。
[2]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
[3]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192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4]蒙木：《五四风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7页。
[5]陈占彪：《五四事件回忆（稀见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3页。
[6]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7]《晨报》，1919年5月5日。
[8]《时报》，1919年5月6日。
[9]丁晓平：《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0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1]赵焰：《1916—1928年的中国》，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页。
[12]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4页。
[13]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4]冰心：《樱花赞》，丰子恺绘，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版，第126页。
[15]廖大伟、马军：《五四运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16]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17]《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18]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192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19]《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20]陈占彪：《五四细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2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听涛出版社1970年版，第379页。
[22]刘彬：《1919年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23]陈占彪：《五四细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24]王性初、何定华：《中共一大的湖北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25]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26]《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339页。
[27]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引自蔡元培、陈独秀著《蔡元培自述实庵自传》，中华书局2005年1版，第23页。
[28]丁晓平：《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246页。
[29]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192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30]宋镜明、虞崇胜：《毛泽东与现代人物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211页。
[31]吴汉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7—58页。
[32]吴汉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7—58页。
[33]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期，1919年6月9日。
[34]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192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143页。
[35]《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64—65页。
[36]《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0日，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4—696页。
[37]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孙中山》，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38]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39]杨红林：《民国外交官顾维钧传》，团结出版社2020年版，第82页。
[4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