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舒逐张运动
1921年10月10日，因双十节学校放假两天，新教员大多离校去了上海，舒新城也因病留沪。10月11日，反对新教员的学生利用国庆放假机会以国庆名义召集开会，在会上讲演新教员对旧学生如何排挤，如何暗中记过，如何准备扣发毕业文凭，最后提议罢课驱舒，付诸表决，通过驱逐舒新城的决议，并发表宣言，列举舒新城的罪状。12日上课时，中学部除四年级外，各班教室门均有纠察队把守，不许教员学生入内，宣布全校罢课。舒新城在12日上午曾赴校中，到吴淞车站得知校中发生风潮，乃回沪告知张东荪。
代理校长张东荪闻信于当日下午到校，召年级长劝导，对驱逐舒新城不表赞同，对罢课学生也暂无处理意见，只劝学生安心上课，静候校长王敬芳处理。学生要求开大会解决，张东荪不允。在张东荪离校去车站时，学生随往。罢课学生在车站对张施以辱骂，返校即将中学办公室捣毁并将重要文件取走。主张驱舒的学生返校后随即开会讨论，认为张东荪“既抱专制主义，吾等即不能认渠为本校代理校长。……故由驱舒进而逐张”[115]。次日，学生即发表驱舒逐张的宣言。
风潮起后，舒新城与新教员请假留居沪上，学校实际被旧教员及罢课学生占据。主张罢课的学生于13日开全体会议，推举办事员若干人，在中学部办公处正式办公，实行学生自治，且表示不承认张东荪为代理校长。学生办公处表示将于次日复课，静候校长王敬芳来电解决，并宣布“于即日恢复学制裁汰职员，将此项薪金移作扩充原有图书馆之用。有以前教员对于教授不得法者，得由班中大多数同意向办公处要求退聘”[116]。张东荪闻讯，乃布告开除捣毁办公室的学生与代行中学主任职权之干事。但布告贴出之后，即被撕去。
随着风潮的演进，旧学生对学校的把持引起另一部分新学生的抗议。14日，学生办公处的干事们主张恢复上课，而原来不罢课之学生则不上课，所有新教员亦均离校而罢教。但新学生多为中学部低年级学生，对于运动风潮没有经验，新学生大多只是致信新教师表示支持，但较少公开发表意见，所以影响有限。
10月17日，张东荪因得王敬芳的复电支持，决定率警察带前此开除肇事学生12人的布告到校，布告措辞严厉，有“诸生须知本校系私立，与其他教育机关不同，诸生尚愿受本校教育，本校自当尽扶持之责，如有故意破坏，以学校为儿戏，各该组学生一律解散亦无所顾惜”等语，并限出榜后二小时内离校，如有仍在校踌躇者，即令警强制令出。后由斋务主任吴成芳担保允延至翌日离校。[117]张东荪如此强硬是因为得到校长王敬芳对其表示全力支持的函电，但张东荪布告时却未将校长王敬芳之复电处置意见说出，使其布告处置风潮之权威性大打折扣。[118]
当晚反对张东荪的学生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到会者共290余人，举商科学生王雨生为临时主席，讨论驱舒逐张，然学生中意见有不合者，引起冲突，以致会场秩序大乱，遂即散会。18日晨，商科学生及教职员召开全体联合会议，新教职员也应邀出席，但中途离席，最后大会表决，赞成去张者居大半，然一部分仍不以为然。据报载中学部学生之赞成去张者，共120余人，达全中学部学生总数之三分之二，合商科统计，达全校学生总数之三分之二。当时支持舒新城等新教员的大多是刚入学的新生，在全部在校生中所占比例较小，所以出现了全体学生会议表决时大多数学生赞成驱逐舒新城和张东荪的局面。商中二部的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案，议决事项如下：一、发电于北京王校长，二、发宣言去张舒二人，三、举商科教员余楠秋为临时代理校长。宣言大意在咎张校长之带警察开除学生，其致王校长电云，北京中原公司王校长钧鉴，中学要求去舒，东荪挟警兵二十名，武力开除代表十二，激动公愤，商中二佰十余名，否认张，举余楠秋临时代，敬候公来解决，公学商中学生叩云云。[119]余楠秋是1921年9月由中国公学新聘之商科教授，对于校务非常积极，在开学式上曾作为代表发言。[120]张东荪听闻此消息后，随即表示不愿再代校长职务，但拒绝与所谓临时代理校长交接校印，电请王敬芳回校解决。
对于商科学生的加入，舒新城认为是早有预谋的。舒新城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由商科学生及斋务主任为首，分头召集会议，决定‘举义’办法。他们的目的与计划，都在推翻东荪的代理校长而拥护新来的教员某君（余楠秋）。某君虽曾于开学时用英文发表一篇《初小教本》式的演说，赢得一些掌声，但在学校的资望究属太浅，不便一跻而为代理校长。而商科学生年龄较大，知识较充，若起首便将真正目的标出，必不能得人同情，乃看定中学生易与，而以中学为入手的工具”[121]。
驱张之教职员学生乃联名详函校长及校董会告以风潮经过，并派旧校友斋务主任吴成芳到北京访校长校董而外，还访中国公学在京校友朱经农、任鸿隽、胡适、薛传斌、文之孝等人，拟发起中国公学海内外同学校友会以扶助中国公学，并集合曾任校董的郑孝胥、张謇、李平书、马君武、于右任等组织负责任之校董会，以期整理中国公学。[122]此处所列校董名单均非现任，另起炉灶之意甚为明显。但实际上，效果非常有限。胡适在10月24日日记中曾提及：“上海中国公学此次风潮，赶去张东荪，内容甚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班旧人乃想拾出北京的旧同学，拉我出来做招牌，岂非大笑话！他们攻击的新的教员如叶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这种学校，这种学生，不如解散为妙！”[123]
舒新城也于10月18日赴京向王敬芳报告学校风潮内幕，请其南下处理，并由“新教员”及“拥张学生”各发宣言一种。学校则一直停课到11月20日。
1921年11月初，王敬芳到沪，经过与各方面的几度接触，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11月10日，王敬芳约张东荪及离校的教职员一同回校，召集全体教职员学生在大礼堂开会。王敬芳讲话长达三小时之久，他登台后，首先引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向礼堂上悬挂着的姚宏业烈士遗像行礼，第一句话是向烈士告罪，而且泣不成声，台下的听众无不有同情之感而寂静无声。然后，王敬芳从创校艰难说到停办时的苦痛与恢复时的喜悦，再将种种过错归到他的意志上，张东荪不过代表其实行耳。最后则从时代思潮上提出最坚决的主张，一定要实行新办法以为学校增光，而恢复到创校的光荣史上。同时则声明有违反此项主张及其所委任之代理校长与所聘之职教员者，即属违反他的意志，当切实予以制裁，不能宽容，即全体解散亦所不惜。
王敬芳的演讲强调：“（一）学校与国家不同，国民对于国家不满意舍革命无他法，不能削除国籍而为他国之人民也，学生对于学校不满意则尽可转学，不必推翻本校而后快；（二）本校由反对中学主任舒新城起，而所引罪状为目无部章，今官立学校如南高、北大皆不遵照部章，我校纯系私立，不依部章不得谓为罪状，况事前不提理由而突然罢课，此种举动亦非尚理性者所应出，至于张代理校长带警入校，原防秩序有破坏并非施强力于学生，警察本为维持秩序之工具，何处秩序有破坏之虞，即驰赴防御，学校并无不容警察入内之理由；（三）宣告办法数款，大旨谓风潮之发生认为纯由误会而起，误会一经剖释便当彻底了解，故能真正了解者不追溯既往，其不以本校办法为然者，尽可自行退出，各行其是云云。”王敬芳演讲后，驱舒逐张委员会仍试图转圜，并到张东荪处请求谅解，但王敬芳不表谅解。据报载，当夜一部分学生复开驱张舒之委员会，对王有要求，“次日，王复赴校，加以训斥，认为合则两难，分则两全，遂致一函于委员会十人，大意仍不外离则两全等语，该委员等翌日亲至张东荪寓，声明风潮起于误会，请求原谅，张答一切由校长主持，即旋谒校长，校长谓意志坚强，为青年美德，今诸君改变太速，转令人失望，此一部分学生，遂要求不揭示革退，而相率自去。最后是宣布旧教职员数人辞职，肇事学生二十八人自请退学”[124]。
王敬芳之处理此次风潮所依持的资本有两点：一是其在中国公学历史上特殊的地位，故而其讲述校史，态度之诚恳，颇能折服一般师生，这与其创始人的资历有关；二是王敬芳的资助是中国公学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也决定了他对于中国公学校务处置的绝对权力。无论是新旧两派都寄希望于得到王敬芳的支持，并静待王敬芳对于校事的处理，与此有莫大关系。新派之所以能平息风潮，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得到王敬芳的支持。
同年，11月11日至25日之两星期间，王敬芳每天同张东荪到校，处理各种事务，学校则于20日重新整理，正式上课。并于25日登报通告校友及学生家长。由此，罢课40天、学生退学34人、教员辞职数人之大风波，至此结束。
此次风潮带来许多消极影响，一来是对张东荪等人办学信心的打击，张东荪本就不愿任中国公学事，出现风潮后，迭次请辞代理校长职。为此，梁启超发函劝告，“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抟沙无论如何总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125]。张东荪才勉强同意继续维持，但基本上不安其位，一有机会便思解脱。二是舒新城所聘的部分新教员，在风潮结束后大多离校而去，对于中国公学之发展也是一个打击。[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