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人事
中国公学由张东荪任代理校长后，又聘请对于中学教育较有经验的舒新城任中学部主任。舒新城一开始有所顾虑，主要是对于中国公学情形不熟悉。1921年4月，蒋百里正好在长沙，亲访舒新城，说明中国公学之种种情形，并保证舒新城的教育主张可以完全施展。适逢长沙时局动荡，舒新城于当年7月辞长沙一师教职，到上海中国公学任中学部主任职。[63]
由于张东荪在上海办《时事新报》，事务繁忙，故中国公学实际由中学部主任舒新城主持。舒新城任内聘请优秀师资，改革学制，实行新的教育改革，在全国引起极大关注。但是舒新城毕竟不是研究系的嫡系，两者的结合只能是暂时的。正如舒新城所言：“我与梁、王两先生以至东荪先生，并无历史上的关系，不过因文字因缘而相识，且相识的时间不久，而接触又多限于公事，在私生活之理解固然很少，思想上之理解亦不多，性行上则更大家茫然。”[64]只因当时“他们要想办学校，我希望实行教育主张”的偶然条件下而结合。时间一长，双方的分歧日益明显，以致不能相容。
两者的分裂最根本的原因是二者的办学理念不同，舒新城主张教育独立，其在自传中曾提及，“因为当时现实政治变动太多，给予我的刺激太坏，致使我对于政治家所得的认识是偏见与无理性，所以从不加入政团，而始终愿保持着超然的态度，努力学问从事社会事业，……对于教育则视为有关国家百年大计的神圣事业，力求脱离政治支配”[65]。而研究系诸人不脱传统士大夫的窠臼，虽然是办教育，但其实是以办学为其政治上的发展造就一种势力。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决定了舒新城与研究系的结合必定不能长久，其后的人事问题以及学制改革等问题上的矛盾也终不可避免。
舒新城任中学部主任后，聘请了一批新教员。新聘的八位教员是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常乃惪、陈兼善、吴有训、刘建阳、许敦谷，被胡适称为新青年，且彼此志趣相投。因1921年学校发生风潮，上述八位教员中，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离校，吴有训出国留学。中公校方又从各地聘请了很多名师，包括国文教师沈仲九、孙俍工等，数学教师陶载良、刘薰宇、周为群、匡互生等，历史教师周予同，图画教师丰子恺，英语教师朱光潜等。这些教员当时都是站在新文化一边，对各自所教科目也都有较高的学养水平，正符合舒新城的理念，“主张人才主义，对于教员之聘请完全以能力为主，绝不问其政见与籍贯”[66]。当时的匡互生、沈仲九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沈仲九仿日本新村运动在学校组织“新生社”，颇得学生信仰。[67]孙俍工在思想上比较激进，倾向于国民党方面，而且常有文章在《星期评论》上发表。[68]而朱光潜、朱自清等人则比较超然，朱光潜在后来的自传中曾提到，当时“虽是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69]。如此，与办学者之政治理念不同，则当局在心理上便有隔膜，稍有问题便生猜疑，日趋日远，最终导致舒新城的离职。
舒新城的离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直接的原因是，研究系的嫡系陈筑山到中国公学任职。陈筑山，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属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1913至191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神州学会。1916年，李大钊、陈筑山、刘道铿发起创办《晨钟报》（进步党研究系机关报，后更名《晨报》），1921年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1923年回国，任中国公学中学部训育主任。[70]陈筑山对于一切都主张稳健，对于学制及课程方面的改革不甚赞成。因男女同校及道尔顿制而发生许多纠纷，陈筑山颇有取消之意。[71]
1923年6月，商科与中学部发生对立的风潮，导致中学部教职员的辞职出走。据知情者透露，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实行“男女同校”，因恋爱自由引发争论，酿成校内的冲突。6月5日，中学训育主任陶载良“具函陈代理校长，辞去所任职务，以志吾过”。其他五名教员也纷纷辞职，中学部完全无人负责。6月6日，代理校长陈筑山分别开商科学生谈话会和中学生谈话会，陈筑山明显偏向中学部，引起商科学生不满，不仅未能平息风潮，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学部与商科的对立。[72]中学部的学生宣言：“如不能惩罚商科学生，不能挽回训育主任，及诸先生，我们全体出校！”结果，又导致商科的教职员发表辞职宣言。[73]
之所以出现中学部与商科的对立，据知情者所言，“现在中商两部办学和经济，名目上虽然是分开，其实是分皮不分骨，使许多意志不相合的人在一处办事，不免时常要发生冲突的了”[74]。此外，陈筑山接任代理校长为时不长，在校内没有权威，与中学部诸人也没有交谊。此后，在校董的调停下，辞职的教职员又重新复职，中学部教员周为群、陈兼善、陶载良、刘晓初于6月29日发表声明，解释复职的理由：
我们前次辞职是有必须辞职的真因在（请看中国公学启事），现在那个真因去了我们当然可以复职。此次复职，我们自信于人格上绝无损伤，我们所最要注意的，只在以后我们能否把中学部办出好成绩来。我们自然想竭尽棉力去办出好成绩来，即使办不出好成绩来，也只足以表示我们底能力薄弱，绝对牵涉不到人格问题！中国公学精神方面有极悲壮的历史，物质方面有很深厚的基础，经过此次风潮，我们又认中学部确有可为。不过自量德薄能鲜，不足以当此重任，况且当代不乏教育专家，发展中学部而使臻于完善，岂患无人，所以当初我们绝无意于复职，无奈学校当局对于我们费尽心力，多方挽留，大多数学生又有渴望我们回校之意。我们处此境地，暂时实在无法摆脱，只得仍为中国公学尽力！这是我们复职的由来。
论到现在中国公学当局的为人，弱点固所难免，但是绝不是我们所认为不可与合作的人。我们都是高等师范毕业的，当然以尽瘁教育为职志，不过我们服务所绝不可放松的，是实行我们底教育主张！不妨碍我们底教育主张的实行者，在相当情形之下，我们仅可同他共事，妨碍我们底教育主张的实行者，我们当然望望然去之。我们虽平庸，自信这种态度确能终身保持的！[75]
在经历了多次风潮后，中学部的教职员与中国公学办学者之间的信任还是日渐稀释。由于办学意见分歧，加上梁启超等人热心于办大学，1923年10月舒新城去职，中学部教务主任常乃惪以及国文教员孙俍工、数学教员陶载良亦同时辞职。之前舒新城所聘诸人也在此前后相继离去。匡互生、周为群以王敬芳与曹锟贿选有关联，为表示抗议而辞职离校。[76]周予同、朱光潜、丰子恺等人离开中国公学，到匡互生创办的立达学园任教。舒新城的离职带动了中学部大批优秀师资的离去，由此造成中学部的衰落，校方也有意收缩中学部，一意办理大学。
与中学部人事上经历的波折不同，中国公学大学部的人事网络自始即以研究系为背景。中国公学大学部也成为研究系重要的聚集地及活动空间，研究系知识分子大都汇集在这里。
下面，据有资料可考的教员21人的学历背景、主要著述及与研究系事业之关系做一列举。
表3 1925年中国公学师资简况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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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公学一览》（1925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上表所示，从学历背景上看，21人中，15人留学欧美，3人留学日本，2人是国内学历，留学欧美的占到绝大比例。从专业来看，主要是经济、法律和政治等社会科学的学者，而且以会计学、金融、保险等学科为最盛，其中王效文、杨端六、陈其鹿等分别是中国近代保险业、会计学、统计学、银行学早期的奠基人。从与研究系事业关系来看，23人中，除黎照寰、岑德彰、谢冠生、高践四、刘秉麟等与研究系无直接之关系，其他诸人与研究系或多或少均有联系，有部分是与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有私谊，如徐新六、陈伯庄、霍俪白等，有部分是与研究系政见相同，如与张东荪同为提倡基尔特主义的郭梦良、杨端六、王效文等。1922年，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宗旨，张东荪等人发起职工俱乐部，与王效文、郑重民等七人发起合作商店，中国公学是合作运动中心之一。其他则与研究系的言论事业有关，如《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报刊的编辑及撰稿人俞颂华、李石岑、金侣琴、郭传治等人。当然上述这些关系也有重合之处。由此可见，中国公学的人事网络是以研究系为背景的，但是又体现了商科方面出色的专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