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化教育的虚像：“党国要人”的来与去
1931年2月，中国公学校董会推举邵力子为校长。邵力子在2月22日到校与教育部整理委员办理交接。邵力子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早年与中国公学校董会主席蔡元培有师生之谊，与另一校董于右任多年共事，20世纪20年代曾任上海大学校长，有一定的教育行政经验，且常驻上海。邵力子的到任各方均能接受，其到任使中国公学得以恢复正常秩序。
1931年3月2日，中国公学举行开学典礼暨新校长就职典礼，出席者有教育部代表顾树森、市党部代表潘公展、上海市政府代表岑德彰及上海教育界代表中法工专校长褚民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劳动大学校长王景岐、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等。首由邵力子演讲，略谓，中国公学为历史上有光荣传统之学校，其担任校长，恐学问才力有所不逮，加上不能长川驻校，向学生表示歉意。对于此次风潮，认为非某一人之错误，主要是不良环境造成的。邵力子期望学生能专心求学，服从政府命令。并承诺在最短期间，设法添办理学院或工学院。[1]次由教育部代表顾树森发言，表示此次教育部接管整理中国公学实出于无奈，现校董会推选邵力子任校长，朱经农为副校长，中国公学前途可期。作为党部代表的潘公展发言，称，“中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光荣之革命历史，……但常人以为反对政府就是革命，即是大误矣。须知革命者，在军阀专政时期，自应从事破坏工作，反抗政府，现在政府正承总理遗训，努力建设工作，为学生者，宜切实研究学问，为将来入世之用，方能谓为真革命，若不知努力求学，不顾时代需要，纯以破坏为怀，便不足与言革命矣”。其所言与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教育政策，以及对青年运动的指导方针完全相合。最后副校长朱经农发言，要求学生发挥自治的光荣传统。[2]
邵力子到任后，曾力图提升中国公学的办学品质，但当时中国公学面临着多重困境，首先是经费的匮乏与办学条件的落后；其次是党化教育造成的学风和教育品质的恶化。
据邵力子到任当月给教育部的呈稿，“属校常年经费，合校董拨助及学费收入，仅足维持，向无余羡可以增加设备。数年来，一切惟有因陋就简，常循旧轨。查此次接收之时积欠近两万元。现在属校学生总数达一千二百人，本科学程凡一百五十门，预科分级凡五，而足资授课之教室仅十二间有奇；图书二万余册因无专馆，仅就教室分间陈览；理化器械多届陈旧，必须添置。是数者在大学中靡可稍缺。特欲完成斯种设备，非借助他山不可”[3]。邵力子为此四处筹集资金，起初向教育部申请对私立大学的补助，得到教育部一万国币的资助，用于购置图书、仪器之用。[4]加上在校学生一千二百多人的学费收入约七万五千元。归还旧时积欠债务约两万元，基本能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为学校长久发展计，校董会还曾致函蒋介石，请国民政府拨发他种有息债券代替公学在民国初年获得的整理公债四十万，作为公学基金，但未能如愿。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至少须具备三个学院，并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大学教育应注重实科之原则，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医各学院之一，不符合上述条件即独立学院。中国公学因无理、工、农、医四学科中之一种，此前已被教育部令改为独立学院，不得自称大学，甚至被要求改校名，后教育部顾及其历史上的成绩，才得以保留原校名。[5]由大学改为独立学院后，学生及社会的观感，一般都有降格的感觉，对于学校的声誉有很大影响。在校学生大都希望学校能建设理工科，重新升格为大学。但要建设理工学院一般需要比文法商各科投入更多，特别是仪器和馆舍的建设。
表1 《大学规程》对大学各学科开办费及每年经常费之最低限度的规定[6]
从表中可以看出，文科、商科与法科办学经费的要求较低，而理工科要求的开办费一般需要文科办学经费的两三倍之多。这对于经费主要靠自筹的私立大学来说，是比较高的门槛。为建设理学院，邵力子筹款建设科学馆。1931年4月，邵力子从杜月笙处获得捐助银币三万元，用于建设科学馆，科学馆于12月中落成。[7]科学馆的建设，可谓邵力子任内对于中国公学最大的贡献，可惜未能发挥作用，科学馆建成后一个多月即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炸毁。
除了校舍建设外，对于学校发展尤其重要的师资聘任问题，在邵力子接手后，因党部对人事的把持，较此前胡适、马君武时代，师资品质不但未得到明显提升，反而更差。党部接掌校政后，在校学生类似“这个学期饭桶，不，简直是无底夜壶的‘鸟’教授，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的抱怨有很多。[8]另据在校学生蒲风的日记，“据好多政经系的同学所领的选课表来看，今年的教授并没有出色的”。除李石岑、李青崖、傅东华等教授还能令学生满意外，大多新聘教授都不合格，特别是政治经济系，新聘的叶秋原资历较浅，不能令学生满意。[9]据当时在中国公学任教的施蛰存回忆，“叶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从美国得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回来。李青崖请叶秋原来代替高一涵，当然比不上，学生听过高一涵的课，再听叶秋原的课，当然会感到‘平常’”[10]。于是，很多一心向学的学生对学校心生不满，蒲风在日记里就预计，1931年“下半年的中公大概十二分没希望了，好多人都想转学”[11]。教员张伏云在致胡适信中，提及，“三年努力之中公，完矣。以一未受高等教育之人出任秘书长，大有权倾一世之概，教职两方均为其把持，时人窃笑其为乡坝老吃寿酒，虽谑亦逼真”[12]。
1931年6月，朱经农辞副校长职，潘公展接任副校长，邵力子对学校事务之管理也逐渐减少。到12月，邵力子受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向董事会请辞校长职。
倒马风潮的结果，是党部如愿把持了校政，但党部接办学校，并不意味着党化教育的实现。学校党化，不仅不能从党国获得任何资源，以提升办学品质，党部反而要从学校汲取资源。曾有学生指责担任训育长的党部要员童行白，“从未见其做训育的一些事，漫说不管事，就是所谓训育的办公处，也未见其光顾一次，……但是听说这主任的薪水却是不能短少的，这真是‘尸位素餐’”[13]。另据改组后的中公学生所言，党化的校方给国民党籍的学生免学费，但“在享受到这个权利的党员，固然是讳莫如深，就是学校当局也不敢公开声张，恐怕得不到权利的同学要起来反对。因为中国公学的经费完全是学生的学费，这班免费的党员，不啻就是揩其余同学的油，并不是受党或政府的津贴”[14]。恰如胡适所言，“此校以后成了一个党员吃饭机关”[15]。如此，党部接管的学校只会越办越差，而沦为学店，此去党化教育的初衷何其远矣。
此外，党部把持校政，学校党人化，但并未真正实现党化，一方面不能真正改善党义宣传和教育的效果，以提升国民党在学生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党部亦不能对在校学生实行有效的组织控制和动员，“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风潮即显例，不免给人国民党党化的学校都不能执行党部政策之讥。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中国公学推行党化教育的实践及其结果，反映了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党化教育的名实不符。近代中国校园政治文化的多元化与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有限是密切相关的。[16]北京政府时期对于教育采取较放任的政策是大学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国民党建政之后虽然试图加强对各类大学的控制，但国民党对资源控制的有限，以及在党政纠纷中党权受到压抑，导致其对于教育的控制也必然是有限的，因此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空间仍然存在。
匪夷所思的是，半年之后，在校内抗日救国会干事改选引发的风潮中，执掌校政的党国要人先后辞职离校，放弃对该校的经营。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举国震惊，上海各大学的学生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公学也成立抗日救国会，全校编为三个大队实施军训。最早的抗日救国会由训导长童行白指导，选举产生抗日救国会代表何景元、王国屏、龙英杰、聂海帆等十余人，大多是国民党籍的学生。
对于学校当局控制学生抗日救国会，左派学生表示不满。据了解内情者所述，日本侵占沈阳之消息传来，中国公学学生千余人自发集会，以商救国之方针，“不料学校当局，以为尚未得校长准许，各生如自行集会，本校决定从严究办，各生见为学校当局所不许，均愤愤不平而散，所以在上海各大学开抗日救国大会之时，中国公学并没有代表参加”。此后日军不断扩大其侵略，学生之爱国热情不可阻遏，“学校当局，始知学生救国之气不可欺，乃在廿二日由训育处出布告召集大会，当时到会学生约有千余人之众”。开会过后，就由全体学生选举出干事二十一人，各生见此事关系重大，就择其能干之同学而举之，“不知学校当局，见其所举之干事，多非党员，乃用学校之权力，多圈入党之学生而为之，所以自学校圈定干事之后，各生均抱不满，以为救国之责任，凡是国民，皆为应尽之义务，而学校当局，偏偏欲择其党员而任之，不禁为之伤心叹息”。不由生出愤慨之情，感叹“救国之事，演成包办，非党员不准参加，岂不是中国之将亡乎”[17]。
9月28日，上海学联会议决定各大学学生全体赴京请愿，中国公学参加的学生有六十余人，由吴正之领队。当时中国公学校长邵力子也在南京，在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接见学生后，邵力子还集合中国公学学生代表做简短讲话，并拿出一百元给学生代表解决吃饭问题。此后，随着日军在东北侵略的推进，东北局势急剧恶化，学生的请愿运动也持续升级，逐渐开始由抗日运动转向反政府运动，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18]具体到中国公学校内，抗日请愿运动造成了校方与学生的对立，中共地下组织为争夺对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权，在中国公学发起驱逐朱应鹏、潘公展的风潮。
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共在上海的一些外围组织左联、社联、互济会等在中国公学都有组织活动。当时国民党在学生中的党员较少，特别是1928年前后，国民政府青年运动政策转型，通过一系列法规，限制学生的校外活动，全国范围的学生团体被取消，随后通过的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实际是横向的一个组织系统，没有从上到下的纵向组织，从而限制了学生团体发挥影响的范围。[19]同时规定学生自治会以“不侵犯学校行政为限”，“以在学校以内组织为限”。而且明确规定在学校中建立学生自治会需经“当地高级党部核准”，进行组织活动时，“须请学校派员指导，”受所属党部的领导和政府的监督。[20]在“九一八”事变的学生抗议风潮中，党部与政府发现，“上海学生方面党员极少，职教员中学微多，大学甚少，又加以学生多数对本党改学生会为学生自治会之意义诸多误解，以致不满，而本党在学生中力量亦因之日形薄弱”[21]。国民党在校内不能有党团活动，而中共却有秘密组织，相形之下，中共更易发挥作用，形成对于学生影响的优势。
自倒马风潮后，中国公学校内的国民党籍学生势力大涨，国民党籍的学生也较多，但与中共地下学生组织的严密性相比，国民党籍的学生并不能发挥组织影响。非但如此，有时还会因事权及分工发生内部冲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无法掌控所属学生党员的行动。
1931年11月4日，中国公学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对于目前国难之表示及应对目前国难之工作，出席同学一千二百多人，由该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干事聂海帆主席，王国材记录，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现国联会已数度密议，协亡我国东三省，日内之公开会议即将提出通过，如此可惊之事实，国府尚镇静如故，默无表示，岂待木已成舟再来追悔叹息吗？中国公学是为反日而创办的，中国公学学生亦多有为救国而丧身于革命的，对于这次国难中公学生决不宜放弃责任，要公而忘私舍身为国。”会场空气甚为紧张，通过的重要决议案计有：“（一）反对开设中立区；（二）即日罢课以唤起民众共同应付国难；（三）全体同学分赴各校要求取一致抗日救国之行动；（四）通电警告国府；（五）电请国府撤办卖国的顾维钧；（六）电请国府令施代表退出国联；（七）要求各界罢市罢工罢业共同应付国难。”[22]
1931年11月，上海第二区义勇军大检阅在中国公学操场举行，被检阅的是中公、同济和商船三校学生义勇军，人数有两千多人，其间中公副校长潘公展演讲，批评无抵抗主义，强调“我们要扑灭这种无抵抗观念，然后造成自信的精神”[23]。表明校方对于学生的抗日热情还是予以肯定和鼓励的。差不多同时，1931年11月，因部分学生对抗日宣传分工有异议，要求改选干事会。操纵改选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八分区的樊振邦、相德馨、徐鸣亚等，最后的结果也是樊振邦等人当选新的干事。中国公学副校长潘公展鉴于学生抗日运动逐步向反政府运动转化，以未经学校批准的改选不合法为由，对新当选的干事进行训话。潘公展要求学生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不要被共产党利用，反对学生的抗日活动。潘公展的训话不但无效，反而引起校内学生的抗议，聚集在校长室外的学生向校长室扔石头，潘公展被迫离校。[24]之后，潘公展、朱应鹏相继辞职。
11月20日，中国公学副校长潘公展登报通告辞职，不再负责。其通告全文如下：
本年春间，公展承乏中国公学校董，秋初因朱经农先生离沪，校董会又以公展承乏副校长，材轻任重，固辞不获，因念教育事业至关重要，中公且为有历史之学校，邵校长其时又适有远行，不忍见其主持无人，虽以事务丛集之身，亦不得不勉为其难，借维暂局。慨自沈变发生，举国同愤，公展亦曾指导学生，组织团体，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无如学生分子异常复杂，近且以抗日救国干事会之争执，发生互殴情事，因而更有拥某拒某等无聊举动，国仇未抗，而同学阅墙，指导无方，痛心何极。除即日电请蔡董事长、邵校长准予辞去副校长职务，速开校董会，商决一切外，业将校务暂交樊教务长会同谢、刘、应三院长秉承邵校长办理。特此通告声明，对于中公校务，自登报日起，概不负责。务希公鉴！[25]
潘公展、朱应鹏辞职，改变了国民党党部势力直接控制学校的局面。此后，中国公学校董会推选樊仲云、刘秉麟、谢六逸及胡耀楣四人为校务维持委员，暂行维持校务。12月中旬，校务维持委员会解散，校务由教授会主持。1931年12月，据王柏龄密报，“中国公学情形很坏，为共党操纵暗中主持”[26]。可见，国民党已失去对中公的控制。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发起了多次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的活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作为民众运动的指导机关，则一直试图对该会的行动进行指导和控制。双方经历了一种从紧密合作到矛盾频发，从貌合神离演变为水火之势的过程。[27]在中国公学校内，执掌校政的党部势力与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关系大致也经历了上述演变过程。党部对国民党籍的学生也不能施行指导与控制，其根本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正义性，绝非任何力量能够压制，其直接原因在于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在指导民众、实施动员等方面虚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