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大学

研究系接办中国公学的初衷本就是注重大学。早在1916年夏，梁启超被公学推为校长，即提议建设大学。1920年9月，梁启超为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发募捐启，其中谈及改办大学之计划。

十余年来，同人等黾勉维持，徒以愿大力微，经费奇绌，故所办限于中学。去秋以来，始增一商业专科，其前后毕业学生数千人，或留学欧美，或服务社会，成绩虽尚称优越，然揆诸倡建时拟办大学之初衷，绵历十余年，卒未贯彻，此又同人等所引疚无既者也。欧战以后，文化日新，我国民顺应环境之趋势，国民自觉心之发达，一日千里，乃共憬然于学问基础不植，在个人无以自立，在国家无以图存，莘莘学子，欲求高尚完备之学科，若饥渴之于食饮也。而环顾国中学校状况，欲求一焉能与各国最高学府程度相颉颃者，竟不可得。即有一二较完善者，则大抵在北方，而南方几于阙如，又多属官办，常为政治势力所牵掣，不能遂其自由发展。查欧美各国大学，何一非由社会热心大力之人提倡维护而成，或为之前，或为之后，增高继长，发扬茂实，心力所造，百世其利赖之。本校既有可宝之历史，有相当之设备，同人等承乏校务，不敢不自勉，决拟于明年为始，改办大学。^[51]

此前，梁启超曾就此商于张东荪，称：“改大学今年已来不及，须俟来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进之余地，请示复。”^[52]张东荪亦表同意。梁启超等拟请张君劢任中国公学校长，负责将商科改为大学。张君劢初返时对于此事颇热心，曾在吴淞与宝山县之间设法觅地，拟另建中学而将原址改为大学。1922年秋，原来的中学部改名为中国公学附属吴淞中学。后因经费困难，大学未及成立，张君劢辞校长职，仍由张东荪代理校长。

1922年秋，教育部令准中国公学商科专门改升大学。此时恰逢陈筑山从美国学成回到上海，张东荪因事繁坚辞代理校长职，王敬芳请陈筑山代理校长职。据报载：“吴淞中国公学自恢复以来日益发达，大学部商科自去岁十月间奉教育部训令承认为大学后，各种组织更加完备，已在宝山附近购地百数十亩以便建筑大学部及研究院校舍，一俟新校舍落成现有之大学部商科即行迁入，同时添设文理法政等数科外，并创办研究院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充任教授，以备大学毕业生得进而研究专门高深之学问。原有之旧校舍则留供该校附属吴淞中学之用，本学期大学部学生发行商学周刊，定期出版，特得使该部学生对于商业学及经济问题有所发表，内容颇为丰富，自出版以来销数已达四五千份，而以银行界定阅者为尤多，下学期大学部毕业一班拟组织日本考察团，借以调查国外实业情形。”^[53]1923年年初陈筑山代理校长，对于学校的办学规划愿景颇为宏大，不但要继续办理中学和商科大学，还拟办理研究院。陈筑山接任后，对于提升商科的办学水准尤其重视，但实际上因经费短缺，难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计划。

1923年上半年，因经费问题，校董会没有能力兼办中学部和商科大学，校董会一度倾向于暂停商科招生，由此引发校内的风潮。据报载：“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自去年陈筑山继任代理校长后，颇受学生欢迎。上星期一陈由北京王校长处返校报告，据云‘本校经费困难，历年亏空，故由下学期起，商科停招新生二年，中学部添加高中理科一级云’。商科学生闻之，甚不满意，因商科现有三级，三年级于今年暑假毕业，余一二年级亦均于明年相继毕业。不招新生，岂非无形消灭，即二年后果招新生，新旧不继，亦非办学所宜。商科诸学生认为此非节省经费之事，举代表向陈代校长交涉，请其今年续招新生，并要求商科经费（北京中原公司津贴）与中学部均分。再三请求，屡被拒绝，后因无法可想，即电达王校长，请速来校料理，并陈说种种理由。昨日陈代校长宣言辞职，现已离校，遗职托商中二主任及斋务长暂摄。今日商中二主任及斋务长，又均宣言除原有职务外，概不负责，校务竟致无人主持，故今日商科教职员及学生等，又电催王速来维持，一面仍照常上课，绝无轨外举动云。”^[54]其中透露的信息是校长王敬芳因经费困难拟停办商科，同时保留中学部，客观上形成了中学部与商科相互竞争发展资源的局面，由此造成商科与中学部的矛盾。

为此学生方面致电校长王敬芳，王敬芳致商科学生电云：“商科缓招新生，系董事会议决之事，万难更改。陈先生（指代校长）品德才具，余素钦佩，学生等当以待余者待之，切勿误会而干涉校事。”又致电全体教职员，“商科学生，因停招新生事，致生误会，此事系董事会议决，弟实无权更改，请善为劝导”。学生方面“因所要求之事，毫不允许，与其作亡校之学生，不如早日退学，各争自己之人格，故昨日全体议决，于今日停课，一面派代表赴各相当学校接洽转学事宜，一面在校交涉转学证书及对外宣言事务。此次风潮之学生方面异常决心，据云一星期内，全体退学离校。教育方面无法维持，想王校长亦不致忍心牺牲全体学生也”^[55]。因商科全体在校学生的抗议，经过教职员及董事会讨论，“议决下学期仍续招新生，并改行学分制”。学生全体议决，即日复课，至此风潮平息。^[56]

1923年夏，学校“以商科大学来学者日盛，势不得不力图扩充，又因添办高级中学，吴淞校舍实不敷用，故将商大迁移上海”^[57]。商科大学租定静安寺路赫德路转角大洋房一所作为校舍，于1923年9月开学。^[58]1924年年初，陈筑山因病不能经常往来于沪淞两地兼顾商大与中学两部，商请董事会，由张东荪任商科大学学长，陈专办高中。

1924年6月，中国公学决定下学期大加改革，“大学与中学各设学长，将原有代理校长名义取消，中学部即以陈筑山为学长，至于商科，为陆续添设其他学科起见，故废除商科大学之名义，即称中国公学大学部，请张东荪为学长，大学部今后组织，酌采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办法，依各学科之性质分为课组，如会计与营业管理、银行与货币、财政与经济统计、政治与社会学、社会问题与经济政策、伦理心理与哲学、历史、法律、外国文等学科，各为一组。自下学期起，先办若干课组，学生依其志愿，分为：1.正科生，毕业后给以学位；2.选科生，得依其志愿随意选习，经考试及格后，给以证书；3.预科生，一年毕业，为进大学之预备，注重基本科学与外国文”^[59]。重办大学部的重要前提是扩充校舍，为此张东荪与校董反复磋议，诸校董乃于7月29日在北京召集临时会议，结果议决，“从速在吴淞原有基地添造校舍宿舍二所，期于本年内落成，一俟工竣，即将大学部迁回吴淞，俾便发展”。该工程由允元建筑公司承办，九月底前决开工，建筑费六七万。^[60]校舍扩建工程完成后，1925年春假期内，中国公学大学部由上海迁回吴淞炮台湾旧址。^[61]校舍扩建的同时，学校延约海外名彦，计划添设哲学、政治、经济诸系，仿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之制度，办成较有影响之社会科学大学。

王敬芳对于改升大学的意义曾有阐述：“缘鄙校原有商科，自改升大学以后，以为私经济与公经济不能分立，因于商科外添立政治经济科，使学子对于私经济与公经济能见其全。缘上海为中国经济之重心，欲发展中国工商业，必于国民经济有通盘之计划；而欲发展中国工商业，必于国民经济有通盘之计划；而欲于国民经济有确切之知识，则非有一机关继续研究、详细调查、周密统计不为功。”^[62]可见中国公学校方超越实用性商科的办学目标，希望其更具研究性且注重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