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这本书（项目批准号：17FZS044）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公学作为我博士阶段的研究主题，这其中有各种机缘巧合。我是2007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进入大学史研究的领域，偶然中也有必然。我从本科时即关注中国近代的学生运动和校园风潮，看了很多先行研究和资料后，逐渐开始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学校风潮与学生运动的勃兴是近代的特殊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虽然学校风潮与学生运动有时不易截然划分，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极其明显的；二是不同的学校有着风格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生运动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亚文化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除了我们之前关注较多的具有政治意义且与世运有重要影响的学生运动以外，学界对于学校内部风潮的研究则稍显薄弱；二是对于学校内部风潮的研究则要回归大学本身的整体研究。
博士阶段的专业英语课程，导师陈谦平教授要求我们分别选择英文专著的一节和一组英文原始材料进行翻译，其中英文专著，我选择的是叶文心教授《疏离的学院》中关于中国公学历史的一节，该书的英文版是研究生同学今井就稔从日本寄赠予我的。叶老师的眼光锐利，常常能在我们习见的材料中看到常人所不易把握的时代趋向，其关于近代中国大学多元而异质的政治文化的分析给了我很多启发。在这个基础上，我尝试着梳理中国公学相关的史料，感觉足以支撑博士论文的写作。在与陈老师多次讨论后，最终确定以“中国公学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2010年5月，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9月，回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向日本战争犯罪审判史，对中国公学的研究仍在不断补充材料的阶段。在博士论文撰写阶段，我就感觉资料存在些许不足，一些关节点仍未能打通。2014年夏天，我利用在台北“国史馆”查阅档案的机会，补充了蒋介石对中国公学校内党派活动的态度及中国公学是否续办的决策详情。此外，由于近年来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的开放利用，使一些原本稀见的报刊资料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得以补充。上述资料的补充，使得本书史实的重建建立在更充分的文献基础上，文本的叙述更为饱满，分析也更为深入。
2016年8月，我联系叶文心教授，获邀请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一年，得以有充分时间补充材料，修订书稿。其间，我以修订完成的书稿申报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在2017年10月得以立项。后期资助的评审专家们肯定了书稿的学术价值，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对后学的提携，使本书获得出版资助，得以面世。
在研究中国公学的同时，我还尝试处理过大同大学、劳动大学、金陵女大、中国学院、西南联大等大学史的个案，为理解中国公学这一个案的学术价值提供了更宏观也更具体的参照系，对于本书的修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与蒋宝麟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们的研究有很多主题是重合的，他的很多研究成果对于提升我对大学史相关个案的学术认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成果曾先后在《现代大学教育》《安徽史学》《历史档案》《民国研究》《史林》《苏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在此对审稿人、期刊编辑的付出与建议，表示诚挚的谢忱。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谭天，她专业且细心的编校避免了书稿中的若干错讹，为本书增色不少。
2007年进入南大，在陈谦平老师门下问学，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幸事。我对谦平老师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初到谦平师门下，感觉老师非常严肃，每次与老师交流时总是很紧张，如果要打电话，要鼓足好几次勇气。每次召集，我跑到民国史中心所在的17楼，时常一边喘气，一边满头大汗，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时间一长，特别是谈话的时候，发现老师远不像印象中那样不易接近，反而觉得和蔼可亲，但是在论及学术或指导论文时，谦平老师的严格又是门下诸生的共识。这让我想起《论语》中，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感谢谦平老师的包容，让我就性之所近选择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同时又严格要求，导我入学术正轨。
在此，还要感谢我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导师张连红教授。自大二开始，具体到本科学位论文指导、考研、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考博以及工作等，连红老师的鼓励和指点，伴随着我成长过程的方方面面。我当时选择做中国公学的研究，连红老师就很担心资料不足的问题，后来到答辩的时候，看到论文，他说才松了一口气。其实这个题目初步的一些想法，也源于吕芳上先生2001年访问南京时赠予连红老师的大作，吕先生在《从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中曾提到1921年中国公学校内驱逐校长风潮的本质，虽寥寥数语，并未详论，但我从注释列举的材料中获得不少线索和启发。连红老师将吕先生的大作转赠于我，使我有此机缘获得更多教益，成为吕先生所教之私淑艾者。2019年吕先生再次到南京师范大学交流，其间言及此事，表示没有想到居然有如此奇妙的缘分。本书初稿修订完成后，奉呈吕先生指教，他慷然应允为拙著赐序，荣幸之至，晚生将始终铭记感念。
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我数次赴上海收集资料，时在上海大学的孙祥伟及同在上海查资料的蒋宝麟为我提供了不少便利，解决了我在上海期间的住宿问题。论文初稿撰写完成后，提交预答辩，李良玉教授、朱庆葆教授、董国强教授拨冗审阅全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衷心感谢博士论文的诸位评阅人和答辩委员，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张生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馆长、曹必宏馆长，他们的批评指正是对我莫大的教益。博士期间，熊玉文师兄、吕晶师姐、孙扬师兄对我学习和生活帮助甚多，尤其是孙扬师兄，我总能感受到他对人极大的善意，每次一起参加学术活动，他总是尽可能地提醒同人注意那个比较沉默的我，不遗余力地向同人引荐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与学友王春林、陈伟、邹锦良、崔明海、陈东、董为民等切磋交流、砥砺共进，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对一直以来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师友、为我提供良好工作条件的学院、支持我的家人表示感谢。感谢的名单还很长，我会铭记在心，恕不一一列名，以免挂一漏万。
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公学，谨以此书，保留这样一所命运多舛的学校有血有肉的生命史，纪念那一群人在这所学校曾经寄托的理想与情感。
严海建
2021年10月15日
于南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