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在中国公学校友的历史记忆中，普遍存在突出其与清季革命关联性的趋向，而相关的文本大多系叙述者本人因应现实而作，故带有浓厚的结果驱动。民国初年，因对革命有功，孙中山允拨三百万基金给中国公学，此后为获得此项基金，学校历任执事者在请拨基金的呈文中都会强调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渊源，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胡适1929年所作《中国公学校史》。因当时学校申请立案，胡适亦有意突出中国公学在清季革命中的表现。此后为复兴中国公学，获得国民政府的赞助和支持，校友特别强调中国公学与民族复兴之内在关联，甚至将中国公学归为国民党的学校。校友会迁台后，所编中国公学回忆资料集，基于现实环境和自身立场，更是浓墨重彩地突出中公的“正统性”。经过这样的建构，对晚清中国公学的历史认识实际上被革命史的逻辑笼罩，故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其他面相。
中国公学的创立，直接原因是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规则》。取缔风潮中，学生的激进彰显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颇能反映当时社会心理的实际状况。然而取缔风潮也有其不理性的一面，故而在回国创办公学的过程中，早期的发起人备尝艰辛。但从创办之初的困厄到1910年前后的长足发展，不能不说发起创办之学生受民族自立理想鼓舞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之可贵，也可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蕴含的巨大的动员能力。
顾颉刚受胡适启发，“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231]。同样，身处清末剧烈且频繁的变局之中的中国公学，其校内的变动无不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官府、地方绅商名流、革命派共处其间，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公学的创办及其发展，郑孝胥、熊希龄、张謇等立宪派绅商贡献甚大，而这种贡献固然有立宪派自身的努力，但更重要的则源于立宪派与两江总督端方的特殊关系。因为官款的补助，中国公学逐渐官立化。相对于立宪派与官方对于中国公学发展物质上的赞助，革命派的影响则集中于学生之思想。事实上，革命派与立宪派在学堂的共处反映了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也不是全然对立的关系，[232]这一点可以从马君武留学一事窥出两派关系的实态。据知情者称，“马君武在大学得化学学士学位，夏令期间，又增修爆炸术，遂以传授同志，为党人敢死队制造炸弹，光绪卅二年丙午归国，在上海中国公学，任理化教授，胡适、任鸿隽、朱芾煌、熊克武诸人，都曾经做过他的学生。他在教书时，并一面宣传革命，上海道蔡乃煌，本为清廷鹰犬，查得君武是同盟会分子，多方侦伺，报告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便密令拿办。那时岑春煊为庇护君武，便嘱广西巡抚张鸣歧，资助君武赴德深造，到柏林大学习冶金学”[233]。为救助马君武，立宪派的干事王敬芳也出力不少。[234]可见，当时政治社会的分化与革命派活动空间的拓展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公学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形成若干特色，对其后来的发展影响甚大。一是学生自治之传统，虽然公学体制几度变更，但相对一般学堂而言，学生自治之传统还是比较强盛的，故而会发生新旧公学的风潮，即使是改制后的公学，负责之主要职员也还是早期的归国留日学生。二是中国公学介于官立与私立之间的特质，中国公学非一省官方或一人出资，事实上没有一个确定的校产所有人，进入民国以后其性质逐渐转为私立，[235]但与一般私立学校的产权清晰又有所区别，这一特征与此后中国公学的动荡和衰亡都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此外，更突出的是中国公学自创立始即表现出投入时代潮流的趋向，从而使学校受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变动的影响甚剧，体现了近代中国危机不断加深造成的“礼失求诸野”的现象，各社会群体不安其位，表现在学堂学生身上就是校园生活的政治化与学生的思出其位。
【注释】
[1]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07年，第1-2页。
[2]［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1页。
[3]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07年，第1页。
[4]［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
[5]《留学生问题善后策》，《读卖新闻》1905年12月15日，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21页。
[6]关于取缔规则风潮的研究，可参见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清末留日学生的一个动向》，《信州大学纪要》1952年第2期；金谷志信：《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背景》，《学习院史学》1972年第9期；［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取缔规则风潮个案初探》，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2辑，1982年；秦裕芳、赵明政：《关于“取缔规则事件”的若干流行说法质疑》，《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王开玺：《取缔规则事件与革命派领导下的留日学生运动》，《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林增平：《清末留日中国学生反“取缔规则”斗争》，《林增平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李喜所、李来容：《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上述研究大多集中于取缔规则风潮在日本的活动，并未延及国内的反应以及罢学学生归国后的举动。
[7]当时杨枢以驻日公使兼任游学生总监督，参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0页。
[8]杨度：《与留日学生总会各干事上杨枢禀》（1905年11月27日），刘晴波主编：《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194页。
[9]革命派当时即提出：“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为何者为良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持有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竟诬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路，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梁启超：《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新民丛报》第3年第23号，1905年11月，第12页。
[10]黄尊三著，谭徐峰整理：《黄尊三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1页。
[11]黄尊三著，谭徐峰整理：《黄尊三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1页。
[12]［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
[13]《日本文部省令趣旨说明译文》，天津《大公报》，1906年1月3日，第3版。
[14]黄尊三日记称，“同乡陈君天华，为取缔规则事，愤而投海，遗书数千言，勉励同人，非达到取消取缔规则的目的，决勿留东”。《黄尊三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2页。有研究者认为陈天华是反对留日学生罢课归国的过激行为的。孔祥吉、村田雄二郎：《陈天华若干重要史实补充订正——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5]［清］李宗棠：《东游纪念》，黄山书社，2016年，第400-402页。
[16]刘德有、马兴国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68-669页。
[17]［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8-339页。
[18]［清］李宗棠：《东游纪念》，黄山书社，2016年，第396页。
[19]《留日学生返国人数》，《申报》1905年12月29日，第4版。
[20]《中国公学史略》，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页。
[21]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5页。
[22]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6页。
[23]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9页。
[24]参见严海建：《东京-上海-内地：清季网络格局中的中国公学》，苏智良主编：《海洋文明研究》第三辑，中西书局，2018年。
[25]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页。
[26]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2-3页。
[27]《上江督周玉帅禀》，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35-36页。
[28]杨枢：《游学计划书》（1907年7月29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5页。
[29]《奏拨中国公学经费片》，《端忠敏公奏稿》卷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7页。
[30]《中国公学史料拾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6-127页。
[3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32页。
[32]李喜所关于取缔规则事件的研究认为，“事实上，留日学生对此规则存有诸多的误解与误读，情绪化的激情有余，冷静的客观分析不足”。李喜所、李来容：《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20页。
[33]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页。
[34]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8页。
[35]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8页。
[36]《序》，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页。
[37]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8页。
[38]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9页。
[39]黄尊三著，谭徐锋整理：《黄尊三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40]《江督派员赴日安抚学生》，《中外日报》1905年12月31日。
[41]《纪苏绅莅宁劝谕学生事》，《申报》1906年1月5日，第3版。
[42]江苏学生退学风潮起因是时任中国公学副干事的朱剑在各省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江苏籍学生认为中国公学四川、湖南两省学生占主导，有意排斥江苏籍学生，故对公学不满。此事原委可参见《驳中国公学发起人敬告诸同学书》，《时报》1906年3月22日，第6版；《辨中国公学发起人敬告同学书》，《申报》1906年3月24日，第9版；《哭中国公学之前途》，《申报》1906年3月29日，第19版；《追论中国公学苏人全体退学事》，《申报》1906年4月8日，第2版。
[43]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8页。
[44]《致成都锡制台、开封陈抚台、济南杨抚台、贵阳林抚台》（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43-9444页。
[45]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46]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47]《中国公学章程及自治公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第8页。
[48]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2-154页。此处回忆有误，曾铸未有捐款，捐助人芳名录中并无记载，开办费似应为郑孝胥所捐。
[49]姚洪业，字剑生，号竞生，原名宏业，湖南益阳人，1905年冬自日本归沪，与谭心休等在上海组织湖南留学生事务所，后被举为总会会计，至公学成立，又被举为庶务员。《姚洪业烈士传》，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51-52页。
[50]《姚宏业烈士遗书》，《中国公论》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6日，第22-23页。
[51]《烈士蹈江》，《叻报》（新加坡）1906年5月3日，第10版。
[52]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4页。
[53]亚弢：《哀姚烈士文》，《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卷第1期，1906年7月，第25-26页。
[54]得知姚宏业身殉，湘省学界公议，“由湘省认捐该公学经费银一万两，归中南西三路分别摊派”。《认派上海公学捐项》，《申报》1906年5月12日，第9版。当然实际并没有募集到一万两白银，据统计1906年湖南学界捐助高达四千两，为所有捐助中最多的，可见姚宏业自杀事件对国人的震动。姚宏业投水牺牲后，王敬芳将其《遗书》传播到南洋华侨社会，以争取经济援助，得到海外华侨的积极响应。参见王琦：《姚宏业〈遗书〉海外版本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近代中国》第二十六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294页。
[55]蔡元培：《在林德扬君追悼会之演说》（1919年12月14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岳麓书社，2010年，第258页。
[56]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57]《序》，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页。
[58]《林晴波君复书》，《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62页。
[59]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7页。
[60]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61]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7页。
[62]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5页。
[63]马和，即马君武。
[64]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65]《中国公学近情》，《时报》1906年3月30日，第2版。
[66]《中国公学章程及自治公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第13页。
[6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25页。
[68]《又禀》，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1页。
[69]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7页。
[70]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4-15页。
[7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136页。在胡适和王敬芳的相关回忆中，多认为自郑孝胥任监督后，学校即由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治变为以董事会为主体的治理体制。参见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4页；《王敬芳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51页。其实这种说法有误，据此处郑孝胥日记所记，中国公学董事会是在郑孝胥卸任后才筹备成立的，此前郑孝胥任监督时，学校并未成立董事会。奇怪的是，胡适在1929年5月作的《中国公学校史》中却写着，“戊申春间，郑孝胥辞监督，夏敬观先生继任监督。其时始有董事会之设，推张謇先生为会长”。胡适：《校史》，《吴淞月刊》第3期，1929年9月15日，第56页。何以在1933年正式出版的《四十自述》中说法又完全不同？据胡适自己讲，《四十自述》中关于中国公学这一段是写于1931年夏间，写完后曾交王敬芳阅，请其校正。笔者觉得胡适有可能是受王敬芳回信的影响，对自己的叙述做了修改，却不曾想，王敬芳的回忆反而是错的。后人多不加辨析地采信胡适的说法，从而遮蔽了本相。
[7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148页。
[73]撷华书局编：《宣统己酉大政记（第一至廿一册）》，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452页。
[74]监督夏敬观禀称，“向来扶持公学诸绅组织中国公学董事会业于本年八月十八日开会拟定章程举定职员”，“具见在沪官绅热心教育，集合同人之意见，巩固公学之前途，嘉惠及生，良可佩”，呈请立案。《中国公学董事会立案》，《申报》1909年1月7日，第2张第3版。
[75]《中国公学董事会会议案》，《北洋官报》第2042期，1909年4月17日，第9-10页。
[76]《中国公学董事会章程》，《新闻报》1909年4月9日，第26版。
[7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266页。
[78]参见陈月圆、龙登高：《清代书院的财产属性及其市场化经营》，《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公款公产在清代的语境下，大致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既不属官府，又不纯属个人或家庭拥有的资产。清季公立学堂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公款公产，但传统公款公产的产权属性无法简单套用现代产权理论，其是否具有排他性的独立产权，尚存疑。参见蒋宝麟《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79]《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26-327页。
[80]关于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21页。
[81]《中国公学集捐启》，《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25页。
[82]《又禀》，《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0页。
[83]《批》，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1页。
[84]《批》，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3页。
[85]《调查中国公学》，《新闻报》1907年2月7日，第3张。
[86]《奏拨中国公学经费片》（1907年4月），《端忠敏公奏稿》卷八，第16-18页。
[87]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76-81页。
[88]详细规定为：“各省公款，皆甚支绌，除初等小学堂，及优级、初级师范学堂，均不收学费外，此外各项学堂，若不令学生贴补学费，则学堂经费，必难筹措，断无多设之望，是本欲优待，而转致阻碍兴学矣。且学生以学费不需自出，不免怠惰旷废，不肯切实用功，更兼不守规矩，视退学为无关轻重。查日本各学堂学生，于月出束脩外，凡膳费、寄宿舍费、书籍衣服等费，皆须学生自备，具有深意。盖博施济众，从古所难，中国此时初办学堂，一切费用甚巨，自应亦令学生贴补学费，不致全仰给于官款，庶可期持久而冀扩充。其学费每人每月应缴若干，听各省斟酌本省筹款情形，核计该学堂所需常年经费，随时酌定，毋庸限数，但须量学生力之所能及。”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47页。
[89]黄秉义著，周兴禄整理：《黄秉义日记》（贰），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809页。
[90]《中国公学筹款》，《新闻报》1906年3月25日，第3版。
[91]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20页。
[9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81页。
[93]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86页。
[94]《叶景莱启事》，《神州日报》1908年2月9日，第1版广告栏。
[95]《筹议创设公学》，《申报》1906年4月20日，第17版。
[96]《张殿撰请筹款协助公学》，《时报》1908年9月28日，第3版。
[97]朱经农：《在我记忆中的熊秉三先生》，周秋光主编：《熊希龄：从国务总理到爱国慈善家》，岳麓书社，1996年，第74页。
[98]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20页。
[99]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81页。
[100]关于清末新政中出现的“官绅联合”的模式，可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25页。
[101]吴庆坻：《端总督传》，《端忠敏公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第94种，台北，文海出版社，第8页。
[102]参见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1-292页。
[103]关于端方圈子文教活动的介绍，可参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5-169页。
[104]《中国公学二十一周（年）纪念会记事》，《中国公学大学部第五届（丙寅夏）毕业纪念册》，第186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8-1-146。
[105]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4页。
[106]《中国公学旅行记事》，《时报》1908年5月4日，第1版。
[107]《中国公学旅行记事》，《时报》1908年5月4日，第1版。
[108]《公牍：本署司详遵批议复上海中国公学干事张邦杰等恳拨巨款建筑文》，《四川教育官报》1908年第11期，第5页。
[109]《鲁抚补助中国公学经费》，《广益丛报》第7年第18期，1909年8月5日，第5页。
[110]《直督杨莲帅补助中国公学经费批》，《时报》1909年4月17日，第6版。
[111]《桂省补助中国公学建筑费》，《时报》1909年9月9日，第6版。
[112]《文牍：藩司连学司吴会详抚院奉宪札准度支部咨饬筹中国公学经费实无闲款可动文》，《安徽官报》1911年第3册，1911年5月下旬，第2-3页。
[113]1908年，度支部奏定的《清理财政章程》规定各省清理财政局须将本省收入划分国、地税，但中央未制定标准，各省实际情形更加复杂。至1910年9月，度支部奏准该年度为调查国地两税之年，1911年为厘定年限，1912年为颁布年限。虽然国地两税划分工作进展缓慢，但全国性的试办预算仍照立宪筹备清单计划进行，即从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编制各省次年预算。参见蒋宝麟：《清末财政预算体系中的教育经费编制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
[11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6页。
[115]《浙省第末次拨助中国公学经费》，《申报》1910年3月21日，第2张第3版。
[116]《文牍：藩司连学司吴会详抚院奉宪札准度支部咨饬筹中国公学经费实无闲款可动文》，《安徽官报》1911年第3册，1911年5月下旬，第3页。
[117]《京师近事》，《申报》1911年3月16日，第6版。
[118]《中国公学停拨经费》，《申报》1911年8月28日，第1张第4版。
[119]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2页。
[120]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9页。
[121]《致胡竹园林晴波二君书》，《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60页。
[122]《董事张謇等呈请拨款继续办学文》，《中国公论》第1卷第9期，1937年5月1日，第36页。
[123]《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报告天下书》，《竞业旬报》第29期，1908年9月1日，第49页。本书所引《竞业旬报》出版日期均依原件所标，为农历纪年，特此说明。
[124]《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报告天下书》，《竞业旬报》第29期，1908年9月1日，第50页。
[125]《王敬芳致胡适》（1928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7页。
[126]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4页。
[127]《王敬芳致胡适》（1928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7页。
[128]《王敬芳致胡适》（1928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129]《上江督端午帅禀》，《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5页。
[130]《江督照会郑京卿为监督文》，《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6页。
[131]《致胡竹园林晴波二君书》，《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60页。
[132]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4页。
[133]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6页。
[134]《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报告天下书》，《竞业旬报》第29期，1908年9月1日，第52页。
[135]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5页。
[136]《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报告天下书》，《竞业旬报》第29期，1908年9月1日，第53-54页。
[137]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5页。
[138]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160页。
[139]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5页。
[140]《中国公学大风潮续志》，《神州日报》1908年10月7日，第2版。
[141]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7-78页。
[142]《请惩破坏中国公学学生》，《申报》1909年1月15日，第3张第2版。
[143]《中国公学学生请停津贴》，《申报》1909年1月6日，第2张第3版。
[144]《中国公学请汇津贴问题》，《申报》1909年7月12日，第2张第3版。
[145]《中国公学经费未便匀拨》，《申报》1909年9月27日，第2张第3版。
[146]《本司支奉抚宪札准中国公学张殿撰等电革生朱祓华等盗煽罢课散学一案移藩司文》，《浙江教育官报》第8期，1909年4月，第69页。原文疑有误，应为朱绂华。
[14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90页。
[148]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198-1199页。
[149]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204页。
[150]《为新中国公学来奉筹款事致郑孝胥函》（1909年9月10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60-261页。
[15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文集》（6），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15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214页。
[153]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215页。
[154]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206页。安帅，即时任两江总督张人骏。
[15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207页。
[156]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7页。
[157]胡适：《十月再题中国新公学合影时公学将解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158]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79页。
[159]《郑孝胥日记》，第1166页。复旦公学亦面临同样的问题，“自丁未春，经两江督宪奏拨常年经费、派定监督之后，（复旦）已成官立之校”。《严复启事》，《时报》1908年2月12日，第1张广告版。
[160]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56页。
[161]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85-112页。
[162]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2-154页。
[163]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57页。
[164]参见张仲民：《少年胡适在上海时史料补遗》，《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65]《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神州日报》1908年1月18日，第5版。
[166]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56页。
[167]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56页。
[168]朱经农：《在我记忆中的熊秉三先生》，周秋光主编：《熊希龄：从国务总理到爱国慈善家》，岳麓书社，1996年，第74页。
[169]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83-84页。
[170]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24页。另据经费收支统计，1906年，房租支出为7927.22元，1907年房租支出为9644.53元。参见《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第77、80页。
[171]《又禀》，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39页。
[17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45页。
[173]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46页。
[174]《学部批词》，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4页。
[175]《上江督端午帅禀》，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45页。
[176]《夏道敬观查学后复江督禀》，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50页。
[177]《沪道禀江督苏抚文》，《申报》1907年9月13日，第4版。
[178]《谕》，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54-55页。
[179]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24-25页。
[180]《张邦杰先生传》，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54页。
[181]《中国公学董事会会议案》，《北洋官报》第2042期，1909年，第9-10页。
[182]张承桶：《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5页。
[183]《上海学校调查记》，《东方杂志》第12卷第8期，1915年8月，第4页。
[184]梁启超：《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9页。
[185]李文儒编：《蒲风日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186]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68页。
[187]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文集》（6），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188]富静岩：《回忆在中国公学求学时生活片段》，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92页。
[189]端方：《筹办工科大学折》，《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791页。
[190]《中国公学史略》，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2页。
[191]《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04页。
[192]叶文心著，冯夏根等译：《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193]参见郑匡民：《一桩隐藏在“取缔规则”背后的政治交易》，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74-392页。
[194]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读卖新闻》，转引自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0页。
[195]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近代史资料》总第45期，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196]张承桶：《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2页。
[197]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近代史资料》总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198]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第46-47页。
[199]《姚宏业烈士遗书》，《中国公论》1937年第4期，第21页。
[200]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201]亚弢：《哀姚烈士文》，《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卷第1期，1906年7月，第25-26页。
[202]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史料拾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6-127页。
[203]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032页。
[204]《姚宏业烈士遗书》，《中国公论》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6日，第22页。
[205]关于清末省界意识的讨论，可参见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06]关于清末官办学堂存在的省界与学额争议的研究，可参见蒋宝麟《清末的省界、学额与省教育经费——以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07]《姚宏业烈士遗书》，《中国公论》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6日，第22页。
[208]正如有论者所言，“非省界”口号的出现，是戊戌以来“合群”思想发展的结果，“体现了新知识分子整合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和地域的要求，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重要表现”。参见许小青：《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209]另一所新式学堂复旦公学创立的章程中也提到，“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复旦公学章程》，载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210]朱经农：《在我记忆中的熊秉三先生》，《东方杂志》第44卷第1号，1948年1月，第33页。
[211]章开沅先生曾论及上海在清季革命中的重要性，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东京—上海”这个轴心，利用已经初步形成的大众传媒网络，向全国各地开通革命之风气，灌输革命之思想，造成革命之舆论。参见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页。
[212]《柳亚子致蒋慎吾函》（1934年12月7日），蒋慎吾：《我所知道的柳亚子先生》，《越风》第14期，1936年5月30日，第27页。
[213]戴泽祥整理：《但懋辛年谱》，四川省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爱国志士但懋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216页。
[214]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近代史资料》总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15]余祖言：《志士余仲勉传》，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第146页。
[216]张之洞：《劝学篇·阅报》，《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574页。
[217]雷铁崖：《论上海报纸观察广东义师之误》（1911年5月22日），唐文权编：《雷铁崖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
[218]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74页。
[219]于右任：《手订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报之编辑人与经理人追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于右任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71页。于右任也曾参与发起创办中国公学，而且中公与复旦都在吴淞炮台湾，近在咫尺，“两校同人，相处密迩，哀时念乱，志事相同，而余复以复旦学生兼中国公学国文讲席，师生切蘼，关系益切”。于右任：《〈神州日报〉三十周年纪念特刊词》，转引自朱维铮：《马相伯传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9页。
[220]《本报特别启事》，《神州日报》1907年4月5日，第2版。
[221]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6页。
[222]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59页。
[223]大武：《论学官话的好处》，《竞业旬报》第1期，1906年9月11日，第21页。
[224]马君武：《序言》，《竞业旬报》第2期，1906年9月21日，第2页。
[225]《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名册》，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编：《文物荟萃》，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226]黄仁中：《复兴中国公学与复兴民族的意义》，《中国公论》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6日，第19页。
[227]《致袁世凯等呈》，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22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51页。
[229]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52页。
[230]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7页。
[231]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页。
[232]有论者提及，晚清“国内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不像某些论者说的那样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相反倒有互相提携合作共事的迹象”。参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2页。
[233]《马君武的真性情》，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7集，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99-100页。
[234]王敬芳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成员，曾参与清季的立宪请愿运动。具体详情可参见《上海同志会成立及欢送代表之通告》，《申报》1910年5月21日，第4版；《国会请愿最后之五分钟》，《申报》1910年10月27日，第4版；《都中同志会议组织政党》，《申报》1911年1月10日，第4版；《宪友会开大会纪事》，《申报》1911年6月10日，第4版；《其如政府不为所动何》，《申报》1911年1月13日，第4版。
[235]有论者指出，在传统的朝廷天下的话语结构下，虽有上下之别，但“公”未被政府垄断。在新体制下，政府官僚日益自居于整体性的“大公”，转而将民间的各种公共建制视为“私”的聚合。参见薛刚：《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折》，《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30页。晚清所谓“公立”学校向民国以后“私立”学校的实体转变，大致可在此话语背景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