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学风
胡适对于中国公学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其对于学校学风的整顿。后来中国公学的学生在胡适卸任时提到，“二年前的中公，散漫得可怕，二年后的中公，便这样整饬。……二年之间，使垂老颓唐的中国公学，改头换面，造成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中国公学。”[63]可见，胡适对于学风改变的贡献之巨。
在胡适接管之前，中国公学确实有很多弊病。“当时中国公学有些学生，既不注册，又不缴纳学费，亦不上课，把学校当作旅馆，长住不走。”[64]杨亮功为解决这一问题，以修理校舍为由，通知住校学生一律迁出学校，在吴淞镇上租屋一栋作为临时宿舍。迨迁移限期将到的前一天，仍有十余人不肯搬出。而这些学生多系不注册不缴费者，杨亮功决意开除这批学生以整饬学风。遂将开除学生之布告，连同名单携回上海，请胡适作最后决定。为确立学校威信，胡适表示同意，布告开除这十余名学生。
为提高学生素质，胡适任内对于招生标准严格要求。杨亮功到校不久，即开始办理招生，当时因学校风潮甫定，一切尚未着手整理，报名投考者仅一百余人，结果录取三十余人。此举即宁缺毋滥。当时沪上很多私立大学为提高学校经费，就放宽录取标准，多招学生，意在多收学杂费，从而降低生源素质。1929年8月底中国公学第二次招生，报名人数将近千人，仍只录取三百余人。加上原有学生，共计六百余人。到次年秋季开学，在校学生增至一千三百余人。胡适认为，学生到中国公学求学应该是希望接受良好教育，而不是专为混文凭而来。杨亮功也提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使学生在良好的环境底下，得到良好的教学。不能做到这一节，什么都是无益于事的。结果，徒然使学生程度日低，学风日坏罢了”[65]。
胡适非常注重优良学风的培养，将自己信服的实验主义作为学校的新学风加以提倡。胡适在《吴淞月刊》的发刊词中提道：
第一，我们要“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例如顾亭林举一百六十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做。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做，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第二，我们要注意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我们要处处脚踏实地，不可学今日最时髦的抽象名词战争。用抽象名词来打抽象名词，大家都是“囊风橐雾”，于己于人都无是处。
如果我们敢希望中国公学有个新学风，这个新学风应该建筑在这两条戒约之上。[66]
胡适在任期间特别注重自由讨论的校园氛围，近似于蔡元培在北大提出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据罗尔纲回忆，“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所见。有一次，有张左派壁报批评胡适说苏联派代表来北京商谈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原是约他去谈的，他那天因有事去不得，改由陈独秀去接洽，后来陈独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了。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会成为共产党员。这位批评者论胡适会不会做共产党员决定于他的思想，而不在于偶然的机会，胡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张壁报对胡适的批评是对的，但其中有许多措词却说得太过火了，学校当局要把它撕去，胡适不准，说他提倡言论自由，就要以身作则”。[67]
北伐军攻克上海后，国民党从之前的地下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并开始在上海推行党化教育。早在1927年4月20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四次联席会议上，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严抡魁就呈请党部派员到该校训练，表示服从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联席会议议决委严抡魁为中国公学党务训练员。[68]10月25日，吴淞第八区党部开全区党员大会，通令各学校切实施行党化教育，同济大学、中国公学均先后遵行，“以冀吴淞青年学子，切实认识本党主义，勿被反动派所诱惑”。[69]可见政权鼎革之际，校内一度出现高涨的革命指向，并且得到市党部的支持。但在胡适任内，党化教育受到抵制，学校既不搞党义教育，也没有突出总理遗像和三民主义信仰。[70]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胡适召集全体教职员开会，追悼济南惨死诸先烈，并讨论日本出兵侵略山东事，决定通电全国一致讨日，用The China National University全体教职员名义发宣言于欧美诸国，宣布日本罪状。这份对外宣言用英法德文由交涉署代发，并由学校各教授直寄欧美政学舆论界友人等请其代为宣传。此外，还决定于课程中加兵式体操，组织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组织五九国耻纪念讲演会，但胡适仍强调纪念国耻应取精神，打破奴性，专心研究科学以图振兴，要积极地提倡科学精神。[71]从中可见胡适一贯主张的教育学术救国的主张，即使对于逼近的国耻也主张要靠提倡科学来求得根本解决。
胡适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读书治学的兴趣，为此他身体力行、多方倡导。胡适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写作，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为此，学校创办有《吴淞月刊》，供师生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习作。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到，“许多爱做学问的少年朋友聚在一块，在这临江近海的野外，同城市隔离了，都自然感觉一种亲密的友谊，为大城市的学校里所没有的。我们想给我们在宿舍谈天、江滨论学的生活留一点比较耐久的记载”。并且认为，“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72]。
当时学校教授中作家甚多，影响所及，学生方面亦创办有许多刊物，如《中公周刊》《野马》《旭日》等。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提及：“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汛、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73]另外，学校为了奖励学生读书，特颁布一种奖学金办法，每年以全校成绩最优之五名学生入选，罗尔纲即因论文优秀获得奖学金。
胡适对于学生课外各种活动，如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等亦积极鼓励，有时他还担任演讲竞赛的评判员。他常指示学生演讲的要点，第一口齿要清楚，第二说话要慢，至于演讲稿之好坏，就要靠思想组织之能力了。[74]此外，胡适还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中国公学每年都会举行学校运动会，胡适还专门作了一首《中国公学运动会会歌》。中国公学女生篮球队、男生足球队、男女田径运动员在当时沪上高校运动会的比赛中都有很不俗的表现。
胡适在中国公学时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如吴晗、罗尔纲、胡颂平、吴健雄、黎昔非等。吴晗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由于教会学校学费很贵，又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在校时选读了胡适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写了《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在学术上初露头角。[75]随后转学到清华，半工半读，刻苦钻研，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罗尔纲1930年6月毕业于中国公学文学系，其后在胡适家协助胡适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同时协助胡适校正和整理《聊斋全集》，并因此得以浏览胡适的全部藏书，受益匪浅，后来成为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胡颂平1927年入中国公学学习，后长期担任朱家骅的秘书，至1957年胡适任中研院院长，开始任胡适的秘书和助手，负责胡适晚年的传记、年谱资料的整理。吴健雄在1929年作为师范生被保送到中央大学，当时规定保送的师范生在入学前需要实习一年，所以吴健雄进入私立中国公学任教并学习一年。其间主要学习文史，修习胡适讲授的“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得到胡适的赏识。黎昔非是1929年春由持志大学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三年级，与罗尔纲同班，1930年7月大学毕业，次年春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研究生，1932—1937年，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
胡适的开明态度给很多毕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据周枏回忆，他于1926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学的是银行会计，当时学校实行学分制，修满120学分即可毕业。到1928年7月，周枏用了两年的时间修完了毕业所需的学分，但因当时学校已由学分制改为学分与学年相结合的制度，除修满学分外，学生还需在校3—4年才可毕业。周枏虽已修满学分，但在校年限不够，所以不能提前毕业。周枏提出，“他入学时学校执行的是学分制，现在实行的新办法按理只能对新入学的学生使用。加之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恳请学校准许我提前毕业”。胡适为此与教务长凌舒漠商量，在确定周枏学分和成绩合格后，胡适提出，“我们这样办吧！学校留你在校内工作。这样，你既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又可利用时间再学一些你感兴趣的课程。1年后等住满了在校年限，再领取毕业文凭”。周枏因当时已经获得赴比利时留学的机会，所以希望能早日毕业去国外深造。胡适对周枏出国留学表示赞许，给其开具了同等学力的证明。胡适在交给周枏证明书时，还关心他离校后的情况。在得知周枏办理签证须有财务担保后，又同意做周枏的留学保证人。[76]胡适的宽厚和开明在此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1928年5月，胡适接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在其近两年的任内“学校秩序安定，教学水准提高，校内养成学生一种自由活泼读书风气，尤其是胡先生特别注意奖掖青年人才，因此他在中国公学是最为学生所尊崇的最成功的一位校长”[77]。在胡适接任校长后离校留学的旧生周枏曾言及，“前得友书，知母校本学期来，气象大新，校内教授既多国内名士，而办事方面亦极有纪律，俱见吾师鸿才硕望，自不觉手到功著，嗣后全国学子，必皆争来淞滨，求春风之广嘘矣”[78]。胡适掌校时期被称为学校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成为后来校史叙述中回忆较多的一段。但也不宜高估，一般著述会将胡适任校长时学生人数的增加作为胡适治校的功绩，但1930年前后各私立学校学生人数的增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师资的改善也不局限于中公一校，比如光华也是自由知识人聚集的学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