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师资

1926年前后，原居北京的学人，因北方政治环境的恶化而纷纷选择南下，由于有较成熟的文化市场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上海成为知识人南下的首选，这一时期归国的留学生也大多基于同样的考虑选择留居上海。^[56]其中以胡适为中心的自由学人群体集聚上海，在新的政治环境与言论空间中构成一个权势网络，对于上海的言论界及教育文化界有重要的影响。胡适派学人，除了《新月》这样的言论事业以外，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等高校也成为其聚集的重要场域。

由于中国公学经费困难，能用于聘请教授的经费比较有限，直接影响其所聘师资的品质。胡适任校长后，在学校基金没有实质增长的情况下，利用个人的人脉关系，先后添聘了杨亮功、高一涵、陆侃如、杨鸿烈、王云五、罗隆基、冯沅君、刘英士、潘光旦、梁实秋、叶公超、全增嘏、马宗霍、张慰慈、沈从文等著名学者到中国公学任教。上述15人，留学欧美的有杨亮功、罗隆基、刘英士、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全增嘏、张慰慈8人，且多为新月同人，留学日本的有高一涵、杨鸿烈2人，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则分别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和北大研究所，没有高等教育背景但有专长者王云五、沈从文、马宗霍3人。从学术背景来看，这一时期添聘的师资水平较前有显著提升。胡适所聘教授多集中在文史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他数理及经济学科大多留任原有教授，杨亮功就曾提到，“大致说起来，全校所聘教授以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人选较为整齐”^[57]。另据1929年《中国公学教职员名单》，36名本科教授，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胡适的师友同人。^[58]可见胡适个人的人脉关系对中国公学师资改善的影响。

关于聘请教授的择取标准，胡适的基本原则是不分派别、资格，纯以学术水平为准，且强调对不同风格的教授兼容并包。据当时中国公学学生罗尔纲回忆：“他（指胡适）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别。以中国文学系来说，有王闿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文学、许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的考释，有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等等。”^[59]胡适请沈从文到校任教一事最能体现他的魄力和风度。沈从文无教学经验，且讷于言。初到学校，上第一堂课，站在课堂上，约半小时，不发一言，其窘可知。而且沈从文是写小说的，按一般观念是很难上大学讲坛开课的，胡适敢于不拘一格聘请沈从文到校任教，可见其开明和魄力。事实上，从沈从文后来教学的良好效果看，胡适的眼光是正确的。

此外，胡适兼容并包的治校风格还表现在其对教职员争执的处理上，比如胡适对中国文学系白薇与陆侃如争执事件的处理。

白薇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参加北伐，后留居沪上，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1929年10月开始，在中国公学教授戏剧。陆侃如早年在北京高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北大时与胡适有师生之谊，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29年秋，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

1930年4月6日，陆侃如在课上谈及白薇辞职一事，白薇认为陆侃如的言论毁坏其名誉，意在激迫其辞职，于是在自己的课堂上痛詈陆侃如，差点激起学生驱逐陆侃如的风潮。胡适为此，提出：“学校不希望有教授私人‘激迫’其他教授辞职的事。私人的激迫，即有其事，也决无效。”首先将自己与校方置于中立和超然的地位。同时指出“教授不应该用授课时间，造谣毁坏其他教授的名誉”。胡适认为，应将教授间的矛盾局限在校务层面，不能诉之学生，甚至煽动学生驱逐其他教授。胡适为表示公正，提出保证两人平等申诉和辩解的机会。最后，胡适提出，“我极希望我的朋友同事都能从黑暗中出来，做光明的人”^[60]。4月14日，胡适又与白薇晤谈甚久，后来又与陆侃如、冯沅君沟通，将事情的原委调查清楚，消除双方的误会。最后，由陆侃如和冯沅君分别致信白薇，为各自在课堂上的不当言论表示歉意，请白薇谅解，双方就此和解。胡适对此事的经验为，“此事本系几个朋友之间私人之事，不幸变作学校讲堂上之事。现在我很诚恳地把此事仍从学校讲堂上抽出来，请求你们不要让朋友间私事牵动学校”^[61]。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方面，胡适能超然于争执之教授双方，极力调和；另一方面，避免因教职员之个人私怨而造成学校的风潮。实际上，在当时很多学校，教授为遂其私愿，利用学生打击对手，造成学校扰攘不安的情况时有发生，胡适的兼容并包实际上起到调和矛盾的作用，为中国公学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事基础。

胡适在任时，除极力聘请优良师资外，对于学校职员的聘任从不任用亲信。胡适晚年在台湾曾对胡颂平说：“我是向来不替人介绍工作的。……在中公当校长时，我请杨亮功当副校长，那是请他帮忙的。那时江宝和当会计，不是我的意思，是校董会请他，丁鷇音硬要他去担任的。”^[62]这就是胡适所谓不带人的风格，这对于学校内部的管理以及稳定都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