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国公学的恢复与重建
民国代清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革命成功对于曾有功于革命的中国公学，不啻是一个更新发展的契机。而民初中国公学的遭遇却颇具吊诡意味，原本得孙黄等领袖巨公的赞助，可以获得大额的发展基金，却因政治变动，孙袁之间政权易手，发展的契机转瞬即逝，在民初的六七年间反不如晚清，基本上处于勉力维持的境地。
辛亥革命事起，中国公学学生大半往投革命军，校舍亦为革命军借用，各省学款停解，学校被迫停办。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着局势的逐步稳定，中国公学各董事集议恢复办学。此时的董事会除原有董事外，另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的加入。
恢复之初，由校董熊希龄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二千金，作为开办费。[1]1912年2月，熊希龄被推举出任中国公学校长。5月，熊希龄因一时不能回沪，乃请谭心休代理。[2]1912年秋，董事会公举黄兴任总理，负责校务。恢复后的中国公学有意扩大办学规模，在续办工科的基础上，另增设政、法、商各科，旨在“养成明达政治专门人才，以应国家之急需”[3]。
1912年8月，学校将此前大学预科旧生30余人召回继续授课。9月3日，中国公学举行民国建立后的首个开学式。蔡元培应邀在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蔡在演讲中提出，民国建立后，“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4]蔡元培所述与其接掌北大后的办学方针类似，表达了其对于革命后教育恢复常轨的期望，也是对中公办学计划偏重政、法、商科功利性的一种批评。
恢复后的中国公学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领袖诸公，均以中国公学在革命史上有重要地位，意在扶持。1912年3月21日，临时政府批准中国公学董事会所请，将源丰润银号倒欠政府官款项下三百七十余万元拨充学校基金。[5]熊克武在后来的一份呈稿中曾提到这笔拨款的由来，“王故校长敬芳在前清宣统年间，为维持本校，奔走南洋，承诸侨胞认捐银一百七十余万圆，将汇上海。适武昌举义，王君谒总理于海外，商提此款移作革命军费，王君遵交册籍，承示：‘此为暂时挪用，俟成功后，本党照偿原款，且更加补助。’故壬子南都肇建，前临时参议院通过，于清理源丰润银号倒欠官款项下，拨给本校基金三百万元，即总理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实践海外成约之案也”[6]。但是，此款项字据因原苏淞太道刘燕翼在革命事起后恐为民军所得，将其存入上海比利时领事署，无法直接领取。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复令上海通商交涉使陈贻范向比利时领事署交涉提拨此款。旋以手续未妥，孙中山遽告辞职，政府北迁，而此三百余万元基金案遂搁置。
1912年7月，中国公学校长谭心休呈请江苏都督府维持公学，呈文称，学校“驻扎军队，损失不赀，估工修复非八千金不办，拟请稍加补助”。江苏都督府指令，“该校经费向由各省协助，光复以前，宁省亦按月补助巨款。无如此时库储奇绌，军队林立，尚苦无法筹措饷需，此外协款何从应付？且省会预算以前未经列入者，决算时断不能通过”。请中国公学另行设法，免误校事。[7]清末中国公学来自各省的官款补助，以江苏为最大宗，且相对而言，江苏按月补助款项也较为稳定，民国以后江苏不能承担此项补助，中公经济上的困境可想而知。
1912年11月4日，在校董会的推动下，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请政府依照前案拨付源丰润款项充学校基金。[8]但此款已被挪作他用，始终未能拨付。江苏都督程德全11月14日电政府，详述原本拨助中国公学款项的流转去向，该电云：“江海关存款比领己允交出，即可定期接收，惟此案前奉南京政府令将该款中之源丰润产业一宗批准酌拨中国公学，嗣经陈前沪督电部商准拨归沪军用款，旋又奉国务院电准拨中华银行资本。德全接收沪军时迭电请示办法，奉谕己商明中山先生留归清还沪军之用。兹复承电嘱拨还捷成洋行借款，而苏人以前清上海道蔡乃煌所借洋商维持上海市面之款三百五十万关道担保继续有效，拟请截留此款准备清偿以上各款并奉部院指拨有案，就事论事，以沪款抵沪欠事自较顺，惟捷成中国公学等款信用攸关亦须指定的款早为分配，庶符前案而免纠葛，即前清蔡道借款既系沪道担保断不能不由中央政府担认偿还云云，未识国务院如何办法。”[9]
1913年4月17日，校董熊希龄向袁世凯呈请，鉴于源丰润之存据已被政府作为偿付德商欠款的抵押品，短期内无法接收，故提议由财政部拨发八厘公债票一百五十万元，作为中国公学常年经费，按年领息。[10]此后，中国公学诸董事迭向北京政府纷电力争，直到熊希龄内阁[11]任内，才由国务会议通过，改由财政部拨发六厘金公债票一百万元作为中国公学基金，按年领取利息。即便如此，因政局变动，该款也未能拨付。[12]
虽然在经费上面临种种困难，中国公学还是在1912年开始恢复办学，除原有旧生，复于1913年1月续招大学预科第一部学生两班。当时以中国公学总理黄兴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各省选送考生进中国公学学习。当时，河南省计划派送20名考生去中国公学学习，并且对每一位考入中国公学的学生，每年资助二百两银子。这种优厚待遇以及中国公学的革命历史，吸引了很多的青年学子。冯友兰当时即决定放弃在武昌中华学校刚刚开始的学业，回到河南省城开封，参加中国公学的入学考试。1912年冬，冯友兰以河南省官费生的资格进入中国公学学习。[13]当然，官费生只是少数。1913年入学的许德珩就因为中国公学的学费太高，不得不中途辍学，据他的描述，中国公学“虽然是公立的，但学费比一般学校昂贵得多”[14]。
1913年3月20日，民国第一届国会开会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杀。4月，袁世凯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准备发动内战，镇压革命力量。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力主武装讨袁。7月28日，上海讨袁军司令部迁到吴淞中国公学校址，学生纷散，随后南北两军在吴淞开战，对校舍造成严重破坏，学校遂暂行停顿。[15]
二次革命失败后，原本负责校务的革命党人离校，中公陷入无人负责的境地，有再度停办之虞。1913年冬，学生代表李荫秾赴京，向中国公学早期发起人王敬芳告急。时任国会议员的王敬芳对中公有深厚的感情，念公学创始之艰，悲亡友遗泽之湮，与同乡胡汝麟相商，协力支撑，决定将董事会移到北京，推举汤化龙为董事长，王敬芳自任校长。当时，王敬芳与胡汝麟代表河南地方与英商福公司争矿权，不能南下，先后派张坤、刘星楠、张仲友为总务干事，代行校长职权。
二次革命后，经校董熊希龄接洽协商，决定中国公学与北京的国民大学[16]合并，两校合并后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在上海保留中国公学中学部及在校之专门科。据报载，“中国公学决与国民大学合并，推熊希龄为总长，黄云鹏为校长，汤化龙、蔡锷、夏敬观为总副董，王敬芳、孙镜清为基金监”[17]。1913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派员视察各私立学校，以分别优劣。1914年2月20日，教育部令视学张宗祥、汪森宝赴上海视察中国公学。[18]5月21日，教育部布告称，“私立中国公学大学部办理尚属认真，管理一方亦颇合法，惟北京及上海两处组织方法未臻完备，仍应详加规画以谋进行”[19]。1914年6月，中国公学甲班毕业之际，沪上报刊对中公办学成绩颇多赞誉，报载：“中国公学大学预科聘请中西名人教授，一切科学均仿照欧美高等学堂设施，成绩斐然，近复聘请李登辉君任教务长，益加认真，今岁上学期为甲班毕业之期，兹已考毕，结果极为满意。”[20]1915年3月，教育部批准了中国公学的立案申请。教育部根据派员视察的报告，认为“该校教员资格学生程度尚属合格，每年开支经费亦足支持，虽管理事宜未尽如法，但能加意整顿亦不难日起有功”。故准予中国公学正式立案，“所有该校现办之大学预科应令其办至毕业为止，嗣后专办专门学校以昭划一，其校中管理事宜亦应切实整理，藉偿前失，又该校校名之上宜冠以‘私立’二字以示区别”[21]。据此可知，民初的中国公学在教育程度上为高等专门学校，就性质而言，明确为私立学校。
据中国公学呈请立案的表文中称，学校“概用外国语教授，以直入大学分科育成硕学闳才为宗旨”[22]。但民初新学师资奇缺，新学科目的教学水准不宜高估。据1915年从中学部毕业的冯友兰回忆，“当时上海的学校，无论什么课程，都讲究用‘原本’，也就是英文本。可是学生的英文程度很差，先生对于课程的业务知识也不高明。无论讲什么课，其实都是讲英文，把某一种科学的教科书，都当成英文读本，叫学生念。无论教什么课，先生教的是英文，学生学的也是英文”。冯当时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的《逻辑要义》，但老师其实是把这本书当英文读本来教的。“有一次，他把我叫起来，问Judgment（判断）哪个字中的g字母后面有没有e字母。”后来该课程换了一位老师，“他倒是有意要讲点逻辑，可是他实在不懂什么是逻辑。我当时对逻辑很有兴趣，就自己学习。这本书的后面有很多练习题，我就自己做练习。有一道题，实在做不下来了，我就去问这位先生，他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告诉你。’可是，他以后就再不来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公学真实的教学状况。中国公学的学习契机确实成为冯友兰后来学习哲学的兴趣和基础，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即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门。[23]
1915年夏，河南矿权交涉结束，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中公司，胡汝麟、王敬芳两人要求福中公司每年提款五万，其中三万元补助河南公益事业，两万元补助中国公学。自创立以来，这是中国公学第二次获得较稳定的常款补助，而出力尤多的王敬芳再次成为主导校政的重要人物。
民国初年，中国高等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据当时报社所做的调查，“今日各省学子，舍负笈东西洋外，其欲在本国受高深之教育者，无不趋于沪滨一隅。诚以上海者，实全国文明之中心点，而亦交通最便利之区也”[24]。而中国公学为当时沪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及专门学校之一，对于内地学生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至1916年春，中国公学法政商各科修业期满卒业者二百余人。[25]据1916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的报告称：“综观该校各科教授，大致尚属认真，讲堂风纪亦甚整齐。惟合班教授时间过多，于学生微嫌不便，视察时检点各班出席人数，并检察学生平时出席簿，每日缺席人数亦属不少。”[26]合班上课是为了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而据该报告统计各班学生的缺席大多超过半数，可见学风之差。
1916年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专门科政、法、商各班在校生毕业离校，仅余中学生数十人，“时云南反对帝制功成，新会梁启超归自粤，读礼沪上，公学推为校长，为建设大学计，乃议结束旧局，分送中学诸生于沪上各中学”[27]。当时，中国参加欧战，德国人所办同济医工学校陷于停顿，教育部与中国公学商借吴淞校舍给同济暂用，梁启超又因参战问题北上，中国公学遂暂时停办。1917年3月，因上海吴淞中学部停办，经呈请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国民大学与中国公学分离，原国民大学改名中国大学。[28]
欧战结束后，被同济医工学校借用的校舍作为敌产被收归政府管理，中国公学校友会与政府交涉，欲收回校舍，因为担心“政府拟将此项校舍没为官产者”，校友会一再强调“公学为私法上之财团法人，除罹法定原因外不因行政上没收他人侵占而消灭此法律上之权利”[29]。1919年2月，中国公学校友会为恢复公学积极奔走，“派遣干事李荫秾、刘秉麟二君赴京，与福公司接洽，请其拨发常年补助之两万元，直接交付公学，恐再被人干没故也”。人事方面，“校长多数拟推前校长夏剑丞先生，其次并设一干事会，合热心校友组成，……即以各干事兼任教务。”对于恢复校董会，熊希龄提出：“此次董事拟以在教育界或实业界握有势力，确能扶助公学者当之，并以超然派人物，无偏无觉，勿染近日政治之真味者最为适宜。”[30]
校友会与京沪两地的校董为恢复公学，催促教育部令同济归还校舍，最后确定同济仅再续借一年。中国公学于暑假后先借威海卫路德人旧办小学校舍开课，先行恢复中学部。1919年5月17日，中国公学董事会在北京恢复，选举熊希龄为会长，王家襄为副会长，胡汝麟、范源濂、袁希涛、夏敬观、王敬芳、叶景葵、梁维岳等为常务董事，王敬芳兼任校长，议定开办商科专门及中学。校长王敬芳因有事不能南下，委托刘秉麟于5月22日到上海接收校舍并办理开学事宜，此前由校友会组织的筹备处解散。董事会议定的办学方针较注重平民教育，“因沪上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拟灌输新智识一方面入手，收学费极廉，俾使贫寒子弟咸有就学之地，使人民在智识上可以达机会平等之希望，为实行平民教育之先声”[31]。中国公学恢复前曾欠外债万余元，开学后，王敬芳与福中公司外方总理费趋福商定，补拨停办期间助款，除还债外，尚余四万余元，以备填补每年常款之不足。
在中国公学重办过程中，亦有不同势力的争夺，主要是在早期校友之间。据1919年4月6日杨杏佛致胡适信，“前得高阳君来书云，中国公学近已由校友会决议复办，践四、叔永皆被举为干事，现已筹备开学，诸同学深愿足下来任教务，嘱先容。铨以兄为旧校友会中之健者，于公学复活必表赞同之”[32]。可见原本任鸿隽、杨杏佛也参与过学校复办的筹备工作，并且希望胡适也参加。4月20日，杨杏佛致信胡适，“中国公学重办，本是难事。践四忠厚热心，自非王敬芳对手，现渠已决意如不胜王，则先宣告脱离关系，则事之棘手可知”[33]。可知晚清新旧公学之争的两部分人在此次学校复办的筹备过程中实际是有争夺的，而王敬芳之所以可以胜出，与其财力上的凭借不无关系。
1919年春，中国公学校董会恢复后，积极筹备复校，至9月10日，正式在沪西威海卫路开学。[34]恢复后，校务主要由刘秉麟、李荫秾负责，办学仍然以中学为主。当时中国公学同人创办刊物《新群》，自1919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刊物以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讨论为主。《新群》的编辑和撰稿人主要有王敬芳、曹任远、周君南、刘秉麟、杨亦会、吴芳吉、梁乔山等。
《新群》杂志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在理念上有一定的分歧。负责编辑的周君南是“天人学会”[35]的成员，与吴宓、汤用彤等人志同道合。吴芳吉由吴宓介绍到《新群》任编辑，并在中国公学任教。吴芳吉在《新群》发表《婉容词》等作品，在当时影响较大。但《新群》仅仅出版三期即陷入困顿，这与中国公学同人的分裂有关，原本对《新群》赞助较多的中国公学校董梁乔山于1920年4月因病去世，而编辑周君南、曹任远、吴芳吉等对校长王敬芳又无好感。[36]周君南在1920年3月辞职赴南洋，曹任远也返湘不归，仅剩吴芳吉勉力维持，《新群》前两期的销量尚可，每期能卖至4000份，但自第三期始，销量锐减，书店亦不愿代售。到1920年7月，吴芳吉也因学校开除周光午事而与校方产生矛盾，遂辞职赴湖南明德中学任教。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公学的教职员就有多人辞职他去，可见人事的不稳定，学校发展还未步入正轨。
民国创建，凭借参与革命之功勋，中国公学得到了临时政府以及领袖诸公的关注，临时政府有意扶持，拟拨付三百万巨款作为学校基金。若成为事实，确实可以为中国公学之发展奠定永久之基，然政府北迁，政治上的变动使这一契机转瞬即逝。此后，失去政府的常款支持，中国公学时开时辍，发展较晚清时期大为倒退。除了上述的经费问题，经理无人也是一大问题，校长王敬芳不能长期驻校，对中国公学的经费维持不辍着力较多，而教学及学校之发展等方面则无甚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