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中国公学自晚清创立到1936年前后最终消亡，历经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不同时期，其间不管是外在社会政治的环境，还是学校本身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晚清立宪派、革命派、民初的研究系、1927年前后的自由主义学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政治势力与学人群体在中国公学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歧而又纷呈的表现。通过对中国公学历史的考察，既能反映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若干共相，又可展现一个完全异样的大学个案。大体而言，中国公学的历史集中反映了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的真实处境，一方面存在着对于国人自办大学的理想期许，另一方面则是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弱势及其在现实中的困境。
一、社会政治变迁中私立大学的校园场景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外患频仍的时期，为应对危机，国家对于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控制与动员不断地深入，而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社会群体与个人救时救世的主动性亦日益突显。新式学校和现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即卷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与此过程同时开展的是教育的现代转型，而这两个过程相互之间实际存在着不小的张力，表现在现代大学与时代趋向的互动关系上，即一种投入与疏离的两难。一方面，随着科举废止，政学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大学在自觉的层面多追求对政治的疏离和超越；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大学的渗透和控制，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此时代趋向之下，大学欲保持独立而不可得，实则除了“迫不得已”的被动卷入，身处大学的新知识人对于政治变革、社会改造、文化启蒙的角色与功能的认同，又使得大学卷入社会政治的时流之中带有一种“有意为之”的主动。[1]
大致而言，近代中国大学可以分为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类，不同类型大学的经费来源、治理体制和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国立大学办学经费由政府拨付，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与政府之关系最紧密；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经费主要由校董会筹集，校长由校董会聘任，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外国教会的捐助，在1927年以前，校长基本是聘任外国人担任，此后，则大多改为华人校长，但作为出资人和校产所有者的教会仍有相当的权势，故而教会大学的自主性更强。当然，具体到每个大学的情况也各有差异，不可全以上述类别涵盖其个性与特质。
1905年，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规程，大批的留日学生归国集聚上海，试图自办学堂。起初因未得到上海官绅商学各界的支持，学生自己垫款开办，并实行自治，但开学不久即陷入困境。在该校干事姚宏业投水自绝后，社会各界震动，捐助开始增多，中国公学得以维持。中国公学之所以得以濒死而生，实际上得益于民族主义强大的动员力，无论是发起创校的学生在困境中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之毅力，还是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皆源于中国公学与民族自立观念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既可认为是创校学生有意建构的认同，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驱动力。
胡适曾指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的表现，“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最艰难，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很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2]。中国公学之创立，起于非理性的抗议运动，但其脱离了简单的排外和保守传统文化的轨辙，而诉诸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
在清末新政兴办新学堂的热潮下，中国公学逐渐得到两江总督及江、浙、川、赣等省的常款支持，由此体制上开始逐渐官立化，学校监督由官方任命，学生自治的权力受到限制，由此引发新旧中国公学风潮。晚清新式事业经费与资源的筹措往往倚重地方社会，官方虽有提倡赞助之功，但实际上仍取官绅合作的模式，故而在中国公学代表绅商和创校校友的董事会在实际治理中仍居于主导地位。清季中国公学校内官方、士绅及激进化的新式学生三方之间的互动颇能反映晚清政局变动的大致格局与走向。大体而言，晚清中国公学的上层大多为立宪派，而学生多倾向革命，学生日趋激进化，与官方渐成分离之势，但学生受清季革命观念的熏陶，反抗行动多属自发，此与民国以后国民革命影响下的学校风潮不同。整体而言，清季中国公学的校园政治生态较为多元化，排他性的群体和组织尚未出现，也很难将其归为某一势力或团体主导的事业。
民国初年，因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中国公学时开时辍。到1921年前后，梁启超等人开始接办中国公学，并试图将中国公学办成研究系的文化事业，成为其培养政团人才的基地。但由于经费得不到保证，仅靠王敬芳的财政支持以及梁启超个人的募捐，学校办学品质未得到明显提升。中国公学成为研究系聚集的一个重要场域，但本身并未成为标志性的文化事业。北京政府时期，国家权威衰落，对于教育的管理和控制较为松散，私立学校的发展获得空前的自主性，实际出资的“校主”往往成为学校的权力重心。由于国家的退场，私立学校治理结构的稳固性极大提升，即使偶有风潮，一般也不会破坏校内的权力结构。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研究系的势力退出中国公学，有国民党背景的何鲁接替校长职，反映了政局变动带来的校内权力更替的同步。因缘际会，1928年原中国公学校友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有望使该校步入正轨。但是国民党因不满胡适的政治观点而迫使他离任，当然也与胡适本人有意北去有关。胡适的“留”与“去”正反映了1928年前后国内政治环境对上海文化生态及文化人去向的实际影响。从1926年开始，因北方政治环境恶化，大批文化精英聚集在上海，极大地提升了上海教育界的师资品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加强对教育文化界的控制，于是出现人权与约法之争以及党化教育与教育独立的抵牾，随着北方政治环境的改善及北大的复兴，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精英陆续北返。
胡适的辞职并不代表主张党化教育的党部与主张教育独立的自由知识精英之间矛盾的消除，继胡适之后的马君武在上任不久，即发生与上海市党部对立的开除国民党籍学生的事件，随后演变成大规模的风潮，加上校董会的分裂，给党部势力渗入学校带来契机。随着马君武的离职、校董会的改组，党部势力在校内逐渐形成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化教育的实现。由于国民党党权的弱势以及组织形态上的缺陷，党部对学校的控制为时甚短。党部势力执掌校政，变学校为党员吃饭的机关，使学校的办学品质急剧下滑，另一方面因校内抗议风潮以及中共组织的发展，党部对学校的控制亦很快瓦解。
1932年，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给了中国公学以致命一击。加上无优秀教育者主持办学，经费匮乏，学校管理松弛，受外在党派斗争的影响甚大，校内风潮不断，办学品质低劣，以致教育部勒令其停办。为寻求复校，学校对政府的依赖加强，一度有意改为市立，后经多方努力，在1937年有望获得政府支持，有恢复办学之可能，但很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最终使这微弱的希望成为泡影。
从中国公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与社会政治变动之关系非常紧密。中国公学创立之初即有学生自治的传统，其得以维持又与官绅的赞助密切相关。中公学生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晚清时即积极参加革命，故而在民初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嘉许。中国公学在民国初年逐渐成为研究系的事业，1927年以后又成为自由学人的重要舞台，后来一度又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控制。中公学生胡颂平就曾特别指出，“母校原是留日革命党人创办的，但以后的历任校长，除了胡校长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外，差不多都有政党的背景。校内的风潮，也都多少与政治有关”[3]。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公学或隐或显的影响，实则反映了近代中国大学校园的政治化倾向。
朱经农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谈及，“现在中国的政客，看见教育界有一种潜势力，所以都想来操纵教育。前年政学系之于北京农大、法大，研究系之于上海中国公学、自治学院等，都是想做‘一色清一番’。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4]。可见，当时政治势力渗入教育界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投入与疏离之间，学校主体性实则已严重销蚀。1919年，中公校友集议复校事宜时，校董熊希龄特别提议，“此次董事拟以在教育界或实业界握有势力，确能扶助公学者当之，并以超然派人物无偏无党，勿染近日政治之臭味者最为适宜，校友会各代表闻言，亦深表同情，现已决议照行”[5]。熊希龄希望以教育界或实业界的有力人士担任董事，而不希望政治色彩太过浓厚，实则是希望学校回归其教育机关的本位，脱离政潮，但结果恢复后的中国公学仍然成为研究系一党的事业，可见理想与现实差距之大。
在经历了胡适掌校的自由办学时代后，中国公学迅速地滑入校园党派斗争的漩涡。政治势力渗入校园必然带来校园生活的政治化，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积极推行党化教育，极力推动私立学校人事的党化，其中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倒马风潮”后实际掌控中国公学。与此同时，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在上海恢复组织活动，极力在大学发展势力，吸收大量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及外围团体，中国公学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中国公学的校园生态高度政治化，校内派系分立，风潮不断。
从中国公学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次风潮来看，除晚清时发生的新旧公学风潮属于学生自发的风潮外，其后的历次风潮都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学生虽在前台，但并不能完全自主，校内风潮大多是借学生表达其他各种幕后势力的利益诉求，学生群体的所谓权势在校内风潮中纯属虚幻，学生不但不能主导校内的风潮，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被操控的角色。学生基本没有主体地位，这在风潮的解决与善后上特别能得到体现，风潮过后各利益主体通过斗争各有胜负，而甚少有人在意学生之得失。从学生的基本角色和其利益来看，其安心读书的环境和获得优良教育的机会才是符合学生本位利益的，而在各种风潮中恰恰牺牲的是学生的学业，学生在风潮中往往一无所获，大多是其他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博弈的牺牲品，这不仅是学生本身的悲剧，同样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全能化的背景下教育扰攘不安的悲剧。[6]
二、近代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真实处境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国立大学，部分教会大会的办学及科学研究也有不俗的表现，而私立大学却始终期望高于现实。
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对国人自办教育，特别是私立大学的期许。中国公学创立之时，就特别彰显其民立大学的性质。中国公学历届开学式上的演讲都会追溯历史，强调其自办教育的精神传承，如在1921年9月12日的开学式上，“校长王敬芳登台报告已往的历史，大致不外因日本取缔风潮，国人深感有自办教育之必要，遂发起此校，当时发起人中竟有因积劳而死者，次报告以后的计划，大致不外仍本自办教育之精神，扩而充之。次校董蒋百里演说，略谓：自办二字实为一切事业发展之唯一动力，即学问亦须自办，故公学筑其基础于自办二字之上，将来必可无限发达云云”[7]。
清季民初留学仍然是吸取新学的首选途径，这一时期，即便是国立大学也乏善可陈，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差距尚未突显。1915年，有人问及当时在美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8]杜亚泉则认为，晚清上海兴办私学繁盛一时，“然著名者尚少”，而“教会私立之专门学校；颇有规模宏远者，于我国教育前途，实大有关系”[9]。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出现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高潮，以上海为例，光华、大同、大夏等私立学校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有很大关系。
北京政府时期，国立大学大多集中在北京，私立大学多集中于上海，这与北京的政治中心角色及上海商业社会发达且政治生态较自由有关。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北方政治环境的恶化，国立大学受政潮影响，学生风潮、教师讨薪、政府对教育的摧残等各种事件频发。此时，在关于教育独立的讨论中，人们对私立大学的期许达到近代以来的最高点。
1925年4月，朱经农在致胡适信中提到，“今后教育事业恐须从华人自办私立学校方面入手。官立学校多半乌烟瘴气，不为此派所把持，即为他派所占有。北京以武力拥冯，南京以武力拥郭，同一‘糟糕’。教育这样办下去，有什么好结果。真正提倡人格教育的人，决不应驱学生作法外行动。我看现在办教育的人到了失败的时候，便不顾一切开许多恶例，实可寒心。以后，办教育恐怕要从私立学校方面努力”[10]。朱经农认为，官立学校的弊端在于易受政潮影响，校内派系分立，故应从私立学校方面努力，其实际的意旨是要由“有人格的教育家”去办学，保持教育的独立性。
1926年，《复旦周刊》也发表了一篇言论，突出私立学校的地位。
中国教育的不振，无论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指全体而言，的确有此现象，分别看起来，也不能一概而论。……官立大学中，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部分不是经费不足，便是主持无人，听说竟有开学两三月而上不了课的。至于以前的成绩、以前的声望，也因之一落千丈，这是何等可痛的事！但是这也不能怪一般教育家，实在处于现在这种环境之中，要靠现在政府指定的经费来维持现状，的确也是不可能之事。根本既然不稳固，枝叶怎样会茂盛呢！所以现在还是私立大学，较有希望。虽然直接间接，都难免不受时局的影响，但是没有政治的羁绊，一切到底容易举办的。加以现在知道教育重要的人、热心办教育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也就是护持私立大学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照现在的情形看起来，恐怕将来中国教育史上放异彩的，非私立大学莫属呢！[11]
从中国公学的情况来看，即使是私立大学也不能避免外部政治势力的渗入，校内的派系对立，同样会借助校外势力利用学生遂其私利。以中国公学1930年前后的“倒马风潮”为例，校董会的分裂使学校正常的权力格局被打破，反马一方有意引入党部势力倒马。从当时的校董会及校长来看，大多都是较有名望的教育者，但所办教育也并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
一所大学办学的好坏与经费状况有密切关系，经费问题决定着办学的师资及设备条件。私立大学的经费一般由校董会负责筹措，而经费来源一般是三部分：一是学生之学费，一是校友的捐助，一是社会捐助，主要是指商人资本家的捐助。[12]如果学生之学费比较稳定，一般可以保证学校的日常开支，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时人就曾言及，“私立大学专长靠学费维持，办得不好，学生不多，就有倒闭之虞”[13]。在“一·二八”事变以前，中国公学“在吴淞有广大的校舍，学生在校肄业，人数颇众，即其所纳学膳各费，已够教职的开支”[14]。如果有大的工程，比如扩建校舍、增加设备，则要有长期稳定的局面，才能积累学费盈余以实现收支平衡。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大多限于维持局面的水平，实际上无法切实提升办学品质。马君武在中国公学1930年毕业纪念刊序言中提到，“国家是有机体，是全部同时发达的，教育事业就是这有机体的一部分。社会事业全部衰颓，学校无单独发达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在学校作事，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5]。民国时期政府和社会在财力上的匮乏使得私立学校筹措经费面临巨大困难，即偶或有工商业资本家的赞助，大多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线上。1922年，李石岑发起关于教育独立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及教育独立“惟一的办法，只有鼓吹政府资本家——尤其是资本家——出钱来创办各种科学研究所”[16]。胡适在谈及国外大学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因时，也提到，“因为人家的大学有独立的财团，独立的学风，坚强的组织，有优良的图书保管，再加上教授可以独立自由继续的研究，和坚强的校友会组织，所以能够历代相传，悠久勿替；而我们国家多少年来都没有一个学校能长期继续，实在是很吃亏的”[17]。中国的情况是很少能从商业社会中得到有力的资助，特别是持续的资助。
从美国私立大学的成长来看，大致在南北战争后，大学开始从大型私人基金会获得大量捐赠，使得政府的捐助在全部经费中的比例大大降低，拥有决策权的大学董事会中政府代表的位置逐渐被校友会取代，从而削弱了政府对大学治理的介入，私立大学的自主性日益强固。[18]可见，校友会的反哺对于私立大学的成长异常重要。何鲁在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后，为募集经费，曾呼吁校友捐助，“欧美大学无论为公立为私立莫不有其悠久之历史伟大之荣光，此何故？以其不受政潮之移转经济之影响也。吾国则反是，故时呈摇摇欲倾之象，学术上因绝少建树而学校当局之无远大计划，及毕业学生之漠视母校尤为其最大原因。余受命忝长本校首先主公开经济筹定基金，并谋校友合作，冀收众擎易举之效，俾得长治久安。今诸君卒业矣，身为校友矣，肄习本校之期告终扶持母校之责开始，所望关怀无替，竭力赞襄，庶母校得尽量发展进而为学术上之建树，以跻身世界著名大学之列”。[19]近代中国私立学校面临的困难在于办学时间不长，[20]毕业生的规模和质量尚不足以形成对学校反哺的优质校友资源，故而期望校友来支撑学校的发展很难实现。
薄弱的财力和物质基础，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和抱负施展的可能，故而对于私立大学的种种期许实际上仅仅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政局的稳定，国家投入的增加，国立大学进入快速成长期，在整个高等教育的体系中，私立大学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20世纪30年代，私立大学逐渐开始依赖政府的补助，直至抗战后期逐步国立化。
当然，不同的私立大学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复旦与中公同为晚清创立的学校，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两校的发展趋向逐渐分途。中国公学生源多来自外省，在晚清由于可以获得各省的协济，故学生来源的多样于学校发展并无妨碍，而进入民国以后，对于依赖上海商业社会发展的私立学校而言，与本地社会的疏离，则会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据叶文心的研究，在上海的大学呈现出一个等级差异的格局，从生源来看，圣约翰的学生大多来自上层精英的家庭，复旦的学生多来自上海的中产阶级，所以在学费收入和校友资源两方面对学校的发展有较好的支持。[21]而中国公学的学生则多来自外省且家境一般，所以中国公学的学生欠费问题比较严重，且很多外省学生均为在校教职员担保入学。与同为私立学校的复旦相比，中国公学与上海地方社会关系较为疏离，得不到上海地方社会的支持，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中公的校董基本由校友构成，与上海本地工商业社会没有关联，而复旦的校董会中不乏实力的商人与资本家，便于争取捐助，与中公以地契抵押借款增建校舍不同，复旦很多新建校舍的建设经费大一部分来自校董的捐助。[22]
在中国公学的历史上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例子，即帮助中国公学解决经费问题的校友或商人反而受累于此，比如王敬芳与冯嘉祥。王敬芳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曾担保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升和煤号等各处数十万元的借款，但中国公学无力偿还，上述借款人大多找王敬芳索要欠款，后经胡适斡旋由中国公学校方承认偿还。而冯嘉祥的遭遇更为不幸，其所担保的中国公学向正大银行的借款，因中国公学停办，无法偿还。[23]1933年9月，正大银行将冯嘉祥告上法庭，要求冯嘉祥代为偿还中国公学剩余的欠款及利息。该案三审宣判后，冯嘉祥已去世，其子冯懋熊继承其父的债务，冯懋熊“实际受其累，财产迭被查封，行动不能自由，因之痛苦不堪，损失难计”。1948年6月15日，冯懋熊一纸诉状将中国公学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公学偿还其父代垫的款项，总计法币本金57398.58元及利息若干，照当时上海生活指数计算偿还。[24]但其实中国公学早已不存，故此事不了了之。
经费的充裕和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品质，经费的匮乏造成私立大学发展在各个层面的劣势。由于经费的限制，私立大学专任师资的比例较低，从而大大影响师资的稳定性和品质。私立学校的教师薪酬往往按教课时间计算，很多教师为增加收入，往往在多个学校兼课。[25]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就曾特别提及：“（教师待遇问题）在国立大学里或不至于若何严重，在私立大学里就很难解决。在国立大学里，教授只感觉到能否安居乐业，在私立大学里就不仅钟点多、报酬薄，且有学生多寡的问题。”[26]教师专任比例不高，且在各校兼课，这种现象的影响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任教授的缺乏，对于学校日常的教学、校园氛围以及师生交谊等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经费只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受教育程度有限，教师的流动性大，不易形成一个学术研究的社群，所以私立大学一般对于学术研究无多贡献。[27]由于上述的局限，在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一般很难聚集一流的人才，偶或因政治环境的变动暂时吸引部分人才，可一旦国立大学的经费状况得到改善，政治环境变得宽松，知识精英就会返回国立大学任教，或者是私立大学成为人才养成所，刚刚归国的年轻学人，会在私校任职，作为过渡，如表现突出，即会流转到条件更好的国立或教会大学。
从学生素质来看，私立大学的生源普遍较国立或教会的学生程度要差。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就曾提到，私立大学生源较差的原因与经费困难有关，“因为国立大学尚可于招考时从严挑选程度较优的学生，私立大学就难办到。许多私立大学的经费，大部分是靠学费收入，收生难免从宽”[28]。与国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入学门槛要低一些，入学考试的难度不高，1931年入学的赵超构在入学前高中都未读完，据赵超构讲，当时中国公学不用高中文凭就可以投考，录取新生要求较宽。[29]此外，私立大学的教职员经常可以直接担保学生入学，无相关的严格要求，这在国立大学是不可能有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从马君武开始就出现担保学生入学的情况，其后此种风气愈演愈烈，由此在学校形成教职员与自己担保的学生产生一定的利益关联。私立大学由于经费的短缺，有时为多收学费而滥招学生，从而影响其生源素质。私立大学虽不乏真心求学之青年，但也有很多只为混一文凭而来的学生，这对学校的风气以及办学的成绩均有负面影响。时人有“学店”之称，即讽刺此种交学费换文凭和以学费维持学校而不顾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的学校。生源较差是私立大学的一大弊病，直接影响其声誉，加上无优秀毕业生，对于学校的回馈和对社会的贡献均非常有限，久而久之，学校办学即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办越差。
一般这类被称为“学店”的大学，往往被政府或部分学界中人认为是野鸡大学，这类大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学生成分复杂，且较为激进，学校风潮不断。后来进入国民政府的学者蒋廷黻就认为，“中国大学受外界影响沦为政治剧场，其程度如何，要看相关影响力量的消长而定。如果说学校办得好，能够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学生少受外界干扰，安心求学。反之，他们就会卷入政潮，荒废学业。因此，中国大学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学生的好坏。基于此种理由，中国最坏的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野鸡大学’。它们很少注意教育问题，专门去搞煽动、演说、运动，去拥护某一方面或去反对某一方面。所以，一旦报上登出中国学生在某地闹风潮了，我们就全认为参加的人一定是‘野鸡大学’的学生”。[30]虽然这种看法有预设的立场，但还是道出了部分真相。以此反观中国公学，特别是在胡适任校长前后校园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见，学校是否有优秀的教育者引导，教职员能否在校内形成一种良好风气的表率，确实是能否吸引学生安心求学、减少外在纷扰的重要因素，正如欧元怀所言，“一个教授学验丰富和志操卓越与否，不但关系一个大学的声誉，并且直接影响学生的信仰与行为”[31]。中国公学陷入持续的动荡后，有部分学生在致胡适的信中，都表现出对胡适时代中国公学的怀念或向往，也很能说明问题。
上海私立学校的学店化，与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国民党抢夺的学校以私立学校为主，而接管后，党部会安排大批党人入校，从而使私立学校成为党人吃饭的机关。如当时党部中人回忆所言，党部抢到学校后，“有的做院校长，有的做教职员，资历是谈不上的，因而学生程度就每况愈下了”。原本“上海的私立学校，一直有‘学店’之称。到了CC抢学校之后，‘学店’之风更甚。不论大中学校，只问钞票，不问学历，学生可以‘跳班’‘插班’，由学校当局替他们造假成绩单，甚至于挂名缴费，文凭照领”。很多学校靠降低门槛多收学生以牟利，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凭工厂。[32]
当然，中国公学的政治化与学生的来源也有很大关系。中国公学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寒家庭，据1930年《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刊》所载的一份调查，该校社会科学院学生家庭出身的统计，出生工人家庭的有67%，农民和知识者家庭的各占13%，商人家庭的7%。[33]可见，中国公学学生大部分来自下层的工农家庭。近代以来，随着物质的兴起，贫寒子弟由于生存的压力，就学大多追求速成，以便改善生活境遇。出身贫寒的青年学生相对激进的心态，使其难以安心求学，而且多具有波希米亚风格的反抗精神和对高远理想的献身精神，与圣约翰及交通大学等精英大学优雅的布尔乔亚的风格适成对照。边缘知识青年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找到了自身价值实现的途径，通过将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使其自身从不值一文的白丁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34]这也是中国公学这样的私立大学校内容易脱序、难有重心、风潮不断的原因之一。
三、例外的认识对象：中国公学的特殊意义
中国公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对其历史的考察或可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社会被忽视的若干面相，也能从另一角度印证我们既有的对近代中国认知模式的有效性。
回到起点来看，中国公学是清末创立的新式学校，虽然有着强固的自治传统，但不可否认在清末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公学近似于一个官办学校，其校产和常款来自官方资助，与民国以后创立的私立学校不同，学校没有类似校产所有者的法人和团体。到1927年校董会改组，经过胡适任内的经营，学校办学规模和品质提升，依靠学费收入即可维持。此时，校董会既不是此前校产的所有者，也不再负责提供学校常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公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其所谓的“私”的特性较为特殊，校董对于学校都是“外人”和“过客”，校董会和校内也不会出现一个对校政有超然决定权的人物。“倒马风潮”出现后，校董会的分裂导致其无法行使职权，而马君武之所以一意对抗校董会，也有其自认对于中公利益比一般校董更为关切的原因，故当仁不让，僵持之下，最后将自主权拱手让人。
中公易长风潮涉及马君武、蔡元培、胡适等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名人，从蔡元培、胡适等人对于中国公学的态度可以发现中国公学的困境所在。胡适辞中公职而急于就北大职，显现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权势差异。而任董事长的蔡元培与中公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其任董事长纯属挂名。由是观之，中公的弱势地位暴露无遗，马君武明显不是最佳的负责人选，却在仓促之间被推举继任，反证了中公的困境。
真正对于中公投入感情，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实际是该校毕业的校友，尤其是早期校友。中国公学经费的来源与其说主要是校董会筹措，毋宁说是中国公学早期校友的支持。中国公学的创办本就是反对取缔规则罢课归国的留日学生自己创办的，早期学生本身即学校的创办者与管理者，这在经费筹措上也可得到体现，学生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募集资金，主要的学生干事或远赴南洋向华侨募捐，或向各地的督抚大吏求助，为中国公学早期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这种创办者的角色以及发起学生在创校过程中的付出，早期的校友对学校均怀有深厚的感情，成为后来学校屡次危难时校友出而维持的一个潜因。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公学的历史上比比皆是，最早中国公学干事姚宏业投水以唤起世人对中国公学的注意，此事最能体现学生为学校主人的意识；干事张邦杰为学校建筑校舍在各地奔波筹款，最后在监造校舍过程中积劳致死，也可见以学校发展为自己个人志业的意识；民国初年中国公学濒临停办之时，又是中国公学早期的学生干事王敬芳负责筹措资金勉力维持；到北伐后，熊克武、但懋辛等校友在学校危殆之时，个人垫款以维持学校之发展。
在众多校友中，王敬芳参与学校发展的时间最长，留下的资料也较多，从中可以体会校友对学校之深厚感情及其对学校发展付出之巨。中国公学十周年纪念会，李佳白的演说特别赞颂了王敬芳的不懈坚持，其演说云，“深佩校长王君之功夫，善始者未必善终，创业者难与守成，此中国人之通病，而中国公学维持十年之久断非有始无终者所可比”[35]。1928年，王敬芳得知胡适接掌中国公学时，曾致信胡适，内称，“中国公学系芳与诸同志殉性命以建之者，芳视为第二生命，盖二十又二年矣。然芳办学能力既薄弱，人事驱遣又不能常在沪上，所委任之人又不能尽称职，以致中间迭遭波折，屡经变更，迄未能如芳所期，每一抚衷，辄觉愧对先烈。今得棣台长斯校，真芳日夕所馨香祷祝而不得者，翘首南天，欣然为我公学前途庆得人也。前接公学董事会函，仍推芳为董事。芳虽对于各项事务久经谢绝，然独对于公学但能稍效棉薄，决不忍道辞之一字”[36]。此外据王敬芳统计，其“与中国公学的关系，自光绪丙午参与创办后，六年之中，均在公学服务，奔走各省，筹款补助。辛亥夏赴南洋群岛为公学募捐，到处欢迎，大有希望。武昌起义，侨胞为筹革命经费，无暇及此，以故所得无多。鼎革后，革命伟人多出维持。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公学无人负责，岌岌可危。我因为不忍心看着已死的朋友张俊生、姚剑生等的遗泽湮没，又得胡君石青的帮助，乃挺身担任公学责任。三四年间，石青与我为替公学筹款，种种困难，笔难尽述。四年夏天，福中公司成立，石青又帮我向福中请求，每年捐助公学两万元。（石青与公学并无历史关系，出力独多，这是我所最感激的）总计我经手替公学所筹的款，数在二十万元以上”。[37]可见，王敬芳一人对于中国公学发展的支持非常之巨。
到民国以后，中国公学的校友资源大不如晚清，民国后毕业的学生缺乏独当一面的人物，也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真正有权势的人物。民国后的中国公学学生对于学校之感情也大不如晚清时的学生，这也是中国公学在民国以后缺乏持续发展所需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久而久之，出现一种恶性循环，办学质量与办学条件相互限制，办学质量欠佳，则不能吸引好的学生，没有优秀的毕业生即没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校友资源，又反过来使学校发展很难得到持续的支持。1933年8月，中公教务长熊恺祥致信校友同学，号召致力于学校复兴，信中称，“吾校理科迄未充实，而文、法、商诸院又未有出人头地之表示，故教育部认为无存在之价值耳”[38]。即可见学校办学成绩不佳，校友资源的质量不高，所能发挥的作用亦有限。
刘秉麟是1908年入中国公学的肄业生，后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19年中国公学复校的发起人，并担任中国公学教务长，后赴英德留学，1925年归国后长期在中国公学任教，且担任学校董事，对中公有深厚感情。刘秉麟在1929年6月为毕业生纪念册撰写的《校史》中提到，“考我公学之能成立，能继续至今日。经千万种困难，而能保存其二十余年之历史，巍然特立于黄埔江边，而不至中道夭折者，其中实有一重大之原因，即凡我公学之同学，能以先烈之心为心者，无不笃爱其母校，甚至政见不同，主张各异，而对于母校之事务，终能保持其爱护之精神。即牺牲其生命，牺牲其精神，牺牲其财产而不恤。大抵每届困难之时，皆由二三同学，出而力任其艰，虽平时不与闻公学之事，一闻公学到危难之时，无不引为己任，前者死而后者起，此一部艰难缔造之历史”[39]。1920年，中国公学发起人之一梁乔山病逝，据刘秉麟回忆，“乔山先生病笃时，我与中公同人，接电急赴苏州医院，至则先生呼吸已促，咳嗽犹不止，喷血满被，连呼爱护中公，爱护中公，不绝，同时先生泪夺眶出，同人咸泣下不敢仰视”[40]。证诸刘秉麟所亲历的中公历史，无论是晚清发起建校，还是1919年校友的复校努力及1927年校友对学校的改组与复兴，大致符合事实。但在“一·二八”事变中，校舍被毁，可谓给了动荡不安的中公以致命一击，校友亦无能为力。
中公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王敬芳忧心如焚，据刘秉麟所记，“中公毁灭后半年，抟沙先生亲来上海，力筹复兴之策。以忧劳之故，形容憔悴，与往年之丰腴面目，判若两人。中公旧友往谈，见面即哭，谓‘余一生事业，虽遭挫折，亦不足惜，独此中公，见其毁灭，一息尚存，实不能忍！’语至此，竟不能成声”[41]。1931年6月朱经农辞校长职，自此办理中公之人与学校毫无渊源，到1933年年初，王敬芳去世，此后中国公学虽苟延残喘至1936年前后，但从晚清一以贯之的生命史而言，实则真正的中公其形神皆已毁灭，此后中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闹，不过是一种托体。[42]
1930年，中公学生觉民在谒姚烈士墓时作诗云：“断碣残碑气若在，千秋青史有公评。读书种子今何在，夜夜江潮作恨声。”[43]从中国公学创立之初衷而言，其抱负无疑是失落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公的历史叙述确实是一种恨声。整体来看，中国公学这样一所学校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均处于一种比较弱势的地位，其发展似乎没有若何成功的经验，而其种种局限却值得我们深思，其中自有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动大背景下共性的东西，也有很多其所面对的个体的局限与困境。
【注释】
[1]关于民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概述，参见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2]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第4-5页。
[3]胡颂平：《我在中公的片段回忆》，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213页。
[4]《朱经农致胡适（残）》（1928年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0页。该信原编者所注时间有误，据文本推测应为1928年。
[5]《恢复中国公学》，《教育周报》第234期，1919年，第21-22页。
[6]正如樊仲云所言，“以学校风潮而得利的，是野心家及政客化的教职员与学生。……学校风潮的结果，大部分欲求安分读书的学生，遂致学业荒废”。樊仲云：《学校风潮平议》，《社会与教育》1930年第1期，第3页。陶希圣也有类似的看法，“争斗的各方，有成有败；或两败而俱伤，第三者得利。但一定吃亏的乃是大多数学生。他们有何罪戾，乃无意识中替个人拉饭碗！”陶希圣：《怎样对付学校的风潮》，《社会与教育》第2期，1930年11月22日，第5页。
[7]《中国公学开学记》，《申报》1921年9月14日，第14版。
[8]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集》，北京大学编印，1948年，第5页。
[9]杜亚泉等著：《辛亥前十年中国的政治通览》，中华书局，2012年，第154页。
[10]《朱经农致胡适》（1925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4-235页。
[11]业任：《中国大学之官立与私立》，《复旦周刊》1926年11月24日，第1版。
[12]王炳照归纳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捐款，二是政府补助，三是学费，但政府补助并不具有普遍性，到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才开始正式补助私立大学，在此之前中央层面没有对私立大学进行补助的制度，地方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有补助私立大学办学经费的个别情况。参见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13]《中国公学之风波》，《上海评报》1930年7月30日，第2版。
[14]希望：《熊克武长中公的传闻》，《正气报》1932年8月5日，第1版。
[15]马君武：《序言》（1930年12月16日），《中国公学民国十九年冬季毕业纪念刊》，第23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1-1-149。
[16]《常乃惠致李石岑》（1922年6月），《教育杂志》第14卷第6期，1922年6月20日，（通讯）第1页。
[17]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686页。
[18]Whitehead，J.S.The separation of college and state：Columbia，Dartmouth，Harvard，and Yale，1776-1876.New He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191-214.
[19]何鲁：《发刊词》，《中国公学大学部丁卯级商科毕业纪念册》，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1-1-150。
[20]纪念中国公学创办二十一周年之时，校长张东荪曾提及，“吾人至二十一岁，法律上已认为成人，但在学校年龄计之，尚属幼稚”。《中国公学二十一周（年）纪念会记事》，《中国公学大学部第五届（丙寅夏）毕业纪念册》，第185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8-1-146。
[21]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0.
[22]据相关研究，近代中国私立大学校董会成员的来源多为政界要员、知名工商界人士、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5页。同时期复旦的校董会既有工商界的翘楚，也有地方社会的名流，如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中南银行的黄奕柱、“海上闻人”杜月笙、交通银行的钱新之、鸿裕纱厂的郭子彬，这些校董的捐助对于复旦的发展至关重要。
[23]当日借款的抵押物为吴淞炮台湾全部地产（中国公学校基）及添造之新宿舍，但因“一·二八”事变后校舍被毁，该抵押物亦无法收回，故累及正大银行。参见《抵押借款契约》（1930年6月16日），《近代史资料》第69号，第59页。
[24]《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冯懋熊诉吴淞中国公学欠款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地方法院档案，Q185-3-21443。
[25]国立大学对教授兼课是有限制的，比如教授在他校兼课，在兼课的学校只能是讲师，而职称不同，其待遇以及地位也有差异。兼课在上海私立学校非常普遍，且对于私立学校学风和办学品质的影响非常负面，据当时兼课教师叙述：“我这样把时间零星地分卖，某处若干点钟，某处又若干点钟，到月底遂有那学校会计署名的支票，于是我一个月生活有了把握了。我与学生及学校的关系，便是这样——学生是我的观众，学校则是我的游艺场。”蔼生：《学校化为大世界》，《社会与教育》第1卷第1期，1930年11月22日，第8页。
[26]欧元怀，《论今日大学教育诸实际问题》，《教育杂志》1937年1月，第27卷第1号，第61页。
[27]匡亚明曾特别提到：“教育经费的不能独立，确定，学校设备的不完全（上海的私立学校更不堪设想），教员薪水的低廉，以致教员生活的无保障（很多学校是半年一聘，）都足以使教员不能安心在教，学生不能安心在学，因而师生间不得不起互相敷衍的虚伪关系。”匡亚明：《学校中师生关系恶化的基因》，《新学生》1931年第2期，第65页。
[28]欧元怀：《论今日大学教育诸实际问题》，《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1月，第60页。
[29]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30]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139页。
[31]欧元怀：《论今日大学教育诸实际问题》，《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1月，第61页。
[32]戴鹏天：《CC的文化特务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69页。
[33]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编：《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刊》第2期，1930年8月24日。转引自蔡爱丽：《中国公学学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27页。
[34]关于边缘知识分子兴起的相关论述，可参见罗志田：《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35]《中国公学十周年纪念会演说稿（续）》，《申报》1915年4月1日，第11版。
[36]《王敬芳致胡适》（1928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5页。
[37]《王敬芳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1页。
[38]《致同学们书》（1933年8月），《近代史资料》第69辑，第89页。
[39]刘秉麟：《校史》（1929年6月4日），《中国公学己巳级纪念册》，第10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8-1-147。
[40]刘秉麟：《赠言》（1930年12月16日），《中国公学民国十九年冬季毕业纪念刊》，第30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1-1-149。
[41]刘秉麟：《哀中公》，《中国公论》第1卷第5期，1937年3月1日，第11页。
[42]刘秉麟对中公毁灭曾有过这样一番言论，“中公之毁灭，尚有一极深之病根，即堂堂正正之学术机关，常成为政争之具。故仇人之所毁者，中公之形，而自身之所毁者，中公之精神”。刘秉麟：《哀中公》，《中国公论》第1卷第5期，1937年3月1日，第12页。
[43]觉民：《谒姚烈士墓感作》，《旭日》1930年创刊号，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