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前后中国公学的改组与胡适出任校长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原本执掌校政的研究系因此前反国民党的立场，被迫避走，校长张东荪避居租界，中国公学陷入无人负责的状态。据在校学生所记，“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兴，转战江浙。学校当局因政见关系，相率离校。负责无人，校务几形停顿。四月，特别市党部应本校各级同学之请求，指派何鲁君以临时委员名义，来校接收”[3]。另据刘秉麟回忆，“自国民政府成立而后，先由上海市党部接收，旋由校友会公推何鲁为临时干事”[4]。可见何鲁系应中国公学学生请求同时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5]委派负责接收的，在校内与校外均具有合法性。
具体接收详情，据报载，4月3日，应中国公学学生会请求，中国公学校友会开理事干事联席会议，“当经公举理事何鲁君前往维持（因市党部亦以整顿该校之故同时派何鲁君前往接收），并经何君提议组织校友会常务委员会，众意均赞同，遂推定杨杏佛、何鲁、刘南陔、李伯嘉四人为校友会常务委员，陈幼璞为常务委员会干事”[6]。杨杏佛、何鲁既是中公早期校友，又都有国民党的背景，且何鲁前往维持系市党部的委派，颇能体现国民革命后权势转移的趋向。[7]据此决议，何鲁表示接受同学之邀请，定期到校负责，并通知全体同学按期到校注册，开学上课。
1927年6月24日，中国公学董事会在上海开会，出席者叶景葵、夏敬观、熊克武（但懋辛代）、但懋辛、杨铨（杨杏佛）、胡适、丁鷇音、何鲁、刘秉麟、周烈忠、余际唐等。董事会决议，“中国公学董事，多在北京及分散各处，以致不能开会，现在公学亟待维持，故先行推举与公学历史关系最深及赞助公学最力者，如熊克武、杨铨等十余人为新董事”，推定旧董事蔡元培、叶景葵、夏敬观及新董事熊克武、杨铨、刘秉麟、何鲁七人为常务董事，何鲁任校长，临时经费由熊克武负责先筹垫二千元，已抵押之图书由叶景葵负责交涉收回，校长负责招生及办学事宜，常款由校董会负责筹集。[8]
改组后的校董会成员大致分为新旧两种背景，一部分是旧人，晚清时就已经是学校的董事或监督，如叶景葵、夏敬观；一部分是新人，主要是中国公学的早期校友，如杨杏佛、胡适、刘秉麟、周烈忠、何鲁、熊克武等人，这部分董事构成新董事会的大多数，成为主导性的势力。早期校友中的熊克武、但懋辛、丁鷇音与其他校友又不同，他们既是学校的早期校友，同时又是晚清川籍同盟会的成员，清末民初致力于革命事业，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逐渐边缘化，1927年退居上海从事教育事业。[9]
熊克武
熊克武一行于5月4日到上海，据报载：“熊克武在粤恢复自由后，由民党领袖约赴南京，前日乘春洋丸到沪，民党往迎者甚众，闻熊君因病不能见客，须暂休息，再往南京。查熊君为一九零五年奉中山命筹备是年同盟会开第一次成立大会于日本东京的老民党，为一九零六年秘密回四川组织同盟分会之特派员，为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围攻广东督署之八路指挥之一，革命以来民党每有军事动作，君无役不与，从民五年到十三年北洋军阀势力不能侵入四川者，皆以熊君在川之故，民十三年离川后，曾奉中山密令出军常德，令攻武汉，适中山逝世，熊君乃率部赴粤。”后被拘虎门三年，“国民政府颇为优待，吴稚晖、蔡孑民、张静江皆欲救之，故自去年北伐得手，外间时闻恢复自由之消息，前月二十六日熊君恢复自由到广州，二十九日广州特别市党部开大会欢迎，熊君演说，自云强疾赴会，然病未至死，对于革命工作决不放松，并谓清党运动必能于最短期间成功云，与熊君同时恢复自由者有其部属余际唐、俞培棣、王希闵、吴庶成、丁鷇音、陈古枝，六人亦同到上海”。[10]熊克武此时是赋闲沪上的党国元老，6月24日参加校董会的余际唐、但懋辛、丁鷇音均与熊克武有密切关系。
由于教育经费来源与国立大学不同，私立学校的权力重心往往系于实际出资人。此前研究系执掌校政时，中国公学的常年经费多由王敬芳赞助，所以事实上在校内形成以王敬芳为重心的治理结构。1927年改组后的校董会，负责垫款和筹款的熊克武等川籍校董在校内治理中的发言权无形中要高于其他校董，故而熊克武被推选为校董会董事长。[11]校董会改组后，之前即到校维持的何鲁被正式推选为校长，他之所以能得到校董会的认可，除了中国公学早期校友的身份和留法数学家的学术背景外，其在清季革命中川籍同盟会会员的经历亦相当重要。[12]
何鲁接任后，拟定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下学期办学方针：“扩充学额，该校校舍宏大，为全沪各大学之冠，本学期以时局关系，远道学生不能来校，故只有近省学生数百人。改善商法二科，注重实习科目。”[13]就实际举措来看，扩充学校规模的计划得以开展，改革后的中国公学共分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理工学院四院，设十七学系。[14]何鲁任内对于学校院系的扩充具有重要意义，此前中国公学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即使在研究系办学期间升格为商科大学也为时甚短，不成气候，1927年的院系扩充才真正使中国公学摆脱专门科的性质，成为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
何鲁任内，中国公学经费支绌，主要靠熊克武的垫款维持，教职员薪俸多不能照发。1927年秋季，上海中法工专学校[15]学生因风潮退学，转入中国公学肄业，大学院特准每月拨2333元，作为中国公学收容此类学生之补助费。此项补助费至1928年6月底始停拨。[16]何鲁任内也尝试请求政府拨款补助，均无果。1927年5月6日，上海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对于中国公学校长何鲁请款案，议决：“因公立学校经费未曾规定以前，所有私立学校津贴一时实无办法。”[17]11月2日，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对于中国公学函请于两月内拨给补助费二万元的请求，议决，“本省经费支绌无法补助”[18]。
何鲁任校长不到一年，至1928年3月学校即发生风潮。至于风潮原因，据中国公学学生李承庠回忆，何鲁任中国公学校长前曾在中法工专任教，中法工专的学生借读中国公学时，两校学生发生对立，演成风潮，何鲁召集学生开会，学生拉灭电灯，导致何鲁请辞。[19]实则风潮起因是校方增加学费。据报载，1928年春，“开学伊始，学校当局，即实行加费，凡新旧学生，每人须增缴费洋十八元，保证金五元在内。当时学生等虽有一度之抗议，然终以无团体负责进行，以致中止”。该校学生会重行组织就绪后，对于增费一事，仍提出反对，遂于三月十六日晚，召集全体学生大会，议决条件二十余，并推派代表与学校当局口头抗议，斯时适校长何鲁赴宁未返，乃见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因总务主任樊平章饮酒过多，言语间与学生代表冲突，以致决裂。学生会电致国府大学院请示，要求撤换教务、总务两主任，并实行罢课。[20]何鲁返校后，不理会学生之要求，学生继续罢课，“原因为校长侮辱学生会推派要求发还保证金之代表”[21]。另据中国公学整顿校务委员会上大学院的呈文，称何鲁长校，未经校董会批准，且在任期间“经济不公开，滥用私人，破坏党化教育，无理加费，浪用公款，侮辱学生，态度暧昧”，学生等曾开大会提出意见，要求何鲁改进，何鲁不予考虑，学生等于3月26日起开始罢课。[22]
3月29日，中国公学学生会在报端发表启事，“本校校长何鲁任职以来毫无成绩，兹经本校全体大会议决，一致否认何鲁为校长，从即日起何氏如在外以本校名义作一切行动，如银行付款一概作为无效”[23]。另据在校学生的控诉，何鲁掌校期间“旧有制度，破坏殆尽。院系分歧，级友们聚会的机会很少。翌年春，学校经济破产。同学们为整理校务而起风潮。这种原动力在后面推着，己巳级级友会遂在这学期重新组织来应环境的需要”[24]。
4月8日，中国公学校友会学生会开联席会议，否认何鲁校长资格，并推选于右任为新任校长，并由该两会代表到校暂行接收，何鲁自动将退职书交出，脱离校长关系。[25]何鲁当初接任校长是出自学生会校友会的公举，此时学生会校友会两组织否认其校长资格，故何鲁只能辞职。何鲁其实是被学生暴力驱逐出校的。[26]但于右任未接任校长职，电请蔡元培兼任中国公学校长。[27]于右任此前已允就任校长，但此时又拒绝，当与校董会内部的反对有关。[28]校董会在没有推选新校长前，由但懋辛、丁鷇音、朱经农到校劝慰罢课学生复课。
中国公学发生驱逐校长的风潮，何鲁被迫下台，学校陷入无人负责的境地。加上此前校董会的人事更新，特别是早期毕业的、较有声望的校友大批进入校董会，且多为胡适的旧日同学，这为胡适任校长创造了条件。
1926年2月至7月中旬，胡适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从7月下旬至次年5月，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到1927年5月底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由于北方政治环境的恶化，胡适回国后未选择北返，而是留居沪上，拟专心写作。此外，受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1927年6月，中国公学校董会改组，胡适任中国公学董事。
1928年4月26日，原中国公学教员王云五邀胡适吃饭，同席者有中国公学校董但懋辛、朱经农、刘秉麟、丁鷇音等人，均为胡适在中国公学就读时的师友同学，众人劝胡适任校长。为解决旷日持久的公学风潮，胡适暂允维持两个月。胡适出任校长，其实并非自愿，其在当日日记中提到，“今天套上一件镣铐，答应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此事殊不智，事后思思甚懊悔”[29]。胡适暂允维持，实际是旧同学“相逼”的结果。[30]4月27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开会，在沪校董熊克武、王云五、夏敬观、胡适之、刘南陔、朱经农、但怒刚、余际唐、丁鷇音等到会，在京校董蔡孑民函托王云五为代表，杨杏佛函托朱经农为代表，讨论校长问题，当即票选胡适之为校长，仍由熊克武负责筹款事宜，但懋辛任总务长，丁鷇音任校董会秘书。[31]
校董会诸人推举胡适为校长，当然是看重其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其实胡适并无实际的大学行政管理经验，而且其兴趣也不在此。此前，汤尔和力荐胡适任清华校长一职，胡适即表示，“我实在不能做管理学校的事，尤不愿服事今日的学生老爷们。……将来胡子白了的时候也许肯出来做几年校长，现在只想趁精力未衰的时候努力多做点有益工作，不应该浪费精神去做性所不近的事业”[32]。
当然，胡适不愿任中国公学校长职，还与中国公学之种种困难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学校的散漫风气以及经济上的困窘。胡适在4月28日的日记中就提到，“果然！中国公学学生昨天还打架呢！这样的学校办他做什么？”[33]4月30日，胡适与但懋辛同到中国公学了解校中情况，胡适感觉，“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熊、但诸君虽任此事，然他们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财政家，况在这各方面都贫困的时期呢？”[34]可见，胡适并不看好中国公学的发展前景，之所以允任校长，也是抱着过渡时期暂时维持的心态。
胡适在1928年6月中旬，暂允维持两个月到期后，即向校董会提出辞职。6月17日，但懋辛与丁鷇音力劝胡适不要辞中国公学校长之职。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他们上午来了，下午又来，逼得我没有法子，只好暂时答应了，把这个过渡时代过去了再说。晚上与杨亮功谈，劝他来做中公的副校长，他答应了。于是中公的问题暂为解决：亮功来替我驻校办事，我可以不必时常到校”[35]。聘杨亮功任副校长常驻校内负责日常校务，从而减轻了胡适自身时间和精力的投入。[36]杨亮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与胡适有师生之谊，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河南大学教授，1928年6月，杨亮功原本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上海停留拜访胡适，胡适力劝其任中国公学副校长职。据杨亮功回忆，胡适主持中国公学，除有关校务的重要政策须亲自参与决定外，余多不大过问。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并兼每周两小时的功课。每星期四来学校一次，重要校务，多在此时商讨。有时学校有重要集会，或纪念周请外人来校讲演，胡适亦随时到校主持。[37]
6月29日，胡适在中国公学行就职礼。他发表就职演说，表示“现在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定一个理想大学的计划，只好就我所知道的缺点尽力补救，我希望在最短期间做到‘补偏救弊’这一点，而我个人呢，从来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杨杏佛演说，“学校最重精神，物质上的设备次之，就中公的历史讲，原有特殊的精神，比如胡先生宣言不做校长，可是中公的校长不能不做，因为中公是我们同学的，是我们典当衣服创办和维持的，我们自然欢迎胡先生赤条条的来，但决不许他赤条条的去”[38]。上述发言可见胡适暂时维持的心态和校董校友的殷切期望之间的差别。胡适在当天日记中提及就中国公学校长职的考虑，“套上这一箍，不知何日能解下。我所以不忍一丢就走的缘故有三：（1）熊锦帆、但怒刚、丁鷇音诸同学真热心办此事，我不忍丢了他们就走；（2）这个学堂当初确然于我个人的发展曾有大影响，我若不进中公，后来发展的方向当不同；（3）此时我行就职礼，可以表示一种态度，表示我不想北去”[39]。此三条可见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职的真实心态，关键之一点即一种过渡心态，而且没有一条理由表明胡适是真正热心办理中国公学，全是出于外在环境的“逼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