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胡适后来对自己在上海的三年半有一个总结，“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段，不算是草草过去的”[139]。胡适称：“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140]可见，胡适在这期间的重心是在写作上，而非办学，似不宜过分强调其对中国公学的影响。
胡适任校长时期，正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建政之初，特别是在较强势的上海市党部治下。与一般地方党部不同的是，上海市党部保持较强的激进性与组织动员能力，对地方行政多有染指，表现较为强势。[141]胡适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及其发言立场难免与上海市党部产生矛盾，这必然影响到中国公学。胡适任内实现了中国公学的长足发展，这与胡适的个人魅力及其影响力有很大关系，但随着时势演变，上海党治氛围的加强，同时北平政治环境日渐宽松，胡适等人北返成为必然。虽然胡适辞职、马君武继任，看似平静，但在胡适任内未实现的党化渗透，最终还是在胡适走后演变成大的风潮，直接导致后来中国公学走向衰败。
这一时期中国公学的发展，得益于北伐前后政权转换的过渡阶段的宽松环境。一方面，原来集聚在京津的知识精英大多南下，以胡适为代表的诸多学人留居沪上，这是中国公学这一时期得以发展的人事基础；另一方面，建政之初的国民党还没有完全实现对教育界的控制，所以在1928年前后的两三年内，沪上的高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与这一时期思想界“众声喧哗”的场景类似，教育界仍保有自由发展的空间。[142]
但这种发展并不会持久，特别是党化色彩非常鲜明的上海市党部治下，在1930年前后，上海市党部开始积极向教育界渗透，由此带来沪上各学校的动荡，从而演成一系列的风潮，如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的风潮。中国公学也不能免，这是后来马君武上任不久即发生旷日持久之大风潮的重要原因。胡适的离任，也标志着中国公学由盛而衰的转折。[143]杨亮功晚年的回忆就提到，“自民国十九年以后，中国公学一直是在动荡不定和惨痛的局面之中的”。[144]其分水岭就是胡适的离任。
【注释】
[1]杨亮功晚年的回忆就曾提到，“在胡先生担任校长这一段期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无论从学校秩序上或教育内容上看皆有显著的进步”。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39页。
[2]可参见季维龙：《胡适与中国公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4期；涂怀京：《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关于胡适的各种传记的相关章节也多有涉及，在此不一一罗列。
[3]《级史》（1929年6月22日），《中国公学己巳级纪念册》，第13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8-1-147。在校生推举校长主要是希望学校尽快恢复以便顺利毕业，何鲁上任确实积极推动了新当局承认当年的毕业生。1927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开会，中国公学临时委员何鲁呈称，“该校丁卯级商法两科学生，已给与毕业证书及学士文凭，请察核备案由”。并附毕业生名册二本，政治分会转给教育行政委员会处理。《政治分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纪》，《申报》1927年7月2日，第14版。
[4]刘秉麟：《校史》（1929年6月4日），《中国公学己巳级纪念册》，第10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8-1-147。
[5]1930年5月，“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但国民党仍沿用“上海特别市党部”旧称。为表述简便，本书简称“上海市党部”“市党部”或“党部”，特此说明。
[6]《中国公学》，《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第4版。
[7]据胡颂平回忆，何鲁“是中公前期的学长，乃是当时著名的留法数学家，又是国民党员”。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213页。另据严济慈回忆，何鲁与杨杏佛是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二人共同参与发起中国科学社。林祥主编、金涛采访：《世纪老人的话：严济慈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8]《中国公学组新董事会》，《新闻报》1927年6月26日，第10版。
[9]三人关系紧密，系一无形之团体。据熊克武所述，当时一般都把“熊、但”看成一个人，把但的行动也视作熊的行动。丁鷇音则长期担任熊克武的秘书。熊克武口述，熊达成整理：《虎门蒙难记》，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防区时期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丁鷇音籍贯为江西，但应该是出生在四川，晚清作为四川省官派留学生赴日。
[10]《熊克武等已到沪》，《申报》1927年5月6日，第14版。
[11]《公学吁请各方捐资兴学的公开信》，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12]参见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13]《中国公学大学部之新计划》，《申报》1927年5月22日，第10版。
[14]何鲁任内大幅度扩充院系，可能跟国民政府支持接收中法工学院学生有关。据何鲁任内提交的立案申请，“十六年中法工专因风潮停办本科，失学学生要求转入本校，得政府允许，每年津贴四万元，因设为理、工、文、商、法五院”。《中国公学请予立案函稿》，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15]此处的上海中法工专学校是近代上海教育史上一所十分特殊的学校，该校于1921年由中法两国政府合作创办，前后经历中法通惠工商学校、中法工业专门学校和国立中法工学院三个发展阶段。1927年中法工专发生风潮，驱逐校长，要求收回自办，国民政府与法方协议先让学生到吴淞的中国公学借读。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重新委派的中方校长褚民谊到任，中法工专才正式复校。参见葛夫平：《上海中法工学院始末》，《史林》，2006年第4期。
[16]《公学吁请各方捐资兴学的公开信》，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17]《上海教育委员会常务会议记》，《申报》1927年5月7日，第10版。
[18]《浙省委会议决教育事项》，《申报》1927年11月10日，第10版。
[19]据李承庠回忆，“中法大学校址在法租界，学生都是穿西装，中公同学都是穿长衫，两者泾渭分明，中公同学开玩笑似的喊中法大学转学生为拖油瓶，中法大学转学生非常不满，提出严重的抗议，因此发生风潮”。徐鸣亚：《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52-353页。这段叙述史实上有一些错讹，如将中法工专误认为是中法大学。
[20]慕裳：《中国公学之增费潮》，《小日报》1928年3月20日，第2版。
[21]《吴淞中国公学突起风潮》，《新闻报》1928年3月19日，第3张第4版。
[22]《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整顿校务委员会原呈》（1928年4月5日），《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5期，第20-21页。
[23]《王开疆律师代表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学生会紧要启事》，《申报》1928年3月29日，第1版。
[24]《级史》（1929年6月22日），《中国公学己巳级纪念册》，第13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8-1-147。
[25]《中国公学校长退职》，《申报》1928年4月10号，第7版。
[26]据教职员的声明，4月8日晚，“有学生二三十人手持校友会与学生会声请校长辞职书，逼迫校长交出校印即日退职，校长再三申言须经校董会或国民政府派人接收始可交代，该生等坚执成见，气势汹汹，出语不伦，制止校长行动，设置步哨，割断电线以阻绝交通，直至深夜（二钟左右）强迫校长签字允于即日交代，该生等始行退散，次夕六钟校长晤校董后由沪方回，晚膳未进，即被该生等包围，逼迫立刻交代，校长答以十日校董开会即可交出，该生等悍然不顾，坚欲接收，制止校长行动一如昨日，杯水亦不容沾唇，至午夜经司令部杜参谋长调解始散”。《中国公学住校教职员启事》，《申报》1928年4月14日，第6版。
[27]《于右任请蔡元培兼任中公校长》，《申报》1928年4月28日，第11版。
[28]《中国公学定期欢迎新校长》，《时报》1928年4月3日，第2张第7版。
[2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30]胡适在日记中提及，校董会的诸位旧同学“对于母校这样热心，叫我无法摆脱。只好把这学期办了再辞”。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70页。
[31]《胡适之当选中公校长》，《申报》1928年4月28日，第11版。
[3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3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3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3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36]胡适在1928年6月19日致江冬秀的信中称，“中国公学的事，再三辞不掉。校董会没有法子，特设副校长一人，代我住校办事。我已寻得一位杨亮功君来做副校长。七月以后，我可以不必每星期到吴淞去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
[37]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82页。
[38]《胡适之就中公校长纪》，《申报》1928年6月29日，第12版。
[3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
[40]胡不归：《吊姚烈士去》，《吴淞月刊》第1期，1929年4月15日，第32页。
[4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42]《校董会章程》，《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1930年，第11-12页。
[43]《中国公学之革新计划》，《申报》1928年6月16日，第12版。
[44]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7页。
[45]《中国公学组织大纲》，《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1930年，第13页。
[46]《评议会章程》，《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1930年，第18页。
[47]《本校大事记》，《吴淞月刊》第2期，1929年6月15日，第53页。
[48]《本校大事记》，《吴淞月刊》第2期，1929年6月15日，第55-56页。
[49]《本校大事记》，《吴淞月刊》第3期，1929年9月15日，第61页。
[50]江厚塏：《忆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242页。
[51]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55页。
[52]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5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54]马君武：《中国公学校史》（二），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页。
[55]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55页。
[56]关于1926年前后知识人南下的研究，可参见王建华：《逃离北京：1926年前后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57]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9页。
[58]《中国公学教职员名单》，《吴淞月刊》第1期，1929年4月25日，第39-42页。
[59]罗尔纲：《关于胡适的点滴》，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60]《胡适致白薇（稿）》（1930年4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5页。
[61]《胡适致白薇（稿）》（1930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6页。
[62]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页。
[63]王大祥：《谈谈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庚午级毕业纪念册》，1930年，第71页。
[64]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9页。
[65]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50页。
[66]胡适：《发刊词》，《吴淞月刊》第1期，1929年4月25日，第2页。
[67]罗尔纲：《胡适琐忆》，《师门五年记》，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68]《国民党消息》，《申报》1927年4月21日，第10版。
[69]《吴淞八区党部积极进行》，《申报》1927年10月17日，第10版。
[70]中国公学大礼堂虽有孙中山遗像，但与其他三位已故的对学校有功的人物遗像并列，党部认为以总理遗像“与其他遗像等量齐观，并列一起，……是其心目中仅认总理为该校前校董，而不屑以本党总理之资格为之张挂遗像也，蔑视总理”。《国民党上海八区一分部常委王国屏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0-51页。
[71]《各界反日切实工作》，《申报》1928年5月11日，第13版。
[72]胡适：《发刊词》，《吴淞月刊》第1期，1929年4月15日，第1页。
[7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5页。
[74]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56页。
[75]吴蒲月：《怀念大哥吴晗》，庄丽君主编：《世纪清华》，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76]周枏：《我与罗马法》，安徽省法学会编：《周枏与罗马法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77]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8页。
[78]《周枏致胡适》（1928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9页。
[79]王大祥：《谈谈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庚午级毕业纪念册》，1930年，第71页。
[80]《胡适致朱经农函》（1930年4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81]《胡适关于中国公学欠款函》，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82]《政治分会昨开十二次会议》，《申报》1927年5月3日，第13版。
[8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84]《中国公学之革新计划》，《申报》1928年6月16日，第12版。
[85]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7页。
[86]《胡适致王敬芳（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7页。
[87]《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北上为取回中国公学四十万公债券》，《新闻报》1929年1月16日，第18版。
[88]《呈为旧拨基金债券现无市价请发给新债券事》，《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3-384页。
[89]《中国公学预算表》，《私立中国公学大学部立案表册》，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教育局档案，Q235-1-637。
[90]胡适接任之初，学校共有学生六百零六人（内有女生五十人），次年春学生即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内女生百余人）。参见《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91]《全国高等教育统计（民国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年七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32年。转引自［美］叶文心著，冯夏根等译：《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
[92]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50页。
[93]《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1927年12月20日），大学院编：《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第26-27页。
[94]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
[95]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96]《教育部布告第七号》，《申报》1930年6月16日，第5版。
[97]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98]《中国公学请予立案函稿》，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3-64页。
[99]根据国民政府大学院的要求，“凡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呈请立案时，应由该校校董会备具呈文及附属书类，呈由省区教育行政机关转呈大学院，转呈时，须详细调查开具意见，以备审核”。《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1927年12月20日），《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第27页。可见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对于私立学校立案的影响之大。
[100]《民国十八年廿一日上海教育局再据情转呈教育部核示文》，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3页。
[101]《本校大事记》，《吴淞月刊》第2期，1929年6月15日，第61页。
[102]《中国公学立案问题》（一），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教育局档案，Q235-1-637。
[103]《致蒋梦麟、马叙伦》（1929年8月1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85页。
[104]《教部派员视察上海法政中公》，《申报》1930年1月9日，第11版。
[105]《中公编制一览》，《申报》1930年1月24日，第16版。
[106]《教部派员视察中公》，《申报》1930年1月17日，第17版。
[107]陈德征于1929年4月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长蒋梦麟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按法律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须由教育部圈定”，但“此次市长径自令委”。《胡适日记全编》（五），第392页。胡适对此也很不满，曾在日记中抱怨，“一个教育部长不能干预各省教育厅长的人选”。《胡适日记全编》（五），第668页。
[108]《中国公学立案问题》（一），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教育局档案，Q235-1-637。
[109]《中国公学之风波》，《上海评报》1930年7月30日，第2版。在校学生也意识到立案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关键所在，“因为我们的校长胡适之先生又做了一篇反动的‘大块’的缘故，国府诸公颇为震怒，……拿我们学校来出口气，使我们快要得着解决的问题，竟又因之搁浅了”。参见甫：《谈谈本校立案问题的经过》，《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刊》创刊号，1930年，第4页。
[110]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111]《中国公学立案已准》，《新闻报》1930年5月24日，第11版。
[112]《胡适致韦莲司》（1931年3月25日），周质平：《在爱慕与矜持之间：胡适与韦莲司》，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11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78页。
[11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0页。
[115]《胡适担不起的罪名》，《大公报》1929年8月29日，第3版。
[116]《令教育部：为令饬警告中国公学胡适言论不合并通饬全国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精研党义分别遵办由》（1929年10月1日），《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11期，第13-14页。
[11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8-540页。
[118]《胡适致蒋梦麟（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94-395页。
[119]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58页。
[12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3页。胡适当日日记中还提到，“亮功任中公副校长事，已一年余，辛苦之至。他极有责任心，而能力不高，故极觉痛苦”。这与杨亮功的自我认知有很大差距，杨亮功认为，胡适“表示希望中国公学由我继续主持下去”。《胡适日记全编》（五），第503页。
[121]《但懋辛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7页。从信的内容看，应该是写于1929年下半年，而非编者所订的1930年下半年，因为1930年下半年胡适已经离任，教职员的聘任不可能再等待胡适决定。
[122]另据梁实秋回忆，胡适所作《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两篇文章，“他的许多朋友如丁彀音、熊克武、但懋辛都力劝他不可发表这些文章，并且进一步要当时作编辑的我来临时把稿径行抽出，胡先生还是坚决要发表”。梁实秋：《忆新月》，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梁实秋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可见川籍校董实际上不希望因胡适的言论而影响办学。
[123]萍：《中公校长辞职布告》，《申报》1930年2月15日，第5版。
[124]《市宣传部宣传会议》，《申报》1930年1月20日，第9版。
[125]《呈中央请彻查吴淞中国公学办理情形由》，《江苏党务周刊》1930年第5期，第66页。
[126]《六区党部请惩办胡适》，《申报》1930年1月25日，第20版；《市执委会常会记》，《申报》1930年2月1日，第13版。
[12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2页。
[12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0页。
[12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70页。
[13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9页。
[131]《马君武决不就中公校长职》，《申报》1930年3月4日，第11版。
[132]《中公校长问题》，《申报》1930年3月17日，第2版。
[133]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134]1930年4月13日，中国公学校董会通过决议，“因董事长王云五上月赴美考察，推蔡孑民代理董事长”。《蔡孑民代理中公董事长》，《申报》1930年4月15日，第12版。
[135]蔡元培：《致胡适函》（1930年5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183页。
[136]《马君武就任中公校长职》，《申报》1930年5月20日，第10版。
[137]辂慈：《马校长就职典礼志盛》，《中国公学庚午级毕业纪念册》，1930年，第83页。
[138]《马君武就任中公校长职》，《申报》1930年5月20日，第10版。
[13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140]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胡适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141]关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研究，可参见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蒋宝麟：《消褪的激进政治与多元城市社会：1927至1937年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142]参见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3]1930年7月14日，胡适到中国公学演讲，与曹辛汉谈，曹“很替中公前途发愁”，胡适“也有点忧虑”，“然无法可施也”。可见胡适卸任不久，即感受到危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727页。
[144]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