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师生校友的复校努力
校董会在1932年8月10日议决停办，本来是借此解决校内复杂的党派斗争，清理原有在校的所有学生，待重新招考学生再恢复办学。校董会的停办决议确实使左翼的学生消散于无形，但也损害了部分正常求学读书的学生之利益。由此，引来两派学生的复校运动。
1932年8月14日，中国公学学生呈校董会，请校董会恢复办学。这篇呈文对于学校自邵力子离任后的中国公学校内的党派斗争及风潮内幕多有揭示，故全文录之如下：
呈为公学宣告停办，吁请迅予责成原有教授会负责人员办理善后事：窃我公学自少数不良教授勾结反动学生，闹成巨大风潮，致生等学业蒙莫大之损害，生等隐忍缄默，直至于今，原以完全信赖钧会终能秉公处理，不致使生等失望之故。讵意钧会始则为少数反动学生所胁迫，不加断然之制裁，致负责之教授消极引去；继复为一二卑鄙教授所蒙蔽包揽，致生等本学期成绩及转学事宜，至今不得清理；而今则竟以宣告停办见诸报章矣。生等惊悉之余，既痛哭我历史悠久之公学不断送于倭奴炮火之浩劫，而断送于少数反动之员生。复念自身学业，不特前功尽弃，抑且后顾茫茫，不得不将前后情形，沥陈于钧会，冀邀最后之俯听，幸勿为摆脱自身责任计，而恝置我数百学生之学业于不顾也。溯自此次风潮发生，生等即将此中内幕揭呈钧会，当时钧会以生等一面之辞，不足听信，或因被反动学生惯肆流氓手段，辄以动武为威胁，不欲事态之扩大，而始终姑息优容之。若辈乃益无忌惮，所求无不遂，以此教授会不得继续负责，而遵命移交矣。及后沪西被捕之共产党八十八人中，我校学生竟居其九，此九人者，即当时鼓动风潮之主要分子。则此次风潮之背景，业已大白。然其余党犹复以暑期学校名义，盘踞校舍。冀由此渡至下学期，藉为少数反动教员作武力，以保全其位置。钧会既不加取缔，殆犹有所顾虑。迨教育部探知内幕，函市政府抄查暑期学校，拘去数人，若辈始作鸟兽散。当此之时，风潮之症结已去。钧会如能秉公办理，即应责成原有教务处人员，负责办理成绩，以资熟手。乃朱通九教授为乘机攫取下学期教务长地位起见，向钧会献计，辞去教务处人员，自谓一身可以包办，而结果则错误百出，步骤毫无。始则发给试读证，继复改作借读生。旧生误作新生者有之，下学期误作上学期者有之，致生等函件往返，徒耗光阴。各校招考将近逾期，而所发证书等于废纸，此中苦痛莫可名言。然生等仍复隐忍不发者，盖已闻知钧会决派熊锦帆先生继长我校，一切纠纷，自可解决。且思学校既可续办，生等已无转学之必要，故生等深自庆幸之余，唯有静候消息而已。讵意当初鼓动风潮之余党，知熊校长之来于彼不利，乃以枪弹夹入匿名信中，纷向熊氏恐吓，此或即熊氏所以消极辞职原因之一。及至熊氏辞职之消息传出，彼等乃以护校代表团名义，于十日《申报》登启事，质问钩会，意欲钧会正式宣告停办，则彼等可以死灰复燃，以护校之美名号召大众，仍抄暑期学校之故智，作继续开办之运动。查所谓护校代表团者，即当初由抗日会领导之护校团，纯为反动份子所操纵，背后仍由教授李某指挥。日前熊氏辞职消息传出后，李某、朱某即拟乘机组织新教授会，四出奔走，一面运动教授林某[67]，转托乃弟林语堂先生向钧会关说，仍将政权畀与新教授会。及见诸教授不愿为所利用，开会不成，乃始利用反动学生为武器，一面压迫钧会，继续开办；一面推戴李某等掌握政权。藉以贯彻当初鼓动风潮之目的，闻其组织法，亦［一］仍当初所谓校务维持会之旧观，以学生五人、教授四人组织委员会。当初被推之四教授，系李某、袁某、胡某、刘某，此次则去胡、刘，而易以朱某、林某。朱某者，本系中立，新近因求急进，而报效彼党者也。林某则为彼等引为傀儡，以作掩护之用。似此情形，若辈以护校为美名，势必继续运动。生等以若辈果真护校，当然与之同情，然既洞悉彼等之内幕，则不得不为钧会陈明，备作应付若辈之参考。至于生等今欲吁请者，则纯在自身利益之立场，以下半年若果停办，则于生等实有万难解决之处，略举如次：（一）三年级下学期与四年级上学期，照章不得转学。（二）本学期在他校借读之旧生，下学期不能不回校。（三）本学期他校转来之新生，当初教授会本议决策一次月考及格者，即作为入学考试及格，可作正式生论。现在钧会推翻前案，此项学生必皆失学。（四）一、二、三年级旧生，虽得正式转学证书，而他校皆拒绝收录（如上海之暨南、复旦各校，均有我校学生报考，而遭拒绝）。似此情形，我全校八百余新旧学生，以及寄读他校之近千学生，势必一概失学。今钧会既议决停办，生等诚不敢过问，惟上陈之各种因难，则务恳钧会迅予解决。兹就生等管见所及，条陈办法数条如次：（一）责成原有教授会负责人员，限期办清本学期成绩。因此项成绩及转学事宜决非新手所能办。（二）本学期新生，依据教授会原定议决案作为正式生，发给转学证书。（三）本学期在他校寄读之旧生，由我校当局交涉各校，收为正式生。（四）持有一、二、三年级转学证书而遭各校拒绝者，由学校向各该校交涉收录。以上办法，系生等最低限度之请求，务乞俯念生等学业前途关系重大，迅予照准施行。否则生等迫于失学，唯有继续环恳，期必达到目的而后止。迫切陈词，不暇裁酌，无任惶恐待命之至。[68]
上述呈文立场鲜明，一来是反对左翼教师及学生的种种举动，二来是反对风潮以求安心读书。呈文中提到校内的派系之争，造成校董会聘定的校长熊克武无法到任，是导致学校无形停顿的直接原因。校园内的党派斗争对于学生的正常求学有很大的干扰，学校董事会无奈停办的举措，又造成大多数向学的学生失学。学生对于校董会在处理风潮问题上的无力有较多批评，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校董会的无奈处境。虽然校董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校董会并不实际负责学校的管理，所以常常是由校董会授权校长或教授会负责学校行政，这样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校董会并不直接面对学生和教职员，而负责学校事权的校长或教授会又没有权威，权力的失序导致学校的分裂和内耗。为解决“倒马风潮”而进行的校董会改组更加弱化了校董会的功能，改组后的校董会改变之前校友占大多数的局面，新增的董事大多与中国公学的历史并无太大关系，其对于中国公学的发展远不及校友那般热心，加上新增校董大多是名义上的兼职，且与中国公学没有什么渊源，所以校董会在学校的权力结构中的权威及协调控制能力大大减弱。改组后校董会与教职员之间关系陌生，不似之前校董会诸人热心办学且校董对校务有直接影响。这样的人事格局及校董会的实际状况是学校风潮不断的体制上的潜在因素，同时也是学校走向衰亡的一种表征。
中国公学停办对中共在校内的组织活动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学校停办，学生或转学或解散，原有组织根本无法开展活动。学生会多次要求复课，校董会均不予理睬。于是，黄霖和张楚琨等人，在中共法南区党组织领导下，活动部分与中共有一定联系的教职员成立新中国公学。经过他们的努力，1932年9月，中国公学推定柏文蔚为董事长兼校长后，即在法租界租定校舍，开始办理学生登记复学。据当时报载该校成立背景，“实力派校董蔡元培、王云五、胡适之辈，尤目学生为眼中钉。学生教员去请愿者，蔡先生一见面便拍桌大骂：‘教育！教育！教成你们都走上死路！有什么办法，中国教育，横竖是破产！……且看你们闹去！’言下之意大有你们都是‘活该’之意，因此更促成学生教员的反感，乃群起与蔡氏的校董会为难。所谓‘新中国公学’也者，便在这学生与蔡氏的对抗中，有一部分教授捧出了柏文蔚这武家伙，便不顾一切地成立了”[69]。新中公的校董有杨庶堪、黄复生、居正、孙科、桂崇基、黄季陆、傅汝霖、冷融等，[70]不过大多系挂名校董，虽多为国民党历史上有一定地位者，但政治上大多有反蒋的经历。新中国公学聘定教职员，副校长兼政治系主任李恩绍、总务长兼文理科学长胡耀楣，教务长胡汉瑞、秘书长黎泽、普通商学系主任崔庶士、数理系主任袁税伯、社会教育系主任李剑华、经济系主任蒋启泰、文学系主任何子恒等。[71]
10月，新中国公学正式开学，学生大概有几百人，但内部派系对立严重，一派是以中共地下党员为核心的革命派，一派是国民党赞助的职业学生。中共学生支部先后建立起“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经常请上海社会名流作学术、政治报告，吸引普通学生的信仰。国民党籍的学生组织“文艺研究会”意在抵消中共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新中国公学维持时间不长，由于党派色彩太重，也未得到校董会和大多数校友的认可。[72]
新中公在政治上与南京国民政府立于反对地位，暗中还接受与政府对立的西南政务会议津贴，[73]自然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当然新中公其实也不追求官方的认可，因为主事者办理新中公已经不是在办普通学校，而是把学校当成“为抓青年群众对象”的“一块好肥肉”。[74]但实际上新中国公学不过空挂一块招牌，“学生都存观望，登记报名者虽有数十人，但大都不愿缴纳学费，不到校中，开学上课更谈不到”[75]。对于中公的命运，CC系所办刊物《社会新闻》认为，“该校复活，已不可能，因经济固成问题，而该校派系众多，即令复校成功，亦多纠纷也。况原有学生已星散，即使开学，学生多寡，绝无把握”[76]。
与此同时，中国公学部分转学他校的学生组织复校会，推举曾邦熙、陈超崙、陆琮堂、周济生、姚兆里等负责，拟请创办人王敬芳、校董蔡元培、于右任、王云五，及校友胡适、杨杏佛、朱经农、刘秉麟等设法援助。[77]
1933年2月18日，在法政、持志、中大等校借读的原中国公学学生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借读各校的中国公学同学联席会议，一致决议呈请校董会于最短期内恢复中国公学，并发表宣言争取社会同情。[78]在中公学生复校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校董会主席蔡元培，宴请原校董林语堂、朱应鹏、潘公展诸人，筹划次年春季开学复校事宜，但林语堂、朱应鹏、潘公展在出席了两次筹备会议后，深感各方事宜的棘手，遂向蔡元培请辞，其他诸位校董则忙于自己的事务，无暇顾及，至此复校事宜搁浅。据说，实际负责的杨杏佛则因接到两封恐吓信而不愿再过问复校事宜。[79]
转学学生及校友会迭次要求复校，中国公学校董会决定推选熊克武为校长，熊凯祥任教务长，觅定贝当路汶林路房屋为校址，积极办理学生登记等事项，1933年3月10日开学。[80]此前，校董会董事长蔡元培就复课问题呈教育部备案，教育部以吴淞校舍尚未恢复，指令暂停招生。
1933年3月23日，教育部电令中国公学校董会停办中国公学，电称，
该校校舍设备尽毁于沪变，在该校经济状况之下，欲谋恢复，当属不易。查该校原设文、理、法、商等科，现文、法科业经中央决议限制设立。理科设备需费甚巨，自非因陋就简所能办理。且理、商两科沪上各校设置已多，亦无恢复之必要。又查该校近年来校风嚣张，学潮迭起，相沿成习，整饬难期有效。本部详加审核，该校重行开办，碍难认可。倘该校董会为谋停办时在校各生赓续学业之便利起见，拟恢复文、法、商等科，只可认为救济失业青年之权宜办法，应以逐年结束，办至原有各生毕业时为止，不得再招新生。[81]
中国公学由此陷入困境，不但无法从教育部得到经费支持，而且无法招收新生，继续办学。校董会对此表示不能接受，电请教育部取消限制中国公学招生办学的电令，表示教育部所列的四项理由，有三项是由战争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归咎于中国公学本身，应该准予恢复。[82]
教育部除准中国公学办至在校学生毕业为止，未做任何让步。中国公学落入此种处境，其缘由在当时公学一份致同学书中有详细论述，文曰，“今也吾校已受教育部停办之处分，虽屡经磋商，已准继复授课，而尚有不准招考新生之限制。原教育部之所以有此处分，以校舍被毁、风潮迭起为近因，而最大关键实以党政当局屡有增扩理工诸科，缩减文、法等科之表示。吾校理科迄未充实，而文、法、商诸院又未有出人头地之表示，故教育部认为无存在之价值耳。挽救之道，仍在吾校”[83]。中国公学能否复兴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最困难的还是经费问题以及当局的支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公的复兴计划没有任何进展，前景暗淡。1933年冬，熊克武向校董会提出辞职。其间盛传原江南学院的副院长丁默邨可能继任校长，引起原中国公学学生不满，纷纷向校董会表示反对。[84]
为求复兴，中国公学校董会不得不求助于上海党政当局的支持，1934年2月19日，潘公展与蔡元培商谈中国公学复兴问题，潘认为公学经费困难，须觅人接办，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可以接办”。蔡元培表示，市党部“选定校长后，当嘱［熊］哲帆交卸”。[85]3月，由潘公展运作，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允任中国公学校长，中国公学校董会函请熊克武办理交代，另聘朱应鹏为秘书长、韩觉民为总务长。4月3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召开谈话会，出席者有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校董王云五、上海市党部吴醒亚、潘公展、朱应鹏。谈话会讨论事项包括校董会的改组和公学的复兴计划。4月16日上午，中国公学大学部补行开学典礼，到校校董及师生四百余人，由新任校长吴铁城主席。先由吴报告复兴中国公学的计划，继由蔡元培董事长、王云五校董及吴醒亚等致辞。
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欢迎新校长吴铁城
吴铁城当校长后，中国公学校内风向大变，开始积极向政府靠拢。1934年，在国民党CC系发起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各大中学校举行“民族复兴运动演讲”，中国公学被定为第二批巡讲的学校。[86]此外，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当局为清除腐化恶习，禁止大学生跳舞，上海市教育局于1934年12月21日通令各大中学校禁舞，次日中公即发表宣言响应，“并为贯彻主张起见，拟联合沪上各校，作进一步之讨论”[87]。
吴铁城到任后，力图复兴中国公学，一是恢复吴淞的校舍，一是建设理学院完成大学组织计划。但所需经费甚巨，据估算，建设校舍需费十三万八千余元，建设理学院需经费六万左右。吴铁城本意是将中国公学改为上海市立大学，“各省都有省立大学，上海市还没有市立大学，他想把中公改为上海市立”，改为市立，上海市政府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赞助中国公学，但改市立的提议未得到校董会的认可，校董会“只希望利用他的力量重建吴淞校舍”，并不想改变学校私立的性质。[88]吴铁城到任一个学期，暂时解决了校舍问题，将学校从法租界迁到江湾，租用中国文化学院的校址。因经费没有着落，中公的建设无大进展，加上与校董会的分歧，吴铁城开始萌生退意。
1935年2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召开的中国公学校董会会议，到会的校董有潘公展、吴开先、于右任、王云五、朱应鹏等，蔡元培辞董事长职，改由于右任任董事长。吴铁城请辞校长职，董事会决议慰留。另决议加聘本校教授陈济成为副校长，朱应鹏为校董会秘书。会后，王云五与蔡元培访吴铁城，挽留吴铁城任中国公学校长，吴颇有允意。但2月14日，吴铁城仍坚辞中国公学校长职，由校董会出具慰留函，托潘公展劝勉，吴铁城才勉强表示同意。1935年5月，吴铁城面谕上海市工务局派员勘估吴淞中国公学旧址各项建筑物修复费用，工务局经过查勘，估计全部工程约需洋十三万二千八百元。[89]如此巨款无处筹措，实际上也预示着复校的困难。此后一年多，中国公学复兴无任何进展。至1936年1月，中国公学仅剩文、法两院的文学、法律和经济专业的部分学生，教育部令办至现有学生毕业为止。[90]
1936年2月22日，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同学假八仙桥青年会九楼餐厅庆祝校董蔡元培七旬大庆，到会学生吴继泽、水祥云、聂海帆、毛仿梅等及教职员朱应鹏、邹馨棣等六十余人。席间，蔡元培表示，“中公乃有悠久历史之学校，与党国具有深切之关系，自‘一·二八’校舍被毁以后，迄今未复旧观。抚念当时诸先烈创校之苦心，实令人感慨系之。今日欢聚一堂……愿乘斯时会，共商复兴母校之所见，以期奠定校基”[91]。
到1936年上半年学期结束，如不招生，旧有学生几近全部毕业，学校就空余一块招牌。据校友黄仁中所记中公的窘境，“在淞沪道上的江湾镇，还租得几间平房，支持着一个中国公学的虚名，同学不过三几十人，设备是什么也没有，恐怕在世界各国，都很少这样滑稽的大学存在”[92]。
鉴于公学之命运已至决定阶段，不复兴即停办。1936年8月13日，吴铁城约校董谈话，商中国公学复兴问题，到者蔡元培、陈济成、潘公展、吴开先、朱应鹏四人。讨论结果，上条陈于校董会，推于右任、邵力子、胡适之、吴铁城及蔡元培五人为筹款委员会，请中央拨款十万元，各省市政府合助十万元。[93]
实则当时很多人对于中公复兴之前途并不乐观，如校友穆济波就认为，“中公虽为一与革命历史实有密切关系之学校，然其过去之成绩，不过一普通之私立大学，与上海大学、东吴大学等。中公校舍虽不继续存在，犹之上海大学其精神固永远存在，复与不复殊无何等轻重于其间，此种心理在社会中异常普遍。且近时风习正趋向于极端限制私立大学之产生，取缔合并，国立省立犹不免，若贸然恢复一时认为空乏无用又易启纠纷之私立大学，实为事实所不许”[94]。校董刘秉麟对于复校也持悲观态度，认为“以目前情形而言，不仅黄君所希望之具体办法无从说起，即复兴之初步，亦谈何容易！……经济方面之筹划，渺若云天，人力方面之供给，亦苦不足。以今日设备完美、经费充裕之各学校而言，尚有办学不易之感。故办教育，实一苦事，复兴中公，更是苦中之苦”[95]。
刘秉麟更指出，学校沦为政争之工具，风潮不断，“头脑之牺牲于此中而无代价者，诚不知多少，中公校誉，亦受其累”[96]。此实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中公在教育界的声誉实在是不容高估。1937年7月21日，胡适在与上海市长吴铁城谈中国公学事，“力劝他设法使这个害人的学校关门”[97]。由此可见一斑。
在经历了此前复兴努力的种种失败后，中国公学校友开始意识到，学校复兴最重要的是重建校舍，而重建校舍则需要大笔经费，靠各种捐助绝无可能，故只能争取国民政府的支持，为此中公极力向政府靠近，以争取国民政府的好感。在于右任的建议下，校友黄仁中等人创办杂志《中国公论》，“作为复兴运动的言论机关”[98]。《中国公论》发表了大量响应国民政府、拥护中央论调的时评。由于西安事变前后中公拥护中央的突出表现，1937年2月，蒋介石表态为重建中国公学认捐十五万元。[99]对于中公而言，这无疑是复兴运动的重大进展。
《中国公论》复兴中国公学专刊发表了一些系列文章，强调中国公学与民众复兴的关联性，并强调“中公原来就是国民党的学校”[100]。在饶伯康的引荐下，1937年3月6日黄仁中晋谒时任考试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黄仁中提出希望政府兑现民初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认拨的三百万巨款，并提议“现在的中央应该列入国家教育费项下按年摊还”。戴季陶反问：“如此说来，岂不是变成国立的吗？”[101]戴季陶实际点明了中公依靠官方支持复校必然改变其性质，但此时校友关心是否能复校，至于学校性质似并不重要。为争取国民政府中央的支持，在戴季陶的建议下，黄仁中开始在南京组织校友会。
1937年5月，中国公学南京校友会成立，到会校友及党政机关代表130余人。黄仁中作为大会主席报告，称国民党为“本党”，意在使复兴中公成为国民党的分内之事，校友会特邀请戴季陶、孔祥熙、陈立夫、孙科等党国要人担任名誉理事，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认同。[102]经于右任等人的多方争取，1937年8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案，“拨助复兴中国公学基金十万元，先行恢复中学”[103]。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以“该校兴发历史，确有足资纪念之处，且上海创设规模宏大办理完全之中学，尚有需要，允准拨助经费十万元，限定恢复中学”[104]。国民政府同意恢复中国公学，跟校友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校友会屡述学校与国民党革命历史的渊源，从而使得保存中国公学具有相当的纪念价值，但其价值似仅止于纪念价值，其作为教育机关并无特殊的意义，故而只限定恢复中学。在此过程中，戴季陶的意见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前戴季陶就曾建议，“为保存中公的历史，在此刻来说，最好不要忙着办大学，就是师范学校我觉得很好，能够把高初两级师范办出成效来之后再图进展”[105]。此外，中公校董会一直在为复兴筹款，且颇有成效。1937年8月，对于云南省教厅转呈的中国公学董事蔡元培、于右任所请拨助中国公学复兴基金一千元一事，云南省主席龙云令省财政厅、审计处照办。[106]
行政院核准助款恢复中国公学，对于学校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校友会所言，“中国公学自一·二八被毁后，虽曾一度恢复，惟未得教部承认，且时断时续，于本年上学期又无形停顿。兹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拨款十万元，为中国公学大学部基金，四万元为恢复中国公学中学部经费”[107]。该决议不仅为中公复兴提供经济支持，而且重新得到官方的承认更形重要。当然也不能高估这一拨款的意义，“一·二八”事变造成中国公学高达二百多万的损失，相形之下，十万元的拨款不过是杯水车薪，离复兴中国公学之路还很遥远。即便如此，在该校同学听闻中公复兴有望，筹备庆祝之际，“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不但复兴之事搁置，而自1931年以后之设备又毁于炮火。[108]命运多舛的中国公学，这最后一次机会又被侵华日军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