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叶文心的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的本国私立大学起源于地方精英阶层改良派对现状的不满，以及他们对政治改革的鼓吹。因此，这些大学自然也就随着士绅阶层支持力度的强弱而起落。一旦旧式文人精英阶层由于社会变迁而开始在民国时期消失，这样的私立大学也就相应地转变成中产阶级学校”[147]。中国公学从晚清到民初的转变及商科的办理，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转换之下发生的。
清末新政时期创办的很多公立学校其实介于官与私之间，随着民国代清以后国家社会话语结构的形成，民间被剥夺了自主法权，原本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公”的空间被挤压，故清末很多“合群力”兴办的公立学校进入民国以后逐渐转化为私立学校。[148]在民初的历史言说中，中国公学其实更倾向于变“公立”为“官立”，以争取官方的支持。[149]但受制于民初中央政府权威和财力的限制，使得原本应转换为“官立”的各种公立事业逐步转化为“私立”，中国公学即在此普遍趋势下，转变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私立学校。
北京政府时期，私立学校发展环境较宽松，国家对于教育的控制能力较弱，所以这一时期是上海新设私立大学最多的时期。中国公学在民国初年也曾有过一个发展的良好契机，即孙中山批拨三百万的巨款作为中国公学的永久基金，这对于中国公学的发展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若真能获得此项巨款，则可确立永久发展之基础，相对于其他各校，保持一种经济上的优势。但恪于时势，一方面是政局变动，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继任，对于中国公学不甚热心；另一方面，当时政府财政上匮乏至极，仅这笔款项，先后多次被挪用，有挪作军费，也有挪作外债抵押，最后中国公学仅领到极少一部分。由于经费上的困难，在民国建立后的十年间，中国公学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办学状况较晚清大为退步。
到1920年前后，梁启超等人接办中国公学，王敬芳希望借助梁启超这样在思想文化界有声望的人物来促进中国公学的发展。但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系的影响及实际作为的能力都一直在走下坡路，对于中国公学的办学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公学的办学情况没有太大的起色。在1918年以后研究系的事业版图中，办报与舆论的主导较有势力，但在教育界的影响则有限，中国公学本身在研究系所办事业中也比较边缘。
从中国公学这一时期办学的情况可见，宽松的政治环境只是私立大学发展的条件之一，与晚清相比，缺少了政府的经费支持，中国公学的发展即陷入困境。在民国初年虽然出现了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这确实得益于国家控制的放松，但由于缺少国家和社会的有力支持，只有很少一部分私立大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比如天津的南开和上海的复旦等校，这些学校发展的成功经验大多与优秀教育家的长期坚持及学校与地方社会的融合有关系，而这些正是中国公学所缺乏的。
【注释】
[1]《熊希龄为请拨予公学公债票致袁世凯总统呈》，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2]《告知不能回沪担任公学校长一席致上海谭心休电》，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8页。
[3]王敬芳：《呈请立案文》（1915年3月），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第23-24页。
[4]蔡元培：《在中国公学开学式演说》，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5]《致财政部呈》，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6]熊克武：《为请拨给整理革命公债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呈稿》，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8页。
[7]《程德全为不能拨款资学的指令》（1912年7月18日），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9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8]《孙中山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11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9]《苏都督请示关款用途》，《申报》1912年11月15日，第3版。
[10]《熊希龄为请拨公学公债票致袁世凯总统呈》（1913年4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11]熊希龄于1913年7月31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9月正式组阁，1914年2月解职。
[12]《校董会为请拨发有息债票致蒋介石呈稿》，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2页。梁启超曾转述王敬芳语，称，公学基金“并无其事”，系二年国务会议未执之案。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1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14]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15]中国公学十周年纪念会上校长报告时特别提到，建校以后，学校“不幸两度兵戎，屋宇残损”，一次是辛亥革命，一次是二次革命。《中国公学十周年纪念会演说稿》，《申报》1915年3月31日，第11版。
[16]国民大学创办于民国元年，由宋教仁发起创办。1913年春组织就绪，正式开学，推举黄兴为校长，彭允彝代行校务，先设大学部文、法、商各预科，专门部法、商各预科及法政别科、中学科，呈奉教育部备案。1913年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大学沿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17]《北京电》，《申报》1913年12月23日，第2版。
[18]《教育部委任令第四号》（1914年2月20日），《政府公报》第644号，1914年2月22日，第7页。
[19]《教育部认可北京各私立大学》，《申报》1914年5月28日，第3版。
[20]《中国公学毕业给凭预志》，《申报》1914年6月25日，第10版。
[21]《教育部准予立案咨请江苏巡按使转饬遵照文》（1915年3月），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第25页。
[22]王敬芳：《呈请立案文》（1915年3月），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第23-24页。
[2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7-188页。
[24]《上海学校调查记》，《东方杂志》第12卷第8期，1915年8月，第1页。
[25]《吴淞中国公学之成效》，《申报》1916年7月29日，第10版。
[26]《教育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今名中国大学）报告》（1916年12月），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27]《中国公学图书馆募捐启》，载史之：《中国公学史料拾零》，《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28]《批北京私立中国公学与沪校分离并改名中国大学准备案》（1917年3月9日），《教育公报》第4卷第7期，1917年5月20日，第75页。
[29]《中国公学校友会恢复公学宣言书》（1919年2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1-1-646。
[30]《恢复中国公学》，《教育周报》第234期，1919年，第21-22页。
[31]《中国公学之恢复》，《新闻报》1919年5月28日，第3张第2版；《中国公学开学消息》，《时报》1919年5月31日，第3张第5版。
[32]《杨杏佛致胡适》（1919年4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33]《杨杏佛致胡适》（1919年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34]《中国公学开学纪》，《申报》1919年9月11日，第10版。
[35]天人学会是1915年由吴宓、汤用彤等在清华学校发起成立的，最初的成员还有黄华、向哲浚、何墨林、周君南等。据吴宓所述，“此会用意，即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学术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谊若兄弟，以共行其所志；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而外，则致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与后来的学衡派的理念较为相近。参见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及其诗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0页。
[36]据说，当时王敬芳为了标榜自己，要求《新群》在卷首刊印他的个人相片。《新群》社员对此甚为反感，曹任远反对尤力，但周君南碍于王敬芳为中国公学出钱的关系，决定予以欺瞒。凡进呈校长的《新群》样本，皆有其相片，其余对外发行的，则没有相片。参见吴芳吉：《曹君事略》，载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编：《吴芳吉集》，巴蜀书社，1994年，第533页。
[37]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0页；董四礼：《晚清巨人传：梁启超》，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第458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43页。
[38]《史略》，载史之：《中国公学史料拾零》，《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39]《梁任公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7卷第6号，1920年3月29日，第127页。
[40]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85页。
[4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
[42]所列主要活动现有梁之传记均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较详者可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五、九章，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43]傅治：《致东荪先生书》（1920年10月15日），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44]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1921年12月11日），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5页。
[45]王敬芳：《致任公先生书》（1920年5月14日），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5页。
[46]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0年7月15日，第18页。
[47]《中国公学改造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8月13日，第2版。
[48]《张东荪复百里书》（1920年10月），《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5页。
[49]《中国公学开学记》，《申报》1921年9月14日，第10版。
[50]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215页。
[51]《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1920年9月），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9页。
[52]《致东荪兄书》（1920年9月10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53]《吴淞中国公学新消息》，《申报》1923年1月4日，第15版。
[54]《中国公学停办商科风潮》，《新闻报》1923年5月30日，第3版。
[55]《中国公学停办商科风潮》，《民国日报》1923年6月1日，第11版。
[56]《中国公学风潮已平息》，《民国日报》1923年6月2日，第11版。
[57]《史略》，载史之：《中国公学史料拾零》，《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58]《本埠又多一商科大学》，《申报》1923年6月24日，第18版。
[59]《中国公学之改革》，《申报》1924年6月23日，第14版。
[60]《中国公学添建校舍消息》，《申报》1924年8月4日，第14版。
[61]《中国公学大学部近讯》，《申报》1925年4月16日，第11版。
[62]《王敬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款函稿》（1926年6月4日），《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63]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64]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215页。
[65]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214页。
[66]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
[67]葛克信：《舒新城在吴淞公学》，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教科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
[68]葛克信：《舒新城在吴淞公学》，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教科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
[69]朱光潜著，商金林编：《朱光潜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
[70]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414页。
[71]《中国公学今后之办法》，《申报》1923年6月25日，第18版。
[72]代理校长陈筑山布告：“六月五号之夜，因中学部少数学生以文字辩论，数起纷争，以致宿舍喧扰，妨害修学；其时商科被扰学生起而责学校办事以维持秩序，本自应尔，惟孔生宪衡出言失检，侮及中学教职员全体，实属太无分晓，虽该生旋即致书教务主任周为群先生、训育主任陶载良先生，并托黄斋务主任向各位先生道歉，然在当时当场目观其事者，不知究里，积不能平，诸先生为尊重人格起见，至有不得不相率引去之势，嗣经本代理校长再三劝解，中学部全体学生挽留，而孔生重复来函认咎，此事幸告结束。更有刘生昕致书中学陶载良先生，用种种无礼威迫语，使人难堪，刘生虽亦认咎，作函道歉，然情实偏激，未便轻置，刘生着记大过一次。后诸生如再有舞弄文笔，动加威迫情事，本代理校长为维持风纪治安起见，定予严办，绝不姑容。再有中学部张生裕熙等，因笔墨攻讦，黄生千驹，忿不可遏，极于用武，虽情有可原，然此风万不可长，此事应由中学教务主任会同斋务主任分别办理，勿任疏纵。切切，此布。代理校长陈筑山六月七日”稻心：《述吴淞中国公学最近风潮》，《觉悟》1923年6月10日，第4版。
[73]稻心：《述吴淞中国公学最近风潮》，《觉悟》1923年6月10日，第4版。
[74]《中国公学校友底中国公学风潮观》，《觉悟》1923年6月21日，第4版。
[75]《中国公学复职教员底声明》，《觉悟》1923年7月8日，第4版。
[76]丰一吟：《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77]《中国公学恢复之先声》，《申报》1919年2月15日，第10版。
[78]《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1920年9月），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9-210页。
[79]《致梁思顺》（1920年7月20日），《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80]《呈为旧拨基金债券现无市价请发给新债券事》，《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3-384页。
[81]梁启超：《致东荪筑山两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16页。
[82]《致张元济书》（1922年4月22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12-613页。
[83]《王敬芳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0页。
[84]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第4页。
[85]《王敬芳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1页。
[86]《史略》，载史之：《中国公学史料拾零》，《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87]《中国公学中学部之新计划》，《申报》1922年1月3日，第15版。
[88]陈筑山：《致任公先生书》（1924年4月4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1页。
[89]稻心：《述吴淞中国公学最近风潮》，《觉悟》1923年6月10日，第4版。
[90]《中国公学今后之办法》，《申报》1923年6月25日，第18版。
[91]《中国公学风潮平息》，《申报》1923年6月6日，第18版。
[92]《吴淞中国公学举行毕业式》，《申报》1923年6月13日，第14版。
[93]《中国公学商科添招选科生》，《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第113期，1923年7月21日，第2版。
[94]《中国公学春季开班之科目》，《申报》1926年2月16日，第21版。
[95]《中国公学大学部采用业师制》，《申报》1926年4月11日，第19版。
[96]俞颂华：《论张东荪》，《人物杂志》第2卷第6期，1947年6月20日，第10页。
[97]《教育部派员视察报告》（1926年5月），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第25-26页。
[98]饶子桓：《回忆我在大学四年之经过》，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32页。
[99]《教育部检定上海私立大学》，《申报》1926年7月16日，第11版。
[100]《中国公学商科将举行毕业》，《申报》1923年5月24日，第16版。
[10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3页。
[102]《中国公学》，《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第4版。
[103]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第146页。
[104]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年，第101页。
[105]关于舒新城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详论，可参见张仲民：《时代思潮的地方回应——舒新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研究》第1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2-183页。
[106]此则《特别通告》称，“《时事新报》登载本校第二次招生通告及《改造宣言》各节，查与本校事实不符，且非本校送稿嘱登”。邵力子：《适应社会与改造社会》，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597页。
[107]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70-171页。
[108]《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宣告此次风潮之因原始末》，《时事新报》1921年10月21日，第3张第2版。
[109]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69-170页。
[110]《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宣告此次风潮之因原始末》，《时事新报》1921年10月21日，第3张第2版。
[111]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
[112]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71-172页。
[113]《中国公学风潮》，《时报》1921年10月14日，第11版。
[114]阮毅成：《从中学到大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81页。
[115]《中国公学风潮续志》，《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4日，第10版。
[116]《中国公学风潮续闻》，《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6日，第11版。
[117]《中国公学风潮三志》，《申报》1921年10月20日，第14版
[118]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
[119]《中国公学风潮记》，《申报》1921年10月19日，第4版。
[120]《中国公学开学记》，《民国日报》1921年9月14日，第11版。
[121]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73-174页。
[122]《中国公学风潮昨闻》，《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9日，第10版。
[12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2-503页。
[124]《中国公学风潮结束记》，《申报》1921年11月17日，第14版。
[12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38页。
[126]中国公学辞职教职员宣言云：“同人加入中国公学本于尽力教育之志愿，他非所知，或者谓某党某系，名之夹带教员，含沙射影之诬蔑，同人耻与辩理，愿言者葆爱人格，早知忏悔而已。昨日王抟沙校长到校，于此次风潮已宣布解决办法，是非既显，散败无虞，同人自审于志愿莫从克遂，于公学无能为裨，遂向王先生辞职，即日出校，虽或贻任情之讥，实亦行良心所安，特此宣告。朱自清、叶绍钧、常乃惠、刘延陵、刘炳黎、陈兼善、吴有训、许敦谷、刘建阳。十一月八日”《中国公学职教员辞职》，《申报》1921年11月9日，第18版。
[127]关于研究系与国民党党争的来龙去脉，可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
[128]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72-173页。
[129]邵力子：《适应社会与改造社会》《再论适应社会》，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597-600页。
[130]《中国公学之风潮》，《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3日，第10版。
[131]《中国公学风潮续志》，《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4日，第10版。
[132]《中国公学风潮续闻》，《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6日，第11版。
[133]力子：《中国公学风潮平议》，《觉悟》1921年10月21日。
[134]湘君：《两校风潮》，《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8日，第11版。
[135]胡浩川：《中国公学风潮平息后的一封信》，《觉悟》1921年11月12日，第4版。
[136]《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宣言此次风潮之因原始末》，《时事新报》1921年10月21日，第3张第2版。
[137]舒新城：《中国公学风潮问题》，《学灯》1921年11月18-20日，第1版。
[138]胡适在一篇演讲中曾提及，“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从此以后，不但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后来国民党改组，充分地吸收青年分子。在两年之后，组织共产党，拼命拉中国的青年人。同时老的政党，梁启超先生他们那个时候叫研究系，他们吸收青年。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啦，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所以现在那些小的政党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和共产党都是那个时候以后出来的”。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运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9-780页。
[139]参见欧阳军喜：《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梁启超诸人的文化努力与五四思想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年9月号。
[140]关于学运与学潮区分的论述，可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年，第1-2页。
[141]《中国公学风潮续志》，《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0日，第10版。
[142]白蕉：《学运与学潮的历史观》，《人文月刊》第4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第4页。
[143]关于现代学生群体的角色与功能的论述，可参见严海建：《现代社会政治变迁中的学生群体——以五四运动为论述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3期。
[144]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145]1924年6月，中国公学中学部发生风潮，学生要求撤换教务主任，代理校长陈筑山一面允可，一面斥退学生，后学生质问无果，即全体出校，退学学生组织吴淞中国公学退学团，发表宣言，争取同情，但亦无法改变结果，可见中国公学的校内治理结构对于学生风潮的抑制作用。《中国公学又有小风潮》，《申报》1924年6月22日，第14版；《中国公学风潮续志》，《申报》1924年6月23日，第14版。
[146]周月峰新近的研究即提出，“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名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在五四后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面对当时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针，统合日趋分裂的革新势力。此种努力失败之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相关论述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亦几经流变。参见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147]［美］叶文心著，冯夏根等译：《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148]参见薛刚：《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折》，《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31页。
[149]民国初年，“公”与“官”的界限开始模糊，在很多情况下，“公家”成为政府的同义词，各项事业国立、公立之分逐渐模糊。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