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措经费
经费的筹措对于私立大学的办理至关重要，因为经费问题关系到教授的选聘、设备的扩充等，直接影响办学的规模与质量。中国公学经费来源除了王敬芳争取到的福中公司拨给的资金以外并无固定基金。梁启超等接办中国公学之初，原本对于经费问题还是较有把握的，所以拟定的办学规模较大，中国公学在1919年年初开学时，曾表示有某巨公筹得之特种款项，似与梁启超有关。[77]但后来实际筹款工作进行得相当困难，直接影响了办学的成效。
1920年9月，梁启超作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内称：“决拟于明年为始，改办大学，学科讲座，不求泛备，惟务精纯，视力所届，岁图增廓，图书仪器，广为购储，藉供学生自由研究。凡所规画，别具专章，虽将来成效大小未敢豫期，然竭力以赴之，庶于学界前途当有壤流之助。惟是造端宏大，志够艰劳，伏望海内外邦人诸友鉴此微诚，共襄盛举，或惠赠书器，或乐施金钱，俾得依十年前计画策厉进行，则丝绣平原，金铸范子，社会崇报，人心同然，非特同人等感诵弗谖云尔。”[78]其意在唤起社会关注，从普通社会吸纳经费，但应者寥寥，梁启超不得不依赖个人关系做各种筹款活动。
最早，梁启超曾致函海外华侨资本家林振宇，并寄去中国公学纪念印刷品两册，表示“彼若捐巨款，自必请彼加入董事，自无待言，此外当更用种种方法为之表彰名誉，且令将来学生永永念彼也”。同时又暗示“彼欲回国办矿”，“吾能与以种种利便”。当时，梁启超对此颇为期许，认为“若彼能捐五十万，则我向别方面筹捐更易，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79]尽管做了几番努力，此事到后来并未有实际结果。
1922年，中国公学常务董事呈请政府按照民国元年国务会议原案，拨发元年六厘公债一百万元为补助金。1924年4月，财政部发给元年公债整理债票二十万元，自1924年1月起息；同年8月，续发前项公债二十万元，自1924年7月起息。上项利息，每年六厘，其第一期至第十期，经财政部核准由盐业银行拨付三万元。其第十一期以下之利息，1925年财政部核准由福中公司每年从应缴统税捐费十万元中分四期拨付，每期六千元，至该项公债正式付息时止。此案虽由财政部核准，但不久河南即成战区，矿务停顿，不但不能由统税项下拨付此款，即原有每年两万助款亦完全停止。[80]
1923年，梁启超等曾计划在离上海稍远一些的地方购地筹建新校址，立蔡锷像于校园中，将纪念蔡锷的松社所得款项作为学校基金，但终未实现。1924年年初，梁启超计划谋求财政部所发200万元公债的利息，每年约16万，作为公学的常年经费，他多次与当时的财政总长王克敏商谈此事，梁启超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曾言及，“与叔鲁（王克敏）曾三度言之，毫无着实结果，抟沙为公学事几与彼挥拳矣。仰面求人，总不足恃，徒怄气奈何”[81]。可见此举完全无效。
尽管遭遇上述种种困难，梁启超仍为中国公学的发展不遗余力。1922年4月，中国公学欲购地扩建校舍，尚缺数千元，梁启超将自己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所得千余元的稿费拿出，作应急之用。为此，他特地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请其“设法特别通融”[82]。
梁启超主导的筹款大多无效，中国公学经费主要仍依靠王敬芳四处挪借。据王敬芳所记，“除托上海福中公司向浙江兴业银行、升和煤号各代公学借款数千元外，又在北方向各方挪借之款有四五万元，内有陕西督军刘镇华君捐给梁任公先生之文化学院一万元，文化学院未办成，此款由公学借用。至民国十五年（1926），财政部以福中公司统税作抵，借盐业银行数十万元。我趁这个机会，索到二次整理公债利息一万余元，除还各方债务一部分，及文化学院之款无须即还外，我就以福中每年付公学两万元之捐款作抵，借金城银行—万五千元抵补。孰知借款以后，福中公司即被军阀占据，无力付公学捐款。金城借款也无力偿付”。[83]可见筹款之艰辛，而正是靠这些借款才勉强维持中国公学的正常运行，除了续办商科外，还添设政治经济学系，扩大了办学的规模和影响。
梁启超试图从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募集资金，但收效甚微，这里面固然与梁启超不在其位的边缘角色有关，但即使是前此梁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时，政府日常开支都很困难，遑论对教育之投入。从社会特别是商人身上做筹款之努力，也是较少得到响应，正如胡适所言：“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84]国内商人群体可能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有经济实力，所以对于能产生一定社会效益而无经济效益的教育自然缺乏持续投入的热情。梁启超所能筹集到的款项甚少，真正对公学经费筹措做出巨大贡献的是王敬芳。王敬芳是中国公学的发起人，对于中国公学有深厚的感情，其在一份信函中曾提到，因为不忍心看着已死的朋友张俊生、姚剑生等的遗泽湮没，所以对公学总是勉力维持。据统计，王敬芳经手替中国公学所筹的款，总数在二十万元以上，而王敬芳当校长时，既不支薪俸，又不支川资，十余年来，但就旅费一项，其所赔的费用就不菲。[85]可见，教育在当时远不是仅有教育家的奉献即可成事，更重要的是为此教育事业奠定物质基础的人。中国公学经费上的困顿是受当时国家和社会层面发展程度的制约，从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