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近代私立大学多源于晚清地方士绅创办的新式学堂，到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国家权威的衰落，国家对于高等教育采取放任的态度，私立大学的数量与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充，办学也较自由。及至国民党建政之后，极力加强对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的控制和整顿，但国民党训政体制下党政的分立，使得“党”与“国”对于教育的政策实则存在两歧性。
学校风潮的发生、演变及解决固然与外部环境有莫大关联，但最终在实践层面还是落实在校内，所以校内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私立学校内部之构成包括校董会、校长、教职员与学生，校内风潮在形式上无非是学生驱逐校长，或反对某教职员，而校董会、校长与教职员团体的派分与冲突常常造成学校的分裂，学生之运动多成为教职员派系斗争的工具。校外势力欲有所图，也要借助于校内势力，往往会借校内的分裂来挑动风潮，从中渔利。故而，党部能否得逞，与不同学校的校内权力结构的稳固程度相关。党部并不总能成功，其在中国公学之所以得手，与中国公学自身的若干特质有关。[127]
时人对此次风潮的内外各种势力博弈的内情有非常切题的分析，录之如下：
此次中公学校发生风潮，大撄教育长官之怒，故一举而派员接收，将谋彻底改造，有谈其经过者，谓此次反马派之胜利，固为意中之事，缘中公员生，原分拥马派与反马派，拥马派即为拥胡（胡适）之分子，而以人权之说为中心，反马派以党部为指导，而校董丁鷇音、高一涵、杨杏佛等为中心，此两派之集团，反马派称同盟会，拥马派称为代表团，学生数量之比较，则同盟会不如代表团，但代表团无政治力量，且无党部为后盾，最后之战，遂不能敌同盟会，并闻二日两派之战，确为同盟会先动手，以其步骤，同盟会发于内，援助者应于外，故当两派焦头烂额青黄不接之秋，而接收之令突至，此可发人深思者也，且同盟会计划，屡取攻势，前次进攻，虽捧出于右任充校长，卒以布置未周，于氏虽到校，仍不得上场，今则鉴于前次之失，于是改用内外呼应之策，乃得凯旋焉。[128]
可见，校内分裂引发的风潮往往会给校外势力介入的契机，中公的倒马风潮实际上延续了此前胡适与上海市党部的矛盾斗争，但在胡适任内，上海市党部无法直接干预校政，而马君武的免职事件及校内的分裂给党部势力的渗入创造了条件。正如胡适所言，在中公风潮中，校内分成两派，互不相让，遂成僵局，“于是校董会遂把学校送给教育部与党部了”[129]。
据杨亮功事后的分析，之所以出现倒马风潮，“其原因虽多，实亦由于制度未能建立完善之故”。因校董会章程制定时，“经蔡元培先生删去一条，即：现任校董不得兼任学校职员。这是为了迁就事实的缘故，因但懋辛、丁鷇音两校董皆兼任公学之总务长及秘书长。但就理论上言，校董会有任命校长之权，若校董在校内担任职员，则非校长所能约束。若稍不如意，即可以校董资格反对校长”[130]。此论颇有见地，认识到校董会是学校权力重心之所系，但亦有问题，实则校董是否兼任教职员不是校内分裂与冲突的根本原因。如对照同一时期私立大同大学和私立光华大学，即可发现，同样存在校董兼校长或教职员的情况，甚至比中公还要严重，但并未出现动摇根本的风潮。[13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校董会在很多私立学校的设立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应景设施，私立大学大体而言自有其权力重心之所在，一般为创校者和实际出资人。[132]如钱穆所提示的，“史学家则多重人事，人事和制度是两回事”[133]。中国公学的乱源，人事的纠纷更甚于制度的缺陷。
中公易长风潮涉及马君武、蔡元培、胡适等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人物，一方面风潮中各人的态度及作为展现了我们甚少得见的侧面；另一方面，从蔡元培、胡适等人对中国公学的态度也可探究中国公学的困境所在。
中国公学在马君武任内虽说很多政策沿袭胡适时代的旧规，但实际上马君武与胡适风格迥异。马君武性情躁急，易逞意气，行事常有出格，在易长风潮中，因对校董会的决议不满，负气返校，一心与校董会对立，知进而不知退，导致风潮的持续，最终累及学校。[134]胡适则较温和，常常以退为进，善于化解危机，且待人多以诚心，付以事权，所以能坚固团体，赢得信仰。胡适在凌舒谟宣布反马后，曾在日记中提到，“凌君此举，殊不够君子，但实在是君武自取出来的。此种人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我能用他们的长处，可以使他们做好职员。两年之中，他们有功无过。君武不善处人，故有此变”[135]。可见胡适与马君武对于维持内部团结方面的差别。另外一个在风潮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校董会主席蔡元培，应该说，蔡对于此次风潮负有很大责任。对于蔡元培的评价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则是常见的褒扬，赞其兼容并包之胸怀、教育独立之理念；一则是与之同时代人常有的暗讽，比如鲁迅认为其近似傀儡的“太史”，章太炎曾评论说，蔡元培自民国以来，“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136]，责其无担当，胡适与傅斯年也认为蔡元培无主见，易受人包围。在中公的易长风潮中，蔡元培确实受杨杏佛与丁鷇音包围，居核心位置却显得没有担当。
当然，上述马君武、胡适、蔡元培三人性情及行事风格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关键是校董会多数人对于中国公学这样的私立大学是不甚在意的。胡适辞中公校长而急于就职北大，显现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权势差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提到，对于中公的结局，“自愧当日但为自己设想，急于求去，而不曾为学校谋安全。但我万想不到君武有这样大的短处”[137]。马君武也曾对学生说，“当初我本不打算来接中国公学的，因胡校长急欲脱身，极力相劝，及校董会一再催促，才决定前来，暂且维持一年半载”[138]。而任董事长的蔡元培更是不能专注于学校发展，事实上，蔡元培当时担任平、沪多所学校的校董，中公校董在其众多兼职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139]正如时人所见，此时蔡元培“对于政治绝少主张，随机应付而已”，且受各方委托的公务，“出于蔡氏本意者绝少”。[140]所以蔡元培不可能对中公负担太多的责任，尽心尽力地谋学校之长远发展，从风潮过程中蔡元培的作为来看大多是程序性的事务，较少像胡适、王云五等还顾及学校的长远发展以及学生的利益。由是观之，中公的弱势地位暴露无遗，马君武明显不是最佳的负责人选，却在仓促之间被推举继任，反证了中公的困境。
中国公学是清末创立的新式学校，晚清时期中国公学的校产和常费大多来自官方支持，与民国以后创立的私立学校不同，中公没有一个明确的类似校产所有者的法人和团体。到1927年校董会改组，经过胡适任内的经营，学校办学规模和品质不断提升，依靠学费收入即可维持。此时的校董会既不是校产的所有人，也不再负责提供学校常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公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其“私立”的特性与一般私校有很大的差异，校董对于学校都是“外人”和“过客”，构成校董会主体的中国公学早期校友并非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校董会和校内没有一个对校政有超然决定权的人物。倒马风潮出现后，校董会的分裂导致其无法行使职权，校内没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威的“大家长”，两派僵持之下，最终将自主权拱手让人。
【注释】
[1]蔡爱丽认为，国民党“通过学潮来挑战学界权威，并重构权威，从而完成权力更替，达到加强对学界控制的目的”。蔡爱丽：《权威在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倒马”“拥马”学潮探因》，《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周志刚则认为，此次校园风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学生间的矛盾是事件触发器，学校管理层面和执行层面的缺陷是风潮发生的根源，而国民党当局则是借机将上海市党部势力成功渗透进学校”。周志刚：《不堪回首吴淞岸——对1930—1931年中国公学风潮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2]《公学吁请各方捐资兴学的公开信》，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
[5]《中国公学之革新计划》，《申报》1928年6月16日，第12版。
[6]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7页。
[7]高一涵：《漫谈胡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
[8]苦笑：《谈谈中国公学的学潮》，《学校评论》1931年第3期，第77页。
[9]刘秉麟：《校史》（1929年6月4日），《中国公学己巳级纪念册》，第10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8-1-147。
[1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3页。
[11]萍：《中公校长辞职布告》，《申报》1930年2月15日，第5版。
[12]《马君武就中国公学校长职》，《申报》1930年5月20日，第10版。
[13]《蔡孑民代理中公董事长，吴淞增建五百人校舍》，《申报》1930年4月15日，第12版。
[14]马君武：《校史》，张儒品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志》第1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15]罗佩光：《中国公学和两位最可崇敬的校长》，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263页。
[16]《中国公学之新教授》，《申报》1930年9月12日，第9版。
[17]《中公校长马君武谈片》，《申报》1931年1月27日，第10版。
[18]胡适曾在报端发表声明，为丁鷇音辩诬，力证其无贪污问题。“丁鷇音从前所吞校款一万三千元，此语完全没有根据。丁先生在我任中公校长时兼代总务长，绝无吞款一万三千元之事。他任职时的会计账目曾经凌舒谟、王孝通、黄念远三先生会同查过，有查账报告为证，均无丁先生吞校款之事。此事有关丁先生名誉，我与他共事二年，应该有资格可以为他负责辩诬”。《胡适之君之希望与辩诬》，《胡适日记全编》（五），第839页。
[19]《中公校长马君武谈片》，《申报》1931年1月27日，第10版。
[20]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7-48页。
[21]实则在胡适任内，丁鷇音与胡适也曾有过矛盾，丁鷇音一度出走，而作为调解人的但懋辛甚至一度有另觅高明的说法，但最终经但的调和，丁同意返校。据1929年3月17日但懋辛致胡适信：“闻老鷇数日未回校，公然大起劲。我又因对于佛学事近日小有研求，一时不及见客，伊更像煞有介事。昨乃托友请其来家，一一为之剖白，刻己释然，因劝其回校照常任职。弟向以直心应物，岂有玩弄友朋之理，真是大大的笑话。至弟疑其向南陔云云，亦是错怪，刻既面白，一场话柄就此告一结束，日前寄兄之信，末有‘如他真的不干，只好请兄另觅高明’的话，兄怕他生气，未给他看，他疑我说他的怪话，我说咱们几人，有何可怪足云，也就罢了。恐兄挂念，特此奉告。至弟寄兄之信及老鷇寄我之信，均请掷还为祷。”《但懋辛致胡适》（1929年3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5-366页。
[22]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1-92页。
[2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24]胡适1929年4月26日日记记与马君武的谈话，“马君武先生谈政治，以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君武又说，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我为他进一解：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员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402-403页。
[25]在马君武就职典礼上，胡适称，“余之去也，出于自动，勿庸打倒，并欣然欢迎新校长就职，不得不谓美满”。辂慈：《马校长就职典礼志盛》，《中国公学庚午级毕业纪念册》，1930年，第83页。
[26]不文：《读了“党治下之中国公学”后》，《希望》第2卷第2期，1931年11月27日，第28页。但此说亦有不确之处，并非是马君武开除国民党籍学生给了党部介入的机会，而是校董会免马君武职给了党部机会。
[27]《中公校董会免马君武职》，《申报》1930年10月31日，第8版。
[2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35页。
[29]实则熊克武、但懋辛二人均未到会，而其二人的弹劾书也未公布，丁鷇音对胡适讲弹劾书在蔡元培处，以表示蔡元培知情，而据蔡元培对胡适的解释，“熊、但二君有弹劾书，弟闻之而未得读；因云五先生既代表辞职，无待弹劾，劝丁鷇音先生不必提出会议，故弟亦不复索读；丁先生谓书在弟处，误也”。《蔡元培致胡适》（1930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30]《蔡元培致胡适》（1930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31]《杨亮工致胡适》（1930年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2页。当年何鲁辞职后，校内原本拟请于右任继任，最后在丁鷇音、但懋辛等人的推动下，乃请胡适出面维持。
[32]《于右任就任中公校长职》，《申报》1930年11月9日，第10版。
[33]《马君武氏之行止去留》，《时事新报》1930年10月31日，第2张第4版。
[34]严经照与李雄均系浙江金华人，二人关系紧密，均有CC系的组织背景，严经照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即任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的执行委员。参见林涵宽：《福建省国民通讯社》，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CC、中统在闽内幕纪实》第28辑，1992年编印，第162-164页。
[35]《八区党部反对马君武包庇反动》，《申报》1936年10月26日，第14版。
[36]《市宣传部首次扩大宣传会议》，《申报》1930年10月28日，第9版。
[37]《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1930年1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38]马君武：《中国公学校史》，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
[39]《蔡董事长等呈教育部文》，《申报》1931年2月7日，第16版。
[40]《胡适致朱经农函》（1931年4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13页。
[41]曾有访生投稿报社，称：“因无建筑费，乃以下学期学生之全部学费抵押于正大银行，由该银行暂行垫款兴工，但学生方面以该银行系钱庄改名，不大信任。且该新洋房为三层楼，近虽将竣工，但其地基仅挖有尺余深，而地又为沙地，至墙壁亦只有一砖之厚，于是学生人人自危，恐其倒塌。”《中国公学之风波》，《上海评报》1930年7月30日，第2版。学生所虑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信息当来自反马的校董。
[42]马君武：《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32卷，第15-16页。
[43]《国民党上海市训练部呈》（1931年1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44]《中公校长问题》，《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39页。
[4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41页。
[46]1930年10月31日，中公校董会致上海各报函，“顷见各报所登中公校董临时会决免马君武校长职新闻一则，内有‘马君武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着即免职’一节，查与事实不符。本会议决案，实系因马校长辞意坚决，故不得已准其辞职，另推于右任先生为校长。应请查照更正为幸”。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75页。
[47]《胡适之君之希望与辩诬》，《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39页。
[48]据胡适所记，该布告由丁鷇音所拟，交蔡元培签字。《胡适全集》第3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79-780页。
[4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48页。
[50]《中公学生罢课》，《新闻报》1930年11月12日，第9版。
[51]《昨日于右任赴中公》，《申报》1930年11月11日，第8版。
[5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50页。
[5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50页。
[54]《八区党部为中公学潮二次通电》，《申报》1930年11月16日，第17版。
[55]高一涵因中公事与胡适意见存在分歧，且马君武返校后，高一涵即被迫辞职，可以推定高一涵是反马的。胡适在1931年1月17日日记中记，“去看高一涵。十一月中，为了中公的事，几乎与一涵绝交而散。今念‘故者无失其为故也’之义，特去看他”。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29页。另据资料，高一涵与于右任关系较近，在校长人选上应该是支持于右任的。高一涵离开中国公学后，自1931年开始，一直在于右任任院长的监察院任职。另据报载，“高一涵先生自主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以来，中公之社会科学名噪一时于海上，各大学中颇负声誉，而学生对之亦异常信仰，本学期之初马先生迟迟发出高君之聘书，学生竟群起质问，再四要求，而高君对一般学生亦异常亲近，故师生感情至为融洽，乃此次学潮发生后，代表团之学生竟对高君提出恐吓式之警告书，高先生遂即函校董会辞去一切职务，飘然引去”。《蔡元培谈中公校长问题》，《申报》1930年11月1日，第12版。
[5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51页。
[5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67-869页。
[58]《中公学生积极拥马》，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53-854页。
[59]《马君武昨返中上课》，《申报》1930年11月20日，第10版。
[60]胡适在11月23日日记中记，当日他见到蔡元培，提到“经农有信来，不以君武到校为然，其实这有何可怪？我本年一月十二辞职，直到五月十九日始正式交卸，校董诸公并不以为非。何独怪君武此时回校维持呢？”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873页。
[61]《马君武仍到中公视事》，《申报》1930年11月29日，第11版。
[62]马君武：《校史》（1930年12月18日），《中国公学民国十九年冬季毕业纪念刊》，第21页，上海市档案馆藏，中文资料档案，Y1-1-149。
[63]《蔡元培谈中公校长问题》，《申报》1930年12月1日，第12版。
[64]《蔡元培致胡适》（1930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65]《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1930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47页。
[66]《梁耀垣等呈》（1930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49-50页。
[6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6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6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21-22页。
[7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28页。
[71]《行政院查办马君武》，《申报》1930年11月20日，第6版。
[72]苦笑：《谈谈中国公学的学潮》，《学校评论》1931年第3期，第75-76页。
[73]《王云五致胡适（稿）》（1931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9-430页。
[74]改组后新聘的教职员大多是光华旧人，罗隆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胡适在日记中曾提到，“中公的事，我已略知大概，但尚不知隆基玩了许多笨拙的把戏，而君武同他一样见识，遂闹到不可收拾”。《胡适日记全编》（六），第68页。
[75]《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76]参见韩戍：《“人权运动”与党化教育的颉颃：知识分子、国民党与私立光华大学》，《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77]《国民党上海市训练部呈》（1931年1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60-61页。
[78]《王云五致胡适》（1931年2月24日），《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79]《刘秉麟致胡适》（1931年2月16日），《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8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81]《胡适致王云五、刘南陔》（1931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第433页。
[8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1页。
[83]《中国公学教务处全体职员启事》，《申报》1931年1月23日，第5版。
[84]《中国公学教务处启事》，《申报》1931年1月28日，第6版。
[85]《中国公学教务处全体职员重要启事》，《申报》1931年1月31日，第5版。
[86]持续的风潮也使部分意在求学的学生产生厌倦情绪，对于教育部的介入表示欢迎。据当时中公的学生蒲风言，“教育部派人来管理，也许是好的，因为长此下去确也不是办法；我们是来读书，我们何苦把好好的光阴空过呢？”参见李文儒编：《蒲风日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页。胡适的日记中也曾提到，“本年一月中，学生旧领袖虽已悔悟，而大局已无可挽救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第56页。
[87]《中公教职员会成立》，《申报》1931年2月2日，第10版。
[88]《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2月2日），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八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1页。原编者标注该信的日期有误，此处已修正。
[89]参加此次冲击的学生详细名单，参见吴正之：《吴淞江畔之母校——中公》，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21页。
[90]《校长马君武致教育部快邮代电》（1921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61页。
[91]《党政机关调查中公学潮》，《申报》1931年2月4日，第16版。
[92]范剑涯：《“一二·一七”运动与上海中国公学的抗日斗争》，《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2期，第10页。
[93]《协助接收私立中国公学》，《上海市教育局教育周报》第92期，1931年2月15日，第1页。
[94]《教部已接管中公》，《新闻报》1932年2月9日，第8版。
[95]《教育部挽留校董代电》（1931年2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96]作为对丁鷇音拥立于右任的酬赏，丁鷇音辞中公校董职后，到监察院任职。据当时报载，“丁鷇音已得于右任氏之器识，将畀以监察院某项要职云”。《时事短讯：中公学潮告平难为了丁鷇音》，《时事周报》1930年第5期，第73页。
[97]据校董会呈文附表统计的校董职业，于右任是监察院院长，邵力子是中央监察委员，陈果夫是监察院副院长，潘公展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朱应鹏是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吴开先是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蔡元培致教育部呈》，《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67-68页。
[98]《朱经农致胡适》（1931年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4页。
[99]据朱经农记，及事成僵局之后，教育部遍觅竟不得一各方皆能接受之人。陈布雷万分焦虑，欲朱经农出任校长。朱经农坚辞不获，最后乃允如于先生或蔡先生肯任校长，其愿以副校长资格暂行帮忙。然蔡、于两君皆不愿出，终由于右任荐邵力子自代，得本人同意后乃由常委会举为校长。《朱经农致胡适》（1931年2月24日），《胡适往来书信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5页。
[100]《中公学生欢迎新校长新校董》，《民国日报》1931年2月17日，第3版。
[101]朱经农曾对胡适言，“用人行政之权，又有种种牵制，将来成绩，殊不易言”。《朱经农致胡适》（1931年2月24日），《胡适往来书信集》（中），第435页。
[102]病成：《写在〈中公无恙〉以后》，《教育·社会》1931年第6期，第15页。
[103]浣芬：《中公无恙》，《教育·社会》1931年第3期，第12页。
[104]李文儒编：《蒲风日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105]李文儒编：《蒲风日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106]不文：《读了“党治下之中国公学”后》，《希望》第2卷第2期，1931年，第29页。
[107]据在校学生反映，“开除学生分类法，将开除学生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等系无可挽回地开除，不算学分，不发转学证书；乙等系给予学分，发给转学证书的；丙等依令其停学一学期或经校内有力的教职员担保，并写悔过书呈校长，仍可复学”。浣芬：《中公无恙》，《教育·社会》1931年第3期，第12页。“如果通知单是秘书处发出去，便无论如何不准回去，教务处发出去的还可以通融。中公的秘书长是总务长兼的，从这点便可看出这位兼秘书长的总务长的威风是多么大了。”不文：《读了“党治下之中国公学”后》，《希望》第2卷第2期，1931年11月27日，第29页。
[108]浣芬：《中公无恙》，《教育·社会》1931年第3期，第12页。
[109]对国民党籍学生的津贴是暗中进行的，“在享受到这个权利的党员，固然是讳莫如深，就是学校当局也不敢公开声张，恐怕得不到权利的同学要起来反对。因为中国公学的经费完全是学生的学费，这班免费的党员，不啻就是揩其余同学的油，并不是受党或政府的津贴，你想其余同学肯津贴他们吗？所以学校当局是掩了自己的耳朵不肯叫人知道”。不文：《读了“党治下之中国公学”后》，《希望》第2卷第2期，1931年11月27日，第30页。
[110]黄敬斋：《国民党CC系的干社》，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111]《胡适关于中国公学欠款函》，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近代史资料》总69号，第68页。
[112]《朱经农致胡适》（1931年5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113]实际上，朱经农的判断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比如李青崖与党部的关系，李青崖与马君武感情素好是事实，但并不是党部所倚重的人物，甚至其与党部还处于对立的位置。李青崖早年毕业于震旦学院，后留学比利时，回国后在湖南一师任教，曾参与新民学会留法预备班的发起和教学工作，与蔡和森、毛泽东、萧瑜、徐特立等人来往较多，还曾帮助毛泽东到北京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活动。李青崖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先后在复旦和中国公学任教。从其经历来看，与国民党并无特别的关系，另据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蒲风记载，在1931年5月，“李青崖接了一信，附有子弹一粒，请他不要到中公上课，否则……”李文儒编：《蒲风日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页。显然是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恐吓与排挤，可能与其拥马的态度以及与党部的关系不洽有关。李青崖在6月即辞职与此有很大关系。
[114]《朱经农致胡适》（1931年5月10日），《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115]施蛰存：《知己之感》，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2-304页。
[116]《朱经农致胡适》（1931年2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5页。
[117]徐鸣亚：《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42页。
[118]《朱经农致胡适（残）》（1931年5月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
[119]朱经农曾对胡适言，“弟此来于个人之损失甚大，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均感痛苦。然我不来，则中公更无办法。他人作孽，我来扫垃圾，有苦说不出。倘得机会摆脱，立刻逃走”。《朱经农致胡适》（1931年2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
[120]《余勋绩致胡适》（1932年5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0页。
[121]蔡元培：《中国公学大学部校史（三）》，《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122]《胡适致王云五、刘南陔（稿）》（1931年2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3页。
[123]参见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
[124]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第13页。
[125]关于国民党侵夺上海教育领导权的叙述，可参见谢鸣九：《CC在上海夺取和把持教育领导权的情况》，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教科文卫》（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戴鹏天：《CC的文化特务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126]戴鹏天：《CC的文化特务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68页。
[127]大同大学能成功抵制党部发动的打倒学阀运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其校内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有着密切关系。详见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128]戈横：《中公学生之派别》，《金钢钻》1931年2月9日，第3版。
[12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130]参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47页。
[131]《大同大学校董会组织大纲》，《立达学社会议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大同大学档案，Q241-1-2；《私立光华大学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599。
[132]参见蒋宝麟：《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3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10页。
[134]胡适曾在日记中，言及“君武勇于负责，而不知大体，不通人情，故易于偾事”。《胡适日记全编》（六），第40页。
[13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13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633页。
[13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138]罗佩光：《中国公学和两位最可崇敬的校长》，王云五等编：《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270-271页。
[139]中国公学创立时，蔡元培在上海办教育，姚宏业常与蔡商量办学事宜，蔡对中公早期历史有相当的了解。参见蔡元培：《在林德扬君追悼会之演说》（1919年12月14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岳麓书社，2010年，258页。
[140]《蔡元培口中之学潮》，《时事新报》1932年7月1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