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学余绪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公学校友部分在大后方，部分在沦陷区，出于各自的需要，都积极开展恢复中国公学的运动，于是同时出现了沦陷区的伪中国公学与重庆的中国公学中学部。
在沦陷区办学的中国公学被迫于1937年年末停办。[109]原中国公学总务长暨数理系主任胡耀楣打着中国公学的招牌，接续柏文蔚所办新中国公学，于1938年2月恢复办学，自任校长，聘请史聘三为秘书长、吴广仁为教务长、吕绍光为注册主任兼秘书、邵鸣九为中学部主任、胡朴安为文学院长、凌舒谟为法学院长、丘正伦为商学院长，设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及附属中学。[110]但该校既未得到校董会的承认，也不可能被重庆教育部所认可。
迁到后方的校董会一直力谋复校。1939年2月，中公校董会决定学校在上海租界复课，一切经费由校董会负责筹划，校董会董事长于右任亲任校长，王开疆代理校长职，并聘请王陆一为文学院长、高一涵为法学院长、潘序伦为商学院长、胡耀楣为教务长兼代理学院长、于稚香为总务长、聂海帆为秘书长兼任中学部主任、印廷华为训育主任，租定静安寺路一四五八号为校舍，登记旧生，招考新生，定期开学。[111]主要负责人大多为于右任的亲信，代理校长王开疆即于右任的代表。复校进程并不顺利，实际恢复的仅为中学部。据报载，“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今春复校，现奉重庆董事会电示，更名为中国公学第二附属中学，因渝校已委何鲁办理第一附中”[112]。中国公学复校不久，秘书长兼中学部主任聂海帆遭暗杀，[113]对于学校无疑是一沉重打击。奉于右任命到沪复兴中国公学的王开疆也因进展不顺，在沪上进退失据，最后蹈海自杀。[114]至此，大后方校董会在沪上复校的努力失败。
1941年3月，在汪伪政府任职的中国公学校友发起成立校友会，“担负复校重任”。4月17日校友会第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复校委员会，并推选陈济成、许逊公、龙英杰、高耀武、尤风锡、何嘉、郑雅秋等25人为委员，华兴银行副总经理兼南京分行总经理许逊公表示可在经费方面予以资助。1942年8月18日，复校委员会和校友会联席开会决议，推许逊公为校长，筹备复校，并授权许逊公改组校董会。[115]在日本驻南京特务机关长源田及日本人西井的支持和帮助下，原国民政府立法院院址被拨交给该校作为校址。同年8月开始招生，先办文、法、商系一年级，及高中部一年级。许逊公聘龙英杰为总务长，杨鸿烈为教务长，綦岱峰为主任秘书，周毓英为文学系主任，何嘉为法律系主任，施谨为商学系主任，粟步云为高中部主任。
1942年9月15日，伪中国公学在南京立法院街2号正式开学上课，共有学生150余人。同年10月，因许逊公调任上海工作，由龙英杰代理校长。学校经费初由农商银行借贷3万元及许逊公个人捐助5000元，后由丁默邨主持的“社运总会”每月补助5000元，李长江捐助了2万元。1943年2月，该校又与汪伪中国农村福利协会商妥代办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并由该会每月补贴学费3500元，直至8月底始停止。1943年暑假，经与伪社会部部长丁默邨商议，以代理“中国社会事业协会”董事长名义印发捐册募捐，共募得36万元。1944年春，该校顾问西村祭喜又帮助筹募了70余万元，作为扩大校舍的费用。1943年8月，校董事会改组，由丁默邨任董事长，夏敬观、李长江、彭年、朱朴、翦建午、杨鸿烈、许逊公、颜秀五、黄庆中、周毓英、高耀武等任董事，这些人多为汪伪军政要员，如李长江曾任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汪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彭年曾任汪伪社会部次长、交通部次长、国民政府参赞、代理社会部部长、社会福利部部长等职；朱朴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主笔、《古今》月刊社社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翦建午历任汪伪社会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副部长等职。董事会同时聘请汪伪政府要员陈公博、周佛海为名誉董事长，王荫泰、孙良诚、张岚峰、张昌德、喻熙杰、何庭流、何林春、丁聚堂、葛亮畴等人为名誉顾问。1943年8月，董事会聘翦建午为校长、龙英杰为副校长，因翦建午主要在上海，因此仍由龙英杰代理校长，处理学校一切行政事务，同时聘郑雅秋为总务长，何宪琦为教务长。[116]
伪中国公学大学部“以注重实用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为宗旨”[117]，最初设有文学院、法商学院，学制为四年，学生主要来自华东、华中沦陷区。学校受汪伪社会部资助甚多，汪伪要员如李长江、凌宪文、彭年、丁默邨、颜秀五、奚则文等曾赴校讲演或视察，伪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张铁笙也曾赴校演讲。
至1944年上半年，伪中国公学大学部已发展为三院六系，其主要职员如下：校长翦建午，副校长兼秘书长龙英杰，总务长郑雅秋，教务长黄宇帧，文学系主任王家吉，法律系主任胡善侢，商学系主任黄宇帧，政经系主任高雪汀，教育学系主任曹宝琳，训育主任刘咸有。
沦陷区的伪中国公学建制较完整，持续时间较长，成为当时汪伪统治下规模仅次于伪中央大学的高校，教职员大多是汪伪政府中人或与汪伪有密切关系之人，所以受到日伪的大力扶持。
抗战时期，在中国公学重庆同学会的努力下，中国公学中学部在重庆成立，由校友何鲁任校长，校址在离重庆百里以外的巴县兴隆场。但由于何鲁与校董会及发起恢复中学部的同学会关系不洽，中国公学中学部未成立校董会，与中国公学同学会也无联系，实际由何鲁单独负责。后校董会改聘唐国粱为校长，但由于经费困难，1940年秋该校即停办了。[118]中国公学同人在重庆时还曾募集和保存“中公复校基金”，该款项存入中央银行，存款数为陆万壹千叁百捌拾玖元，战后以此为基金偿付原中公债权人正大银行的欠款，余下部分购买国库券，继续留存作复校基金。[119]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伪中国公学被解散，龙英杰等受到调查。[120]中国公学校友希望在上海复校。早在1945年11月初，由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推动，电该校校友会水祥云，就近调查吴淞中国公学校产状况，以谋复校。并设立办事处，进行校友登记筹备召开校友大会，改选理监事。[121]1946年5月，中国公学上海同学会正式成立，并呈请上海市社会局备案。6月8日，中国公学在沪校友集会欢迎校董会董事长于右任，到会校友一百余人，于右任即席致训词，“述中国公学创建之困难，及今后复校之决心，希望全体校友，全力以赴”[122]。随后，在沪的中国公学校董集会，讨论复校事宜，由董事长于右任召集，校董吴开先等出席，决议：推潘校董公展为校长，并加推程沧波等为校董。[123]7月26日，中国公学校友举行第三次聚餐会，并商讨中国公学复校等事宜，校友邱希圣报告请拨中国公学校舍获准，校友会商推派筹备复校负责人及筹垫经费等事宜。[124]9月，中国公学复校筹备处，“决于本学期先行恢复法学院，十月一日起，开始招收法律系，政治经济系，一年级新生，及二三年级转学生，并定十月十五日开课，其校址，由政院分配房屋委员会，分拨房屋多幢，日内即可接收迁入”[125]。至此，中国公学筹备复校事宜似已取得相当进展。
抗战结束后主张复校的校友大多有国民党党部与政府的背景[126]，曾在中公任教的沈从文给校友钟恂信中谈到，“中公毁去后，闻即在‘党’手中，故二十九年曾一度在重庆欲复校，其后即无闻。兄意极佳，惟欲促其实现，恐得在上海与党中强有力者作计（如潘公展先生），方容易着手，否则即有所计划，到成事时亦必为人顺手捞去，此亦自然之势也”[127]。在学界的早期校友对于复校并不积极。1946年10月，中国公学毕业生阮毅成与胡适、朱经农、任鸿隽等商议中国公学复校事宜。据任鸿隽当时致阮毅成的信中提到，“胡（适）先生自来不主张复校，朱（经农）先生态度较为热烈”[128]。1948年10月，阮毅成又在杭州与胡适谈中国公学复校事，胡适仍无积极表示。
1947年4月18日，中国公学同学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校长潘公展，教授郭卫、朱应鹏，同学严庄、水祥云、庄永龄、邱希圣、樊振邦等五十余人到会，讨论要案：推派代表呈请中央收回征买吴淞中公校舍成命，通令全国一致响应，并扩大宣传；呈请教育部拨款，复兴中国公学；请市府将所配四川里房屋住户勒令迁让；定期察看吴淞校舍，并向母校先烈，扫墓致敬。[129]5月8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在上海市监察使署举行会议，董事长于右任主持，到校董潘公展、朱经农、严庄、陈行、徐鸣亚等，当即议决：（一）公推潘公展、朱经农、严庄、陈行为常务董事，（二）推潘公展为校长，（三）复校各项事宜由筹备会负责进行，（四）定本年秋季开学。[130]这一时期中国公学同学会发起筹备复校的运动以于右任为主要支持者，但实际并未能在上海复校。
1949年春，中国公学董事会决定复校，校址选在重庆，董事长于右任派校友黄仁中到重庆筹备，于2月20日成立复校委员会，康心如、康心之、万子霖等十五人为委员，确定由税西恒代理校长，黄仁中任秘书长，何鲁任教务长，先恢复文、法、商学院及中学部。[131]中国公学于8月底分两次进行招生考试，录取新生500余人。学校于9月1日开学，9月15日正式上课。[132]教师多为原中国公学教授、校友，有谢无量、陈豹隐、李伯申、周均时、瞿国眷、张永宽、张宾吾、谢苍璃、段调元、柯瑞麒、王叔云、吴世经等。校址先设重庆市向家坡和磐溪两地，后迁至小龙坎红糟房。[133]因筹备时间比较仓促，实际上小龙坎红糟房的校址并未真正建设。[1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的中国公学董事长为熊克武，校长但懋辛。1951年7月中国公学与正阳学院合并，改名重庆财经学院。1952年重庆财经学院并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组成财经系科，由三处代管。1953年随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三处并入四川财经学院。[135]
迁台后的中国公学董事会与校友会仍积极争取在台复校。胡适对复校事不表赞同，1952年11月，胡适自美返台，在与中国公学校友会谈中国公学复校问题时，胡适表示，“学校停了就停了，何必一定要恢复？”1961年1月，在中国公学校友会的聚餐席上，王云五主张中公复校，先办研究所；胡适对于校友的复校热诚表示不赞同，认为办一所学校不容易，认为“人总有生死，对复校事不必过于重视”[136]。另据校友记述，胡适说，“无论是人或团体，总有死的日子。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贡献，但他人是死了”[137]。可见胡适的态度是顺其自然。而中国公学校董会董事长于右任、董事王云五先生、前任副校长杨亮功以及校友张承槱、谢冠生等对于校友会的复校运动，表示赞成。1954年9月2日，阮毅成在台北宴请于右任、王云五、谢冠生、张承槱、杨亮功等人及在台校友等，共25人，对于中国公学复校—事，决定：请于右任补聘校董会缺额，恢复中国公学，请教育部备案。此后中国公学校董会与校友会开始募集资金筹备复校，其间得到桃园县地方人士赠送校址，并请成舍我负责主持筹备，但因得不到台湾“教育部”的支持，最终都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