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过程中党派舆论的歧见
研究系是脱胎于民国初年进步党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1916年在北京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其领袖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研究系始终想凭借既有的政治势力来改良中国，所以曾经在政治上先后依附袁世凯、段祺瑞，而与国民党相对立，国民党与研究系时常发生冲突，比如1917年9月1日，国民党雇佣刺客在海外刺杀了研究系的重要人物之一汤化龙；1925年11月，国民党骨干朱家骅又带领激进的青年学生烧毁了位于宣武门外丞相胡同内的《晨报》馆。[127]在上海的研究系与国民党也是处于对立状态，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与国民党背景的《民国日报》时有笔战，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期，为争夺新文化的权势资本，双方爆发了多次争论，相互攻击。具体到中国公学之风潮，国民党与研究系也是在报端大打笔战。
据舒新城回忆，“中国公学在历史上与政治有关系，并与政党有关系；而东荪是政论家，在政治立场上有其背景，而又主持‘风靡一时’的《时事新报》，其论点当然是不能免的。以政论家而办学校，若果平静无事，社会上不会注意，论敌虽注意也少可‘论’的资料。但因为自己有报纸，均不会不宣传的：因宣传而得着社会上许多人的注意与期望；可是有问题时，社会之注意尤大而责望更切。在论敌方面纵无恶意，亦将视为好的新闻资料而加以记载、渲染、评论，以耸社会观听，以结学生好感。自八月间之广告战起，《民国日报》即小有言论，十月而罢课，该报之记载与言论自更多，社会的激动也就更大，而措置也比较困难。此为社会的原因”[128]。可见风潮背后，党派的舆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1921年8月，张东荪等在《时事新报》发表《中国公学改造宣言》，表明中国公学的改造方向和办学方针，《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即连续发表两篇评论，[129]对研究系所谓社会改造和教育应适应社会的主张用略带讽刺的口吻发表反对的意见，评论中多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与“唯物史观”之类的党派话语。可见党派竞争使国民党对研究系的事业多是带着预设的立场来观察的。
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自中国公学风潮之始，在其刊载的关于风潮的报道中表现出很明显的倾向性，即对学生的支持和对张东荪等的反面报道。
在学生罢课的第二天，《民国日报》的报道就借学生之口，质问张东荪，“先生为提倡新文化之时事新报主笔，事应公开不应专制。张君谓今日我即承认专制”[130]。在次日的报道中也是突出张东荪的专制，称“张声言余来办公学，系用专制手段，尔等何人敢来干预”[131]。从而把张东荪塑造成一个反面的形象，为学生之驱逐张东荪寻求正当理由。
与对张东荪的反面报道适成对照的是对于罢课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在学生成立临时办公处后，《民国日报》的报道将责任推到校方身上，称“所谓代理校长，对于校潮并无何等表示。所谓中学部主任舒某，已来信向学生临时办公处请假。学生为维持秩序爱惜光阴起见”乃成立临时办公处维持校务。且对罢课学生多有赞语，称“诸办事人员皆中学生中之优秀份子。此次运动，确抱有奋斗之精神，宁受绝大牺牲，谋中国公学永久福利，在此学生自主时期，凡百设施，莫不公开，非如挟专制手段以来者所可比拟也”[132]。
随着风潮的持续，《民国日报》对中国公学罢课学生的支持越来越明显。张东荪带警察到校布告开除学生，引起舆论的反感。邵力子在一篇评论中提到，对于张东荪带警到校开除学生一事，“不觉陡想起本年六月三日北京教职员学生被军警痛殴，次日国务院（？）通电还大说教职员学生不好。教员说‘校事混沌，环境黑暗’；我想，张东荪代理校长以前的中国公学，无论怎样混沌，怎样黑暗，总该比蔡孑民接任校长以前的北京大学，要差一点吧！我敢正告八教员：混沌与黑暗都不足怕；最可怕的是以混沌遇混沌，以黑暗遇黑暗。我还记得东荪君有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也幸而未达目的；使其竟达，怕北京大学风潮早起，那时要想为教育界尽力，原是很好的事，只惜他似有‘非校长不做’的样子，以致演出‘毫无经验滥用威权’的恶果。所以我要请八位教员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次风潮闹到这步田地，做校长的应否负点责任？”[133]
《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伧也发表评论，称“教育厅是大家认为官僚的，居然还没有斥退学生，带警察去押学生出校；也还没有‘特此布告咸使闻知’的檄文口气。中国公学风潮，却不同了。平常痛骂军警摧残教育的，带警察到校押逐学生了。檄文式的布告，官僚所没有采用的，公然发表了。我不信私立学校的借助官力，比官立的借助得还敏捷；我不信常说改良教育的，手段比官僚还辣！”[134]可见，《民国日报》对于研究系极尽抹黑之能事。
及至风潮平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还发表胡浩川的一份通信，一方面表示风潮是旧职教员排挤新职教员及一部分学生反对新学制引起的，风潮本身是“不光明的运动，当然是很不对的”。但风潮中张东荪处置无方，舒新城等新教员毫无作为，也显示了新教职员的意志薄弱，无担当的弊病。[135]
与此对应的是《时事新报》的言论，在风潮之初，以叶圣陶为首的八名新教职员即在《时事新报》发表宣言，详细叙述风潮之因缘始末，认定风潮因“正直者柔善，好乱者恣睢，而大多数好学而畏难之青年又皆敢怒不敢言，故暴戾奸狡者乃能假借公意而行其私”[136]。风潮平息后，舒新城又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三天用大幅版面刊登《中国公学风潮问题》，就前此风潮中反对者所列各种罪状做辩解，并公布了部分学生支持者的信件，最后也做了自我反省，以此作为对风潮善后的一个交代。[137]
当然不能说国民党操纵了学校的风潮，只是国民党利用风潮，借势打击对手。五四运动后，国内各政治团体都注意到学生的力量，开始相互竞争对学生的影响及借势新文化运动。[138]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宣传新思想、新文学，参与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也由政治转向文化，推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139]。当时研究系与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各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与理解，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力的竞争。在中国公学风潮中，可以看到，国民党极力宣传研究系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宗旨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