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系办学的成效

研究系自1921年春接办中国公学，至1927年，前后六年。接办之初，计划完备，颇为用心，试图将中国公学办出成绩。研究系接办中国公学之初，对于人才的聘用态度较为开放，所以吸引了很多青年才俊到中国公学任教。直到1923年前后，办学日益依赖研究系同人，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的流失，对教学与研究都有很大影响。

在接办之初，研究系对于中国公学非常重视。这从研究系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安排可以看出，在筹办此事的过程中，梁启超、王敬芳、张东荪等人有意借此提高中国公学的知名度，因此提议以中国公学的名义邀请罗素，再加上尚志学会、新学会两组织共同主持。罗素到中国后第一个正式演讲《社会改造原理》即被安排在中国公学。但是随着梁启超等人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得到更好的机会，而中国公学接办数年后，办学效果远不如预期，大大影响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对于经营中国公学的热情。1922年，筹办中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本拟邀请张君劢负责，张君劢因条件限制，不愿就任，转而创办政治大学。张东荪也是时时想卸下中国公学的担子，多次请辞校长职。

对于中国公学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张东荪主持中国公学期间的情况，曾在公学任教的俞颂华后来评价说：“他（张东荪）包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这话是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不然，我相信中公一定能如北大和燕大一样有悠久的卓著的成绩。”^[96]与实际办学状况对比，上述的评价显然有溢美之嫌。

1926年5月14日，教育部派员视察中国公学，总务主任高阳，教务主任俞颂华招待并引导视察。视学所提交的考察报告颇能反映当时学校办学之实态，故录之如下：

该校设大学本科预科，本科分文法商三科，商科设商学系，法科设政治经济学系，文科设哲学系，但哲学系因人数太少，尚未开班。商科一二三年级三班学生一百四十人，法科一二年级二班学生一百七十人，预科一二年级二班学生五十人，共计三百六十人，内有女生十二人。暑假后拟将预科停办，改办高级中学。专任教员约占全体教员三分之一，体育亦有专任指导员。本科科目除国学课程外，均用英文课本，并由教师口讲，学生笔记。是日，视察预科一年级英文班学生出席者四十人，本科商学系一年级政治班学生出席者三十五人，本科商学系二年级商法班学生出席者三十九人，本科经济系二年级商学系三年级中国经济史合班学生出席者四十人，缺席者甚少，学生听讲亦甚注意，所用教科书程度与各该年级亦相当，此教科方面之大概也。

该校面积有一百二十余亩，系前清拨给官地建筑，已历十七八年之久，尚为巩固，视察礼堂教室宿舍校园图书馆运动场学生病室浴室盥洗室学生贩卖所，均尚完整。全校学生除通学生二十余人外，余均住校，宿舍每室住学生二人或三人，颇为整洁，由斋务主任督同助理员管理，女生另有寄宿舍，由住校教员之眷属帮同照料，云该校严禁学生干预外事并任何党派之活动，以读书救国为主旨，去年九月曾恺切申告并嘱学生填具志愿书，因此退学者有二十余人，此设备管理方面之大概也。

该校每年由河南福中公司补助洋二万元为常年经费，加之学膳费一切收入约三万余元，合共收入五万余元，与支出恰可相抵。财政部前曾指拨元年公债一百万元为基金，已领到四十万元，现正与财政部商洽将福中公司应缴纳该部之矿税扣发此项公债之利息，该部业已承诺每年约可得二万余元，将来拟以此款充置备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之用，至目下图书费由教职员学生共同捐助，年可得五千元各处亦颇有捐助者，此该校经济之大概也。^[97]

由于人才与经费的匮乏，研究系最终的办学成就离预期相差甚远，1925年9月，据因不满沪江大学不允许学生参加校外活动而转学中公的饶子桓观察，“当时中国公学因经费困难，聘请教授不多，职员更只寥寥几人，图书缺少，体育设备不够，校舍失修。在这些方面与沪江比较，是相形见绌的”^[98]。

在此期间，中国公学较民国初年还是有长足进步的，也不能完全抹杀。虽然有经费不足而引起的不少困难，但仍逐步发展起来。1923年将专门商科升为大学，并添设新学门。1926年7月5日，教育部开部务会议，审议上海光华、群治、中公三校的立案申请，最终审议结果光华大学准试办，文治大学暂行促留，中国公学得正式认可。^[99]当时全国准予立案的私立大学仅有5所，可见中公在当时高等教育版图中的地位。

1925至1926年间，主持者想把中公办成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增筑校舍，扩大图书馆。学校刊行《中国学刊》《商学周刊》等刊物，努力提高学术水准，并聘请马寅初、胡适等人来校讲演，奖励学生活动。据统计，中国公学1923年度上学期，“商科毕业一级，共二十二人，……毕业生中，预备留学英美者四人，已受专门学校聘为教授者三人，服务公司银行者六人，任编辑事务者三人，其余数人，尚在待聘”^[100]。由此可见，所培养之学生尚符合上海商业社会之需要，层次亦属中等以上。

1927年4月，北伐军进至上海。由于研究系一贯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在上海的研究系分子受通缉，张东荪也被列为“反动学阀”，被迫逃到租界躲避。对此，他后来说：“国民党北伐至长江，任之先生与余皆被目为学阀，加以通缉者，不止一次，彼时所谓学阀，即指反对一党专政之民主思想而言。”^[101]而对于研究系的办学，校友和在校学生的评价亦不高，“中国公学成立迄今，已二十二年，在辛亥革命前，夙有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名，向为上海各大学中之负盛望者，频年以研究系占据之故，遂至校誉日堕，毫无起色”^[102]。这无疑是在政权鼎革之际对研究系的一种清算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