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中国公学大事记
1905年
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该规程共有十五条细则，其中：“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第十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因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的学生。”
12月1日，留日学生总会召集干事及各省分会代表，撰成《学生公禀》，上呈清政府驻日留学监督杨枢。
12月3日，留学生会馆召开各省留学生代表会议，决议各校代表和会馆干事一同前往清政府驻日使馆，要求彻底取消取缔规则。
12月5日，主张罢课的各校成立联合会，议决，不能达到目的则行使自由归国之权利。
12月10日，湖南同乡会开会，决定全省留日学生，一律退学归国。各省同乡会多数与湖南取一致态度。12月10日，留学生总会商议归国事，到会者数千人，一致决议退学归国。
12月10日，留学生总会推举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四人到上海担任招待，筹划兴学事宜。12月21日，刘棣英、吴勋、王敬芳等人抵沪。12月26日，留日学生总会设事务所于派克路东升里。
1月9日，留学生总会事务所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举定总会职员，
1906年
1月12日，日本文部省采取和缓措施，部分修改取缔规则条款，清政府驻日留学监督也要求所有归国学生返日复课。
1月13日，留日学生会馆召开第二次各省代表会议，议定行止，决定创办学校于上海，定校名为中国公学。
1月17日，第三次各省代表全体会议召开，决定在校内分设评议和执行两部，并分别选举产生评议员与执行部职员。
1月20日，举郭果能、安永昌赴日聘请教员，一面置办校具为开学之筹备，一面举谭心休赴湘筹款，刘棣英亦赴南京筹款。
1月22日，中国公学干事刘棣英等诸生请郑孝胥任校长，郑以“病后，不愿与官府往来”为辞婉拒。
2月28日，中国公学开堂授课，计收学生260余人，共分有高等甲、乙两班，普通甲、乙两班，另有师范班、理化班。
3月4日，学校租定虹口新靶子路作为校址。同日，行开校礼，至此中国公学终告成立。
3月28日，由发起人及评议员开第一次选举会，公举学监三人、职员十人办理校内外一切事务，王敬芳、彭施涤、谭心休被举为学监。
4月9日，中国公学开学不久发生江苏学生五十多人退学的风潮，另组健行公学。
4月13日，投江自尽的烈士姚宏业的尸身和遗书被发现。5月12日，中国公学在上海颐园开追悼会，绅商学界到者颇多，群相哀烈士志，筹所以助公学者。
1907年
3月，两江总督端方电请郑孝胥任中国公学监督。
4月，两江总督端方上奏学部请拨中国公学经费奏片，饬财政局每月筹拨一千两作为中国公学开销。
9月，王敬芳会同宝山县核准校地。
10月15日，两江总督端方批准上海道禀请拨吴淞官地于中国公学建校。
12月，由张邦杰、王敬芳和黄兆祥三干事发起修改学校章程，取消评议部，干事不再由评议部选举产生，改由监督聘任。
1908年
3月，郑孝胥请辞监督职，两江总督端方及公学教职员均表示挽留，郑孝胥“劝令先立董事会，再定办法”。
4月2日，江苏提学使夏敬观继郑孝胥任中国公学监督。
5月，沪宁铁路完成，火车将通，中国公学全体教员及学生旅行南京三日，并受两江总督端方之招待于总督衙门。
9月，总董张謇请宁苏浙赣各省协力资助中国公学常款，共任其难。
9月13日，中国公学校董会正式成立，校董会推举张謇为总董，熊希龄为副董，列名董事者有张謇、熊希龄、郑孝胥、罗焕章、陈三立、马相伯、喻兆蕃、于右任、夏敬观、谭心休、钟文恢、王敬芳、黄兆祥、张邦杰、梁乔山、孙镜清、彭施涤、谭倬云。
9月27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经过时，监督夏敬观贴出完全否认学生有权改订校章的告示。同时，发布另一道布告，开除主事学生。
9月28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议决数事：（一）辞退王敬芳；（二）要求取消开除二代表之公布；（三）举人至东京请本校发起人共来上海另选干事；（四）章程一事应请本校发起人与董事会诸先生及本校舍监教员及公学代表共同议改；（五）公举代表请公正名人清查账项。下午学校贴出布告，开除学生罗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声言：“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
9月29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但董事会不肯开会。
10月1日，学生开始商量学校解散后的问题，夏敬观和王敬芳雇来印度巡捕，携带武器守在门口准备对付闹事学生。双方冲突达到极点，局面难以挽回。
10月2日，董事陈三立出面调停，但其调停之法，以前此种种公布俱作为无，敦劝学生仍旧上课，干事依旧任事。
10月3日，学生复开大会，同学以为王敬芳必不去校章必不改，而校事一复其风潮未起时之故态。大会议决派代表四人与干事诸君算清账目，要求退还膳学费及各生开办费藉于解散后不致有流离困苦之忧。下午，学校又出布告，“暂停膳食，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待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布告一出，群情激昂。167名学生退学自办中国新公学，与旧公学相对抗。
10月12日，退学学生租定爱而近路庆祥里一处房屋作为校舍，聘请教员开课，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新公学成立后，学生按原来的学校章程，实行自治，选出干事朱经农、李琴鹤、罗毅负责庶务、教务和斋务。
1909年
1月，两江总督批准中国公学董事会立案。
3月，中国公学第三次董事会会议，议决的重要提案还有建筑校舍招投标事宜及开高等本科事宜。
6月，端方上奏朝廷，提出筹建工科大学之计划。
7月8日，张邦杰与罗毅到郑孝胥处，双方都同意新公学停办，学生仍归中国公学之办法。至7月11日，郑孝胥接到中国新公学来书，称新旧公学合并事，校内已开会，公议作罢。
8月13日，新公学李琴鹤、薛传斌致书熊希龄，称江苏巡抚程德全允助新公学银三千两，专为建筑校舍之用。
10月，张邦杰力疾督工，不幸尽瘁而死。
11月13日，新中国公学董事李平书及干事罗毅、李琴鹤与原中国公学董事郑孝胥，干事梁乔山、谭心休会商议合并办法，“约定即日将庆祥里新公学房屋退租，学生皆移入中国公学，所有新公学欠款由公学分别缓急酌为认还”。
11月17日，中国公学开合并会。
1910年
7月28日，中国公学董事会开会，决定“改为监督行事之法”，“以夏敬观为监督，驻学办事，各教员、职员皆由监督聘订，别定严肃规则，以除从前之习气”。
9月，中国公学校舍建成，学校由新靶子路迁往吴淞。
1912年
1月，中国公学各董事集议恢复办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加入董事会。
2月，熊希龄被推举担任中国公学校长。
3月21日，临时政府批准中国公学董事会所请，将源丰润银号倒欠政府官款项下370余万元拨充学校基金。
5月，熊希龄因一时不能回沪，乃请谭心休代理校长。
8月，学校将前清时大学预科旧生30余人召回继续授课。
9月，董事会公举黄兴任总理，负责校务。恢复后的中国公学有意扩大办学规模，在续办工科基础上，另增设政、法、商各科。
9月3日，中国公学举行民国建立后的首个开学式。
11月4日，在校董的推许之下，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请政府依照前案拨付源丰润款项充学校基金。但此款已被挪作他用，始终未能拨付。
1913年
1月，续招大学预科第一部学生两班，以中国公学总理黄兴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各省选送考生进中国公学学习。
4月17日，校董熊希龄向袁世凯呈请，鉴于源丰润之存据已被政府作为偿付德商欠款的抵押品，短期内无法接收，故提议由财政部拨发8厘公债票150万元，作为中国公学常年经费，按年领息。因政局变动，该款也未能如数拨付。
7月28日，上海讨袁军司令部迁到吴淞中国公学校址，学生纷散，随后南北两军在吴淞开战，对校舍造成严重破坏，学校遂暂行停顿。
12月，经校董熊希龄接洽协商，决定中国公学与北京的国民大学合并，两校合并后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在上海保留中国公学中学部及在校之专门科。
1914年
春，中国公学移董事会于北京，推举汤化龙为董事长，王敬芳为校长。
2月20日，教育部令视学张宗祥、汪森宝赴上海视察中国公学。
6月，中国公学甲班毕业之际，沪上报刊对中公办学成绩颇多赞誉。
1915年
3月，教育部批准了中国公学的立案申请。
夏，与英商福公司交涉结束，福中公司成立，胡汝麟、王敬芳两人要求福中公司每年提款5万，以3万元补助河南公益事业，以2万元补助中国公学。
1916年
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专门科政、法、商各班在校生毕业，仅余中学生数十人。
1917年
3月，因上海吴淞中学部停办，经呈请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国民大学与中国公学分离，原国民大学改名中国大学。
1919年
2月，中国公学校友会为恢复公学积极奔走，“派遣干事李荫秾、刘秉麟二君赴京，与福公司接洽，请其拨发常年补助之两万元，直接交付公学”。
5月17日，中国公学董事会在北京恢复，选举熊希龄为会长，王家襄为副会长，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等为常务董事，王敬芳以常务董事资格兼任校长，议定开办商科专门及中学。校长王敬芳有事不能南下，委托刘秉麟于5月22日到上海接收办理开学事宜，在此之前由校友会组织的筹备处解散。
1920年
9月，梁启超为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发募捐启，其中谈及改办大学之计划。
1921年
春，中国公学原教务长刘秉麟留学英国，于是由梁启超推荐，王敬芳乃请张东荪为教务长，代理校长职权。
7月，舒新城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职。
10月11日至11月20日，中国公学发生驱舒（新城）逐张（东荪）风潮。
1922年
秋，原来的中学部改名为中国公学附属吴淞中学。
秋，教育部令准中国公学商科专门改升大学。张东荪因事繁坚辞代理校长职，王敬芳请陈筑山代理校长职。
1923年
5月，因商科与中学部的矛盾，学校发生风潮，内部出现波折，校长陈筑山一度离校。
9月，“以商科大学来学者日盛，势不得不力图扩充，又因添办高级中学，吴淞校舍实不敷用，故将商大迁移上海”。
秋学期起，中国公学商科学制决定“改用点位制（即Unit），各种学科为一百点，每学年约读三十点，以科为班，不用年级制”。
10月，中学部主任舒新城去职，陈筑山继任。
1924年
4月，财政部发给元年公债整理债票二十万元，自1924年1月起息；同年8月，续发前项公债二十万元，自1924年7月起息。上项利息，每年六厘，其第一期至第十期，经财政部核准由盐业银行拨付三万元。其第十一期以下之利息，1925年财政部核准由福中公司每年应缴统税捐费十万元内分四期拨付，每期六千元，至该项公债正式付息时止。此案虽由财政部核准，但不久河南即成战区，矿务停顿，不但不能由统税项下拨付此款，即原有每年两万助款亦完全停止。
6月，陈筑山因病不能经常往来于沪淞两地兼顾商大与中学两部，商请董事会，由张东荪任商科大学学长，其专办高中。
1925年
春，中国公学大学部由上海迁回吴淞炮台湾旧址。
1926年
5月14日，教育部派员视察中国公学。
7月5日，教育部开部务会议，通过中国公学的立案申请。
1927年
春，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校长张东荪避居租界，中国公学陷入无人负责的状态。
4月3日，应中国公学学生会请求，中国公学校友会开理事干事联席会议，“当经公举理事何鲁君前往维持，并经何君提议组织校友会常务委员会，众意均赞同，遂推定杨杏佛、何鲁、刘南陔、李伯嘉四人为校友会常务委员，陈幼璞为常务委员会干事”。
6月24日，中国公学董事会在上海开会，出席者叶景葵、夏敬观、熊克武（但懋辛代）、但懋辛、杨铨、胡适、丁鷇音、刘秉麟、周烈忠、余际唐、何鲁等。董事会决议，推举“赞助学校最多者如熊克武、杨铨等十余人为新董事”，又确定“旧董事蔡元培、叶景葵、夏敬观及新董事熊克武、杨铨、刘秉麟、何鲁七人为常务董事，何鲁为校长”。
1928年
3月，学校发生风潮，学生要求驱逐何鲁。
4月8日，中国公学校友会学生会开联席会议，否认何鲁校长资格，推于右任为该校校长，并由该两会代表到校暂行接收，何鲁自动将退职书交出，脱离校长关系。
4月27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开会，在沪校董熊克武、王云五、夏敬观、胡适之、刘南陔、朱经农、但怒刚、余际唐、丁鷇音等到会，在京校董蔡孑民函托王云五为代表，杨杏佛函托朱经农为代表，讨论校长问题，当即票选胡适之为校长，仍由熊克武负责筹款事宜，但懋辛任总务长，丁鷇音任校董会秘书。
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胡适召集全体教职员开会，追悼济南惨死诸先烈，并讨论日本出兵侵略山东事，决定通电全国一致讨日。
5月5日，胡适到中国公学召集校务会议，通过三个决议案：拟定校务会议组织大纲和教务会议组织大纲、成立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
6月，杨亮功任中国公学副校长职，胡适留任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6月，中国公学又向大学院呈请立案。
6月10日，中国公学新的校董会经选举产生，蔡元培、胡适、于右任、马君武、杨铨、王云五、朱经农、熊克武、但懋辛、王敬芳、刘秉麟、丁鷇音、何鲁、叶景葵、夏敬观十五人被选为校董。
6月25日，胡适在中国公学行就职礼。
7月8日，胡适与副校长杨亮功及教务主任凌舒谟商量，决定把法律系废去，把理科三系合为数理学系。
1929年
春，熊克武辞董事长职，由校董会公推王云五为董事长。
3月，中国公学校董会开会决定，将中国公学的经过情形写成书面报告，连同所填大学院颁发的私立学校校董会立案表二册，呈请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存查，并转呈教育部审核，请求批准立案。未获批复。
6月，教育部训令，称中国公学编制不合大学组织法所规定，责令中国公学改正。
8月，国民党上海市三区全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认定“胡适言论荒谬请教部撤职”。
9月25日，国民政府令行政院准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呈请教育部撤去胡适中国公学校长职，令教育部警告胡适。
1930年
1月，教育部派黄建中、朱经农、郭有守到中国公学视察，将视察结果写成书面报告，并带回中国公学一览表、中国公学大学部职员一览表、学生名册等多种资料，呈请教育部鉴核施行。
1月12日，学期临近结束，胡适向校董会重提辞职事，并推举校董马君武继任校长。
2月1日，上海市党部执委的常会上，六区党部三分部呈请严重处分胡适，规定非党员不得充任学校校长，并附具意见转呈中央。
4月13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决议，“因近年学生人数增加，吴淞原有校舍不敷，议决增建可容五百人之校舍，推马君武、杨杏佛、丁鷇音负责进行”。
5月，教育部批准中国公学立案，惟令上海特别市教育局令该校改称学院。
5月，蔡元培接任中国公学校董会主席。
5月15日，校董会主席蔡元培代表校董会接受胡适辞职。
5月19日，马君武到校就职。
6月8日，马君武在“校董会临时会席上，因建筑案，提出辞职会（书），经出席各校董退还”。
9月，中国公学新校舍建成，八字桥分校并入吴淞校区，所有新旧学生有一千四百多人。
10月14日晚，社会科学院之政治经济系举行系会筹备会，拟改选学生会。由于意见分歧，现场发生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冲突。国民党籍学生严经照、李雄向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密报中国公学学生邓中邦、魏佐翰、林宏亮、张国辉四人为共产党，请即派兵拘捕。当夜军警到校搜检，抓走了学生邓中邦、魏佐翰两人。
10月15日上午，马君武保释出被捕的两学生，并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宣布将密报者李雄、严经照两人开除。
10月26日，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发出通电，攻击马君武“包庇反动”“压迫党员”“潜谋不轨”，呼吁各界人士同申义愤，一致申讨。
10月29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八次常会议决，要求中国公学恢复李雄及严经照之学籍。
10月30日，马君武被中华学艺社推举为出席日本学术协会代表，东渡赴日。同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开会议决，以马君武“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着即免职”，另推选于右任继任校长。
10月31日下午，拥马的学生聚集全体学生，成立拥马团体，通过决议：一致拥护马君武为中国公学校长；请求校董会收回马校长辞职之成命；取消丁鷇音校董职及校董会秘书职；并表示如校董会三日内不做肯定答复，即开始罢课，至马君武回校为止。
11月1日，拥马代表团通过的决议，通知全体同学即日起开始罢课，并发表拥马宣言。
11月6日，校董会布告于右任将于10日到校维持校务。当日中国公学四川、江西、安徽等地同学会举行联席会议，由李雄、严经照主持，组织中国公学解决风潮同盟会，请校董会即速履行决议案，欢迎于右任到校。
11月10日上午，拥马的中国公学学生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当即通过决议：自即日下午起实行罢课，非达到马校长复职目的不止。下午，于右任到校接事。10月12日，于右任在《新闻报》发表声明，表示不再任中国公学校长职。
11月12日下午，胡适和王云五持马君武的亲笔函到校训话，力劝同学尊重马君武的劝告，即日复课。
11月19日，马君武返校，开会解释学潮发生后的情况，力劝学生安心上课，以学业为重，并表示愿以任何名义为公学做贡献，不一定要居于何种名义。
11月26日，起开始到校视事，并发表布告称，由于校董多不在沪，校董会暂时无法开会，校内一切仍由马君武完全负责。
1931年
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袒护反动诬蔑本党，令教育部切实查办。
1月下旬，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到上海查办中国公学学潮事。
2月1日，马君武在中社召开谈话会，宣布新学期开学日期及聘定之教职员。
2月2日，蔡元培召集校董开会，到会校董还有杨杏佛、王云五、刘秉麟、高一涵、丁鷇音、马君武六人，开会时，拥马的学生代表到会场表示对蔡元培的反对，校董会改地点另开，学生代表又至，蔡元培、王云五、刘秉麟、高一涵、杨杏佛、丁鷇音六人决意辞校董职表示抗议，并表示校董会无力负责，一切请教育部处置。
2月6日，教育部派顾树森、朱应鹏、岑德彰为中国公学临时接管委员，临时接管委员会做出如下决定：1.遵照部令启铃接事；2.将校内非法团体一律解散；3.放假三星期，将开学日期延展至3月1日，限全体学生三日内离校。同时遵照部令，以前发给各教职员的聘约，停止发生效力，所有教职员等新校长发聘约。
2月14日，中国公学召开校董会，改推邵力子为校长，朱经农为副校长。同时准丁鷇音辞职，另加推邵力子、陈果夫、潘公展、朱应鹏、吴开先为董事，新推选的校董均有深厚的党国背景。原被开除的学生李雄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严经照恢复本校学籍。
2月22日，邵力子到校与教育部临时接管委员会办理交接，23日为学生到校报到登记日，并定于3月2日开学。
3月，校长邵力子聘请戴君亮为教务长，朱应鹏为秘书长兼总务长，李青崖为文学院长，应成一为法学院长，刘秉麟为商学院长，童行白任训育长，负责学校的党义教育和学生党员的指导。
4月，邵力子从杜月笙处获得捐助银币三万元，用于建设科学馆，科学馆于12月中落成。
6月，朱经农以侍奉母亲为由向校董会请辞去副校长职，随后就齐鲁大学校长职。朱经农辞职后，校董会改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潘公展为副校长，同时校中改聘樊仲云为教务长兼政治经济系主任。
11月，因部分学生对抗日宣传分工有异议，要求改选干事会。中国公学副校长潘公展鉴于学生抗日运动逐步向反政府运动转化，以未经学校批准的改选不合法为由，对新当选的干事进行训话。潘公展的训话引起校内学生的抗议，聚集在校长室外的学生向校长室扔石头，潘公展被迫离校。为此，潘公展、朱应鹏相继辞职。中国公学校董会推选樊仲云、刘秉麟、谢六逸及胡耀楣四人为校务维持委员，暂行维持校务。
12月，邵力子受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向董事会请辞校长职。
12月中旬，校务维持委员会解散，校务由教授会主持。
1932年
2月7日开始，日军飞机对吴淞轮番轰炸，中国公学的主要建筑基本被炸毁。
3月1日，中国公学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赁屋开学。内部组织，一仍其旧；校长职权，由教授会代为执行。教授会推李剑华、汪馥泉、袁税伯、刘秉麟、区克宣、康次由、潘震亚、朱通九及傅东华九人为执行委员。另有总务长胡耀楣、教务长樊仲云负责日常校务。
3月10日开学，学生人数大减；文学院43人，法学院398人，商学院40人，高中部216人。
5月19日，中国公学抗日救国会在学校大礼堂开会，租界巡捕房到场拘捕大会主席田恒，激起轩然大波。后学生代表到捕房交涉，得知系樊仲云告密，请法捕房到校捕人。学生代表回校后向全校宣布内情，发起驱逐樊仲云的运动。
6月10日，中国公学校董会议在蔡元培寓所举行，讨论解决学校学潮问题。董事会议决：校董会准邵力子辞校长职，由朱经农任新校长，朱经农未到校前，由常务校董杨杏佛、但懋辛、熊克武代表校董会暂时维持校务；学校现行之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制度，执行上殊感困难，应即废止，改设注册、文书、庶务、会计四主任，受校长之指挥，分任校中事务；学校之董事会，常务校董人数改为五人至七人，任期一年，推定于右任、王云五、高一涵、朱经农、但懋辛、刘秉麟、杨杏佛七人为本届常务校董；设立复兴委员会，负责计划并实现学校复兴之责，推定熊克武、陈果夫、蔡元培、于右任、王云五、邵力子、徐新六、马君武、胡适、任鸿隽、张公权、杜月笙、胡石青、杨杏佛诸先生为委员。杨杏佛、但懋辛于6月11日上午到校接管校事，学校开始恢复正常秩序。
7月21日，中国公学校董会以反动学生暴力盘踞校舍校务负责无人为由，呈请教育部派员接收整理。校董会鉴于学校内部情形的复杂，于8月10日议决暂行停办，三、四年级生赴其他各校借读，一、二年级生转学。
1933年
2月18日，在法政、持志、中大等校借读的原中国公学学生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借读各校的中国公学同学联席会议，一致决议呈请校董会于最短期内恢复中国公学，并发表宣言争取社会同情。
3月10日，中国公学重新开学。校董会决定推选熊克武为校长，熊凯祥任教务长，觅定贝当路汶林路房屋为校址。
3月23日，教育部电令中国公学校董会停办中国公学。
冬，熊克武向校董会提出辞职。
1934年
3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允任中国公学校长，中国公学校董会函请熊克武办理交代，另聘朱应鹏为秘书长、韩觉民为总务长。
4月16日上午，中国公学大学部补行开学典礼，到校董及师生四百余人，由新任校长吴铁城主席。
1935年
2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召开的中国公学校董会会议，到会的校董有潘公展、吴开先、于右任、王云五、朱应鹏等，蔡元培辞董事长职，改由于右任任董事长。吴铁城请辞校长职，董事会决议慰留。另决议加聘本校教授陈济成为副校长，朱应鹏为校董会秘书。
2月14日，吴铁城仍坚辞中国公学校长职，由校董会出具慰留函，托潘公展劝勉，吴铁城才勉强表示同意。
5月，吴铁城面谕上海市工务局派员勘估吴淞中国公学旧址各项建筑物修复费用，工务局经过查勘，估计全部工程约需洋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1936年
1月，中国公学仅剩文、法两院的文学、法律和经济专业的部分学生，教育部令办至现有学生毕业为止。
8月13日，吴铁城约校董谈话，商中国公学复兴问题，到者蔡元培、陈济成、潘公展、吴开先、朱应鹏五人。讨论结果，上条陈于校董会，推于右任、邵力子、胡适之、吴铁城及蔡元培五人为筹款委员会，请中央拨款十万元，各省市政府合助十万元。
1937年
5月，中国公学南京校友会成立，到会校友及党政机关代表130余人，特邀请陈立夫、戴季陶、孙科、孔祥熙等诸多党国要人担任名誉理事。
8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案，“拨助复兴中国公学基金十万元，先行恢复中学”。
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以“该校兴发历史，确有足资纪念之处，且上海创设规模宏大办理完全之中学，尚有需要，允准拨助经费十万元，限定恢复中学”。因全面抗战爆发，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