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公易长风潮的善后及余波
1931年2月5日，教育部电挽此前提出辞职的中国公学诸校董，该电对于学校善后办法，仍责成“董事长召集各校董筹议”，“另选校长负责主持”。[95]因为中国公学是私立学校，即使教育部派员整理，也并非接管，而是要恢复校董会行使权力的常轨。
2月14日，中国公学召开校董会，改推邵力子为校长，朱经农为副校长。同时准丁鷇音辞职，[96]另加推邵力子、陈果夫、潘公展、朱应鹏、吴开先为董事，新推选的校董均有深厚的党国背景。[97]原被开除的学生李雄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严经照恢复本校学籍。2月22日，邵力子到校与教育部临时接管委员会办理交接，23日为学生报到登记日，并定于3月2日开学。
对于风潮善后，最重要的莫过于校长人选。经过胡适推荐，陈布雷力劝，朱经农出而负责。朱经农提出由邵力子任校长，自己以副校长资格驻校负责。对于校长人选，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上海市党部的意见不同，党部对于新校长的人选非常注重其党国色彩，而教育部较注重学术标准与教育行政经验。当时实际主持教育部的陈布雷比较属意朱经农，朱经农系中国公学早期毕业生，此前曾在教育部任职。朱经农曾提到，对于校长人选的难产，“教部认为有关威信，布雷万分焦虑，托述庭四次来劝，欲我出任校长，继又亲行劝驾”[98]。教育部还是比较尊重校董会，而党部则意在改组校董会使其党化。最后邵力子任校长，朱经农实际负责，应该是两方都能接受的结果。[99]但从长远看，这也只是权宜之举，这种两全的状态必不能长久。
中国公学易长风潮的善后使国民党党部对中国公学的控制明显增强，校长和校董多为党国要人。对于此次改组，校内的国民党籍的学生欢欣鼓舞，发表通电表示欢迎，“在该大学内原附设有中国国民党八区一分部一所所属党员，均系该校优秀分子，在马君武时代曾横遭压迫，闻此新校长新校董消息，更为该校前途庆”[100]。新推的校董均有党国背景，除实际负责的副校长朱经农以外，校内另一重要职位秘书长兼总务长由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朱应鹏担任，朱应鹏也成为党部在校内的代表。党部在校内扩张势力使得副校长朱经农不安其位。[101]
朱经农在任时，总务长朱云鹏把持校政，在校内推行一系列党化的措施。当时在校的中公学生形容，“现在中公，比从前确是新颖的多，迎进了一批党部的要人，把整个的学校党化起来”[102]。首先是学生的甄别，所有学生要履行登记手续，按照要求填写登记表格，交给登记委员审查，隔日书面通知是否取录。登记的内容除个人基本信息外，主要是学生的政治意见，比如对国民党的意见，对三民主义的意见，对共产党的意见，对国家主义派的意见。在2月23日，学生到校登记报到时，所有学生均被要求在登记表上填写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类似这样的调查中学生自然不会有反对当局的表示，结果是满纸的“忠实同志”的话。据学生反映，登记后所有表格填写下来的内容，归纳所得一般的结论，好像不外吹捧国民党与污蔑共产党，宣扬三民主义，攻击其他主义。[103]当时的在校生蒲风讽称，中国公学仅在报到登记的四天内就“有了千余名忠实同志”[104]。另外自新学期开始，严格实行纪念周，党义课成为必修科目，所有在校生都必须读党义，否则不准毕业。有学生讽刺读党义的人数等于全校的人数，学校已成为党校。[105]另据当时知情者言，党部接收后的情形，“有二种事情是值得叙述的：一种是秘密开除学生；一种是特别优待党员。前者可说是惩罚叛徒；后者可说是犒赏功臣”[106]。开除学生是在重新登记之时，如有反动嫌疑的，则不发返校通知，也不开具转学证明。[107]据估计，学校当局开除了六七十位学生。[108]对于国民党籍学生的优待，则是免除学费。[109]
除对学生的清理以外，教职员也有很大变动。1931年3月，校长邵力子聘请戴君亮为教务长，朱应鹏为秘书长兼总务长，李青崖为文学院长，应成一为法学院长，刘秉麟为商学院长。此外，还任命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兼常务委员童行白任训育长，负责学校的党义教育和学生党员的指导。另据黄敬斋回忆，黄原为CC系搞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本部光明出版部的总干事兼《时代青年》周刊的主编，CC系抢占中国公学之后，黄兼任以朱应鹏为总务长的总务处庶务科长兼图书馆主任。[110]胡适在致朱经农的信函中提道，“今日接办学校的人，除你之外，皆与学校无关系”[111]。可见，倒马风潮过后，虽然由校友朱经农入校主持，但实际在人事上全受上海市党部控制。
对于调整后的校内人事状况，朱经农在致胡适的信中提道：“我们得到戴君亮兄担任教务长是一件可庆幸的事，他的头脑清楚，态度公平，办事精干，使我减轻负担不少。总务长兼秘书长为党部中人，因力子为校长，故尚可以对付。商科仍由南陔主持，法科之法学系仍由君亮主持，故教授无甚更动。文理科学长由党部推荐李青崖主持。弟以其与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为党部所推重，当可持中庸之态度。不期其对杨鸿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态度之狭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方面所请新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过得去。数理系方面，由力子力争，始保全胡耀楣仍任系主任，但教授中不无更动，盖青崖既为文理科学长，不能不酌量容纳其意见也。其组织最弱者为法科之政治经济系，将来若有问题，必从此系发生。叶秋原为系主任已觉平常，教授亦无出色者。学生甚盼一涵回来，然一涵决不肯来，只能成为一种无法实现之空望了。”[112]李青崖在文学院院长任上，文史系所聘教员多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113]戴君亮是朱经农同乡，且同为熊希龄赞助的常德中学同学，关系较好。
倒马风潮后，教职员变动较大的是文理科，前此胡适任内聘任的杨鸿烈、马宗霍等均被辞退，许多教职员的任免不得不依据党部的安排。[114]据施蛰存回忆，“李青崖进中国公学后，解聘了国文系教授杨鸿烈、马宗霍，他们都是胡适当校长时聘请来的，学生也都满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这二位，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学生中颇有波动。我莫名其妙的成为李青崖的私人。马宗霍被解聘后，拂袖而去。杨鸿烈的表现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迁出，还大骂李青崖，弄得很僵”[115]。
由于校内学生处于分裂状态，矛盾仍在，朱经农尽量保持超然态度，不问所谓“拥”“反”，但用人行政还是难以做到以人才为标准，党部势力的渗入使矛盾进一步激化。[116]校内学生对于党部势力渗入仍持抗拒态度，“许多同学对于朱副校长都很尊敬；但对邵力子却不满意，平时他不到校，星期一偶尔到校主持纪念周，同学用跺地板来表示抗议。同盟会的同学，这时改名为浦涛社，想维持这个场面，每逢校长到校主持周会时，便出动大批人马，去调查哪些人跺脚，但是结果仍然无效”[117]。朱经农在致胡适信中曾提到，“中公之事极不易办。学生与党部意见未消除，我处于两者之间，所感痛苦，非常之大。在我只是牺牲自己，来作缓冲。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做得非常之苦”[118]。可见风潮余波未平，态度相对超然的朱经农实际无力主导校政。
1931年6月，朱经农以侍奉母亲为由向校董会请辞去副校长职，随后就齐鲁大学校长职。朱经农早有脱离的打算，[119]但校中部分学生认为，朱经农是“为朱应鹏那般党棍所逼迫，不得不离校而他去”[120]。朱经农辞职后，校董会改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潘公展为副校长，同时校中改聘樊仲云为教务长兼政治经济系主任。[121]朱经农的离去意味着中国公学完全被党部所控制，正如胡适所言，“此校以后成了一个党员吃饭机关”[122]。党部完全把持校政，此一局面也是党部力谋党化教育的结果。
与一般地方党部不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化倾向鲜明且较强势。上海市党部掌握着部分政府资源，党部与政府的权力存在交集，部分党部委员同时也是市政府的要员。[123]上海市党部对于在沪上各校推行党化教育已不满足于仅仅处于“监督”和“指导”的地位，而是希望“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124]。从上海市党部在教育界扩张势力的实例来看，其所抢夺的学校大多是相对弱势的私立学校，党部多利用私校校内的分裂，借机改组校董会，从而以“合法”的方式把持学校。[125]曾亲历国民党党部在上海攘夺教育权力的戴鹏天回忆称，抢学校的方法是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制造纠纷，乘机而入”。“抢学校，不只是胁迫校董会换校长，把校长位置抢到手就算。校长位置抢到手后，要加聘有关人做校董，改组校董会，由校长派有关人来做董事长，或找一个所谓社会名流做挂名的董事长，这学校及其财物，就据为己有了。”[126]证之于中国公学之党化过程，大致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