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中的扰攘不安：校舍被毁与驱樊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又开始在上海挑起战端，于1932年1月28日夜向闸北等地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抗战由此爆发。2月3日，日海军舰队开炮袭击吴淞炮台，准备在吴淞口登陆，受到十九路军的反击，由此吴淞地区成为中日之间激战的战场。从2月7日开始，日军调集飞机十余架对吴淞轮番轰炸，这一地区的商店、工厂、学校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公学的主要建筑基本被炸毁。
“一·二八”事变中国公学被毁的校舍
据中国公学教授会在3月7日致电教育部报告中国公学情形：
我国学者惨淡经营二十余年之中国公学，已被炮弹轰毁殆尽，不惟校舍、校具、图书、仪器损失约值百万之巨，而留校教职员、学生千余人亦多仓卒外避，流离失所，行箧、书籍悉遭劫夺。我校址所在之吴淞更为敌军所占据，残剩校宇、宿舍，并恐弗克保全。教育为国本所系，未可因变中辍，暂已租赁法租界辣斐德路一二六〇号校舍，照常开学。除俟战事平后查明损失另文呈报，请急筹善后及要求敌方赔偿外，辱劳电慰，谨先复谢。[36]
3月17日中国公学校方呈报上海教育局的损失报告，详列了各项损失情况，录之如下：
（甲）直接损失：（一）房屋：1.旧宿舍建筑费二十万两，2.新宿舍十万两，3.东西两号教职员宿舍三万两（计损失三分之二），4.大礼堂及各教室办公室三十一万两，5.科学馆五万两（损失五分之三），6.自来水塔及水管二万两，每两以一元四角折合银元，共计九十五万二千元；（二）校具：1.床榻一千六百余具，值一万四千元，2.教桌椅一万四千元，3.宿舍桌椅一万四千元，4.办公室桌椅一万四千元，5.零星器具七千元，共计六万三千元；（三）仪器七万元；（四）标本一万四千元；（五）图书：1.中文书籍七万元，2.外国文书籍十五万两，共计二十八万元；（六）文具七千元；（七）校址地皮一百五十亩，原值十五万元，现值四千五百元，损失十四万五千五百元；（乙）间接损失：（一）搬运费二百八十元，（二）房租五千零四十元，（三）薪工二千八百元，（四）工役损失六千元，（五）教职员个人损失合计十三万元，（六）学生个人损失合计四十五万元以上，共计损失二百十二万余元，其他筹设临时办事处，移址开学，招寻失踪等一切善后费用尚不计算在内云。[37]
“一·二八”事变中，学校校舍被毁对于中国公学的打击是致命的。对于私立大学来说，一般经费都比较困难，早期无力建筑完备的校舍，大多是租房办学，即或有捐助校舍的，一般规模也很有限。中国公学在晚清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得以建成完备的校舍，在当时的上海属于办学硬件设施一流的高校。[38]“一·二八”事变，校舍被毁给中国公学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本就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马君武在任时为扩建校园借正大银行之款项还未清还。而今校舍毁坏，雪上加霜。据估算，以毁损情形之轻重，设计修葺，或拆除，或改建，估计工料即需十三万八千余元。姑且不论重建，即租赁校舍对于劫后的中国公学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校舍被毁是中国公学衰亡的一大潜因，其办学条件进一步恶化，使得本就勉力维持的中国公学隙漏毕现，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不愿再予扶持。[39]
吴淞校区遭劫难后，教授会与校董刘秉麟等协商，于3月1日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赁屋开学。内部组织，一仍其旧；校长职权，由教授会代为执行。教授会推李剑华、汪馥泉、袁税伯、刘秉麟、区克宣、康次由、潘震亚、朱通九及傅东华九人为执行委员。另有总务长胡耀楣、教务长樊仲云负责日常校务。1932年3月10日开学，学生人数大减，文学院43人，法学院398人，商学院40人，高中部216人。根据《中国公学组织大纲》，1932年后的中国公学，大学部仅设法律、文学、政治经济学、商业四个系。[40]劫后余生的中国公学校内仍不平静，师生党派分化严重，风潮不断，学校秩序不但无法恢复，反而因派系对立最终导致校董会决定停办。
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共要求各学生组织将抗日救亡与反对国民党政权结合起来。中国公学学生会发起创办的《中国公学》周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中国公学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黄霖在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国联调查团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文，揭露“国联”即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本质，号召群众不要对“国联调查团”抱任何幻想和希望。黄霖此举，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之后，黄霖又组织中国公学学生进行坚决反对淞沪停战协定大游行。游行引起军警干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教务长樊仲云，对此大为不满，公开出面禁止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学生的反感。
1932年5月19日，中国公学抗日救国会在学校大礼堂开会，租界巡捕房到场拘捕大会主席田恒，激起轩然大波。后学生代表到捕房交涉，得知系樊仲云告密，请法捕房到校捕人。学生代表回校后向全校宣布内情，发起驱逐樊仲云的运动。[41]抗日救国会干事召开学生大会，通过护校令，要求樊仲云等四人离校。随后，傅东华、区克宣、汪馥泉及教务长樊仲云相率辞职，表示抗议。教授会执行委员樊仲云等人的辞职只是一种姿态，其一面表示辞职，一面仍然操控着校内部分学生代自己发言，在校内开会发表宣言支持樊仲云等。于是，出现了5月29日，《申报》上的两份对立的声明。
抗日救国会学生发表声明，称：
我校不幸风潮频起，因樊仲云、区克宣、汪馥泉、傅东华等四人互相勾结，把持校务，压迫抗日运动，欺骗学生，勾结捕房非法逮捕学生及教授，并阻止校董会产生校长，罪恶滔天。我全体同学实已忍无可忍，遂毅然群起反对彼辈，现樊仲云等已被驱逐出校，今后本校一切校务概与彼辈无关，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声明。[42]
另外一则声明，称：
我校自邵潘两校长相继辞职，幸赖教授会热心维持得于日军炮火燬烬之余继续开学，方自庆幸求学之得所，……彼辈乃转移目标而向一部分负责教授职员个人施其攻击，适逢总务长与一二教授欲逞其独占出卖学校之野心，遂利用机会以金钱勾结该捣乱分子，肆意骚动，毫无忌惮，以致教授会常务委员会傅东华、区克宣、汪馥泉及教务长樊仲云相率辞职，学校顿时陷于无政府状态，我同学不愿风潮扩大，暂时静候善后。乃该捣乱分子竟复以十七票一致通过所谓护校令者，又冒用全体学生名义登载启事，污蔑我校负责当局侮辱全校同学之人格，我全体同学忍无可忍，于今日上午召集全体大会通过决议案四条：（一）否认现在由少数分子包办之所谓抗日救国干事会及护校令，（二）否认少数分子所发之一切启事及宣言，（三）要求董事会从速产生新校长，（四）一致挽留辞职之常务委员及教务长，以上决议案除推举代表报告董事会及分别执行外，唯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严重声明。[43]
由上述两份互相攻讦的声明的内容可见，在中国公学教授会内部及总务、教务两长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主要分歧有两点：一是校政由谁主导及新校长的人选；二是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态度以及校内中共党团分子的意见。
樊仲云曾在报端发表文章，剖析学校风潮的起源，“学校的当局，即掌有学校地盘的人，为恐野心家的觊觎，于是牢笼教职员，或者非属己系者不用，一方面并用小恩小惠收买学生，为自己的羽翼，使野心家无可乘之隙。反之，在野心家方面，为争夺学校地盘，亦收买学生教职员，藉以鼓动学潮。最近的风潮，若求其发生的来源，大概都是这样”[44]。以此衡诸中公之学潮亦大致不差，无非两派人觊觎学校地盘，故各自运动支持者，鼓动风潮。
对于学校的风潮，校董会为保持学校的秩序稳定。5月26日，由校董杨杏佛出面调解，请教授会对傅东华、区克宣、汪馥泉及教务长樊仲云四人的辞职表示慰留。5月29日，樊仲云等以教授会名义宣布校务会议的挽留决定。[45]30日，驱樊的学生又发表一声明，否认教授会有挽留樊仲云等的决议，反提出未发表的教授会全体辞职书。[46]
拥樊的学生在30日也发表一份声明，攻击教授会的刘秉麟及总务长胡耀楣。该宣言称：
查此次风潮之主使者，实为刘秉麟胡耀楣二人之阴谋。兹将其经过情实，暴露于左。中公此次之开学于上海也，完全由旧有之教授会得校董会之委托，出而主持一切。胡耀楣初非教授会中之负责者，乃多方谄媚现任校董兼教授之刘秉麟，向教授会推荐为学校之总务长，同时刘亦为想攫取中公校长，故置胡于要职，以厚其羽翼，胡既得总务长之职，遂开始操纵包办，置教授会于不顾。关于学校经济出入，一手把持，悉不公开。除在总务处任用私人，以便上下其手外，并利用学校经济，强占校舍，开设厨房、咖啡店种种营利机关。本学期校舍既极狭小，同学又日益增多，校中除上课之教室外，直无一席憩息所。且以教室与厨房昆连，其平时之腥臭嘈杂，使上课同学难于忍受，为此同学屡向学校当局建议迁移厨房、咖啡店等等营利机关，事均为总务处所阻，迨至日近，天气炎热，同学为清洁卫生计，向学校当局之要求益形迫切，教授会因亦严令各种非法营利机关即日迁出，因之总务长胡耀楣愤恨益深，且同学既以胡耀楣假借总务处种种优越之经济地位，营私肥己，认为有要求学校财政公开之必要，教授会一方为自身清白计，同时为学生要求计，遂令总务处尅日将收支清册，公布大众，以释群疑，该总务长胡耀楣以有种种不能公布之隐情，故急急用非常手段，一方由刘秉麟向校董会捏造种种挑拨离间之辞，同时复尽量收买少数捣乱分子，（二十一日刘秉麟津贴某同学活动费一百元，嗣以该同学在此百元内隐吞七十元，仅将三十元供给诸捣乱分子，事被发觉，诸捣乱分子曾有一度内讧，因而声闻于外，全体同学莫不皆知）。每日在校中乱斗乱跳，乱贴标语。（此项标语完全在总务处撰写）且与此班少数捣乱份子订以密约，许以厚利。（胡耀楣时请此班捣乱份子吃饭看影戏，并谓如万一捣乱不成，被学校当局开除，则由刘秉麟、胡耀楣等负责转学光华大夏等学校，决不令其失学，以坚捣乱之心）。于是上有刘秉麟，中有胡耀楣，下有少数捣乱份子同声共臭，上下其手，遂使教授会诸负责者被迫辞职，学校陷于无政府之恐怖状态，此次风潮之内情梗概，大略如是，其卑劣详情，实罄竹难书，言之心痛！[47]
这份声明将刘秉麟与胡耀楣列为风潮的幕后主使，并将教授会全体辞职一事归咎于胡耀楣的逼迫。这份声明没有涉及抗日救国会及党派之争，主要是谈刘秉麟和胡耀楣把持校政以及二人对校长职的觊觎，实际上间接反映了樊仲云等人与胡耀楣之间的争斗是围绕学校校政的权力之争。
为表示清白，胡耀楣随即在6月1日的《申报》上发表声明，称“中公此次风潮本由樊区汪诸君处置失当所引起”，之所以要污蔑刘秉麟及其本人，是因为“彼方视校长一职为畏途，反诬其想攫夺是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48]确证了双方的权力之争。
樊仲云的声明中指刘秉麟为风潮主使之人，导致刘秉麟的辞职。刘秉麟称，“中国不幸，迭起风潮，鄙人始终以调停人自居，不意风潮日趋险恶，调停人也横被诋毁，特辞去校董及教授等职务，以后关于中公事概不闻不问”[49]。
1931年11月，中国公学发生风潮，副校长潘公展、秘书长兼总务长朱应鹏相继辞职，校长邵力子又出任甘肃省主席。当时的校董会推选樊仲云、刘秉麟、谢六逸及胡耀楣四人为校务维持委员，暂行维持校务。其间，校长职的空缺引起校内各种势力的争夺，原校务维持委员会中四人，樊仲云相对孤立，刘秉麟、胡耀楣均为中国公学多年的老教员，在校内影响较大。12月中旬，校务维持委员会解散，校务由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主持。李剑华、汪馥泉、袁税伯、刘秉麟、区克宣、康次由、潘震亚、朱通九及傅东华九人为执行委员，其中汪馥泉、区克宣、傅东华三人为樊仲云一系。
据后来学生披露：
开学未久，即有高一涵校董长校之呼声，樊仲云乃多方活动为副校长，曾请出数要人，向董事会介绍。半月前高先生来沪，对中公校长一职，本拟勉任巨艰，乃樊区辈竭力包围，其条件为樊任副校长，区任教务长兼法学院长，傅任总务长兼中学部主任，汪任文学院长，高见此情形，遂决然表示不干，近樊仲云等更别开生面，请求校董会电邵力子请续任校长，意在邵远处陕西，空担名义，校中一切事务，可遂其把持之宿愿，从此以后，校董会乃觉悟中公校长之产生，前途实多阻碍！存心维护中国公学者亦不敢轻易过问。[50]
除对学校掌控权的争夺外，对于抗日救国会的态度也是两派对立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公学校内，中共的势力很大，组织活动也比较积极。其中社会学教授李剑华居于指导地位，据当时中国公学学生范剑涯回忆，1931年，在吴淞中国公学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李剑华代表社联指导工作。[51]李剑华早年留学日本，与马君武、王兆荣等有交往，1925年回国，先后在中华学艺社办的学艺大学和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1928年后成为左翼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骨干、中共秘密党员。李剑华还介绍中共党员何思敬到校任教，曾引起樊仲云的反对，樊仲云以此攻击李剑华培植私人。[52]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袁税伯，袁税伯是四川人，时任教授会秘书长，中国公学内的中共党员黄霖、抗日救国会主席田恒、左联的黄日珂、左翼学生罗振平等，均系袁担保学费之四川同乡。袁税伯不是中共党员，事实上却是校内部分左翼学生的保护人。所以，当时校内的反对派曾宣称“现始查明勾结共产党之工作为李剑华、袁税伯两教授一力担任”[53]。
而樊仲云则是国民党CC系背景的文化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1927年前后，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到了20世纪30年代，樊仲云任中国文化研究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主编有国民党CC系背景的《文化建设》月刊，任新生命书局总编辑。樊仲云曾在一份声明中表明自己反共的政治态度，该声明称：
余向以为中国革命应有其自己的立场，中国当走中国自己之路，故余授课为文之时不免抒发意见，深信化中国为帝国主义殖民地或步武共产主义苏维埃之后尘皆属绝路，而以此故乃为一般共产党徒所不满，小报造谣横肆侮蔑，诬之曰社会与教育派曰社会民主党，自分一介书生卖文为活，毫无组党成派之意，若因我主张中国应走中国自己之路而遽强指为某党某派，真所谓欲加之咎何患无辞，目今教育界混乱黑白至于此极，实深痛心，今后唯有摆脱一切关系不愿再入是非之地，恐各界不知真相，特此严重声明。[54]
当时学生将傅东华、区克宣、汪馥泉及樊仲云视为同党，樊仲云与汪馥泉[55]关系较密切，与傅东华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傅东华似乎对风潮涉入不深，在遭到学生反对后，傅东华表示自己只是处于调停之地位，既然受到误解，所以宣布辞职。[56]
6月4日，校董杨杏佛到校斡旋，两派学生在开会现场发生冲突，大打出手。同日，商学院学生刊发启事挽留刘秉麟。抗日救国会在6月5日发表宣言，表示该会驱逐樊仲云的运动“纯系站在抗日救国立场并非以打倒某人为目的”[57]。同时，也试图与校内教职员的权力之争划清界限。
对于此次学校风潮之内情，沪上报刊曾有详细剖析。
东洋兵攻进上海，吴淞一所好好的中国公学，竟烧成了一块平地，夹皮包的教授们和三五成群的男女学生，要不是见机而逃，险些儿性命难保。当时我就瞎想：这所学校，大概弄不成了。因为中公在日，里面是五光十色，闹过好几年党派之争，为的都是想抢肉骨头，于今肉骨头变成了灰泥，自然谁也不会抢。就算学校关门，在政府为不体面，但像现在，什么都破碎不堪，厚着脸皮不理，一所学校倒了，未必在他们意上。说到学生，更是各有各的难处，要他们来复校，不消说是一句笑话。
然而事实竟不如此，沪战后不满两个月工夫，法租界一所半新的小洋房里面，每到课钟声一响，居然有七八百个西装长衫，旗袍革履的少男少女，在那儿拥进挤出。门口题着四个大字——中国公学。这时候，我就有点菲薄自己，觉得以前那样的推测，简直是侮蔑了从那洋房门口进出的人们。心想他们作事，既是这般认真，也许未来的中公，可以比过去更有起色。于是乎我虽不是其中一人，而一颗敬慕希冀之心，却与日俱增。
不图天下事，真个变化无穷，接着前一回“意外”之后，又来了个新的“意外”。开课不久，里面的一部分学生就闹起乱子来了。起先还肯客气，只是开会，写标语。后来便强硬多了，登启事，发宣言，彼此动笔对骂。最近竟丑态毕露，把礼堂作成演武厅，互施殴打，打得一个落花流水。听说不当心的几位，已经身受重伤，抬进医院去了。学生们是如此闹个不休，做当局的，自然有些后台嫌疑，所以甲说乙是“含血喷人”，乙说甲是“籍故攻击”。结果真情毕露，弄到两难为情，只好一个个打着退阵鼓，声明脱离关系。于今事情还在变幻不测中，将来是否再有什么“意外”，恕我不敏，只能答应一声“不敢预料”。
不过就事论事，这里面确有些曲折，我们若不客气，把这恶作剧击穿，谁也要禁不住摇头三叹。
原来在中公势均体对的，是有三派：一派是曾左之徒，一派是老C，一派是混合体，这派无以名之，只好叫他第三派。这三派之中，论资格，第一派最老，但唯其老，故近于昏庸。论声势，第二派最盛，但唯其盛，故近于无理蛮干。论角色，第三派较多，但唯其多，故易惹人注目。平心讲一句，这学期中公绝处逢生，第三派确曾煞费苦心，就令多分几个教席，本算不得什么。哪知道这么一来，就种下了祸根，老资格怀愤不平，声势盛的遂乘机起事，于是水火不相容的曾左之徒和老C，便做梦也想不到会结成亲家。曾左之徒原想“兔死狗烹”，结果反而会作茧自缚，计实大左。要知道现在的人，都是聪明透顶，除非笨拙如曾左之徒，决不肯卖尽气力，替别人争天下。这样鹬蚌相持，徒使渔人得利，岂不是欲益反损？论到混合体得第三派，说他们夸功有之，当仁不让有之，但说他们要吞并中公，不独力有不逮，抑且势所难能。他们当中，除掉有成见的一二位之外，可说都是和事老。他们只求相安，不求什么，照他们的想法，能够有饭大家吃，就算很好了，像目前这样闹得神鬼不安，白白敲破饭碗，他们觉得端的无谓已极。这班人的出发点，虽说不上高明，至少可算比寻闹干净。
老实说，学校快要翻不起身的目前，还是和衷共济好。学生取来家长血汗换来的金钱，一五一十拿来供给先生们衣食住行四件大事，是为了吸取知识，习得技能。今在波澜起伏中，一天天鬼混完结，书读不了，还要挨打，这岂不是绝大的牺牲？所以为学生设想，有撇去一切关系，跳出漩涡，要求照常上课。野心家拿你们作工具，胜败全与你们无干，盲目地去拥护谁，打倒谁，实在有些可怜。
算了吧！再恶作剧下去，中公关门大吉，你们还好像在吴淞那样一跑了事吗？[58]
中国公学风潮的持续以及报端的相互攻讦，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6月7日，中国公学学生义勇军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为母校学潮事发表宣言，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为学校学生计，呼吁结束风潮。
中公吴淞原校被毁于日军炮火之后，前途岌岌可危，幸赖多数师生的努力始得继续开课维持残局，但我全体同学一千四百人星散失学者尚居大半，学校一切皆因陋就简，扩充需时，际此万分困难关头，全校师生理应和衷共济力谋发展。不料开学未久，同学中遂纠纷迭起，相持不下，今竟愈演愈烈，致有动武殴伤同学之举。樊刘傅区汪五先生以办事棘手，灰心异常，已相率辞职，脱离中公关系，其他教授亦皆人人自危无心到校授课，母校前途殊属不堪设想。此信传来我前方同学之万分悲痛。……提出四项主张：（一）恳请董事会克日推举德高望重之新校长，（二）征请樊刘傅区汪五先生立即复职，免陷学校于停顿状态，俾本学期得依时结束，（三）少数同学行为激烈用意殊不光明，应由学校当局命其离校，殴伤同学份子尤加予以重惩，被殴同学学校应速为医治，（四）抗日救国系全体同学应尽之天职，学校恢复原状后即召集全体同学大会，切实选举并完整组织以免有名无实或竟为少数份子操纵。[59]
1932年6月10日，中国公学校董会议在蔡元培寓所举行，讨论解决学校学潮问题。董事会议决：（一）校董会准邵力子辞校长职，由朱经农任新校长，朱经农未到校前，由常务校董杨杏佛、但懋辛、熊克武代表校董会暂时维持校务。（二）学校现行之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制度，执行上殊感困难，应即废止，改设注册、文书、庶务、会计四主任，受校长之指挥，分任校中事务。（三）学校之董事会，常务校董人数改为五人至七人，任期一年。推定于右任、王云五、朱经农、高一涵、但懋辛、刘秉麟、杨杏佛七人为本届常务校董。（四）设立复兴委员会，负责计划并实现学校复兴之责，推定熊克武、陈果夫、蔡元培、于右任、王云五、邵力子、徐新六、马君武、胡适、任鸿隽、张公权、杜月笙、胡石青、杨杏佛诸先生为委员。（五）定于六月十三日起，一律复课。[60]杨杏佛、但懋辛于6月11日上午到校接管校事，学校开始恢复正常秩序。
从校董会的决议来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势力消减，新任的七位校董基本上都是中国公学历史上的老校友，学校由此恢复为校董会办学。同时为避免此前屡次出现的校内教职员围绕总务长与教务长两个关键职位的恶性竞争，决定取消这两个很有权势的职位，从而使学校变为两级管理，职员直接对校长负责，遇有校长缺位时，不再由总务长或教务长负责，而是改由校董会直接负责，希望通过上述体制上的变革避免校内因争权夺利而发生风潮。
国民党党部的势力暂时退出，中共在学生中的存在却不易消除。校董会接管学校后，开除了部分左翼的学生，但还是不能消除校园内的党派斗争。樊仲云的离校，使校内的左翼学生的情绪更加高昂，坚持要继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学校董事会试图劝导学生停止抗日救亡活动，校董会要求与学生会主席中共党员黄霖谈话，提出：只要停止抗日救国活动，学生就可以在学校公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学校保证学生的安全，黄霖没有同意。[61]学校暑期期间，左翼学生仍留在校中办起了暑期学校继续活动，后被上海市政府派人查抄。
1932年7月21日，中国公学校董会以反动学生暴力盘踞校舍校务负责无人为由，呈请教育部派员接收整理。[62]校董会鉴于学校内部情形的复杂，于8月10日议决暂行停办，三、四年级生赴其他各校借读，一、二年级生转学。
至于停办的原因，教育部督学余森文奉派调查后呈报，详情如下：
查中国公学此次风潮起因，内幕实异常复杂，缘自邵力子校长离校赴甘后，学校状态即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及经“一·二八”事变，吴淞校舍毁于日军之炮火，故即由教授会主持，在法界辣裴德路，另赁临时校舍，勉强开学。开学以后，一因经费关系，且当时各校多未恢复，不免滥收学生，以致份子更为复杂。二因学生骤加，收费增多，际此国难期间，智识份子失业众多，是故群思在该校取得地位，以维生活。有此二因，中公之风潮以起，先是教职员方面形成三部势均力敌之壁垒，其主要份子如后：一为国家主义派——刘秉麟（校董兼教授会执委）、胡耀楣（总务长）；二为社会民主党派——区克坚、傅东华（均为教授会执委兼常委）、樊仲云（教务长）；三为接近共产主义派——李剑华（教授会执委）、袁税伯（教授会执委兼秘书长）。各以学生为工具，互斗短长。在国家主义派份子方面，则刘秉麟想攫取校长一席，并以胡耀楣副之。而社会民主党份子方面，则樊仲云仍拟校长名义由邵任，而自己副之，代行职权，在邵先生名义掩护下，使中公成为该党之大本营，以遂其发展。前者因有历史关系，虽无严密组织，力量颇为不弱，而后者则组织未久，基础殊不坚固，惟在教授会中，因开学时各教授得樊之极力推荐，较占优势。至共产主义派之力量，则完全建筑在学生身上。今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互相联合，操纵学生抗日救国会，以为逐樊之利具。樊以该会与己不利，故鸣捕解散其集会，并捕该会主席田桓，但结果愈促成其联合，日趋坚固，同时反樊运动亦日益急进，樊无法维持，故该派教授有全体辞职之举。然樊在外仍主使一部学生在内捣乱，以致演成屡次互殴及占据大礼堂之怪剧。但樊终以势力不敌远甚，故樊离后，学校乃由国家主义派及共产主义派联合组织校务维持会，代教授会撑此残局。嗣虽经该校主席校董蔡元培先生召集校董会，议决推朱经农继任校长，表面风潮似已告一段落，然朱以不愿卷入风潮漩涡，坚辞不就，校董会后又推熊克武继，亦辞不就，校董会以学生日渐嚣张，一时无法维持，至此乃宣告停办矣。[63]
1932年，大部分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给了勉力支撑的中国公学以致命一击。8月，蒋介石电教育部长朱家骅，称“上海学界本党竟无基础，非设法布置积极进行不可也，劳动大学、中国公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或暨南大学务必先择一二校入手，派忠实同志有能力者为校长”[64]。但朱家骅电复，称，“中国公学系私立，一切均由校董会决定。前得熊克武校长消息，即趋沪商请蔡先生已以校董会名义停办”[65]。校董会之所以停办，则是因为此时学校已被中共背景的学生完全占据，故不得不停办整顿。[66]至此，有20余年办学历史的中国公学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