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分道扬镳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后，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洗礼，青年学子中也出现了各种变化。有人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信仰之路，有人选择了热闹喧哗的功名之途，正如鲁迅所言，“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们在人生的岔路口，就此分道扬镳。
五四“退潮期”的选择，改变了青年们一生的命运。
“杀人放火受招安”——在胡适看来，“受招安”，这几乎是一条必由之路。
小康、舒适、成功——这就是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最高追求。胡适一生，谈不上真正反对过什么，当然除了小康的成功之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主张和信仰过什么。他似乎主张共和、反对帝制，却毕恭毕敬地称溥仪为“皇上”；他似乎反对北洋政府，却积极联络吴佩孚，发起成立“好人政府”；他似乎标榜学问，但骨子里一心要当官；他积极投身政治，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与风险。在白话文运动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却几乎完全缺席，这是因为对于任何“风险大于收益”的事情，他从来就不会去干——用今天的话来说，胡适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胡适曾经把他参与提倡白话文运动，称之为“逼上梁山”的无奈之举，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林纾等人的打击压制，如果不是辜鸿铭等守旧派的歧视与排斥，使他初入北大即处于“溜墙角”的地位，那么，原本谨慎、世故的他，便不会写出《文学改良刍议》这种激进的文章——他的激烈、他的造反，其实属于被逼无奈。
五四运动期间，胡适主要忙活的事情，是邀请和陪同杜威来华讲学。《每周评论》在“山东问题”的大幅报道之外，就是对于杜威讲座的大幅介绍。美国没有学生运动，也没有学生运动的传统，因此，杜威主张的核心是：学生毕业后如何融入社会。为了使学生毕业后能够更顺利地融入社会，在上学期间就要准备着“实习”，多找社会关系，多为将来的工作做铺垫、做准备。如今，人们往往把杜威的学说吹得很玄，但其所谓的“实验主义”，实质不过就是“实习主义”而已。
陈公博说过，美国有三所半一流大学，分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而哥伦比亚大学只能算是半个。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创立晚，商业气息重，学生一入校就开始琢磨着在纽约和华盛顿找工作，一般二年级就会开始到社会上去实习，读书的氛围不浓，博士学位比较好拿，唯一的障碍是必须自己出一千美金，把论文印一百册给哥大图书馆——这其实与买文凭差不多。陈公博虽然写了论文，但因为拿不出一千美金印论文，所以就只能不要学位。陈公博幽默地说：对于美国一流大学来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只能算半个。他没拿到学位，只能算四分之一个美国一流大学博士，而胡适则连四分之一个都算不上。
在胡适的介绍下，罗家伦做了杜威在华演讲时的翻译，傅斯年等人也对于名曰“实验主义”、实则“实习主义”很感兴趣，认为在上学期间，借助北大的招牌，多认识人，多出去实习，对未来的前途是很有好处的。就这样，他们都成了杜威的门生。
作为五四主要学生领袖，罗家伦是以“闹事”成名的。而在五四游行之后，对于是否要继续罢课，罗家伦等人其实也是十分矛盾的，但骑虎难下，势成必然——按照他当时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万一他死了，他们就要抵命，所以，只有破釜沉舟，拼命干下去。
罗家伦的内心是有些“后怕”的。一方面，是庆幸自己一夜成名。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和演说，赞扬五四精神。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罗家伦在《新潮》杂志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对五四运动大力讴歌：“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3]
另一方面，则是庆幸斗争胜利。章宗祥保住了性命，还没落下什么残疾，自己终能在政治旋涡里全身而退。罗家伦和傅斯年的性格，都与胡适近似，是心中有丘壑的——他知道，总不能靠“闹事”吃饭，学生领袖这个角色，不能一直当下去。这些人深受胡适影响，逐步变得世故圆滑起来，以为自己既然成名，就要好好利用这个名声，而北大的好处就在于是结交名流官员的平台，最好是在上学期间就能找一个名人助手、秘书的工作实习起来，这样就不愁将来工作的问题。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他逐渐表现出保守退缩的倾向。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此后，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听从胡适的劝告，坚决不再参与学生运动，而是忙于替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当翻译、助手和秘书。
那时，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在五四运动的“三罢”中，见识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力，决定资助北大主要学生领袖去美国留学。穆藕初本人曾在美国获得过硕士学位，还翻译过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原理》一书，被称为中国的“科学管理之父”，甚至被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代表人物”。穆藕初资助北大学生领袖出国留学，也是基于在中国培养新型企业管理者的目的。在他看来，北大的学生领袖具有组织天才，如加以培养，未来可以成为好的管理者。
当时，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许德珩被称为北大“五大学生领袖”。经过蔡元培推荐，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王敬熙五人接受穆藕初的资助，去美国留学，被同学们羡慕地称为“出洋五大臣”。
风流诗人康白情，由于热衷于结交社会名流，在上海徐家汇一个颇有情调的花园里，举办了名震一时的踏青会，痴迷于觥筹交错之间，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
告别“梁山”——就这样，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傅斯年去了德国留学。傅斯年认为，结识名流，成名成家，这是读书人的归宿。学成回国的傅斯年埋头于古文字研究，最终做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名流的圈子。
罗家伦等人赴美不久，穆藕初破产，留学资助取消，罗家伦等人在国外过了一段游学的生活之后回国。那时，蒋介石刚刚崛起，希望罗致人才，国民党右派是他拉拢的对象，“新青年”乃至共产党的叛徒也是他极为欣赏的——周佛海就是在大革命后期经戴季陶的引荐，进入了蒋介石的幕下。作为当年的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自然也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
蒋介石认为，最能够对付青年运动的，就是当年的青年学生领袖，正如最能够对付共产党的，就是诸如叶青、周佛海这类共产党的叛徒。正是在蒋介石的提拔下，游学归来的罗家伦平步青云，先后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
利用五四的学生领袖治理大学、对付学生运动，这是蒋介石很“高明”的一面，但蒋介石没有预料到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学生通过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逐步走出了一条深入工农、深入民众的道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完成了由青年领袖、学生运动领袖，向着民众领袖、工农领袖转变的过程——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就是如此。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仅仅掌握了青年学生，掌握了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并不能掌握中国。只有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造中国。那些最终到工农中去的北大学生，必然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那些替当局“掌握知识分子”的人，即使当年曾经是万人追随的青年领袖，最终也必然会被时代、青年和知识分子所抛弃——罗家伦如此，段锡朋如此，傅斯年如此，他们的老师胡适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等人与他们的老师胡适，追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傅斯年对建立现代中国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晚年在台湾大发感慨：“共产党里面有我许多的朋友，只是我们傅家祖祖辈辈都是跟着政府走的，我如何能够为了朋友，而舍弃政府呢？”傅斯年的祖上，是第一个投降了清朝的明代状元，他晚年的这句话，真是个讽刺。
穆藕初资助的学生原本有二十多人，而邓中夏就在留学名单里，但他断然拒绝了。北大同学吴丽铭跑来告诉邓中夏被资助去美国读书的好消息时，邓中夏淡然说：“我为什么要用穆藕初的钱到美国去？”吴丽铭想了想说：“是啊！你家里原本就有钱，何必用人家的钱，与其他同学争这个名额呢？”邓中夏皱皱眉说：“这完全是两回事！我与我父亲没有关系，他是他，我是我，我绝不会用他的钱的。再说了，穆藕初是商人，商人钱是好拿的吗？他出这点钱，是为了给自己培养管理工人的爪牙，我们这些人未必要去学习给资本家当爪牙。现在官场腐败，商场也腐败，我们总是要离这种腐败的地方远一点！”
两人正谈着，一个同学惊慌失措地跑来喊道：“不好了！易克嶷在什刹海投水自尽了！”
原来，作为五四主要学生领袖的易克嶷，得知自己不在赴美留学名单中时，羞怒难当，竟然愤而投水自杀。
易克嶷被救起后，嚎啕痛哭着说：“完了！完了！全完了——前途没有了！”
邓中夏问他何以如此，易克嶷哭着说：“罗家伦、康白情，他们算什么东西！五四那天，我们冒了多大风险。我还坐了监狱，吃了多大苦啊！罗家伦干了什么？可是这次出国，有他，没有我，这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吗？”
邓中夏叹气说：“克嶷，这有什么！叫我看，他们这次出国留学，不过是为资本家培养工具，难道我们打卖国贼，就为的是这个？”
易克嶷啜泣着说：“大道理我是懂，可是，如今全北京，全中国，谁不知道我——他们如此欺负我，让我情何以堪？”
邓中夏正色道：“易克嶷，现在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与欺负，你要多想想大家的苦，不要想着自己的面子啊！振作起来，咱们一起干自己的事业，我们在中国，一定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此后，易克嶷跟着邓中夏在曦园搞了一阵互助运动。互助运动失败后，他就失望地回家乡去了。这位五四时期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因为经受不住五四退潮后的打击，就此从历史大潮中消失了。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的张国焘，倒是没有如此功利，他对结交名人不感兴趣，是否出国对他也无所谓。张国焘迷恋校园里的读书生活，他比较清高，也有些呆气。
学生运动过后，他辞去了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联担任的职务，除参加邓中夏组织的曦园以及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活动外，不再参加其他活动。在他看来，邓中夏既热衷政治又搞学术，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这个不愁吃穿的“官二代”是有些可笑的。当时的张国焘打算专心继续学业。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和心情：
1919年的10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织的“曦园”……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究竟还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10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以及11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4]
这期间，张国焘已转入北大哲学系学习。他一边读书想着完成学业，一边打算做思想家。他仍在1919年10月12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一个组的书记，并在11月间被北大学生干事会推选为副主任。不久，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他重理学业的梦想。曾经入狱的张国焘，突然又被警察通缉了，他只有逃离。张国焘的学业就这样中断了，他认为自己已无路可走，最终不得不成为职业革命家。
胡适们想的是如何使北大适应社会，所以要及早开始结识名流，进行“社会实习”，张国焘想的是读书、当思想家，而蔡元培想的却是如何使中国社会适应北大——这是他的理想，也是大多数北大人的理想。
经过五四运动，他们认为北大可以改造中国，甚至可以用北大的生活方式去改造中国社会。至于这个理想究竟是什么，在他们看来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是把“互助”作为新思想的基础。无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邓中夏，他们都认为新社会一定是以互助代替弱肉强食，新的政治一定是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根本的改造，就是确立互助的思想。第二，实现这种思想的方式，是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工读主义”，把工人与知识分子结合为一体，以造就一种新人——这是蔡元培“劳工神圣”说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就是要建立新社会的“试验田”“根据地”。也就是把学校办到社会上去，同时，又用社会实践来改造一般的学校教育，即“北大的社会教育化”“社会教育的北大化”。致力于从学生的共同体中，发展出“新村”，并且期待这种“新村”能够遍地开花。
总之，互助的思想、工读的方式、教育的社会化——新村，这是五四先驱者理想的“自由王国”。当时，他们甚至把这种理想视为社会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而这种社会，尽管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却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桥梁。
用北大的理想去改造整个社会——年轻的刘仁静对此坚信不疑。
五四运动后，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刘仁静思想上有很大变化。那段铁窗生活令他眼界大开，他单纯的思想里第一次涌现出了那么多问题。他坚信，只要北大人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
那时和刘仁静关在一起的，都是学生运动中的英雄人物。其中，鲁士毅是干事会的负责干部，孟寿椿是后来经蔡元培挑选并由穆藕初资助出洋的“五大臣”之一，谢绍敏是五三大会上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激励大家的勇士，易克嶷、狄福鼎、王文彬等，都参加了“火烧赵家楼”。与这些“学生要人”的朝夕相处，令刘仁静很受触动。他觉悟到，既然到了北大，那就是要为中国和人类找出路的，个人的成名成家，根本不是北大学生该考虑的。他感到一个新的世界在向自己打开，父母的期望、中学物理教师的教席，都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1920年他由预科升入本科时，便从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并开始广泛结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和接触新思潮，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
许德珩在回忆中提到，五四后他赴武汉等地前，“刘仁静向我介绍（恽）代英的情况，说他们是极要好的朋友。我告诉他我一年以前已经认识（恽）代英了。刘仁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我转交给代英。”在信上，他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热情，以及渴望与这些学生运动领袖密切交往。
五四运动后，高君宇更加坚信北大的理想能够改造世界、甚至改造宇宙。为此，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高君宇胞弟撰写的《高君宇墓志铭》中提到高君宇（原名高尚德）改名一事：
五四运动被推为北大学生会代表，殴击曹章，首当其冲，奔走呼号，久而愈烈，遂因积劳过度，而患咯血两次，然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
高尚德咯血症痊愈后，毅然向同学们宣布：他决定改名了！
改名？改什么名呢？
只见他手持一管毛笔，饱蘸浓墨，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两个楷体字“均宇”。
均宇？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高尚德笑而不答。一位同学忽然从中悟出高尚德的用意来：“均宇，顾名思义，就是‘均分宇宙’。尚德君素来关心国家大事，立意改造社会，而‘均分宇宙’不正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吗？”
然而，北洋军阀政府怎能允许“均分宇宙”呢？同学们纷纷力劝高尚德不要取这个名字，免得引起反动派的嫉恨；自寻烦恼。
高尚德几经考虑，最后说：“这个名字取定了，但可换谐音字。”于是，他将“均宇”，改为“君宇”。[5]
那时的高君宇已经身患重病，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理想，当然还有他收获的纯洁美好的爱情。在一次山西同乡聚会上，高君宇慷慨激昂地发表着关于民主自由的演讲，台下听众中有一个身穿长裙的少女热情地注视着他，她就是后来成了他恋人的石评梅。
青春是短暂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宇宙，这就是北大人的理想主义。
但也有人以为，人不能靠理想活着，而北大靠“理想”活着的“狂人”太多了。陈公博就是如此。
陈公博毕生最重视“实力”，但在他看来，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实力”都不够，北京大学只是他往上爬的一个台阶。对于他而言，那个能够实现“鸿鹄之志”的真正的“平台”还没出现，所以，他对于北大的事，观察的多，参与的很少。
陈公博出身于政治世家，他的祖父是督抚，却因为联络革命党入狱，辛亥革命发生，才被从牢里放出来。少年时代，祖父就告诫他，务必不要牵扯政治，搞政治是要掉脑袋的。祖父的话，始终是陈公博心头的阴影。
搞政治，最重要的是要有靠山，但是，在陈公博看来，北京大学并不能成为他日后真正的靠山。
夜晚的学生宿舍，谭平山看到刚从外面回来的陈公博，笑着问：“猛野，你又去图书馆搞研究啦？”
陈公博点了点头。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谭平山又问道。
“我不想出国，也不想搞政治。我对政治实在没什么兴趣，还是想去大学教书吧。”陈公博淡然地说。
“嘿！猛野，我以为你是个热衷政治的活动家呢！难道你甘心一辈子当个平凡的教书匠吗？”谭平山反问道。
谭平山号聘三，意思就是“三顾茅庐”。正如“孙日新”后来被叫成了“孙逸仙”，谭聘三最终成为谭平山。
“聘老，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眼下，中国的革命能靠北大实现吗？谁知道以后究竟要怎样呢？我们毕竟是广东人，在北京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根基的。”陈公博感到心中好似有一团火焰，在燃着和熄灭之间来回晃荡。在这个混乱的时局，陈公博也不禁为未来担忧起来，他不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究竟能如何，但又不甘心只是庸常地生活。
此时的陈公博在新文化思潮的熏陶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再难置身事外，他开始对民族、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但是，思考越多，他感到心中越糊涂，越是辗转反侧，越是陷入自我怀疑。这是陈公博多虑的性格。
直到毕业后回到了广东，陈公博还是左右摇摆。终于遇到了汪精卫，并得到了汪精卫的赏识与信任之后，他才下定决心——跟着当时的孙中山接班人、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走。在他看来，这才算是真正找到了“靠山”和发达的基础。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有两个最吊儿郎当的人，一个是谭平山，一个是康白情，前者头脑单纯，后者上课总是迟到。陈公博说，这两个人很少想自己毕业后该怎么办，成天想的就是要办大事——而对办大事的基础与平台究竟在哪里，却连想也不去想。
“打呀！罢呀！”
呼声还在耳里但事还没做完。你又要去了。
但世界上哪里不应该打？哪里不应该罢？
又何必一处？暴徒是破坏的娘：进化是战坏的儿。
要得生儿，除非自己做娘去！
奋斗啊！——
努力，加工，永久！
这首《送许德珩杨树浦》的送别诗，便是浪漫诗人康白情所作。诗的主题是，在发明了罢工、罢课、罢市这“三罢”之后，北京大学只有继续发扬牺牲的精神，创造的力量，带领整个中国社会，继续奋斗，继续前进。
许德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代表，他最终做出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决定。
1920年2月，许德珩登上博尔多斯号邮船，离开祖国。在法国，许德珩与在五四运动中结识的周恩来、蔡和森等不期而遇，并与志同道合的劳君展相识相爱。多年之后，他们的女儿许鹿希嫁给了邓稼先，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许德珩的北大同事。
许德珩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注册，住在巴黎市第五区距巴黎大学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由于法文基础很差，他起初听课感到很吃力。关于这段艰苦的求学时光，许德珩的孙子许进讲述：
五四运动后，祖父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的七年中，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学，翻译了《社会学与社会的科学》及《社会学方法论》等著作。从1927年回国到1952年离开北京大学，他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上海大陆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重庆璧山社会教育学院等校担任教职。在这二十余年间，他讲授的课程是社会学、社会主义史、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我国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社会学的先行者之一。其间，他翻译并出版了布哈林所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和《唯物史观社会学》，马克思所著《哲学之贫乏》，拉法格所著《家族进化论》等著作，并著有《社会学讲话》和《中日关系及其现状》等书籍。他不购置房产，将自己的工资赠与进步学生作为路费，帮助他们投奔延安。[6]
五四运动是古老文明的重生。1919年初夏的风暴是青春的洗礼，那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呐喊，刹那间把鲁迅所谓的“铁屋子”，如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在经历必然的分化之后，新青年在理想的照耀下，又继续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