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分裂与马君武免职事件
马君武上任不到半年，即被校董会免职，并引发持续数月的风潮。马君武与胡适同样反对党治，故而党部对马君武同样不满。[24]虽同样面对党部的压迫，但与胡适的辞职不同，马君武是在校内被打倒的。[25]曾有中国公学学生事后谈及风潮的起因，认为党部很早就注意中公了，对于胡适攻击政府非常不满，“但是那时没有机会可趁，当然不好马上接收，不过在伺着机会的到来罢了”。马君武上任后，也反对党化教育，“党部对他早已有撵而出之的意思。恰巧机会来了，马氏开除了二个学生（党员，并且是某区党部的执行委员），于是该党部就大发其宣言，罗列马氏的五大罪状。同时各区党部起来响应，诋马氏为包庇反动，压迫党员。于是校董会的党员就以‘干犯党怒’的罪状免马氏的职，这样风潮就闹起来了”。[26]此说点出了胡适与马君武同为党部所不容之人，但党部能否得手则取决于校内的变局。
1930年10月30日，马君武被中华学艺社推举为出席日本学术协会代表，东渡赴日。次日，报端即出现马君武被免职的新闻。据报载，10月30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开会议决，以马君武“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着即免职”，另推选于右任继任校长。[27]
校董会在马君武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将其免职，如此非常举动，显然是有人背后推动的结果。据胡适日记，10月30日晚，其到上海，当时校董会已开过，次日晨，蔡元培请他去，校董王云五、刘秉麟都在。胡适与诸人谈，始知真相，马君武免职事件“皆鷇音与杏佛二人造成的。杏佛已与于右任先生接洽好了，真有免君武职的局势，故云五代君武辞职，以保全君武。小人犹不满意，故造出免职的话”[28]。另据蔡元培致胡适的信中提道，10月30日晚的校董会是由丁鷇音发起召开的，丁鷇音提出校董熊克武、但懋辛有对于马君武的弹劾书，所以开会讨论马君武的去留，但会上王云五代马君武辞职，未提起弹劾。[29]
至于此次提出弹劾的理由，可能跟滥收学生影响校誉有关。蔡元培对此弹劾也表示支持，故马辞职在校董会得以通过。据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及：“‘或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未恢复以前，对于假文凭实不能宽恕，犹之我等未曾实行共产而废钱币以前，对于伪造纸币等不能承认也。收回学生，弟亦闻不过十余人，然闻所收学生程度有甚低者，又闻招考已过，而陆续收生直至开学日。为多得学费而滥收学生，本私立大学通病，但太滥则校誉不免有损。马先生既已辞职，既往不咎，望继任者随时补救耳。”[30]
据通晓内情的杨亮功称，马君武免职事件“完全系马、丁冲突之结果”，并提及“昔日迎胡（适）拒于（右任），今日拒马（君武）迎于（右任），先后矛盾，出自一人，无非欲操纵学校而已”[31]。丁鷇音在其负责草拟的校董会宣布于右任到校维持校务的公告中，自称于右任是由他代表董事会再三敦劝才得允任的。[32]可见无论是胡适，还是于右任，出任校长均与丁鷇音有关。
马君武免职事件本来仅仅限于校内，但报载其免职的原因是“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且消息系此前被马君武开除的国民党籍学生李雄透露给报界的。[33]《时事新报》所登李雄的来函，函件所署日期为10月30日，即校董会开会当天，而李雄又未与会，可知其消息是由与会的校董透露。由此可知，校内的倒马势力与党部的倒马运动相互借重，而此前党部对马君武已极度不满，只是苦于无处措手，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
马君武到任后，实际上面临着外部压迫和内部分裂的双重压力，而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则是开除国民党籍学生的事件。1930年8月，中国公学吴淞校区新宿舍竣工，原租住八字桥的社会科学院迁回本部。10月14日晚，社会科学院之政治经济系举行系会筹备会，拟改选学生会。由于意见分歧，现场发生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冲突。国民党籍学生严经照、李雄[34]向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密报中国公学学生邓中邦、魏佐翰、林宏亮、张国辉四人为共产党，请即派兵拘捕。当夜军警到校搜检，抓走了学生邓中邦、魏佐翰两人。10月15日上午，马君武保释出被捕的两学生，并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宣布将密报者李雄、严经照二人开除。李、严二人不服，迭向国民党各级党部申诉。
10月25日，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发表通电，攻击马君武“包庇反动”“压迫党员”“潜谋不轨”，呼吁各界人士同申义愤，一致申讨。[35]10月26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包庇反动份子压迫本党同志八区党员李雄同志被无故开除学籍应如何严惩以清反动案”，议决：用本会议名义发表宣言。[36]10月29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八次常会议决，要求中国公学恢复李雄及严经照之学籍。[37]对于党部的通电和决议，马君武均置之不理。可见，党部虽有意干涉李、严二人开除一事，但中国公学系私立大学，对于在校政拥有最高权力的校董会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党部只能等待时机。
党部对马君武的忌恨与部分校董对马君武的不满促使二者在倒马问题上的合作，于是有前述马君武免职事件。马君武在后来的校史中谈到此次争执的缘起时称，关于新校舍的建设，在胡适任内即已决定，但“胡校长既去职，校内忽有人对建筑事反对甚力，并值君武病中，不得君武同意，遂以校长名义去函停工。君武以为成约在先，不能翻悔，力主继续建筑”[38]。蔡元培在后来致教育部电文中也曾提到，马君武在1930年6月8日“校董会临时会席上，因建筑案，提出辞职会（书），经出席各校董退还”[39]。胡适在风潮过后给朱经农的信中也提到，“马校长手内的建筑借款，是蔡先生签字的，我是保人的一个。此事虽是后来风潮的一个原因，但新宿舍将来之实益甚大”[40]。可见确曾因建筑案引发校内争执，而能以校长名义去函停工的当然不是一般教职员，应是校董或在校内有相当权势之人。[41]
马君武认为此事背后系党派作用，“八字桥分校学生会，一年以来，操于改组派即大陆派之手，此为中国公学内尽人皆知的事。合并后未必能操纵学生会，未必能借学生会以干涉校政，如前此所用，故出死力以争之。……校董会丁鷇音前代理中国公学总务主任，以账目不清去职，时时谋向君武报复，深与彼等通气勾结，半年内改组派捣乱中公之事，皆由彼发纵指示。遂乘此机会，谋弹劾校长，预定罪名为‘干犯党怒，应即免职’八字。彼以为必可通过，竟交李雄送各报发表”[42]。不排除上述判断包含马君武的主观臆测，但从中可推知校内国民党籍学生与部分校董之间早前即已在反马问题上相互借重。李雄透露给报界的校董会决议来自校董丁鷇音，更可确证校内外两种势力的结合。
对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而言，马君武开除国民党籍学生李、严二人，不是单纯的校内事务，而是包庇共产党的政治事件。党部的一份呈文中，就将此定性为“反动势力与本党之斗争”[43]，所以党部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其实行制裁。胡适在任时，党部未能实现党化渗透，是因为校内未出现分裂，而时过境迁，马君武面对党部外在压力的同时，更致命的是校董会的倒马。在既有的校内治理框架下，校董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是无法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君武自校董会通过其免职的决议之时起，其在校内的权力斗争中即处于劣势。但马君武免职事件并未终了，反而引发了持续的校内风潮，则与校董会内部在马君武去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有关。
马君武被免职的消息发布后，校内即出现反马和拥马两派的对立。校内学生因对马君武免职态度不同而分为两派：一派是拥马的代表团，由马君武的亲信王宏实实际指挥，以两广学生居多，在校内有广泛的基础，得到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一派是反马的解决学潮同盟会，则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支持，实际也受丁鷇音的幕后指使。
10月31日下午，拥马的学生将到校上课的校董刘秉麟拥至大礼堂，聚集全体学生，要求刘秉麟报告校董会决议真相。总务长王宏实也在场，按拥马学生要求开全体大会，通过决议：1.一致拥护马君武为中国公学校长；2.选出代表请求校董会收回马校长辞职之成命；3.取消丁鷇音校董职及校董会秘书职；4.追索丁鷇音从前所吞校款一万三千元，倘不偿还，即以刑事起诉。并表示如校董会三日内不做肯定答复，即开始罢课，至马君武回校为止。会上还推选代表，组织拥护马君武的代表团，以张耀先、庞梦飞、黎东盛、刘公任等十一人为代表，负责主持交涉事宜，并设办公处，组织纠察队，力图维持中国公学秩序。[44]会后，拥马学生与校董会几经交涉，均未果。11月1日，刘公任等人到蔡元培处，请其发电请马君武回校，蔡元培表示“校董会可以叫他回来办交代，不能发别的电报”[45]。代表团立即开会决定照前此通过的决议，通知全体同学即日起开始罢课，并发表拥马宣言。
早在沪上各报报道马君武被免职的消息时，胡适即请蔡元培以校董会名义发表声明，表示马君武是自请辞职，而非所谓“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着即免职”，以澄清事实。[46]11月2日，胡适发表声明，支持拥马学生“挽留马君武先生的议决案”，并请“校董会能审虑他们的意见”。同时为表示调解立场，胡适又为丁鷇音辩诬，以人格担保绝无“丁先生吞校款之事”。[47]11月3日，胡适提出，为避免于右任接任引起校内对立两派的学生冲突，胡适提议新校长于右任等马君武回国一起到学校办理交接。蔡元培当时表示愿意发电给马君武促他早回，并将拟好的电稿交胡适看。但事实上此电并未发出，而校董会关于于右任10日到校维持的布告于6日发布，且没有告知胡适。[48]胡适直到9日才从报上知道于右任将于次日到中公宣布任职，而此时蔡元培已经身在南京。由此可见，校董会主席蔡元培受杨杏佛和丁鷇音的包围，支持倒马，对于胡适调停的主张一意敷衍。
11月6日，校董会布告于右任将于10日到校维持校务，学校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当日中国公学四川、江西、安徽等地同学会举行联席会议，由李雄、严经照主持，组织中国公学解决风潮同盟会，请校董会即速履行决议案，欢迎于右任到校。
为避免于右任接任引起校内对立的两派学生冲突，胡适仍然建议于右任等马君武回国一起到学校办理交接。于右任以10日到校“仅是维持，不是就职”为由，拒绝了胡适的建议。[49]于右任定于11月10日到校，即马君武回国前一天，意在造成既定事实。
11月10日上午，拥马的中国公学学生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当即通过决议：自即日下午起实行罢课，非达到马校长复职目的不止。[50]代表团学生封锁各教室及大礼堂，发表拥马宣言，除送报馆披露外，将一千余同学联合署名的拥马宣言书在校内公布，并派纠察员看护。同盟会的学生也在学校张贴标语，其中“欢迎党国元勋于校长”“欢迎中央委员于校长”的标语凸显于右任党国元老的身份以增加国民党籍学生的势力，而“打倒国家主义派”“打倒改组派”“欢迎于校长肃清反动分子”的标语则把校内风潮完全定性为党派政治斗争。两派学生在校内发生冲突，大打出手，引来军警干预。11月10日下午，于右任到校接事。到校前他先在吴淞党部小驻，令人把军警撤去。到校后因礼堂被封，于右任只好在操场上召集学生开会。于右任发表讲话，要求学生“应服从校董会决议案”，在校董会未经另推校长之前，由他暂时负责，并劝学生应安心学习，不可再闹风潮，静候校董会解决。[51]最终于右任到校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学校内部两派的冲突。12日，于右任在《新闻报》发表声明，表示不再任中国公学校长职。胡适等为平息学潮计，主张调解双方矛盾，未能见效。
由于蔡元培的不配合，胡适等人只能单独采取行动。马君武11日下午5时到上海，次日即到胡适家，与胡适、王云五、刘秉麟谈学校风潮解决事。学生代表要求马君武返校，胡适与王云五主张马君武暂避。为平息风潮，刘秉麟提议，当日下午由胡适和王云五以常务董事名义到校训话，并持马君武亲笔函去。马君武在亲笔函中，劝导学生“即日复课，静候校董会解决”。同时以胡适、刘秉麟、王云五三人的名义发电给蔡元培说明情况。[52]
11月12日下午，胡适和王云五持马君武的亲笔函到校训话，力劝同学尊重马君武的劝告，即日复课，并说明校董会为私立学校最高行政机构，有权决定校长人选，希望同学尊重校董会的决定，先行复课，静待校董会解决。最后将复课主张提付表决，稍有讨论，表决通过，决定次日复课。[53]
胡适因主张调解，反对于右任直接到校接收，并亲自到校发表讲话表示对马君武的支持，故成为反马的党部的眼中钉。11月1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八区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
吴淞中国公学前校长马君武，包庇反动摧残党员，业由敝会列举事实，于十月廿五日发出第一次通电，蒙各地党部先后响应，马君武自知众怒难犯旋即借故离校，并向该校校董会辞职。嗣经校董会照准，另推于右任先生继任。敝会以于先生为本党中央委员，并为首创该校历史最久关系最切之人，曾于本月九日通电欢迎。讵知该校反动分子，益觉猖獗不已，组织非法代表团设立武装纠察队强奸同学意志，假借全体名义，表示誓死拥护马君武，力拒于右任先生到校，将八区一分部及该校学生欢迎于先生之标语，尽行扯毁，并凶殴八区一分部常委王国屏同志及同学龙英杰等，又将大礼堂及各教室尽行封锁，强迫同学罢课，似此不法行为，实属反动已极。细查该校反动分子，胆敢横行如此，实由于该校少数教职员为虎作伥，有以致之。盖该校前校长胡适长校时，已在学生中厚植反动势力以为己用，更主办新月杂志，大倡反动言论，卒以不容于社会而去职，犹复野心未已，力推荐与彼政见相同之马君武为校长。马君武自到校后，种种违党事实，不仅萧规曹随，亦且变本加厉，以致反动气焰，益肆嚣张。此次马君武辞职照准，胡氏因赴北平事先未知，返沪后，闻讯之余，大为震怒，即鼓其素所豢养之反动学生，为拥马之运动。胡氏以马去于来，历年来苦心孤诣所培植之反动势力，行将扫荡无遗，故不得不作最后之挣扎。本月十二日竟敢亲自出马，代行学生会主席之职权，鼓动学生扩大风潮。胡氏并语人云余并非爱惜马先生，实因平日反对国民党员来长中公，故此次不能不贯彻主张等语。胡氏本为潦倒歹人，无聊政客，虽经中央严重警告仍复不知稍自敛迹。设不予以相当惩处，何足以儆反动而杜效尤。又查该校经政系主任罗隆基系国家主义派重要分子，业经市公安局连同该派在中公负责人员张耀先二人，先后逮捕在案。嗣罗氏以有力者为之保释，得逃法网。讵罗氏仍敢匿居该校附近，指挥反动派作种种之活动，亦应严予处分，以惩祸首。更查该校总务长王宏实，系马氏之私人，对于此次风潮，异常卖力，该代表团之种种行为，均由王宏实所主持，每次开会，必亲自出席指导，利用学校行政，为统治上之庇护，挪移学生会费为经济上之援助，并亲授锁钥于代表团，令其封锁教室，强迫罢课。凡此种种均属罪无可逭，敝会目击横流，不忍坐视，除呈请上级党部将该校反动首领及反动分子，一并严办外，并希各界敌忾同仇，一致申讨，无任盼祷，谨此通电。[54]
党部虽气势汹汹，但只能通电诉诸上级党部，实际上仍无法直接介入中公校内的改组，此时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校董会。
胡适在11月12日致信蔡元培，称“右任先生既已宣言不做校长，君武又因尊重校董会议案，不肯到校，此时解决校事的责任全在校董会。于马两君皆有‘静候校董会解决’之宣言。故我与云五、南陔均盼先生能早日召集校董会”[55]。此时如开董事会决定校长人选问题，风潮自可有解决之方法，因为无论是“倒马”还是“拥马”的学生均表示等待校董会的裁决，党部也是打着校董会的决议反马，可见校董会是解决风潮的关键所在。然而校董会本身因马君武的去留问题发生分裂，胡适、王云五、刘秉麟是支持马君武的，蔡元培、杨杏佛、丁鷇音、高一涵[56]则一意倒马，倒马一派的意见占上风，注定胡适等人的调解是无效的。
胡适在11月17日致蔡元培的信中，称学校发生风潮的责任在校董会，因“中公本无甚风潮，惟此次校董会取紧急处分，殊为失当，故引起风潮”。而风潮迟迟不能平息的责任也在校董会，胡适、王云五、刘秉麟“三个校董请求召集校董会”，校董会却置之不理，反马的校董居然以“一同辞职”为要挟以抵制马君武回校。本来“收拾乱局之责全在校董会”，校董会却无所作为。[57]拥马的代表团在一份宣言中就曾提到，“此次学潮，校董本身应负相当责任，如乘马校长赴日之际，突然准其辞职；又如学生在未罢课前，再三呼吁，凡两星期，校董会不惟置之不理，且有人包围于右任氏履行十月三十日议决案，因此激成此次巨变”[58]。而于右任到校维持，校董会无人陪同，发生拒于事件后，校董会蔡元培等人也离沪。
校内学生与校董会的双重分裂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于右任到校不可能成功接手，而于右任宣布不做校长，马君武也表示尊重校董会议案，似乎校董会开会即可解决问题，但其实两派不可能妥协。在校董会分裂且局面有利于马君武的情况下，反马的校董选择回避，以免通过开会形成有利于马君武的决议。在此情形下，马君武选择返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