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研究系接办中国公学
现有关于梁启超的各类传记，大多认为在1920年前后梁启超有意接办中国公学。[37]其实早在1916年夏，当时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成功，梁启超自广东至上海，留居上海时即被中国公学推为校长。当时梁启超提议中国公学改建为大学，于是学校将在校的中学生转至上海其他各中学。但由于欧战爆发，教育部请暂借校舍给同济医工学校，梁启超也因参战问题北上，中国公学乃中途停办。[38]正如1920年自欧洲返国的梁启超在中国公学开学式的演讲所言：“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尽义务为可愧耳。”[39]
中国公学在晚清时即与立宪派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事及监督大多是立宪党人。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进入董事会任维持之责，但自二次革命后，便与中公无甚关系。1914年，中国公学移董事会于北京，推举汤化龙为董事长，王敬芳为校长，由此中公又成为民初立宪派的事业。1919年夏，中国公学重集董事会，推举熊希龄为会长，王家襄为副会长，胡汝麟、范源濂、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等为常务董事，王敬芳兼任校长。1920年，中国公学董事梁维岳病逝，常务董事缺额，董事会推梁启超补之。从构成来看，这一届中国公学董事会中除校友外，主要董事大多为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成员。
研究系是民初旧国会时期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一个政治派别。1916年8月，旧国会恢复，进步党即取消党名，其中一部分人改组为宪法讨论会、宪法研究会两个团体。后来鉴于国民党议员组织宪法商榷会，为了进行抵制，梁启超、汤化龙又将上述两团体合并，称为宪法研究会，研究系由此得名。研究系的活动以1918年为界，前后分别以政治和文化教育活动为主。1917年7月，平息张勋复辟后，段祺瑞回到北京组织新一届内阁，研究系因此前对段祺瑞的支持而得以入阁，研究系的头面人物担任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总长职，至此研究系发展到其鼎盛时期。11月，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以及次年7月底完成的第二届国会的选举，由皖系段祺瑞培植的安福系取得多数席位，该系领袖王揖唐被举为众议院议长，研究系在选举中失败，当选议员者仅二十余人。[40]至此，研究系在政治上实际已无所作为，领袖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纷纷出国考察，基本退出政治舞台。虽然研究系在巴黎和会前后非常活跃，但也仅止于主导社会舆论，搅动政局，在政争中并未能翻盘，无法避免其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的命运。
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黄群等人意图在思想文化界以及教育界有所作为，提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理念，[41]故后期的研究系开始了办学、讲学、办报、译书等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42]其中尤以办学为最要，当时对于张君劢等人提出的办学主张，傅治即提出，“至于事业方面，则先生所提学校问题，最为切实，望任公摆脱政治之泛运动，全力从事于此事，设科不必多，惟教授须最高手，藏书楼须极完备，须有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彩，此为吾辈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间接关系）之重要基本”[43]。
梁启超接办中国公学之初衷，与其立政治根基于教育文化的理念有很大关系。梁启超自1918年政治上失意后，对于政治上的失败多有反思，反思所得结论是深感人才之缺乏，知己太少，而欲实现政治理想，必须从培植人才着手，所以要全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以培养人才。当时舒新城建议，梁启超在天津、上海、南京等几所学校办好学、讲好学，则“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44]。
梁启超本来有意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但考虑到中国公学需要依靠王敬芳的财政支持，于是采取折中办法，由王敬芳任校长，张东荪任教务长。1920年5月14日，王敬芳致书梁启超，言中国公学事，对梁等人接办公学期以厚望。
昨由津归，即驰书沪上，寄来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及十年纪念册各一本，兹另包奉上，为先生撰募捐文之参考。计公学成立仅十数年耳，当时发起同人姚剑生以蹈江死，张俊生以劳瘁殁，黄真存、谭价人前两年又相继去世，近接上海书，梁乔山又病故矣。抚今追昔，无限感伤。然中国公学者，诸友人精神之所寄者也，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45]
1921年春，中国公学原教务长刘秉麟留学英国，于是由梁启超推荐，王敬芳请张东荪为教务长，代理校长职权。张东荪虽无实际的教育经验，但在五四前后比较热心于教育文化事业。早在五四时期，张东荪便一再声明脱离政治，遂不再谈论政治。1920年7月，张东荪在给张君劢的通信中说：“弟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将以译书著书报答于族众。即杂志与日报之言论事务亦颇思摆脱。将来如有教育事业可为者，弟愿追逐于当世诸公之后。或兄等为社会活动，弟则以教育为助。兄等对于旧势力为炮兵骑兵以事攻击，弟则愿守辎重，或作农夫，为诸公制造粮食也。”[46]在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觉悟》多有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加上研究系的骨干大多在北方，张东荪则长期在上海办报，自1912年4月回到上海，任《大共和日报》编辑，基本上定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主持《正谊》《时事新报》等报刊。
1921年9月，受梁启超的嘱托，张东荪任中国公学教务长，在蒋百里的协助下主持改造。梁启超曾设想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和文化运动的基地。其目标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人才”，还在于培养具有学术研究及社会改造能力的“文化人才”。[47]在接办中国公学之前，蒋百里与张东荪关于办学方针曾有一番讨论，蒋百里主张采用古代书院的形式，以梁启超为中心，强调精英式的教育。张东荪则主张应当以“一团之人格为中心”，发挥团体的精神，并且力主开放办学，“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48]。张东荪主张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现代国家建设基础的公民。
1921年9月13日，作为教务长，张东荪在中国公学开学式上报告教育方针。
第一，鄙人以为学校为社会的制度之一，不仅为教育机关，真正的德穆克拉西必建筑于乡村等小组织，小组织之中心必在学校，盖学校一方面造就新人物，他方面则使已得知识者得更深之研究，可见学校乃文化之总汇，知识之泉渊，不仅使文化不断，且使其继长增高，若将学校单纯视为教育子弟之所在，则未免太轻视矣。第二，鄙人以为中国现行学制过于机械性，故所造就者多为废物，夫所教育之人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活动有为之地位，则必系教育方法有误，故鄙人以为改造社会，与适应社会，为一事之二方面，并非截然两物，若新人物在社会上其才力不能取得有力的地位，则社会又焉能改造，平心论之，今日中国之社会隙罅甚多，若有才能，不患无以自见，故所谓适应，实兼有创造之义，因此决定改学科制，发挥个性，并注重职业。第三，鄙人以为学校内部组织，必以教员之集合的精神为主体，务使学校等于学术研究会，而学生应于保育的精神下实行自治。[49]
从中可见，张东荪的办学理念，特别强调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主张发挥个性，注重职业；注重学术研究及学生自治。此后的一系列的改革均与此理念相关联，比如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道尔顿制的实行、注重实用的商科的开办、注重学术研究、提高教师层次等等。
当然这只是明言的办学方针，从梁启超等人的通信中，仍可见为研究系造就人才的办学初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办学的开放性。曾任中公中学部主任的舒新城就提道：“他们当初虽不曾明白说要把中国公学作为政团的干部，但在下意识中希望要把它作为政团的基础，当是不能免的。而任何出钱出力的人必得要干其适合本愿的事业，也是普遍的心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