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三四年的调整与改制，“1932年后，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1937年前五年，可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138]。与同时期国立大学的渐入佳境不同，中国公学自1932年邵力子离任到1936年前后却经历了一个逐渐衰亡的过程，出现这一现象虽与中国公学自身的很多因素有很大关系，但仍然脱离不了外在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推行党化教育，通过党义教育及总理纪念周第一系列方式实行意识形态的教化，同时加强国家权力对学校管理和学生教育的介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利用中公校内的分裂，通过改组校董会实现了对学校的把持。上海市党部，在中国公学推行党化教育的实践及其结果，反映了国民党党治体制下党化教育的诸多真实面相。上海市党部争夺私立学校与其说是为了推行党化教育，毋宁说是为党人谋出路。党部接管学校并不会带来私立学校资源配置的优化，反而带有寄生的性质，往往经营数年后即陷入困境，或失去对学校的控制，或办学劣质化，这样的结果折射出即使是表现“强势”的上海市党部，也不能避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遍的党权低落、虚拟、弱化的命运。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把持中国公学校政期间，破坏有余、建设无功，最终导致学校学风败坏，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风潮迭起、扰攘不安、无以为继。学校作为一个共同体严重分裂，校内党派斗争激烈，无法维持稳定的秩序，于是出现频繁的人事变动，校董会的权威不断弱化，无法发挥权力重心应有的功能。校董会无法解决争端，校内师生往往求助于政府，使得校董会的权威进一步虚化，无助于重建校内秩序。学校陷入恶性循环，不仅真正热心办教育的精英不安其位，甚至于无人愿卷入其中，从一流人物办学，到二流人物，以致最后变成一群利禄之辈占据位置，为利益争斗不断，最终造成学校人事的劣质化，在精神上日趋衰败。
“一·二八”事变，校舍被毁更是给中国公学致命的打击，学校从此失去作为办学基础的物质条件。加上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整顿私立学校，注重实用科学，而中国公学办学成绩不佳，学风败坏，加上风潮迭起，相沿成习，不可遏止，教育部认为即使整饬也难期有效，最后电令停办。虽然其后校董会与校友多方努力，争取复校，但最终未能如愿。一所有较长历史且声名卓著的学校就此消亡。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很多私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被淘汰，但大多是一些历史较短、办学质量低劣的学校，像中国公学这样的学校在短短几年内滑入衰亡的深渊，确实值得深思，因为像复旦、大夏、光华、大同等同时期上海的私立大学，虽也有种种波折，但终不至于消亡。
【注释】
[1]此时，中国公学因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大学标准，被改为独立学院，邵力子所提完备大学组织主要是建设理学院。参见蔡元培：《校史》，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606-607页。
[2]《中国公学开学》，《申报》1931年3月3日，第10版。
[3]《邵力子请求补助经费呈稿及教育部训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4]《邵力子请求补助经费呈稿及教育部训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5]《教育部1302号指令》，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教育局档案，Q235-1-637。
[6]《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1929年8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7]《邵力子为领取捐款致杜月笙函稿》，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1页。朱经农在致胡适的信中也曾提到此事，“弟等鉴于本校科学设备之不充分，两月以来极力设法筹募建筑科学馆经费，现幸募得三万元（指定用途，不能移还旧债），期于一个月内动工。并拟再募科学仪器费一二万元，此刻尚无把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第63页。
[8]浣芬：《中公无恙》，《教育·社会》1931年第3期，第14页。
[9]李文儒编：《蒲风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10]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3页。
[11]李文儒编：《蒲风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2]《张云伏致胡适》（1931年3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8页。
[13]病成：《写在〈中公无恙〉以后》，《教育·社会》1931年第6期，第15页。
[14]不文：《读了“党治下之中国公学”后》，《希望》第2卷第2期，1931年11月26日，第30页。
[15]《胡适致王云五、刘南陔（稿）》（1931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3页。
[16]对于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大学的办学风格及校园文化的研究，可参见Wen-Hsin Yen（叶文心），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0。
[17]胥桥：《反日中之中国公学》，《ABC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2版。
[18]参见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第98页。
[19]参见严海建：《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0]《学生团体组织原则》（1930年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页。
[21]《上海抗日救国运动调查总报告》（1931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
[22]《中公学生昨日罢课》，《申报》1931年11月5日，第10版。
[23]火斤：《记中公操场义勇军检阅》，《新时代》第19期，1931年11月22日，第4页。
[24]徐鸣亚：《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43页。
[25]《潘公展辞中公副校长》，《申报》1931年11月20日，第14版。
[26]《王柏龄电》（1931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200-00005-025。
[27]参见韩戍：《从合作走向对抗：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学生团体与国民党党部》，《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2期。
[28]《国民党上海市训练部呈》（1931年1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3-58页。
[29]范剑涯：《“一二·一七”运动与上海中国公学的抗日斗争》，《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2期，第10页。
[30]中国公学学费在上海私立大学中确属较低的，故报考学生甚多。参见刘公任编：《校闻》，《中公学生》第4—5期，1929年6月4日，第83页。
[31]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李剑华先生纪念集（1900—1993）》，内部发行，1995年，第3页。
[32]参见韩树艺：《“赤色律师”潘震亚与他的政协提案》，《团结》2009年8月15日。
[33]范剑涯：《“一二·一七”运动与上海中国公学的抗日斗争》，《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2期，第11页。
[34]王尧基、陈淮淮编著：《陈同生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35]吴正之：《吴淞江畔之母校——中公》，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23页。
[36]《教授会报告一·二八战后中国公学情形电稿》，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3页。
[37]《中国公学损失报告》，《新闻报》1932年3月18日，第7版。
[38]曾有中公学生称道学校的设施良好，“住的问题，实在可以令人心满意足，光线和空气都甚适宜。所以论起校舍的优良，在上海各大学当中虽不能首列前茅，也可以居二三把交椅。我的朋友常常对我说道：‘你们学校的校舍，好像N市的C旅馆一样整齐！’以此就可以想见一般了”。李次民：《中国公学之学生生活》，《中国学生》1929年第3期，第12页。
[39]“一·二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成立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根据中国公学所报损失四成拨款补助建筑，共计壹万陆仟元。1932年10月，中国公学董事会领到此款时，学校正处于停办状态，且该款也不足以满足重建的需要，故暂存于上海中央银行。参见蔡元培：《致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领取补款函》（1932年10月21日），《近代史资料》第69号，第73-74页。
[40]《中国公学组织大纲》，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41]范剑涯：《“一二·一七”运动与上海中国公学的抗日斗争》，《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2期，第16页。
[42]《中国公学全体学生驱逐樊仲云等紧急启事》，《申报》1932年5月29日，第2版。
[43]《中国公学全体学生声明少数捣乱分子冒用全体名义紧急启事》，《申报》1932年5月29日，第2版。
[44]樊仲云：《教育破产论》，《社会与教育》第2期，1930年11月22日，第19-20页。
[45]《中国公学教授会启事》，《申报》1932年5月29日，第2版。
[46]《中国公学全体同学否认昨日报载所谓〈中国公学全体学生少数捣乱分子冒用全体名义紧急启事〉之特别紧急启事》，《申报》1932年5月30日，第5版。
[47]《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揭破胡耀楣刘秉麟捣乱学校启事》，《申报》1932年5月30日，第5版。后来樊仲云发表声明辩解，曾提到“迨至最近突有校董会方面将任余为副校长之风说”。可见上述樊仲云谋求副校长之事确有所本。《樊仲云启事》，《申报》1932年6月4日，第6版。
[48]《中国公学胡耀楣启事》，《申报》1932年6月1日，第7版。
[49]《刘秉麟辞中国公学校董及教授》，《申报》1932年6月1日，第7版。
[50]《为揭破樊仲云区克宣傅东华汪馥泉等霸占中国公学黑幕告各界书》，《申报》1932年6月1日，第7版。
[51]范剑涯：《偶感》，王敏求等编：《夕照明诗词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8页。
[52]李剑华：《关于“社联”一些情况的回忆》，史先民：《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页。
[53]《中国公学全体学生警告李剑华袁税伯启事》，《申报》1932年6月1日，第7版。实际上，袁税伯并不是中共党员，据袁税伯担保入学的中共党员黄霖回忆，1932年年底，学校要开除黄霖等人，袁税伯曾劝黄霖与左翼学生保持距离，并保证其留校工作。黄霖未表同意，可见袁税伯与黄霖并非同路人，仅仅是同乡而已。参见罗金江：《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黄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新都文史》第7辑，1991年，第12页。
[54]《樊仲云启事》，《申报》1932年6月4日，第6版。
[55]汪馥泉，浙江杭县人，现代作家，曾任复旦大学教授，与樊仲云一起发起成立“智识劳动者协会”，抗战时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
[56]《傅东华启事》，《申报》1932年6月4日，第6版。傅东华在给胡适信中也提及，“前函曾预料中国公学必有风潮，近果暴发，弟终不获免，南陔亦被殃及。耀楣任用感情，不免受人利用，殊为可惜。目下弟等辞职，而被利用学生猖獗异常，值蔡先生赴汉，杏佛无法收拾，正不知如何结束”。参见《傅东华致胡适》（1932年6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4页。原函时间标注有误，已修订。
[57]《中国公学学生抗日救国会紧急启事》，《申报》1932年6月5日，第6版。
[58]民：《中国公学的恶作剧》，《循环》第1卷第36期，1932年6月10日，第584-586页。
[59]《中国公学学生义勇军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为母校学潮宣言》，《申报》1932年6月7日，第2版。
[60]《中国公学风潮解决》，《申报》1932年6月12日，第12版。
[61]罗金江：《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黄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新都文史》第7辑，1991年，第12页。
[62]《呈为私立中国公学因反动学生暴力盘踞校舍校务负责无人恳求派员接收整理由》（1932年7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2）-1784。
[63]《为呈报调查中国公学风潮由》（1932年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2）-1783。
[64]《蒋中正电饬》（1932年8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200-00070-051-001a。
[65]《朱家骅电蒋中正》（1932年8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53-142-001a。
[66]《呈为私立中国公学因反动学生暴力盘踞校舍校务负责无人恳求派员接收整理由》（1932年7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2）-1784。
[67]此处林某指林玉霖，林语堂的二哥，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后曾先后在圣约翰大学、中国公学、厦门大学任教。
[68]《中国公学学生呈校董会文（抄件）》（1932年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2013年，第1239-1241页。
[69]曼人：《“新中公”的新花样》，《社会新闻》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7日，第35页。
[70]《上海市教育局关于私立女子审美学院、新中国学院立案问题》，上海市档案局藏，上海市教育局档案，Q235-1-632。
[71]《新中国公学近讯》，《申报》1932年9月23日，第10版。
[72]该校成立之初就有人指出，“因蔡元培等持反对攻击态度，中央只承认旧中公，不承认该校，立案固成问题”。曼人：《“新中公”的新花样》，《社会新闻》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7日，第35页。
[73]龟年：《新中公一笔津贴》，《社会新闻》第3卷第19期，1933年5月27日，第294-295页。
[74]曼人：《“新中公”的花样》，《社会新闻》第1卷第2期，第35页。
[75]曼人：《“新中公”的新花样》，《社会新闻》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7日，第35页。
[76]虹：《中公复活运动停顿》，《社会新闻》第1卷第4期，1932年10月13日，第37-38页。
[77]《中公校友组织复校会》，《申报》1932年9月18日，第17版。
[78]《中公学生复校运动》，《申报》1932年2月19日，第12版。
[79]《中公泪语》，《循环》第2卷第12期，1932年12月3日，第995-996页。
[80]田叠波，《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91页。
[81]《教育部停办中国公学电》，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5页。
[82]《请教育部取消限制招生呈》（1933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78页。
[83]《致同学们书》，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84]1933年春，中公复校时，正值江南学院停办，其大部分学生转入中公，丁默邨接任校长之传闻与此有关。
[85]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86]《文化建设协会沪分会赴各校演讲民族复兴》，《申报》1934年10月26日，第14版。
[87]《禁舞问题中国公学学生宣言》，《申报》1934年12月22日，第16版。
[88]徐鸣亚：《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49页。
[89]《上海市工务局勘估吴淞中国公学旧址修建工程所需工费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工务局档案，Q215-1-7168。
[90]《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一览表》（1936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
[91]《中公同学昨午晋祝蔡元培七秩大寿》，《申报》1936年2月24日，第14版。
[92]黄仁中：《复兴中国公学与复兴民族的意义》，《中国公论》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6日，第20页。
[93]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94]穆济波：《从恢复中公运动到建设民族文化运动》，《中国公论》第1卷第7期，1937年4月1日第23页。
[95]刘秉麟：《哀中公》，《中国公论》第1卷第5期，1937年3月1日，第11页。
[96]刘秉麟：《哀中公》，《中国公论》第1卷第5期，1937年3月1日，第11页。
[9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95页。
[98]《中国公学校友会成立大会纪录》，《中国公论》第1卷第10期，1937年5月16日，第35页。
[99]《私立中国公学送教育部关于本校历经建停所有原因学校情形及现在校地经费等项一案的函》，成都市档案局藏，民国档案，民国51-0-2。转引自侯垿楠、廖大伟：《“公”与“私”的困惑：中国公学复兴运动（1932—1937）》，《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6页。
[100]黄仁中：《复兴中国公学与复兴民族的意义》，《中国公论》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6日，第19-20页。
[101]黄仁中：《为中公复兴问题晋访戴季陶先生记》，《中国公论》第1卷第6期，1937年3月16日，第32页。
[102]《中国公学校友会成立大会纪录》，《中国公论》第1卷第10期，1937年5月16日，第35页。
[103]《中政会昨开例会》，《申报》1937年8月5日，第4版。
[104]《上海“一·二八”战争校舍被毁后交涉复校档案》，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47页。
[105]黄仁中：《为中公复兴问题晋访戴季陶先生记》，《中国公论》第1卷第6期，1937年3月16日，第33页。
[106]《云南省政府训令：秘二教总字第六三〇号》（1937年8月13日），《云南省政府公报》第9卷第70期，1937年9月4日，第16页。
[107]《中公同学筹庆母校恢复》，《申报》1937年8月5日，第12版。
[108]龙英杰：《本校略史》，中公校刊发行社：《中公校刊》，1944年5月，第8页。
[109]《上海高等教育现状》，《申报》1938年10月21日，第13版。
[110]《新中国学院》，《申报》1939年2月6日，第13版。
[111]《中公大学部复校》，《申报》1939年2月9日，第15版。
[112]《教育简报》，《申报》1939年6月25日，第11版。
[113]聂海帆毕业于中国公学政经系，曾服务于晨报馆、上海市教育局及社会局，“八一三”事变后，被派在市救济委员会，又参加慈善团体救灾会难民救济分会，被推为该会委员兼收容组主任，其被害当与其国民党背景有关。参见《许也夫聂海帆昨同遭暗杀》，《申报》1939年9月8日，第9版。
[114]《王开疆蹈海经过》，《申报》1940年2月17日，第10版。
[115]龙英杰：《本校略史》，中公校刊发行社：《中公校刊》1944年5月，第9页。
[116]《本校复校两年来大事记摘要》，中国公学大学部秘书处编印：《中国公学大学部创校四十周年复校二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6月，第55-59页。
[117]《本校大学部组织大纲》，中国公学大学部秘书处编印：《中国公学大学部创校四十周年复校二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6月，第31页。
[118]据江竹筠的传记记载，江是1939年春考入中国公学附中，1940年秋该校停办。参见《江竹筠》，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华女英烈》，文物出版社，1988年。
[119]《潘公展致胡适、过养默》（1948年7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03页。
[120]《上海市政府关于请查明龙英杰是否曾任日伪中国公学校长等职电示》，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政府档案，Q1-13-107。
[121]《本市大学动态》，《申报》1945年11月1日，第2版。
[122]《中国公学校友欢迎于董事长》，《申报》1946年6月9日，第5版。
[123]《于院长复兴中国公学推潘公展为校长中公同学协助复兴母校》，《申报》1946年6月19日，第5版。
[124]《中国公学校友昨假湖社聚餐》，《申报》1946年7月27日，第4版。
[125]《中国公学复校筹备处》，《申报》1946年9月26日，第6版。
[126]中国公学聘定的复校委员会委员有王云五、吴国桢、吴开先、陈行、张庆桢、程中行、戴修瓒、赵琛、蒋建白、杜月笙、徐寄庼、戴铭礼、王晓籁、范绍增、王效文、郭卫、朱应鹏、童行白、庄叔遐等，基本上是上海地方的头面人物。参见《中国公学积极筹备复校》，《申报》1946年9月8日，第6版。
[127]《复钟恂》（1945年9月28日），张充和主编：《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8页。
[128]阮毅成：《任鸿隽先生与中公复校》，（台北）《传记文学》1975年第3期，第18页。
[129]《中公同学会昨成立》，《申报》1947年4月19日，第5版。
[130]《中国公学今秋复校推潘公展为校长》，《申报》1947年5月9日，第5版。
[131]《上海中国公学决定在渝复校》，《大公报》（重庆）1949年2月20日，第3版；《中国公学在渝复校》，《中央日报》1949年2月21日，第2版。
[132]《中国公学》，《大公报》（重庆）1949年8月28日，第3版。
[133]《大陆形势杂乱中重庆部分同学争取复校档案》，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48-50页。
[134]《中国公学拟定两种建校计划》，《大公报》（重庆）1949年8月10日，第3版。
[135]张儒品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志》第1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136]阮毅成：《中国公学在台复校未成记》，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96-197页。
[137]杨翠华、庞桂芬编：《远路不需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第130页。
[138]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