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中的时代内涵与个性特质

学校风潮与学生运动的勃兴是民国时代的特殊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虽然学校风潮与学生运动有时不易截然划分，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极其明显的。^[140]与学界对于具有政治意义且对世运有重要影响的学生运动的深入研究不同，对于学校内部风潮的研究则稍显薄弱。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的风潮重心大多限于校内的话，那五四以后的学校风潮则逐步扩展到校外，其政治色彩有逐步深化的趋势。而实际上，即使在五四后校内风潮的肇因和形式已发生根本变化，但与走向校外的学运仍然有明显区别。

吴淞中国公学所谓驱舒风潮之所以发生，实由于新旧两派教员之互争，而以学生为其工具，其中学生的角色颇值得深思。五四以后，学生群体的权势凸显，加之社会赞誉不断，学生自视甚高，自认作为新学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且对于社会政治具有相当责任。在中国公学驱舒风潮中，学生对于被他人指为斗争工具不以为然，“同人等于此次驱舒之运动，自信能本吾等固有之良知及自动之能力，于学校于同人皆有不得不然之势，决非受人指使，或任意捣乱者可比”^[141]。特意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实则体现了学生虚幻的自我认知。

学生尚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对于自身本位的利益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校内风潮更多牵涉的实际上是教育的问题，风潮中的学生在超越性的国民角色与本位的学生角色之间更侧重后者。学生风潮的手段不外乎罢课、开大会、发宣言，但学校秩序的混乱和学生自我牺牲式的罢课损害的都是学生自身利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实则对于学生来说，学潮“不论他的背景与结果如何，直接在学生本身绝对是无益而有害，间接于国家社会学校有巨大的损失”^[142]。

在校内风潮中，学生与其他势力博弈的能力较弱。即使在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学生运动中，学生本身也是无力量的，学生群体以其特有的可以超出自身群体利益的高远理想而常常能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尽唤醒国民之责。但学生群体的很多局限也显现于学生运动中，学生群体只能为一时之唤起，往往不能持久，如若不能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就难于实现初衷。^[143]而校内风潮往往局限于校内，学生多成为教职员斗争之工具，其主体性更形薄弱。从中国公学驱舒风潮来看，很难看到学生切身的利益得到清晰的表达，风潮中在前台运动的多是学生，而实际居于操纵地位的却不是学生。

私立学校的校方既是学校的管理者又是学校的产权所有者，学校的董事会对于校政有最终的处置权。对于风潮的处理，私立学校一般较国立大学更为强硬，相形之下学生更为弱势，风潮的结局大多无法改变校政。正如舒新城总结的那样，风潮发动者失败是由于主持者不明经济权能的力量。“所谓经济权能者，一种事业，必得有相当的经济去维持它，主持者必有支配经济的权力，方能掌握管理权。若果自身没有经济权，除以革命方式获得支配权而外，便只有取得有此经济权能者的信任，方能支配事业。学校虽称文化事业，其需要经济权能是一样的。这学校的校舍校基虽属公产，但每年二万元的经常费则来自校长任总经理的商业公司。不以革命手段改组学校，如何能违反校长的意志而驱逐其所信之人，更如何能以素无渊源的少年为他的代表。”^[144]可见私立学校的董事会或提供资助的所谓校主对于校政拥有最终的决断权，这一现象在北京政府时期国家权力较为无力的情况下比较常见。^[145]

驱舒风潮发生在五四之后，此时校内风潮的背景与内涵也已较五四前发生根本变化，无论是校内博弈的各方，还是居于校外的各种势力都有相互借重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取向，风潮虽仍然限于校内，但内外互动的趋势日益明显。校内运动风潮者试图诉诸公共舆论，到校外寻求支持，而校外的势力也试图借重风潮攻击自己反对的一派。

此外，自五四以后，新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各种势力都争相以新文化为标榜。国民党与研究系在报刊上的对垒均注重将新文化运动引为招牌和资本，试图将对方置于反新文化的境地。^[146]当然，各派都借重新文化这一话语，就会出现一个多歧的新文化，实际上也有所谓新文化名与实的分裂。在中国公学风潮中，舒新城等新教员有新文化之实，而国民党在报刊舆论则更多是借新文化之名。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校风潮，学校风潮的背景与内涵随时代而变，1921年的中国公学风潮既反映了后五四时代学校风潮的一般趋势，同时又有其特殊的个性特征。区别于国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私立大学的治理方式及校内文化生态对于学校风潮发生的驱动及其结局有不同影响。与以往注重考察作为新兴政党的国共对于学校风潮的鼓动以反对北洋政府不同，对于国民党与研究系、国家主义派以及江苏教育会等不同势力争夺教育文化场域主导权的研究也应引起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