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前史
1921年春，中国公学原教务长刘秉麟留学英国，于是由梁启超推荐，王敬芳乃请张东荪继任教务长。张东荪到任后，约请舒新城任中学部主任。然就当时中国公学之组织系统而言，学校的经济权、学生管理权均操之于事务主任之手。前此，校长王敬芳任职福中公司，校内事务均由事务长李挹清实际负责。张东荪接任教务主任，且是梁王二人意中之公学改革主持之人，到校后，自然会与实际握有权力的李挹清产生矛盾。
李挹清，四川人，毕业于中国公学，早年追随旧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左右，1920年，中国公学董事会改组，王家襄任副会长，李挹清任中国公学事务长，实际负责。张东荪到任后，受王敬芳与梁启超的委托，负责中国公学的改造。而李挹清不愿配合交接，双方冲突自然难免。
新聘的中学部主任舒新城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中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及福湘女学等校任教务主任。舒新城到上海之前，在湖南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如推行教学改革，创办新文化刊物《湖南教育月刊》，并尝试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胡适、张东荪等人建立联系，但只得到张东荪的热情鼓励，由此建立联系。1921年应张东荪之邀，舒新城任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105]
1921年7月初，舒新城到校时，李挹清正在北京向王敬芳述职，李对于张东荪主持中国公学多有异议。7月20日，公学董事熊希龄、王家襄到上海，张东荪引导二人到校参观，李挹清随行，在此过程中，张李二人发生言语冲突，不欢而散。李挹清以张东荪是新闻记者，不适宜办教育，试图改变公学高层对张东荪的倚重。
舒新城到校后，未见到李挹清，即开始以高薪聘请新教员，并拟定改革计划，准备登报招生。7月下旬，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舒新城拟定之招生广告。不料广告发表之翌日，即有否认之启事见于报端，于是中国公学之分裂公开化，双方在报端否认对方。[106]而且李挹清仍然掌握着公学的经济大权，对于舒新城用校印支经费之事，李总是多方阻挠。张东荪认为学校改革彼应有权处理，李之行动应属无效。于是，函电告梁启超促王敬芳南下解决。8月20日，王敬芳亲到上海决定赠李以出洋考察之名义及经费，请其离校，并任张东荪为代理校长。
李挹清“虽决定出洋考察，但直到十月九日方始离校。两年以来，他本属事实上的校长，东荪任教务长欲与分庭抗礼，已觉与习惯不合，经一度纠纷之后，彼则离校出洋；东荪反升一级而任代理校长，不论出洋在名义上说得如何好听，事实上有何种利益，但感情上总难得平静”[107]。这实际上成为后来风潮发生的一个潜因。
李挹清个人之离去，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张东荪对于旧教员愿留任者仍送半年聘书，除公学新聘的教员外，“其余之中学部教员职员类皆李君同志”[108]。新旧教员之间的矛盾成为风潮最初的诱因。新旧教员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涉及新旧文化的冲突以及实际利益的纠葛两个层面。
舒新城到中国公学后，倡导学制改革，实行道尔顿制。舒新城所聘请的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常乃惪、吴有训、陈兼善、刘建阳、许敦谷八人均为提倡新文化的年轻教员，多数曾在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较大的浙江一师和湖南一师任教，且赞同新的教育改革，其授课内容与方式及教育理念与此前的旧教员都大相径庭。如中国公学旧国文教员石某“对新文化反对甚力，对胡（适）陈（独秀）诸人时加痛骂”，舒新城知道这种情形，认为“我们以新文化为号召，此公如何可留”。[109]故约定半年聘期到后，即将其辞退。而曾受教于石某的一些学生为表示对新教员的不满，于叶圣陶教国文时大生问题。叶圣陶等人也认为，“吴淞离上海稍远，而旧日办事人之古气又重，故而中学部学生不识时代之潮流者甚多。国文教子书八家文，英文教艰涩过时之文学”。[110]可见新旧教员之间在文化意义上的分野。
新旧之不能相容必然导致一派离去，而教职意味着薪资，所以新旧矛盾也牵涉实际利益的争夺。鉴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心理，主事者更易带来的是“饭碗”危机。舒新城所聘新教员皆为专任教员，月薪100元，属于较高的水平，引起旧教职员的不满。比如旧的斋务主任吴成芳，虽为中国公学校友，但是不能教任何科目，文字之运用，亦不甚自如，故其薪资较低，不能与新聘之专任教员薪水相等，就“主任”之地位言，未免有失体面；且部分旧教员相继离去后，亦自觉不能久于其位，故利用校友头衔鼓动学生，以求固位。[111]旧教员半年之后是否能继续任教也是问题，所以旧教员冀反抗成功而能维持其饭碗，甚至扩展一些职务以多得一些收入。
新旧教职员的矛盾使得中国公学在改造之初即现分裂之势。但仅有旧教职员之反对并不能掀起大规模的风潮，必须要煽动学生参与。其时，因新学制的改革，学生也分新旧，旧学生是舒新城等来校之前的在校生，而新学生则是舒新城主持新学制改革后投考的新学生，新学生对学制改革自然是认同的，相反旧学生多不适应，舒新城对此曾有详细说明，录之如下：
我们为增进学生健康计，规定早操，且大家共同于每早六时五十分上操场，但对于一部分贪睡的少爷们却使其不便。我们为充实学生生活计，提倡课外活动，而尤注重于师生共同生活，则浪漫学生感到拘束。我们为谋学生毕业后能在升学与职业两方面均获便利，而将毕业期间由四年改为五年，且于三年作一段落注重基本学科；并于第三年起设相当范围的选科以适应个性；后两年分为文、理、商、师四系，于必修科外兼设选科，使学生就其性能与经济能力分别选系；但在“混资格”的学生看来则未免多余，一般家长亦将以为延长一年负担太重。我们为整齐学生的学业计，打破年级制而用能力分组制，使学生依其各科之学习能力，按科进修；更采学分制，使学生可按其能力努力进修，在规定年限以内提前毕业，（五年课程，如学生能力优，平时努力而又在年暑假补习者可于四年或四年半毕业），能力不及者可延长毕业期限，这办法在优良而努力的学生固属满意，但以学校为传舍的学生，则未免失望。而旧生因编级试验之由高级改入低级者则更不满。[112]
旧生对于舒新城的学制改革极为不满，攻击舒新城擅改学制，“不遵守部章”，“定酷苛之规则，含尽行淘汰我中学生固有旧生之意”[113]。另据当时中学部三年级学生阮毅成回忆，“中学部中的新制初中学生，是舒新城先生接任中学部主任以后招收的，程度整齐，活泼天真。我这一级，是旧制中学的最后一班，都是舒先生接办以前的旧生，份子不甚单纯。换言之，所谓海派的气味较甚。我初从杭州到上海，对于海派十分看不顺眼，因此宁愿与较低年级的同学做朋友”[114]。可见学生中新旧之分较为突出。
为此，旧学生对于舒新城为首的新教员不满之心久已积蓄，加上旧教职员的煽动，风潮之发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