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校内的左翼团体及组织活动
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在上海的大学校园里都极力渗入自己的势力，试图争夺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上海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且又是文化出版中心，政治理念各异的文化人杂处其间，形成多元化的生态格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各地党部中较为强势的，而且对上海的政治及文化教育的掌控欲望也很强烈。同时，上海也是左翼文化人聚集的地方，由于一市三治造就的多元政治文化空间，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比较积极，而且对文化界以及青年学生都有很大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公学，国共两党势力的渗入，校内各种风潮不断，给正常的校务进行带来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公学衰亡的直接诱因。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重新恢复到地下状态，中国公学是中共重要的阵地。1931年1月27日，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训练部长童行百上书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呈文中，对教职员学生之政治派别曾有缕述，教职员方面，“该校原有隶属C.P之女性教授黄白薇，系左翼作家之健者，女生多受其影响，现已去职。又职员中曾有C.P嫌疑之职员二人，现均去职，故就现任教职员而言，似无显著之C.P份子”。学生方面，“该校为共产党在吴淞一带之大本营，学生邓中邦为共党吴淞支部负责人员，邓在共党历史甚久，曾参与广州暴动有案，去年长沙事件发生，亲率党徒前往工作，又去年五六月间吴淞区公安局检查处在其房中搜出共党嫌疑图章三颗，带局羁押数周，嗣经有力者为其保释有案。又查学生张国辉亦系共党要犯，去年‘五一’节在上海南京路散发反动传单，被巡捕拘局羁押，见上海各报，嗣经马君武为其设法保释有案。校中赤焰高张，为沪上各大学之冠，反动标语随处涂写，反动传单随地散发，人数约七八十人，以两广、四川、湖南籍居多，其组织表现于外者为‘中公读书会’、‘国语演讲会’、‘反帝大同盟’等，其代表刊物为‘中公壁报’，尚有‘社会科学研究会’，系其外围组织。去年上半年，曾公开活动，分发自由大同盟之传单，并请田汉等演讲，被本党党员向市党部检举逮捕数人后始变为秘密组织”[28]。
至于为什么中国公学的校内左翼文化兴盛，据当时在校的范剑涯所言，“当时这所大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收费较低；二是国民党反对派的势力较弱，所以不少思想进步的教授在那儿任教，其中还有我党的老党员，……学生中家境比较清苦的居多，思想进步的多。党在学生中的影响较大”[29]。具体的原因实际上可以在上述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范剑涯认为师生中党员多，一是跟私立学校收费较低有关，实际上私立学校的收费并不比国立大学低，只是入学的门槛较低，且可以担保入学，所以能吸收更多家境贫寒、希望改变命运的边缘知识青年；[30]二是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较弱，也不符合事实，其实是中国公学校方有效控制与治理的能力较弱，从而给了中共及左翼相当的活动空间。
当时很多左翼社团都在中国公学吸收成员且开展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左翼团体在中国公学很有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建立的由中共直接领导的著名的左翼革命文化团体，简称“社联”。“社联”内设党团组织，首由朱镜我任书记。“社联”先后创办刊物《社会科学战线》《研究》《新思潮》《社会现象》《时代论坛》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由吴黎平、杨贤江、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出版和编写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还开展书报评论，推荐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介绍正确的学习研究方法，利用大中学校、假期补习班等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
1930年冬，在社联党团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正式成立。潘汉年、彭康、王学文、刘锡五等社联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了王学文、朱理治、陈孤风等组成的社研领导机构。社研的前身是进步青年的秘密群众组织“问学社”，参加的成员主要是大学生。社研成立后成为社联的外围组织，在上海的许多大学，如劳动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法政学院、法学院、复旦大学等，均设有分会。开始时会员有二三百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曾达到千余人。社研也有党团，王学文、曹荻秋等担任过书记，社研设有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研究部、发行部等机构。在中国公学就有以社会科学研究小组为名，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学生团体。
在中国公学的教师中，社会学系教授李剑华和法律系教授潘震亚都是社联的成员。李剑华早年留学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主修社会学，1915年学成回国，先在上海学艺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与郭沫若同事，并成为中华学艺社社员和创造社发起人之一。1931年主编《流火月刊》，宣传联俄抗日。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主编社联机关刊物《现象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31]潘震亚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至1915年在江西法政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担任过报社记者和总经理等职，兼承办律师事务。1920年，加入国民党，任国会非常会议秘书等职，结识了共产党员林伯渠。1921年，与沈仪彬在上海创办女子法政讲习所，开中国女子学习法政先河，培养了不少出色的律师，史良即该讲习所首届毕业生。1924年，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议事科长，后与共产党人李合林、恽代英等相识。1928年，潘震亚离开广州到上海当挂牌律师，并在上海学院、复旦大学、政治学院、中国公学等学校授课，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如《刑法总论》《刑事诉讼法论纲》《中国破产法论》《中国法制史》等，在中国法学界产生重要影响。1934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为该会顾问律师。[32]
中国公学的学生中也有很多中共的地下党员。王灿然、王莹等是较早在中国公学学习的中共党员，王灿然曾在杨树浦从事工人运动，王莹早年在湖南参加革命，后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通缉，由组织派到上海。王莹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1930年3月，加入了共青团。同年5月，又加入共产党。王莹曾在中国公学学习，后转至复旦大学。1931年暑假毕业留在学校注册处工作的黄曰珂是中共地下党的党支部书记。[33]另外川籍的中共党员有很多，比如罗直方（化名黄霖）在入学前就已经有了组织关系，并且加入了社联。为了掩护身份，陈同生是中国公学学生，化名张翰君，原属四川的地下党组织，到中国公学后经罗直方证明，在中国公学支部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久加入了社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公学附中学生、共青团员桂苍凌（杜宣），后来，经陈同生和罗直方介绍，桂苍凌加入中国共产党。[34]罗直方还介绍杨超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公学有党的支部，受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区委领导，由担任公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和中国公学党团书记罗直方与当时的法南区区委书记邓拓单线联系。
此外，还有在“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的新的党团员，比如后来在雨花台殉难的郭纲琳，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1931年进入大学部。同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中共法南区委的骨干。
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共在上海的一些外围组织左联、社联、互济会等在中国公学都有组织活动。中共的党团员在1931年12月17日全国学生代表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联合示威游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二·一七”运动中，请愿学生与政府军警发生冲突，中国公学部分学生受伤，被捕多人。
为掌握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导权，校内的国民党CC系与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党团极力争夺抗日救国会组织。在中国公学学生中，国民党党员为数不少，共产党党团员也有相当一部分。双方都在学生中活动，为控制抗日救国会、学生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大起冲突。最早通过选举产生的抗日救国会干事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籍的学生，中共地下学生王燥然召集全体学生大会，要求改选干事，两派学生在会场发生冲突。[35]自此，学校内的抗日救国会组织发生分裂，两派学生发表宣言及在外活动均用全体学生名义，因立场不同，两派学生在此后的抗议请愿运动中也表现为激进与缓和的两种态度。亲国民党的学生大多遵照政府劝告，参加学生义勇军，或募捐劳军，或组织抗日宣传；左翼学生则开始与工人联合，组织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