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返校与风潮的持续
11月19日，马君武返校，开会解释学潮发生后的情况，力劝学生安心上课，以学业为重，并表示愿以任何名义为公学做贡献，不一定要居于何种名义。[59]实际上马君武还是寄希望于校董会能有所表示，对其回校是卸任还是续任，有明确的决议。此时，在京部分反马的校董对于马君武返校不以为然，认其为不合法之行为。[60]校董会的反马态度激化了马君武与校董会的矛盾，马君武开始把校董会放在一边，单方面宣布返校视事。马君武于26日起开始到校视事，并发表布告称，由于校董多不在沪，校董会暂时无法开会，校内一切仍由马君武完全负责。[61]同时马君武开始清除校内的反对派，包括部分教职员。11月30日，马君武宣布聘请王云五任社会科学院院长一职，以代替反马的高一涵。
据马君武1930年9月所撰校史，称：“君武于十二月十一日由日本回到上海，本来不想再过问中国公学的事，就是一般朋友也这样劝我。但是校董会推出来的新校长既不来就职，并且因此酿成罢课，学生一千余人签名发表宣言，要求校董会取消原议，并要求第二次罢课，我为不忍全校学生牺牲太大之故，仍旧到校办事，并且想因此避免学生与校董会的冲突。丁鷇音只图报复私怨，遂尽力破坏中国公学，不但中国公学全体学生知道，社会中也有许多人知道，我望其余诚心爱护中国公学的校董们，尽力保全中国公学。”[62]
倒马派学生为改变马君武返校造成的被动局面，于11月30日到蔡元培私宅，请其发表谈话，就马君武返校视事做澄清。蔡元培表示，所谓学生“代表团说的、做的，都可以做算，那么，还要校董会干什么？马君武先生到校，是他自己去的，也是没有交卸以前当然的事”。学生代表团干涉校务，“学生当局应该负完全责任”。[63]可见反马的校董仍然坚持原议，只承认马君武回校是办理交卸事务。12月下旬，胡适曾致信蔡元培希望其开董事会正式委托马君武返校维持以解决风潮，蔡元培婉拒，表示“中公目前马先生业已积极维持，无待校董会正式委托；董事长如未得校董会同意，个人亦无正式表示之权；尊嘱弟未敢遵行”[64]。
由于马君武返校，倒马派的学生在校内的势力受到打击，校内的对抗渐趋缓和，而上海市党部的倒马活动却在加紧进行。12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中央党部，令教育部即饬该校恢复国民党籍学生严经照、李雄的学籍。[65]拥马学生也不甘示弱，于19日，以梁耀垣等九百余名学生的名义向教育部呈文，表示“现校董会既无解决之方，惟有呈请钧部秉公处理，迅饬校董会收回准马校长辞职原案，并开除丁鷇音校董资格，以平学潮”[66]。宣言之意也有绕开校董会，请教育部裁决的意思。由于校董会的分裂与不作为，反马和拥马的学生先后呈文要求教育部做出裁决，此时已显露出风潮的解决须政府介入方止的端倪。
1931年1月，胡适重返上海，通过各方了解中公风潮进展后，于1月14日写信给马君武：“中公本已可无事，但近来节外生枝，处处授人以柄，把已得的同情都失掉了，最为可惜。最失同情的有三事：（1）先生写的校史；（2）《中公学生》的态度之嚣张；（3）中公学生代表团以九百六十人的名义上教育部的呈文。”[67]此信表明马君武此时已失去同情，所谓同情主要是指校董会中此前支持马君武的校董。16日，马君武给胡适复信，“至于你所说失同情的三点我不能不辩。《校史》是写事实，是写我的确知道的事实，写中公校史而不写此一段，便是伪史。《中公学生》的言论，我向不干涉，就是学生上教育部的呈文，我也并未看过（直到他们登到《中公学生》上才看见）。党部教育部不应干涉大学教授言论，校长也不应该干涉学生的言论”[68]。马君武不接受胡适的批评，实际上表明马君武已完全与校董会对抗，同时胡适也已经不再公开支持马君武。胡适评论马君武的复信，“君武来一信，态度极坏。他仍认他的‘校史’是记事实；他又责备中公校董会。他说，学生有言论自由，胡适之要争自由，马君武也不能制止学生的言论自由！这种态度之下，中公必断送了，不可救了。”[69]
至此，原本支持马君武最有力的校董胡适也已对马君武的种种举动不满，并表示不再介入中公的事务。据胡适1931年1月16日的日记，胡适因马君武所作《校史》及学生请愿书的事，责备马君武鲁莽，马君武大愤，回信：“到中公去［上］这个大当，本是兄叫我去上的。来信竟出于责备口气，我不能不有点失望。至于你所说的‘大危机’，请你平心想想，这是你那位奸险无比的秘书长逼出来的，还是马君武造出来的？”当日，马君武与欧元怀到胡适处谈。“我（胡适）怪君武今早的信态度不好，他仍不服，几至吵嘴。我不和他吵，但终严重责备他。最后我对他作揖，说，以后我决不过问中公的事了。”[70]马君武此时已陷于意气，但其确受不公正对待，故难平其心中的怨气。
1931年1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袒护反动诬蔑本党，令教育部切实查办。[71]政府的介入预示着马君武强行返校注定无法解决风潮，反马学生发表的宣言颇能反映马君武的困难，“马先生既被校董会照准辞职，又经教育部查办有据，马先生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都不是我们的校长，马先生一日不走，则学校一日不安定，马先生和学校是不并存的”[72]。而此前同情马君武的部分校董希望能避免政府的干涉，开始改变态度，有意让马君武离校，由第三者接任校长。[73]
1月23日，胡适劝马君武辞校长职，但马君武以中公利益为由不愿辞职。马君武在“妾身未分明”的情况下，又把因反对党部和政府而退职的光华教员拉到中国公学，聘潘公旦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董任坚继任教务长，同时新聘了不少教授，从而引起校内的人事变动。[74]对此，胡适曾提醒马君武，称马君武的返校得不到校董会的支持，其身份未定，此时“有一些教员不敢应聘；何况内部又有不安的现象呢？”[75]马君武尝试甩开校董会单方面进行人事调整，反而引起校内的不安，其处境日益被动。
1930年11月，光华大学教授罗隆基因反国民政府的言论而被捕，罗隆基同时在中国公学任教，且被捕时是在中国公学上课。12月，光华的国民党籍学生杨树春等策动学潮，驱逐副校长廖世承及新月派诸教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强令教育部电令光华解聘罗隆基，因不满校方的软弱，潘光旦、董任坚、沈有乾、全增瑕等光华教授在1931年春辞职。[76]由于新月派此前在中国公学有相当影响，且立场与马君武接近，故马君武援引光华辞职诸人来中公任教。光华风潮中辞职的罗隆基、潘光旦、董任坚、全增瑕等到中公任职，一方面打破中公原有的平衡，侵犯了教职员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了校内的对立，另一方面在对国民党势力共同抵制的共识下，光华诸人的入驻更坚定了马君武一意对抗的决心。
1月2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长童行白呈报中央训练部，称：
根据本党同志报告及局部派员详查所得之事实。综其要点，可得列举者如：
一、该校既奉部令改称独立学院，何得仍称普通大学，该校长抗不遵命，弁髦法令于此可见。
二、该校教职员中有如许反动派别，该校长事前既不予以查办，又复甘心附逆，充任国家主义派之高等顾问，使全校均陷于该派势力控制之下而未由自拔，其联合反动，蓄意谋叛之罪状，虽百口莫辩。
三、该马君武身居大学校长，应如何束身自爱，作育青年，以建百年树人之大计，乃舍此不图，竟嗾使无知青年，供其爪牙，既以派别自居，复以派别攻人，使全校弦歌之声一变而为打倒拥护之口号，风潮既起，受其麻醉之无知学生，于大庭广众之间作聚众扭殴本党同志之暴举，该校长亦充耳不闻，复加本党同志以开除学籍之处分，是无意认暴动为正当，视本党如仇敌，谓非发纵指使其谁能信。
四、马君武因措置失当，经校董会议免职，以于右任先生充任，迨于先生宣言就职，马又纵令所谓代表团者出面拒绝，而佯为逍遥海外，待至于氏被拒，则又厚颜无耻到校视事，是则拒于迎马之举，其为预定计划，不辩可知。而况该校为私立大学，任免校长之权既属诸校董会，今马之去留竟可由个人之意志为进退，视校董会若无物，其藐视法律，喧宾夺主，诚不知世间尚有羞耻事。
五、党义为必修之学科，纪念周为隆重之仪式，乃该校既无党义，又不举行纪念周。教师不以检定合格者充任，而委之于反动教师之师更属藐视本党，诬蔑总理之至。
综上所云，该校长实为罪魁祸首，万难再予姑容。况当此反动空气弥漫全校，坚壁清野，俨成敌国，校董会既无法处理，则解决办法自有待于政府之处置。属部心所谓危，难安缄默，为特拟具正本清源，彻底整理办法数则于下：
一、该校名称与组织，均属违反部令，应即立于撤消立案，并令停止活动，听候整理；
二、马君武既无法律上之地位，雀巢鸠占，厚颜无耻，应令当地公安局缉拿归案，处以反革命之罪；
三、该校校董会份子复杂，泰半为研究系份子，应咨教部明令改组；
四、该校反动势力已根深蒂固，应咨请教部派员接收，实行整理；
五、该校校长暂由教部委派，俟校董会改组完善后再交由校董会选任之；
六、该校教职员及学生之反动者，应即查明，分别予以撤职开除及其他法律之制裁；
七、上项办法实行后，所有该校党义教育部分，由局部遵照钧部命令，代行考查，切实指导。[77]
从上述呈文可见，外部环境对于马君武来说已非常不利，但在此压力刺激之下，马君武非但不表示退让，反而益加激烈，一意与党部及校董会对抗。
1931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到上海查办中国公学学潮事。查办委员三人中有与校董王云五和刘秉麟相熟者，王云五等与之相商风潮解决之法，决定，“一方面想维持私立学校的精神，由校董会自行负责处置，以免由政府派人接管或停办。一方面又想取得马先生的同意，由他向学生解释，免再生误会。查办各员均认此办法很妥当。我们并力恳蔡先生，如果马先生同意，把学校交由校董会暂行接管，那时候须请蔡先生暂以董事长名义行使校长职权，而以南陔为蔡先生的实际上代表，一面从教员中选聘两位中立的人暂任总务长和教务长。这样一来，风潮便可平稳地过去，然后照章推选第三者为校长，从董事会手上接替，便不至再有其他风潮”[78]。于是，王云五与马君武相商，请其离校。当时马君武也曾向查办委员表示愿脱离，并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谈话表态。查办委员即据此意与蔡元培接洽，蔡允以董事长名义去维持。王云五及刘秉麟主动与马君武商谈校董会接手之事，当时由马提出五个条件：（一）丁鷇音免秘书职；（二）凌舒谟不准复职；（三）帐目交会计师清查；（四）教务长由马保荐二人，戴君亮与董［任坚］，由蔡择一个；（五）总务长须与风潮完全无关系之人。王云五及刘秉麟即根据这五个条件，与蔡元培商量。最后双方基本达成一致，但校董会表示不接受免丁鷇音校董职。马君武1月31日函告，表示不能按此前条件办理交接，拥马的代表团也到蔡元培住处表示拒绝任何第三者，调停遂成僵局。[79]王云五在2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提到，“我在万忙之中，和南陔两人牺牲了三日工夫，把马先生所提各条件都办妥了。想不到马先生竟给我们一封出乎意外的信，就是取消了从前应许的办法，说学生有种种误会。蔡先生若来维持，必受反对。末了还很负气地说，如果我们要照从前议定的办法，他便不负责。语气之间，显然含有严重的意义。我们为着这封信，只好明白告诉蔡先生。那时候蔡先生已被学生代表麻烦到不堪，一再留言誓死反对第三者。这当然含有反对蔡先生暂行校长职权的意义在内”[80]。实际上，正如胡适所言，马君武“不肯真心辞职，便不能与校董会合作”，而且马君武“不但不制裁学生，还纵容学生”。[81]
马君武在原来的教务长凌舒谟正常在职的情况下，聘董任坚为教务长，等于逼迫凌舒谟辞职，由此引起凌的不满。据胡适日记1月13日记，“凌舒谟来，说他刚回校，便听说马君武先生已聘董任坚为教务长，并闻有两广学生二百余人签名攻击凌君。他疑心这是君武的手段。我力辩君武不至如此卑劣。但君武此时换教务长是不好的，不先和凌君商量，尤为不当”[82]。1月23日，中国公学教务处全体职员发布启事，“马君武先生反抗校董会批准辞职案，不肯交代，近更压迫凌教务长辞职，同人等爱护中公不能不忍痛暂行停止办公，冀其早日觉悟”[83]。教务处1月28日又发启事：“自凌教务长被迫离校后，即怂恿代表团干涉教务，同人等处此威胁之下，办事棘手，遂不得不暂行离校，非马氏交代后决不回校复职，在离校期内所有教务处一切对内对外文件不生效力，特郑重声明以免外界误会。”[84]教务处职员罢工，等于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无形停顿。为恢复正常秩序，拥马派决定采取强制手段收回教务处。1月29日，罗隆基、董任坚、潘光旦诸人带工人将教务处窗户撞开，入内搜检，并指派代表团学生代行教务职权。[85]
反对马君武单方面调整校内人事的中国公学教职员会于1931年1月29日上书校董会，要求马君武离职。在这些教职员眼中，马君武俨然成了把持权力的独裁分子。伪文凭一事在学潮中成为倒马派攻击马君武的一大武器，他们以马君武“贿买学生充其爪牙”大做文章。中公教职员会发表反对马君武的宣言，表明随着风潮的持续，人心思定，是非曲直已不甚重要，对马君武的同情与支持日渐流失。[86]
2月1日，马君武在中社召开谈话会，宣布新学期开学日期及聘定之教职员，同时表示，“本人做事向以负责为己任，况目下中公谣言时候，本人尤愿独自承担，以期无负一千数百多同学求学之心”。在此次谈话会上，到会教职员六十余人，会上宣布成立中国公学教职员会，推选李青崖、潘光旦等九人为常务委员，教职员会当即通过决议案四项：1.由常委将学潮真相向各界声明；2.由常委向各校董面述各种经过情形；3.由常委将本会成立经过登报通告各界；4.由教务处总务处图书馆各部负责清点前教务处文件损失之确数。[87]马君武此举一方面表示自己无意退职，另一方面通过成立新教职员会为自己确立校内的民意基础，以教职员会与校董会抗衡。
事情发展到2月2日，似乎注定了要在这一天发生激烈的对抗，当然这也预示着终结的时刻快到了。据徐志摩向胡适报告当日情形，“今日中公又演武剧（闻丁任指挥），任坚几乎挨打。下午开董事会，罗让学生去包围杏佛，未知结果。当场辞职者有五人之多（丁、刘、高、王、蔡）。君武气急败坏，此时（星期一夜十时）在新新与罗、董、潘议事，尚不知究竟，恐急切亦无所谓究竟也”[88]。
马君武此前一系列举动迫使倒马的学生及校董会必须有所表示。否则马君武在校内造成既定事实，校事步入常轨，则倒马一派更无从下手。在此背景下，倒马一派的学生采取暴力手段破坏马君武确立的秩序。2月2日，丁鷇音及离校教职员数人，到吴淞指挥国民党籍学生王国屏、李雄、龙英杰、聂海帆等29人，暴力捣毁校长室、教务处、总务处，同时由丁鷇音至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署请求派出警察，把持校门，任反马学生在内捣乱，禁绝他人入内维持秩序。[89]马君武请当地驻军营长熊克禧派兵拘捕乱党，虽派兵一排至校，然以校董会主席蔡元培有电，请其维持原状，所以未加拘捕。马君武无奈于2月5日上书教育部，请政府派员调查真相，按律惩治。[90]
2月2日，蔡元培召集校董开会，到会校董还有杨杏佛、王云五、刘秉麟、高一涵、丁鷇音、马君武六人，开会时，拥马的学生代表到会场表示对蔡元培的反对，校董会改地点另开。学生代表又至，蔡元培、王云五、刘秉麟、高一涵、杨杏佛、丁鷇音六人决意辞校董职表示抗议，并表示校董会无力负责，一切请教育部处置。[91]至此，原本都是师友同人的诸校董，竟不能商量和平解决办法，而必待政府出而代谋。校董会的分裂是党部得手的重要内因，据当时在校学生范剑涯所言，“国民党CC派早就想夺这所学校，加上董事会内部派别纷争，几乎年年挑动学生闹学潮，便于他们夺取学校的领导权”[92]。
至此，教育部出面干涉。2月6日，教育部派顾树森、朱应鹏、岑德彰为中国公学临时接管委员，顾树森系教育部代表，朱应鹏代表上海市党部，岑德彰则系上海市政府代表。[93]中国公学临时接管委员会做出如下决定：1.遵照部令启钤接事；2.将校内非法团体一律解散；3.放假三星期，将开学日期延展至3月1日，限全体学生三日内离校。同时遵照部令，以前发给各教职员的聘约，停止发生效力，所有教职员等新校长发聘约。[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