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学制

据中国公学史略所记，张东荪在代理校长期间，“课程内容逐渐改革，中学实行二三新制，商科亦分银行、会计、秘书、贸易各门讲授，以期实用”^[86]。中国公学在研究系办学期间，注重实用，在中学推行道尔顿制改革，在大学注重商科，实行选科制。

1919年，梁启超等人接办中国公学时，设有专门部和中学部。中学部于1922年10月率先在国文和社会常识两科进行道尔顿制试验，开创了道尔顿制在中国实验之始。道尔顿制是由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于1920年发明的一种教学形式，因其创始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而得名。道尔顿制与传统教学形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废除了年级制和班级授课制，特别注重个别教学，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道尔顿制倡导一种自由与合作的精神，鼓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安排学习的内容和进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加强团体活动中的合作与交互能力，促使学生的个性和群性和谐自由地发展。

中国公学中学部于1922年10月开展道尔顿制实验，是国内最早开展道尔顿制实验的学校。舒新城是道尔顿制在中国教育界广泛传播的主要推动者。1920年秋，舒新城应聘主持中国公学中学部，积极推行分团教学法，实行选科制，招收女生，开中学男女同校之先河。道尔顿制传入中国以后，舒新城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与人生》等杂志上，发表大量介绍和研究道尔顿制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舒新城力排众议，率先在中国公学中学部实验道尔顿制。据1922年年初，中国公学中学部颁布的校务改革计划，“关于教科一部分，除三年级四年级共计三班学生，仍采用学年制外，其余都实行学科制，定五年毕业，但因学生能力的强弱，得延长至五年半或六年，或缩短至四年半或四年，功课一方面，第一、二年都是必修科，第三年加选修科，自第四年起，分设文、理、农、工、商、教育、美术七系，学生得因教员的指导和自己的志愿，选定一系。现因财力的关系，拟先设文、理、商、教育四系，教授法一方面拟注重学生的自学，一面减少授科时间，第一、二年每周只三十小时，第三年必修科只二十小时，此外可选习个性相近之学科六时以上十时以下，第四、五年本科必修科只十五小时上下，本科选修科十时以内，他科选科五时以内，一方拟扩充图书室和试验室，以供给学生自学的材料，各科程度较前提高，大概毕业以后可以直接大学”^[87]。道尔顿制的改革旨在发挥学生主体性，实行个别教学，对于教育品质的提高确有极大的助益，但其代价也是非常高的，由于注重学生个性，实行差别化的教学，故对于师资品质及专任教师数量的要求都相应提升。

1923年，因男女同校及道尔顿制引发许多纠纷，导致舒新城与研究系诸人的矛盾分歧，舒新城于1923年10月去职，其所聘诸人也在此前后相继离去。人去政息，中国公学的道尔顿制试验也随之取消。

除中学部的学制改革外，在大学部，中国公学尤其注重商科的办理，一方面固然与上海本地工商社会繁荣，对于商科人才的需求较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研究系培养人才的取向有关。在陈筑山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曾提到，“日来与东荪聚谈校事，同时并及吾辈对于国家之将来。觉今日有一至大之方针为吾辈所不可轻易看过者，即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非托与学者与商人之团结不可。……所谓学者与商人的团结，只重在中心势力之造成，所执何种主义，另是一问题。吾辈今日之责任，当以经济的知识指导经济界的人们，果有正确的知识、热情的指导，安能与崇拜列宁偶像的团体相对立？而吾人今日欲扎硬寨以备将来死仗，非将公学基础建筑坚固，后图扩张，网罗经济人才不可。现在留欧学生专就经济学养极丰归来者，已不乏人，多不满于某党的主义，而有厚望于吾辈者”。^[88]可见研究系办理商科，实则有网罗人才汲取资源的深层用意。

1923年5月，因商科与中学部的矛盾，学校发生风潮，内部出现波折，校长陈筑山一度离校。^[89]具体内情，据校方的说明，“本校自改组以来，同人等竭其绵薄，俾于世界学术国内文化有所贡献，乃应用最新学理，如采用学科制也，改行道尔顿计划也，实行男女同学也，事皆属于新举，以视安常蹈故其难易实有径庭，历时虽暂而所获之新经验实有足多者，致同人对于新制益增其信心，惟美中不足者，本校组织现分大学商科与中学两部，性质迥殊，管理自异，又以宿舍逼处不可分离，诸多窒碍，同人等虽已早见及此，然以窘于经费之故，以致为大学部新建校舍之计划一时未能实行，本月中因宿舍内中学生关于男女社交问题以文字辩论，致有纷扰，商科生起而责难，中学部职教员鉴于商中逼处，训育难有效力，遂因此引咎辞职，借以唤起学生之反省”。至6月下旬，校方决定提前放暑假，而同时谋学校根本改进及扩张，提出今后办法如次：“1.大学商科迁移上海英界静安寺路赫德路转角；2.商科改行学分制；3.中学部添办高级理科；4.中学部辞职教职员挽留复职；5.中学部仍旧男女同学实行道尔顿制；6.次学期提早开学。”^[90]自此商科迁至沪上，与中学部分开办学。

自1923年秋学期，中国公学商科学制决定“改用点位制（即Unit），各种学科为一百点，每学年读三十余点，以科为班，不用年级制”^[91]。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原来分银行、会计、贸易、秘书四门，自1923年下学期改行学分制，不再分门。^[92]同时，中国公学商科扩充学额，除添招二年级以上插班生，一年级及预科新生外，又添招选科生。“选科生入学资格无限制，凡银行公司等之雇员，皆得自由选读一科或二科，学额视讲堂之大小而定，学费选读一科者，每半年五元，二科者十元，三科者十五元，多者以此类推，闻该校此种办法，完全为一般商界之有志求学者计，每科毕业，且能得有相当之学分，如选科所得之学分，积至一定之程度，亦能取得年级之资格，如是则家境艰难者，皆得一面服务，一面求学。”^[93]

中国公学大学部自1925年秋季学期起，“因欲使学生对于所习各科目，精神集中，兴味浓厚，并为便利学生补修或重读重要科目，免去升级之困难起见，将正预科各学系大部分科目，排于一学期中授毕结束，此项办法，实施以来，殊见成效”^[94]。集中授课实际是延续选科制的改革，更大程度上便利学生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修满学分毕业，带有浓厚的功利性。

1926年4月，中国公学大学部校务会议，“以现有教育制度注重教室授课，教员下课后，即与学生无关系，于学生身心修养异常忽略”，议决“酌采欧美业师制，先从预科试办，……并确定孙在荪、高践四、俞颂华、郭德华、陈达山、刘南陔、陈萃子七教授为业师，每人分任训导学生十余人，凡关于学生学业之指导及德性之修养，通长负责之”^[95]。上述改革应该是考虑到选科制追求经济性和职业培养单一导向的弊端，希望通过密切师生联系，加强德性修养等方面的教育。但此时离研究系下台已为时不远，故此项改革的效果无法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