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出其位：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
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之影响极其深远，民国代清与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清廷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规定，“学生不准妄干国政，暨抗改本堂规条。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本分之谓也。恪守学规，专精学业，此学生之本分也。果具爱国之心，存报国之志，但当厚自期待，发愤用功。俟将来学业有成，出为世用，以图自强，孰不敬之重之”[191]。但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和海外游学迅速兴起，新学堂学生与留学生迥异于传统士子，其突出的特征即思出其位。由于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上升性途径的改变，使新学生与清廷日益疏离。叶文心即认为，中国公学是清末士绅学者政治异议与不满的产物，新创立的学校与旧式书院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传统学问之外寻求科学知识和政治洞见”[192]。
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新式学堂内的民主革命气氛浓烈，学生群体的民族民主意识勃然而兴，与校外的革命运动声气相通。一些革命党人托办学之名行革命之实，将以传授知识为主要功能的学堂变成了革命的枢纽机关。1906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在晚清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位于上海的中国公学成为清季革命的枢纽机关，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依托于上海在海外和内地之间流通的枢纽地位，革命党人在内地和东京同盟会总部之间形成双向流动，利用上海多元化的政治空间进行革命活动；二是依托上海大众传媒网络对革命思想进行传播，以上海为枢纽，将海外的革命思想输入内地和基层。
中国公学是部分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集体罢课后，归国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取缔风潮的发生与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由此引起清政府的疑忌。清政府为整顿留日教育，打击革命派，急需日本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日本政府为迫使清政府在东三省善后事宜交涉中做出让步，颁布取缔规则，加强清政府驻日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对中国学生管束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政府希望限制革命派在日本发展的要求。[193]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留学生之中，属革命派者甚多，彼等经此次省令，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也”[194]，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布取缔规则，实际上有针对留日学生中革命派的目的。
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风潮，深受革命派之影响。发动风潮者大多是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且多为同盟会中的激进派。留日学生在风潮中分为两派，与同盟会会员对该事件意见不统一有关。据《胡汉民自传》载，当时，“宋教仁、胡瑛等主张留日学生全体退学归国，谓即可从事革命”。胡汉民等则坚决反对，“以为此事纵出于最恶之动机，也可以运动打消之，退学归国为下策；且本党新成立之党机关报《民报》，始发刊第二期，若一哄归国，无异为根本之摇动，使仇外者快意。至谓相率归国即行革命，尤属幼稚之见”。[195]由于意见分歧，留日学界中主张罢课归国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联合会负责，主张复课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维持会负责。在抗议风潮发生之始，联合会占据主导，并推动风潮的持续扩大，但到后期，因部分同盟会会员有保存革命力量的想法，大大影响了留日学生的心理，故抗议风潮声势逐渐衰退。
在取缔规则的风潮中，罢课归国的学生仅为留日学生全体的一部分，而真正坚持留沪自办学校，未返日复课的学生更属少数。而这少数坚持自办学校以维护民族尊严、践行民族自立的学生中，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中国公学的发起人大多是名隶党籍的同盟会会员，如担任庶务的姚宏业和谭心休都是华兴会成员，后来担任干事的张邦杰和黄兆祥、学监彭施涤和梁维岳、会计孙性廉、教习马君武等都是同盟会会员。据张承桶回忆，当时留在上海的三百余人中，加入同盟会籍者四十余人。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将近百人。[196]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被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非无故。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有多少是革命党，虽然没有调查，但川人中如朱芾煌、但懋辛，就是其中一二。后来我加入同盟会，也是他们介绍的”[197]。
中国公学因爱国运动而起，发起创办者多为革命党人，其与同盟会的关系较沪上一般学堂密切，受同盟会的影响也较深。清季上海的新式学堂相当一部分是由书院转变而来，书院的风习受时代潮流影响不断趋新，主事者不乏新旧知识兼具的老成之士，但总归要经历一个由守旧而趋新的嬗变，且仍不脱其教育机关之本位。中国公学的趋新程度远超当时沪上各校，其主事者多是学生，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看，其趋新程度自然是最深的。中国公学偏离其教育机关之本位，而成为一个革命机关，这一点从胡适的相关经历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有论者指出，中国公学的教学水平仅与沪上一般中学相当，其对胡适学业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其此前就读的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胡适在中国公学获得的是生活的阅历和革命的实践，在这个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胡适不自觉地成了民前革命报人。[198]
中国公学的创办本身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内涵。留日学生认为，日本政府通过的取缔规则有歧视中国学生之嫌，为维护民族尊严起而抗议，并倡议留日学生罢课归国自办学校，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学校创办之初在校内实行学生自治的体制，亦可见当时民主观念的影响。此外，中国公学意在破除省界以合群力的设想，也是革命思潮的应有之意。中国公学创立的初衷及其实践多与当时的革命观念相呼应，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嬗变对新式学堂的影响。
中国公学的创立是取缔风潮的结果，而取缔风潮是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其诉求在于民族自尊与民族自立，中国公学的创办即为了实现民族自立，创校同人将中国公学视为检验民族能否自立的试金石。姚宏业遗书中曾提及，“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舆于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事当与否，今姑勿论，然公学虽为振兴教育而设，究其要素已含有对外之性质，益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我国人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199]。
有论者指出，民族主义有其“抗议”的一面，也有其“建设”的一面，而后者是既存的研究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200]中国公学发起创立的起因及其初衷则颇能体现民族主义抗议和建设的两面性。中国留日学生激于民族义愤，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通过的带有歧视性的管束规则而纷纷罢课归国，可视为民族主义“抗议”的一面。在上海自办学校则体现了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希望通过自办大学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
民族主义的强大驱动力是中国公学得以成立并在早期的困难境地中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公学陷入困境之际，学校发起人姚宏业为引起各界关注，投水自尽。该事件引起各界的震动，于是有社会的捐款扶助中国公学，使学校得以保存。而姚宏业投水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恰在于其将中国公学的成败与民族能力的优劣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报刊中，呼吁捐助中国公学者，即提出，“谓公学不成，吾中国此后决无一可成之事”[201]。由此可见，中国公学得以维持，实际上得益于民族主义的建设诉求。
中国公学创办之初实行的自治体制颇具特色，学校体制与同盟会相类，皆为共和体制，在校内分设评议和执行两部，分别选举代表与职员。这种自治体制的实行虽然沿袭自留学生总会，但亦可视为学生受革命思潮影响在校内进行的民主实验。
学生自办学堂，不仅反映了民族自立的意识，同时也包含着民主革命的意识。正如中国公学创办者王敬芳所言，中国公学的创办“隐然有二大涵义：一曰中国长此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而不自办学校，终非久计；二曰创办与外国大学同等程度之学校，必集全国才智而为之，不可操自政府。前者为自树高深知识之泉渊，不复仰给外邦；后者为委教育事业于社会，初不依赖国家”[202]。可见中国公学不但是要收回教育权，以摆脱对外洋的依赖，而且确定了民立教育的体制，以摆脱官府的束缚。
中国公学共和体制的特殊内涵在当时校内外的各种表述中都可以得到确证，比如郑孝胥在中国公学开学式上的演说中提到，“窃愿诸公力守目下共和之法，就平等中选举办事之员，授以权限，明其义务，相率服从，以为天下学界自治之表率，庶几可以内执谗言之口，外夺强梁之气。诸君勉之！”[203]姚宏业在其遗书中也提到，“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而起。如美国之有耶路大学，日本有早稻田大学之类，皆成效大著，在人耳目。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路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而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一日”[204]。可见中国公学创办之初衷即在于纠官办学堂之弊，行自治共和之制，以为学界表率。而对官办的失望和对民立的厚望，本身就反映了革命思潮中民治民主的观念。
此外，中国公学的创办意在破除省界，建立中国人的公共学校，这在当时颇具革命意味。晚清各省督抚专权，各省财政及各项新式事业大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省界”的意识较为突出。[205]清季新政改革，各省兴办学堂，虽然学部与社会舆论大都主张破除省界，不主张各省学堂专收本省学生，但实际上各省的官立学堂多是以省款办学，故多倾向于确保本省学额。[206]中国公学创办时学生来自十三个省，这在当时的新式学堂中是比较少见的。姚宏业谈及中国公学创办之意义时曾提及，“中国自今以往有一大问题焉，……则省界之分是也。夫今日省界之分，初见端耳，铁路以分省界故而不能修，矿山以分省界而不能开，学堂以分省界故而屡起冲突，操戈同室。庄子曰：天下事创始也细，将毕也巨。今日之冲突—笔一舌，将来之冲突一铁一血。夫鹬蚌相持，渔夫而伺其旁，可惧也。夫惟中国公学熔全国人才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其祸于无形”[207]。可见消除省界其意旨也在于消除内部分化，合群力，以实现民族自强，这也是清季革命普遍的观念。[208]新式学堂的兴办对于破除省界多有助力，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朝夕共处，超越地缘纽带而形成新的共同体。[209]
在清季新式学堂学生日趋激进，革命倾向愈趋明显的大氛围中，中国公学自不能免，甚或表现得较其他学堂更为突出，成为当时沪上重要的革命机关之一。
中国公学成立后，在校内集聚了一批革命党人。在很多人的回忆中，中国公学的校园是革命党聚集的一个重要场所。据早期中国公学学生朱经农讲，“中国公学是革命党一个藏身之所。二百多学生中间不少是同盟会会员，还有不是中国公学学生而常常和我们来会谈的，如秋瑾、陈英士先生等，也彼此声息相通。教师中间如马君武、于右任、沈曼云、梁乔山诸先生，都是革命领导者。章太炎出狱后，也躲在中国公学，然后乘船赴日本。蔡松坡先生也来住过。戴季陶先生偶尔一来，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年纪很轻，日本话说得非常漂亮。我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革命思想愈加浓厚”[210]。
中国公学由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创办，其与东京同盟会总部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学校处于上海这个具有全国影响的辐射中心，由此，中国公学在清季革命中成为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内地革命党联系的重要纽带。[211]当时同盟会总部也有意以办学为掩护，将中国公学作为同盟会一个联络站，负责日本、上海和内地革命党的联络。据柳亚子回忆：“好像在（同盟会）江苏分会之外，另有上海分会，是马君武、梁乔山几个人主持的，地址在中国公学。”[212]
中国公学的师生流动性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公学作为革命机关的枢纽作用。中国公学师生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流动有多种情况，有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公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如川籍革命党人但懋辛以中国公学教习的身份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安排很多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到中国公学任职。[213]有原本在校的学生返回原籍从事革命活动的，以湘籍革命党人居多。还有原籍的学生因在校学生的引介慕名而来，后成为革命党的。当时中国公学校内革命气氛浓厚，吸引了一大批倾心革命的青年投考。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其程度仅为中等，而政治改革空气却极浓厚。余乐其与己见相合，故即居之。入校后之第一事即剪发易装，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214]。还有中国公学师生从上海转赴日本东京从事革命活动，以及一些因在原籍从事革命受到官府缉拿而暂避中国公学的。
以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为例，余诚是湖北省麻城人，1904年参加科学补习所，谋在武汉响应黄兴组织的长沙起义，事泄，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1905年参与筹建中国同盟会，组织《民报》社。1906年1月5日抵沪，参与创设中国公学，收容归国的留日学生。1月19日回到武汉，同刘静庵合作，以日知会会址为活动基地发展同盟会员。在武汉期间，余诚曾替中国公学募集办学经费。同年秋，余诚与刘静庵等谋划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潜往上海中国公学。1907年5月因遭通缉，再赴东京，协助同盟会总部工作。1908年返汉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215]由余诚的经历可见，其在参与创办中国公学时即已是同盟会成员，中国公学创办后即回乡从事革命，但在革命受挫时避居中国公学，后来又自中国公学转赴同盟会东京总部，从中可见中国公学的革命枢纽作用。
晚清时期的上海是中国的报业中心和舆论中心，从当时革命报刊的实际影响来看，上海的革命报刊比革命党在日本、南洋和香港地区的报刊对于内地社会的影响更直接。张之洞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注意到上海新型媒体的巨大影响，其在《劝学篇》曾专辟一节讨论“阅报”，特别提到，“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216]。革命党人雷铁崖也认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居内地，疏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可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也。”他还进一步论证了上海为什么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夫上海之人亦岂尽跻于文明？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议论机关之报纸耳。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217]
上海作为清季革命最重要的宣传基地之一，对于民国代清的鼎革影响至深。民国初年，前清遗老恽毓鼎即认为“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而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218]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革命报刊对清季革命的贡献之大。
中国公学的师生创办报刊以宣传革命，对于清季革命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重要影响的就是《神州日报》和《竞业旬报》，前者是中国公学参与创办发行，后者是中国公学学生成立的竞业学会独立创办发行的刊物。
《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创办人多为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的师生，于右任、邵力子、张邦杰、钟文恢、梁乔山等均为发起人。[219]自从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以来，上海地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革命派的日报出版，《神州日报》的创刊，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因而受到欢迎，发行量超过一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和同时期的大多数革命报刊一样，该报以“上中社会”为主要对象，尤其侧重于学生和新军。创刊伊始即宣布：“凡我全国官私公立各学堂以及各省军营均常年致赠一份，以备公阅，不取报资。”[220]对个别学生订户则实行半价优待，其目的：一是为了配合各地同盟会组织在新军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动员工作；一是企图通过他们把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扩散于全社会。
中国公学学生创办的《竞业旬报》更是宣传革命的重要媒介。留日返国学生谢寅杰，约集中国公学学生蒋翊武、杨卓林、刘尧澄等数人发起竞业学会，并组织发行《竞业旬报》，竞业学会“专吸收我同学为会员，十分之八皆我同学，而竞业旬报编辑，几全为我同学担任，即如无党籍之胡宏辛（胡适之），亦常写诗文登载。而此竞业学会与竞业旬报，由中国公学风潮而解体停刊，咸与同盟会在东京出版之民报及云南杂志、四川杂志、洞庭波、浙江潮同时受清廷之威胁逼迫而停刊。该竞业学会即革命之团体，竞业旬报，即革命之机关报也”。[221]另据胡适回忆，《竞业旬报》的宗旨，由创刊的编辑傅君剑提出，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目的是要将新思想“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222]《竞业旬报》是当时少有的提倡使用“普通国语”与白话文的报刊，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开启民智，借助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以推进下层社会的启蒙；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以“统一中国的言语”来达到“联合中国的人心”的目的。[223]马君武在为该报所作序言中也提到，“夫一国族之大潜力乃存于其社会之下级，竞业报以白话演之，使贩夫走卒皆易闻之”[224]。
除革命思想的传播外，中国公学师生还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据胡适回忆，他班级的同学多有参与革命活动，如廖德璠、杨卓林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过广州之役，但懋辛还曾经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任鸿隽学制炸弹，为革命做准备。可见，当时的中国公学已然是一个革命大机关。晚清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中国公学师生的身影，如参加徐锡麟安庆起义的马宗汉、陈伯平二人，参加武昌起义的蒋翊武、刘化欧等人皆是中国公学学生或教职员。
在辛亥革命时，中国公学师生也多投身革命。1911年7月31日，为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会议名册上共29人，其中涂潜、邓道藩、陶泳南、张仁鉴、梁鍪五人来自中国公学，[225]中部总会的成立对上海地区的革命有很大推动。中国公学还通过资助经费的方式赞助革命事业，据校友黄仁中所言：“南洋侨胞曾经对中公认捐过一百七十余万元，正待要汇到上海，而革命军兴，此款全部由总理商得募捐人前校董王敬芳先生同意，移作革命军费。”[226]辛亥年，革命事起，中国公学学生大半往投革命军，如后来公学董事会所言：“此次光复，树勋立业之人多有出自中国公学者。”[227]
辛亥上海光复之役有两股力量参与其间，一为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和以李燮和为首的江浙沪的光复会党人，另一股力量是以李平书代表的上海绅商。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在联络商团的同时，还掌握了中国敢死团和敢死队两支分别以学生与帮会为主的武装。其中敢死队是由张承槱等人组织的以帮会力量为主的武装，张承槱即中国公学学生，受中国公学教师于右任影响很大。1911年10月17日，张承槱来到上海，与上海青红帮领袖联络，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与他们歃血为盟，发誓“结为兄弟，共同生死，驱逐满奴，复兴汉业，以敢死之志，抱必死之念，以报国家”[228]。诸人共推张承槱为大哥，刘福标为二哥，田鑫山为各处联络员。张承槱、刘福标等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敢死队，原打算西赴武汉，参加反清革命。于右任获悉，劝张承槱等人就在上海动手。张承槱接受于右任的意见，遂在上海谋事。经于右任介绍，他们与陈其美取得联系，“每晚在民立报馆聚会一次，交换意见，互相报告，讨论进行”[229]。1911年11月4日，敢死队参与了革命党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对上海光复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公学与晚清革命之关系十分密切，“学校由爱国运动而起，由革命志士创办，故校内爱国革命空气，极为高涨，学校创成为革命之枢纽机关，教职员及学生则多献身革命，助成开国大业”[230]。中国公学与晚清革命的渊源关系，体现了近代中国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新式学堂学生脱离常轨而参加革命的时代趋向，这也成为清廷覆亡革命成功的重要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