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研究(节选)
(选自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一、 作期
《左传》著者的年代,有主左丘明为之,与孔子同时的。有以《左传》中有庶长与腊,疑为战国后制。甚至知郑先亡,知秦统一,疑系汉人刘歆割《国语》做成的。甲是乙非,辩论甚久,未曾解决。兹将我的主张,依法院判决书式,胪列于左:
揭要(主文):著者系周威烈王元年以后 二十三年以前的人
(一) 著者最早的年代:周威烈王元年以后
(1) 从文字中看出的——著者曾见及赵襄子卒(即周威烈王初年)
【证据】
哀二十七年《传》最末段:“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考证】
哀二十七年已无《经》,当非后人因解《经》而窜入的。
【论断】
《左传》的最末段有“赵襄子”,按襄子是卒后的谥法;襄子卒于周威烈王元年,著者说襄子,是著者系周威烈王元年以后人了。
(2) 从统计图上看出的——著者系《左传》绝笔后二十余年人(即周威烈王初年)
【证据】
《春秋》《左传》记事详简统计图:
【说明】
计《春秋》共得一万六千余字,《左传》共得十八万余字,以每五年为一格(横格);以每五年字数最多的为顶格,最少的为底格(纵格)。但《春秋》的字数,不能与《左传》的字数适合,故《春秋》以虚线代之。
【论断】
兹将上列统计图二者高低之点观察之,约记于左:
《春秋》
(一) 由横一格至十七格(八十五年),未有超过九格的 低。
(二) 由十八至二十九(六十年),点虽忽有高低,但最高之点未有超过十八格的 平。
(三) 由三十至三十五(三十年),此段之点最高 高。
(四) 由三十六至四十九(六十九年),其点之高低与(二)同 平。
《左传》
(一) 由一至十七(八十五年),未有超过六格的 低。
(二) 由十八至三十四(八十五年),点虽忽有高低,但最高点未有超过十二格的 平。
(三) 由三十五至四十二(四十年),此段三点最高 高。
(四) 由四十三至五十一(四十五年),其高低之点与(二)同 平。
由上列的观察,而推求高低的所由(暂以《春秋》计)。兹列于左:
(一) ……低 《公羊传》隐元年公子益师卒条下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十一经音训》引汪克宽说:“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书日百十有七。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书日二百二十。年数略同,而日数倍。”作史的人,所搜集的材料,愈远愈简,乃是当然之理,此(一)之所以低了。
(二) ……平 史料远简近详,当然之道,此段在前段后八十五年,在孔子前约八十年,其点当较前段为高,后段为低,此(二)之所以平了。
(三) ……高 此段去孔子生前约三十年,去孔子卒约百年。按孔子年七十三而卒,其时人之寿高的,亦不过七八十岁。当孔子作《春秋》时(哀公十四年),年长于孔子的,或与孔子年相当的,多已物故。按古人以卒后方,将其生平的事迹宣布,孔子于其时作《春秋》,所得的材料为多,故于此段记载特长,此(三)之所以高了。
(四) ……平 此段在孔子时,孔子耳闻眼见的事实,当较独凭搜集的材料为多,应当此段更高,何以反落于平?是因人未死亡,事迹未曾宣布,无所根据,故记载的不多;但不落为低者,赖有亲见的事实以为之补,此(四)之所以平了。
按上列的观察,求出《春秋》的高低平点的所由,以此原理推求《左传》的高低平点的所由,理是相同的。按《春秋》的最高点,后九十余年为《春秋》的著者孔子卒;今由《左传》的最高点,亦向后数九十余年,当能知《左传》著者的年代;这是用数学中比例法由已知数求未知数,用此方法推求的结果,著者系周威烈王初年人了。
(二) 著者最迟的年代
(A) 著者未及见鲁季氏亡——鲁季氏不知亡于何年,似著者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八月后离鲁他往。
【证据】
闵二年《传》“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
之《乾》
。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考证】
此《传》不解《经》,《史记·鲁世家》以引此文。
【论断】
昭二十七年《传》:“晋范献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昭三十二年《传》:“晋使墨曰:‘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按上季氏逐鲁昭公,自摄国政,是筮所谓“敬如君所”——应。《史记·鲁世家》“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按上季氏于周考王时尚存而甚强,又《孟子》的费惠公,注家或谓为季氏后,果尔,则季氏与鲁并存,为时频久。是卜所谓‘季氏亡,则鲁不昌’——不应。
季氏的卜不应,而筮则应,岂卜不如筮吗?是有故在。《左传》载鲁哀公于二十四年往越,二十五年四月返鲁;至二十七年载“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著者以越在当时甚强,又与鲁为邻,其力足以亡鲁;哀公前曾去过越国一次,兹次又往越乞师伐鲁去三桓;在著者理想中,果乞师至,那么“季氏亡,则鲁不昌”了。故于其先捏造卜辞说:“季氏亡,则鲁不昌。”实际师未乞至。季氏未亡,是著者于鲁哀公往越后,即离鲁他往;鲁后衰弱,无大事可惊动列国,著者再未闻得鲁事,不知鲁哀公乞师的结果如何;以理想推测,如乞师至“季氏亡,则鲁不昌”了。是著者未见及鲁季氏亡了。
(B) 著者未及见齐田和为侯——系周安王十六年以前人
【证据】
庄二十二年《传》:“陈完奔齐。……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考证】
此传不解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已引此文,太史公《赞》亦称之。《史记探源》第五《陈杞世家》“齐懿仲”条下说:“案此无汉学家言。”
【论断】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稺孟夷。田稺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文子卒,生桓子无宇(五世),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其昌)。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乞卒,子常代立。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八世),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莫京)。襄子卒,子庄子白立。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立为侯。
著者于卜辞后加:“及陈之初亡也(昭八年),陈桓子始大于齐——五世其昌。其后亡也(哀十七年),成子得政——八世莫京。”数句评语,是著者明将已见的事实加入;既有先入的成见,故捏造卜辞了。总之:卜云‘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是著者见田完八世孙襄子以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已有代齐之可能,故如此说。但按田完十世孙和为侯,卜何不说‘五世其昌,十世为侯’呢?是著者未及见田和为侯,故不为之预言。按田和为侯,在周安王十六年,故知著者系周安王十六年前人了。
(C) 著者未及见周三十世与七百年——系周安王三年以前人
【证据】
宣三年《传》楚子问鼎,王使王孙满对曰:“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考证】
此《传》不解经,《史记·楚世家》已引此文。
【论断】
欲明此卜的应否,先看周的世系及年代。兹列于左:
(1) 武王7 (2) 成王37 (3) 康王26 (4) 昭王51 (5) 穆王55 (6) 共王12 (7) 懿王25 (8) 孝王15 (9) 夷王16 (10) 厉王37 (11) 共和14 (12) 宣王46 (13) 幽王11 (14) 平王51 (15) 桓王23 (16) 庄王15 (17) 釐王5 (18) 惠王25 (19) 襄王33 (20) 顷王6 (21) 匡王6 (22) 定王21 (23) 简王14 (24) 灵王27 (25) 景王25 (26) 敬王44 (27) 元王7 (28) 贞定王28 (29) 考王15 (30) 威烈王24 (31) 安王26 (32) 烈王7 (33) 显王48 (34) 慎靓王6 (35) 赧王59
共三十五世,八百六十七年。
《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居九鼎焉”,是计其“卜世三十”,应从成王起;‘卜年七百’,应从成王七年定鼎于郏鄏起;计得三十世为安王,七百年为安王三年。但安王后还有四世,一百五十三年。这卜是应了一半,没有全应。
楚子问鼎,在定王元年,其时去三十世,相差九世;去七百年,尚有一百八十六年。但能知三十世恰是七百年,不是著者据已见的事实窜入是甚么?然按此著者系周之三十世七百年(周安王三年)时人吗?不是。当周考王的初年,周室有内乱,考王又封其弟于河南,以续周公之职,因有东周之号(见《史记·周本纪》)。周室内部分裂弱小,不适于竞争生存的时代。外则西与秦为邻,时秦未强大,不足为周室害;北与晋为邻,时晋政在三家,不暇外顾,是亦不足为周室害;东与郑为邻,时郑居四战之中,弱小不足为周室害;惟南邻楚国,甚是强大,已灭陈蔡。在著者理想中,楚始则尽吞汉阳诸姬,中则问鼎,而终灭周,亦属可能。然当楚子问鼎时,欲灭周室,则为未可。当那时强大的诸侯,犹有藉天子之名以号召的;如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时在楚子问鼎前二十九年)是。著者执笔至楚子问鼎见原稿为“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史记·周本纪》是如此记载)。王孙满的辞究是甚么?史有阙文,不得而知;而著者乃窜入自造的卜辞说:“卜世三十,卜年七日。”著者在周威烈王初年观察,周内有分国之举,外有强楚与邻,周室所存,当属无几;时为周之二十九世……六百八十余年,去那三十世七百年不远,是以整数言之,为“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哩。总之,著者未及见周之三十世七百年(若见到时,周未亡,著者何能如此说)。周之三十世七百年,为周安王三年,是知著者系周安王三年前人了。
(D) 著者未及见魏斯为侯——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人
【证据】
闵元年《传》:“毕万筮仕于晋,遇屯
之比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考证】
此《传》不解《经》,《史记·魏世家》已引此文。
【论断】
《史记·魏世家》:“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十五年魏文侯立(后二十二年魏文侯列为侯)。”
按上列的事实,晋当幽公时,三家已有列侯的可能,特周室于形式上尚未承认哩。著者睹此情状,故于述其所始时,捏造卜辞,以为张本。按卜辞说:“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是知其子孙为侯了。然不用肯定语说“复其始”,而用断定语说“必复其始”,是著者尚未及见毕万的子孙为侯,而已断定其有为侯的可能了。况昭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是著者祝祷魏长有后于晋了。如果著者及见魏斯为侯,是魏已脱晋独立,应说“其长有后于魏”,不应说“其长有后于晋”了。按魏斯为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知著者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人了。
以上(A)(B)(C)(D)四条,皆从卜辞中看出来的。按《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孟子·梁惠王》,孟子对滕文公说:“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是孔孟尚不知卜,于此可见。即《左传》的著者,于桓十一年楚蒲骚之役,《传》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古代的迷信未去,疑以卜决,容或有的。而使卜辞与后世的事实,若合符节的,不是著者窜入是甚么?况且于周威烈王初年以前的卜辞都应了,如:
鲁季氏的“敬如君所”;
齐田和的“五世其昌,八世莫京”;
周室的“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但于周威烈王初年以后的卜辞都未应,如:
鲁季氏的“季氏亡,则鲁不昌”;
仲尼说“赵氏其世有乱乎?”;
君子说“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由上列的卜辞看来,著者确是周威烈王初年人了。但著者何以窜卜辞于事实中呢?
(三) 反证
由上六点论断的结果,证明著者系周威烈王元年以后二十三年以前的人。但持反对之说的,亦有数点,兹言于左:
(甲)卫迁帝丘卜——此卦未应不足据
【事实】
僖三十一年《传》:“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反说】
日人桥本增吉的《<左传>制作年代考》引饭岛氏说:“据《史记·卫世家》,居帝丘三百九年,即西元前三二○年,离濮阳去号称君。卜曰‘三百年’,以大数言之,此预言之中者也。”(见日本《史学杂志》第七号第五一○页)
【正证】
《左传》本条下疏说:“案《史记·卫世家》及《年表》,卫从此年以后,历十九君,积四百三十年,卫元君乃徙于野王。”
《汉书·地理志》“卫本国既为狄所灭,文公徙楚丘,三十余年,子成公徒于帝丘;故《春秋》经曰,‘卫迁于帝丘’今之濮阳是也;本颛顼之虚,故谓之帝丘。……成公十余世,为韩魏所侵,尽亡其旁邑,独有濮阳。后秦灭濮阳,置东郡,徙之于野王”。
【论断】
卫迁于帝丘。后三百年,周显王四十年。据《史记·卫世家》说“嗣君五年(即西元前三二○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并没说从濮阳徙,日人何得说“离濮阳”呢?此卦独曰三百年,系有三百年的安呢?乱呢?还是至三百年时亡呢?迁呢?按“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为连贯语,当仍以迁言之;但据《疏》的考证说是至四百三十年方迁,此卜是不应的。故欲以此卜说著者系卫迁帝丘后三百年(周显王四十年)时人,为不足据。
(乙)庶长与腊——秦宁公时有庶长春秋有腊不足据
【事实】
襄十一年《传》:“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
僖五年《传》:“宫之奇曰:‘虞不腊矣’。”
【反说】
陈氏说:“其书称‘虞不腊矣’,及‘秦庶长’,皆战国后制。”朱子说:“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均见《十一经音训》引)
【正证】
《史记·秦本纪》“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出子十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十二诸侯年表》秦景公十五年:“我使庶长鲍伐晋救郑,败之栎。”《六国年表》秦厉公十年:“庶长将兵拔魏城。”
《左通补释》“腊,祭名也。……‘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腊亦谓之蜡,周蜡于十二月,秦腊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晋侯以十二月灭虢遂袭虞,宫之奇曰:‘虞不腊矣!’则腊在蜡月可知矣。《史记》秦惠文王初腊,《正义》曰‘始效中国为之’,亦明腊不自秦始。……据《晏子春秋》二云:‘景公令兵抟冶,当腊冰月之间而寒。’则春秋时有腊矣。”
【论断】
秦的庶长爵,在《史记·秦本纪》载秦宁公时已有,时在《左传》所载的“庶长”前一百三十六年,是庶长不是《左传》创始了。况《左传》中所载的那庶长,同时又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秦庶长鲍伐晋,不独《左传》有了。且《史记》于《秦本纪》载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时在秦宁公卒庶长为乱前四十九年。又《六国表序》说“独有秦纪……”是太史公所载的“庶长”,根据《秦纪》,并非抄自《左传》。是以“庶长”为战国后制不足据。腊不为秦惠文王所创始,不独《左通补释》如此说,而阎若璩亦曾辩过,是以“腊”为秦时文字不足据。
总上二条,庶长与腊,春秋时已有,而欲据此断定著者系战国中年人,为不足据。
(丙)吴季札观乐知郑先亡与秦统一——系毛公为作诗序而窜入的不足据
【事实】
襄二十九年《传》:“吴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秦》,曰:‘此谓之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此段情形复杂,详细讨论,约计在二万言左右,叙列于此,则觉不便,当另发表,以省眉目。
总上三条,亦不能证明著者非周威烈王初年人。是以我对于《左传》著者的年代,特为断定如揭要。
……
二、 作地及作者
《左传》著者的姓名,古文家说是左丘明,今文家说是刘歆;前篇已证明《左传》著于战国初年,公行于战国中叶,而说它是汉刘歆做的,不成问题。惟左丘明是否而为《左传》的著者,兹为说明于左:
揭要:著者系卜子夏
(一) 著者非丘明
(1) 《史记》所说系太史公所误
【事实】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证据】
《史记·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论断】
《论语》载有孔子自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是孔子见到左丘明的。又按“孙子膑脚”,叫作“孙膑”;与“左丘失明”,叫作“左丘明”(《汉书·司马迁传》“左丘明无目”)当是一例;是孔子曾见到左丘失明,叫他“左丘明”了。按“左丘明……成《左氏春秋》”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是左丘明未失明前有《左传》,失明以后著《国语》的,但《国语》有“赵襄子”,襄子卒在孔子卒后五十四年,那么孔子安能见到他死后五十四年的人失明,呼他为“左丘明”哩!以年限考察,左丘明既在孔子死后五十四年纂《国语》,绝不能见到孔子而成那《左氏春秋》。太史公对此忽略过去,他在《年表》和《自序》上的记载是矛盾的。是以说《年表》所载“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是太史公的所误。因而《史记探源》疑《年表》为刘歆窜入,不为无因。
(2) 《左传》与《春秋》相背,非“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著
【事实】
《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汉书·刘歆传》“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
【证据】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语);“《春秋》主常,左氏好怪;《春秋》崇德,左氏尚力;《春秋》明治,左氏喜乱;《春秋》言人,左氏称神”(朱轼《左绣序》语)。
【论断】
左丘明与孔子好恶既相同,他二人所著之书必一致;然观古人的评语,何二书相背以至于此呢?可知《左传》的著者非左丘明了。
(3) 《左传》名实不符与《国语》亦相背
【事实】
班固《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证据】
《史记·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论断】
按《左传》原名《左氏春秋》,若为左丘明所著,则名实不相符,试看:左丘明,左丘失明,《左氏春秋》,三者比较看来,左丘明系姓左丘名明呢?抑是姓左名丘明呢?据《史记》的“左丘失明”一语看来,左丘系复姓而单名明。《元和姓纂》:“齐国临淄县有左丘。”是复姓左丘有其族了。左丘明既是姓左丘,其书应名为《左氏春秋》,与那复姓的《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同例,而何能与那单姓的《吕氏春秋》同例,名叫《左氏春秋》哩!是左丘明与《左氏春秋》,名实不相符的。
左丘明若著《左传》并纂《国语》,但《左传》《国语》相背的地方甚多。如:《周语上》“王子颓饮三大夫酒。……杀子颓及三大夫”,庄二十年“王子颓享五大夫。……杀子颓及五大夫”。三、五不同。《周语中》“周文公《诗》曰:兄弟阋于墙……”,僖二四“召穆公《诗》曰:兄弟阋于墙”,周文、召穆则异。若说是“又纂异同为《国语》”,是以有三、五不同,周文、召穆则异,但《国语》对楚誉左史倚相,而《左传》毁左史倚相(昭十二年《传》),何其主张又不一致呢?《经义考》引叶梦得说:“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为左氏,而《国语》为左邱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是知《国语》与《左传》绝非一个人的作品。
(二) 著者的本能和环境
(1) 著者的本能
(甲)著者系文学家
【证据】
梁任公师《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读法二》“《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
【论断】
《左传》的文章,是很优美的,知著者系一个文学家了。
(乙)著者系军事家
【证据】
《武经七书汇纂》卷首,引用书目内有《左氏兵法测要》一书。
【论断】
著者军事智识特长,故其书适为后人取法,是以有《左氏兵法测要》之书。即三国时的关羽、吕蒙,素称善战,常观《左氏》,得力于其书不少。知著者系一个军事家了。
(丙)著者长于《易》
【证据】
《晋书·束皙传》:“汲冢……得《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
【论断】
《左传》中的卜筮,多而且佳,适为后人取法,是以《师春》录之,另订为单行本,以为魏襄王的殉葬物。
(丁)著者长于《诗》
【证据】
宋程大昌《诗论》十一:“《左传》《国语》所尝登载,则深切著明,历历如见。”
【论断】
清杨名时《诗经札记》,多引《左传》诸《诗》证《诗》的次序。是知著者长于《诗》了。以上著者的本能,是长于文学,长于军事,长于《易》,长于《诗》。
(2) 著者的环境
(戊)著者与孔子的关系
【证据】
《左传》哀十六年《经》:“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论断】
《公羊传》《谷梁传》列经至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止,而《左传》续经直至孔子卒,且其中对于孔子及孔门弟子曾未涉及贬毁之辞,是知著者与孔子有关系了。
(己)著者与鲁季氏的关系
【证据】
昭二十五“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襄五年“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公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哀三年“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卫。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注“《传》备言季氏家事”。
【论断】
季氏逐君,于理不当,而著者反
季氏。且于哀三年备言季氏的家事。是知著者与鲁季氏有关系了。
(庚)著者曾到过楚
【证据】
宣五年:“(楚)斗伯比淫于
子之女,生文子焉。
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
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菟’,实‘令尹子文’。”
【论断】
《孟子》:“欲其子之学齐语也,学楚语也,挞而求之而不得。”成九年晋侯见楚囚,使与之琴“操南音”。可见其时南北的语言是不统一的;著者若未到过楚,何以知楚叫‘虎’为‘于莬’,叫‘乳’为‘谷’,与北方的方言不同,而特为标明的记载呢?是知著者曾到过楚国了。
(辛)著者与晋魏的关系
(1) 记晋事详
【证据】
桓二年:“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弒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皆在春秋前)。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庄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论断】
晋的历史如何?昭十五年周景王谓晋籍谈说:“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杜注:“孙伯黡,晋正卿,籍谈九世祖。”疏:“其九世之次,《世本》云:黡生司空颉,颉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谈,谈生秦。”
辛有是平王初年人(僖二十二年,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辛有的二子为晋董史,当在平王季年,是晋在春秋初年已有了史官了。但此系晋翼的史官,不是晋曲沃的史官;晋曲沃有史官,当在庄十六年晋灭翼,王命曲沃伯为晋侯后;观《世本》载籍谈四世祖襄,尚为曲沃少正,即其证了。
《左传》对于晋事的记载,在曲沃未为侯以前,应记翼事;曲沃既为侯后,再载曲沃事方可。今《左传》略翼事而详曲沃,能于曲沃无史之中,而为推本探源的记载;一部《左传》中,求如此者,未有第二。《左传》记晋事为多,对晋五大战役,叙述详明;齐桓之霸,竟为略过。而且于成五年宗伯与舆人之辟重,襄三十晋卿计算绛县老人之年纪;对晋记得如此详细,而对于秦齐燕楚的大国,数世一书,间岁一记。著者与晋无关,何以至此?是知著者与晋有关系了。
(2) 袒魏过甚
【证据】
昭二十八:“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魏子谓成鱄‘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论断】
《史记·晋世家》:“(顷公)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
魏献子为政,灭公肥己,于理不当;而著者美魏的话,说个不了。姚氏疑《左传》系吴起为谄魏而作,不为无因。是知著者与魏有关系了。
(壬)著者与左丘明的关系
【证据】
《国语》《左传》分国记事起止统计图:
【论断】
周 《左传》的记载不如《国语》记载的长而且详(周在《国语》中长为第一,详列第二;在《左传》中长为第六,详列第八)。
鲁 《左传》的记载较《国语》长而且详(鲁在《左传》中长为第二,详列第三;在《国语》中长为第三,详列第二)。《国语》多半记的是琐事。
齐 《左传》的记载较《国语》长而且详(齐在《左传》中长为第四,详列第五;在《国语》中长为第八,详列第六)。《左传》对齐桓霸业最略,而《国语》独载此事。
晋 《左传》的记载较《国语》长而且详(晋在《左传》长为第一,详列第一;在《国语》中长为第二,详列第一)。二者记载相同的地方虽多,而《左传》对于霸业的荦荦大端,记载很多。
郑 《左传》记载较《国语》长而且详(郑在《左传》中长为第三,详列第四;在《国语》中长为第五,详列第七)。《国语》独载春秋以前事。
楚 《左传》记载较《国语》长而且详(楚在《左传》中长为第五,详列第二;在《国语》中长为第四,详列第三)。二者记载相同的地方亦多,但《国语》对于内政多详,外交反略。(https://www.daowen.com)
吴 《左传》记载的较《国语》长而不如其详(吴在《左传》中长列第七,详列第九;在《国语》中长为第七,详列第五)。《国语》单记夫差亡国事,而《左传》对此反略。
越 《左传》记载的较《国语》长而不如其详(越在《左传》中长为第八,详几于零;而在《国语》中长为第八,详列第七)。《左传》对于越事记载的甚简,多附在吴事中。
据以上彼详则此略,此详则彼略,似二书互有关连,为补缺而作,再加细究,《国语》多取材于《左传》,又是左丘明子孙的作品(详见《<国语>的研究》)。是知著者与左丘明有关系了。
(癸)著者的所在地及籍贯
(1) 著者所在地——晋
【证据】
《春秋》《国语》《左传》分国记事详简比较图:
【说明】
《春秋》分国,据李琪《春秋列国世纪编》。《左传》分国,据凌斗隍《左氏节萃》(其书未完成,余依法补编)。
【论断】
a. 《春秋》
2(鲁)占百分之二十四有奇 3(齐)占百分之十有奇
4(晋)占百分之九有奇 6(楚)占百分之四有奇
7(吴)占百分之一有奇 8(秦)占百分之一尚不足
15(邾)占百分之三有奇 22(莒)占百分之二有奇
16(滕)占百分之一有奇 18(薛)占百分之一有奇
20(小邾)占百分之一有奇 13(越)不足百分之一几等于零
《春秋》鲁占第一,是《春秋》为鲁国的作品(直证)。记滕、薛、邾、莒的小国,尚能有百分之一以上的地位,而秦越的大国尚不足百分之一。是知《春秋》的著地距滕、薛、邾、莒近,去秦、越远(旁证)。因为搜辑材料近详远略的缘故。
b. 《国语》
4(晋)占百分之四十有奇 1(周)占百分之十九
2(鲁)6(楚)均占百分之十 7(吴)占百分之七有奇
3(齐)13(越)均占百分之五有奇 5(郑)占百分之三有奇
《国语》除晋因其他原因外(例外)。列吴、越为记,而无秦,是知《国语》的著地,距吴、越近,去秦较远了(旁证)。
c. 《左传》
4(晋)占百分之二十六 6(楚)占百分之十七有奇
2(鲁)占百分之十三有奇 3(齐)占百分之九有奇
7(吴)占百分之二有奇 8(秦)占百分之一有奇
《左传》记晋占第一,是《左传》为晋国的作品(直证)。而有秦无越,可知著者距秦近,去越较远(旁证)。
1. 按《国语》虽记晋为第一,但《左传》记晋事共四万五千余字,《国语》记晋事为二万八千余字,几乎差《左传》一倍,又按《晋语》系取材于《左传》的(详见《国语的研究》),是从《左传》上抄录来的,不是自己搜集来的史料,故《国语》不适用此例。
又如“邾娄”“邹”是一个国名,复音为“邾娄”,单音为“邾”,拼音为“邹”。《公羊》《礼记》读为“邾娄”,《左传》《纪年》(《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读为“邾”,《孟子》《庄子》《郑语》读为“邹”。山东出品的《公羊》《礼记》用复音(原音)读为“邾娄”,后起的《孟子》《庄子》《郑语》用的拼音读为“邹”,山西出品的《纪年》用的单音读为“邾”。但与《纪年》记单音表同情用“邾”的为《左传》,可知《左传》是山西的产品了(《谷梁》亦称“邾”,但谷梁系赵人,赵魏同为晋地,故《谷梁》亦同《左传》)。又如走个小道,山西河东人读“捷(<乜)经”,山东人读为“接(ㄐㄝ)经”,按《左传》庄十二年“宋万弒其君捷”,《公羊》记为“宋万弒其君接”,《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公孙接”《艺文类聚》《后汉书音义》作“公孙捷”,《尔雅·释诂》:“接,捷也。”是山东出品的书《公羊》《晏子春秋》读“捷”为“接”,与今山东人言同,而《左传》读“接”为“捷”,与今山西人方言同,是《左传》用山西的方言。又如方言说“秦晋之间,美色为艳”,《左传》桓二年“美而艳”,现山西河东人说“好的很”为“艳的很”。方言“略,取也;秦晋之间曰略”,《左传》成十二年“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杜注》“略,取也”,今山西河东方言说在表面上取其轻浮的东西为“略过”。是就方言上说,也可证明《左传》是山西的产品。
据以上理由,可知著者所在地在晋了。
(2) 著者的籍贯——卫
【证据】
《左传》全部与获麟后各国记事详简统计图
【论断】
据上统计图的观察,将各国在《左传》全部及获麟后一部分中,所占的地位及分数列左:
《左传》全部
晋第一26.5%
楚第二18%
鲁第三14%
齐第四10%
郑第五10%
卫第六6%
宋第七5%
周第八4%
吴第九3%
秦第十1.5%
陈第十一1%
曹第十二1%
获麟以后
卫第一27%
楚第二20%
鲁第三14%
宋第四14%
晋第五10%
齐第六8%
吴第七7%
卫在《左传》全部中,位居第六,占百分之六;而在获麟以后,位居第一,占百分之二十七。按《春秋》记事是提纲挈领记的很简单的,《左传》叙述本末是很详细的;是《左传》与《春秋》相表里。获麟以前,可就是《左传》跟着《春秋》走,获麟以后,《左传》的著者可自由采取史料以编纂了。但他采取史料常以所在地为详,今《左传》于获麟后卫为最详,可知著者所在地在卫了。
前既证明著者的所在地在晋,既在晋当不能又在卫,二者必有一为所在地,一为籍贯。按春秋时其人称他自己国的已故诸侯为“先君”,今《左传》于叙事处,称卫国的已故诸侯为“先君”;如隐四年“将修先君之怨于郑”;僖三十“公入祀先君”。可知著者的籍贯在卫了。
据上著者的环境,与晋、魏、季氏、孔子、左丘明有关系,所在地在晋,籍贯为卫,又旅行过楚国。
(三) 具有著者的本能及环境的,是——子夏
(1) 子夏的本能
(子)子夏系文学家
【证据】
《论语·先进》:“文学:……子夏。”
【论断】
子夏在孔门中,以文学著名,他是一个文学家;故用笔于《左传》中,文章很是优美。
——据(甲)(子)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丑)子夏系军事家
【证据】
《孟子·公孙丑》:“北宫黝似子夏。”
【论断】
《韩诗外传》载子夏与公孙悁在卫灵公前论勇,公孙悁号为勇士,但不若子夏处有三。而子夏自述用勇的经过,与孟子所谓北宫黝之养勇,不肤桡,不目逃,正同。是知子夏有勇过人,“不逞其志,借题抒写,以发其轮国离奇之慨”(用《左绣序》语句)。是以叙述军事,精确详明,足为后世取法,因有《左氏兵法测要》的书出。
——据(乙)(丑)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寅)子夏长于易
【证据】
《说苑》“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论断】
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四库总要·经部·易类》题为《子夏易传》十一卷,其书虽伪,而总知子夏长于《易》适为后人所伪托了。《四库总要·易类》说:“《左传》所记诸占;盖由太卜之遗法。”《风俗通》对于卜姓的解释:“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子夏姓卜,或为太卜之后;其家于《易》特有传授,故子夏长于《易》而窜太卜之遗法于《左传》中。其《易》既有特长,故《师春》录之以为魏襄王殉葬物。而《论语》:“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此与《易》占祸福也有关系,总知子夏是好言祸福的人了。
——据(丙)(寅)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卯)子夏长于《诗》
【证据】
《论语·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断】
子夏长的《诗》,故汉人有伪托子夏而作《诗序》的。子夏既长于《诗》,故于《左传》中引《诗》很多。
——据(丁)(卯)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以上子夏的本能,是长于文学,长军事,长于《易》,长于《诗》;与《左传》的著者相同了。
(2) 子夏的环境
(辰)子夏与孔子关系
【证据】
《论语·先进》:“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文学:子游、子夏。”
【论断】
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已有明文。子夏既是孔子直接弟子,是以在《左传》内续经至孔子卒,以表明他师生的关系。
——据(戊)(辰)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己)子夏与鲁季氏关系
【证据】
《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
【论断】
《论语·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孔注:“鲁二卿季氏为上卿最贵。”《左》昭三十二年:“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是季氏在鲁专权很久,子夏为莒父宰,与季氏当然有关,故在《左传》中袒于季氏,有五六处之多。
——据(巳)(已)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午)子夏曾到过楚
【证据】
《论语·先进》:“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文学:子游、子复。”
【论断】
《史记·孔子世家》:陈蔡围孔子于野,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孔子厄于陈蔡,子夏随从。孔子脱围至楚,子夏亦当同行。故子夏对于楚国的方言,得明了其与中原不同,而为他日于《左传》中,特为标明的记述。
——据(庚)(午)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未)子夏与晋魏的关系
【证据】
《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论断】
《史记考证》引《容斋续笔》以:“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但按魏斯为大夫之年,系周威烈王二年,时子夏年八十一。子夏于魏斯为大夫时为其师,后人以魏斯后为侯,子夏曾为其师,故谓子夏为魏文侯师,不必解释作魏斯为侯后,子夏为师,方可叫“魏文侯师”。
前已证明《左传》的著者,未见到魏斯为侯:此段又证明子夏不能寿一百零三岁,待魏斯为侯后,方为其师。子夏为魏斯师时,魏尚未脱晋独立,是子夏居魏犹是晋地。时晋都在魏斯所辖地之内,子夏得晋国详细史稿而著《左传》,故《左传》记晋事特多而且袒晋。子夏虽在晋国,实为魏地,且受魏斯之厚待,是以于《左传》中,袒魏特甚。
——据(辛)(未)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申)子夏与左丘明关系
【证据】
《鲁语》“季康子问公父文伯之母”条下有:“子夏闻之曰:‘善哉!’商闻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谓之不幸。’夫妇学于舅姑,礼也。”
【论断】
《国语》的章法,多叙事于前,加评语于后。其评语有出自著者自己的,有引“君子曰”的,有引“仲尼闻之曰”的。惟此章此“子夏闻之曰”与“仲尼闻之曰”并列,而子夏闻之曰的“舅姑”,即《左传》文二年跻僖公条的“而先姑也”,可知《国语》的纂者,重视子夏了。《国语》是左丘明的子孙纂成的,又多取材于《左传》,是以推重子夏。可知子夏与左丘明有关系了。
——据(壬)(申)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酉)子夏的所在地及籍贯
【证据】
《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
《春秋繁露·俞序》:“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
【论断】
《史记·儒林传》:“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游散诸侯。……子夏居西河。”子夏居晋为时已久。《春秋繁露》已明言子夏系卫人。是子夏的所在地在晋,籍贯为卫,与《左传》的著者所在地及籍贯相符合。
——据(癸)(申)二条看来,著者是子夏。
总观上列,著者系文学家,子夏亦系文学家;著者系军事家,子夏亦系军事家;著者长于《易》,子夏亦长于《易》;著者长于《诗》,子夏亦长《诗》;是著者的本能,子夏得而有了。著者续《春秋》至孔子卒,与孔子有关,而子夏与孔子系师徒之关;著者对鲁季氏为袒,而子夏为莒父宰,季氏必于为力;著者曾到过楚,子夏亦从孔子到楚;著者袒晋魏,而子夏设教于西河为魏文侯师;《国语》多取材于《左传》,当与其纂者左丘明的子孙有关,而《国语》竟引子夏与孔子并列;著者的所在地在晋,籍贯为卫,而子夏的设教于西河居晋,亦系卫人;是著者的环境,子夏得而有了。具有著者本能及环境条件的,孔门中独一子夏。子夏既隶孔门,故著《左传》续《春秋》至孔子卒,并对于孔子及孔门诸子无贬辞;局外人当不至此。是著《左传》的不是子夏是谁?
(四) 子夏与《春秋》的关系
(金)子夏参与孔子作《春秋》
【证据】
《公羊传》隐元年《疏》引闵因叙《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等,皆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论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左传》杜预《序》左丘明条下《疏》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是子夏采各国史记为一事;孔子与左丘明如周观史记,又为一事;二者不宜相混。
杜预以鲁史由赴告,孔子因鲁史而成《春秋》。但单凭赴告的文字,其事是否真确,何由而定。如今日的报馆,但凭着官庭发给的稿,而为披露,则该报何有价值之可言?孔子的《春秋》,又何足以为信史?是必另有史料,以供参考;故孔子与左丘明如周观史记,为较信的事。但当春秋的末年,列国当不能时将史记均送周室,孔子一往观看,就尽知道;故命子夏等各国史记,亦为可信的事实。
《十一经音训》引“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史记·孔子世家》:“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按此“不能赞一辞”,系指《春秋》而言,非于《春秋》以外,亦不能赞一辞的。又“子夏之徒”,是明指子夏的,换一句话说,《春秋》和子夏不能没有关系。
孔门弟子很多,何以孔子作《春秋》,独与子夏发生关系?按《吕氏春秋·察传》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似,‘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是子夏长于古文字学,可以看懂各国的史稿,不至把“己亥”当作“三豕”的;故孔子作《春秋》,子夏帮忙,亦属可能。
(木)子夏接受《春秋》
【证据】
《公羊》隐元年《疏》引《孝经说》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
【论断】
《史记·孔子世家》:“至于《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按:“弟子受《春秋》”,是孔子明将《春秋》传授给弟子了。《春秋说题辞》说“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受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此当系因《史记》而演绎的。《春秋》在孔门未曾中绝,但再找不出第二个人与《春秋》有关,是以“《春秋》属商”较为可信。
(水)子夏研究《春秋》
【证据】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
《春秋繁露·俞序》:“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
【论断】
子夏既受《春秋》,对于《春秋》当有批评;以其评语书于《春秋》之后,韩非子、董仲舒等见了,故引用了一二条于他的著作上。恰留下这点痕迹,被我们看见,知道子夏与《春秋》脱不了关系。
(火)子夏传授《春秋》
【证据】
《<公羊传序>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风俗通》谓谷梁为子夏门人。唐杨士勋《<谷梁传序>疏》说谷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
【论断】
《公羊传》桓六年“子同生”条引“子公羊子曰……”,《谷梁传》隐六年初献六羽条引“谷梁子曰……”,是《公羊》《谷梁》不应自引其语,并自称为子?当系公羊、谷梁引他们先辈的话。《公羊》《谷梁》虽是汉时方著于竹帛的,但《公羊》《谷梁》内的《春秋》,当系从孔门独传《春秋》处,子夏那里抄来的。
(土)子夏著《春秋》——即《左传》
【证据】
《春秋》僖二十二:“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左传》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春秋繁露·俞序》:“仲尼之作《春秋》也……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敌国不可狎……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
【论断】
宋襄公与楚人战,宋人大败,董仲舒他以为宋以战败的小国,而在《春秋》内反列在战胜的大国楚国上。——宋公及楚人——想是孔子以为宋襄公在战地上还行了些“君子……古之为”的礼,是以把宋列在楚上,故说“《春秋》贵之”。但《春秋》本文除去记月日外,正文为“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十二个字。看不出来《春秋》贵宋的原因;董仲舒说“善宋襄公不厄人”,是明根据《左传》上所载而说的。但《左传》上原文对于宋襄公没有说他的好话,而且说是当未济不成列时击之,必操胜算,“何有于二毛……重伤”哩!董仲舒看见《左传》上所载,刚与他所说的《春秋》贵之相反,是以说是“……《春秋》重人”。但“《春秋》贵之”与“《春秋》重人”两个“春秋”容易混合,是以他标明的说:“子夏言《春秋》重人。”
董仲舒说:“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是说子夏言《春秋》重人,不只是宋襄公败于泓一事,而有“诸讥皆本此”的“诸”是子夏的《春秋》很多了。而“重人诸讥皆本此”的“皆”,是子夏很多《春秋》皆重人了。而很长重人事的《春秋》,不是《左传》是甚么?
(五) 子夏著《左传》失名的原因——远因:派别不同因而排挤
【证据】
梁任公师《儒家哲学》“《孟子·滕文公上》说:‘昔者孔子没。……他日,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这并不是曾子有意与有子为难,徒争意气,实际是两人学派,大不相同,所以就各走各人的路了。”
【论断】
《荀子·非十二子》“……子张之贱儒也。……子夏之贱儒也。……子游之贱儒也。”《史记·儒林传》:“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游散诸侯,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游吴人,子张陈人,曾子武城人。是孔子卒后,子张归居于陈,子游归居于吴,曾子仍居于鲁,子夏居于西河。以地域分配之,曾子为东派,子张为中派,子游为南派,子夏为北派。派别不同,排挤特甚。是以子夏两挫于曾子:
《礼记·檀弓》:“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数之以三罪。《韩诗外传》卷九:“子夏遇曾子不入食。”曾子谓有三费三乐,其中亦有讥讽意。又挫于子张。《韩诗外传》卷九:“孔子过康子,子张、子夏从,孔子入座,二子相与论。”子张以子夏的辞气隘,颜色变,大为讥讽。再挫于子游,《论语·子张》:“子游曰:‘子夏之门人。……本之则无。’”云云。见弃于孔子:《说苑》“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短于财。’”云云。
子夏的为人究竟如何?在《论语》中没见有如孔子责宰予诛冉求的同样举动,加在子夏身上。且说:“起予者,商也!”有推重子夏意。《学而》载“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政》载其问孝,《颜渊》载其答司马中的交友,亦不见及子夏对于孝友之道,毫不讲究的。且《孟子》谓子夏已有圣人之一体。而何《礼记》《韩诗外传》《说苑》及《论语》的最末后最迟的子张,对于子夏攻击得如此激烈呢?这是派别不同,因为排挤的缘故。
子夏的门人,有名的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文子等:但田与段干,虽系北方学派,后来继起无人,是以子方与木之名未著,子夏之名亦不得而扬。吴起曾隶东派,后以母死不奔丧,被开除名额,投入北派;但吴起仕魏不终,仕楚未得善果;故东南北派的儒家,不给吴起捧场,是以子夏的声望,亦不得因而传。禽滑釐虽可称为一家学者,但后背儒入墨,故子夏之名亦不得因而张。其余子夏之徒,一见挫于同派子张:《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答以“异乎吾所闻”。再见挫于别派墨子:《墨子·耕柱》子夏之徒问墨子斗。墨子以行譬于狗狶,而说:“伤矣哉!”子夏之徒,不见容于儒墨,况子夏的北派后起无人(如《韩非子·显学》儒分为八,而无子夏的儒),不能如山东为儒家的策源地:是以子夏之名不闻,而《左传》的著者,遂使为张冠李戴。
2. 近因:左字看得太重因而弄错
【证据】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
【论断】
汉承秦火,书籍不完,是以“师说”和“传授”就讲究起来了。《左传》是左氏的人所传,因而书名《左氏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对此未加深究,见《左氏春秋》有“左”字,因说是:“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汉代书籍既不完全,字句是以难读,因而注解家出,而入于解经的时代。《公羊》《谷梁》《尔雅》为其时出产解经最有名的几部书,是以时人多尚《公》《谷》,而刘歆独好《左氏》,欲立学官,时人以《左氏》不传《春秋》,多与反对,刘歆因而“传引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治《左氏》传其《春秋》”。使《左氏春秋》上有那《公羊》《谷梁》的体例,以为时髦,但恐时人看出破绽,假托校秘书,从古文中得来的;如此就可以与《公》《谷》抗,得立学官了。他又“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把《左氏春秋》的著者安在左丘明身上,以为《左氏》立于学官,比较《公羊》《谷梁》更为必要了。
司马迁、刘歆以左氏《春秋》内续经至孔子卒,对于孔子及孔门无贬词,这书当与孔子发生关系;又见《论语》有孔子称赞左丘明的话,此书名《左氏春秋》,当系左姓人的作品,不管左丘明是复姓单姓,总有一个左字,糊里糊涂安在左丘明身上。自从他二人弄错以后,再没人敢翻这个陈案,成了冒名顶替,子夏实在冤枉。
总上各章,《左传》非左丘明所著,子夏具有著者的本能环境,又曾参与孔子作《春秋》,孔子又传给他《春秋》,他自己又研究《春秋》,又传给公羊、谷梁两个专门《春秋》家的《春秋》。且当孔子之作《春秋》,命子夏采取史料;《春秋》之既作,史稿又有余存(《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烦重。”(去其烦重,即其余稿),子夏据而著《左传》,左丘明子孙据而纂《国语》,事属至明,理亦正当。特为断定如揭要。
三、 传授
某书传给某人,某人又传给某人,以直往下数去,本无研究的必要;但《左传》的书名,不是因由著者得名,是由传者得名的。且前人所说传者的系统中。有一部分可使著者真名披露的助证,是以说明如左:
揭要:传者系卫左氏人吴起——前人所说传授系统错误的更正
【证据】
《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见王应麟《考证》引)
【论断】
《韩非子·说林上》:“鲁季孙新弒其君……吴起因去之晋。”鲁季孙新弒的君,当为悼公。按《礼记·檀弓下》:“悼公之丧,季昭子问于孟敬子曰:‘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矣,勉而为瘠则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则食食。’”此当是季孙弒鲁悼公之证。鲁悼卒在周考王十二年,是吴起去鲁时赵襄子尚在。那么《左传》最后的一段(有赵襄子),是左丘明传给曾申,曾申传给吴起,吴起去鲁三年后,左丘明方见到赵襄子的谥法,才作了这一段,急速命人到晋国,送给吴起,使添到《左传》上呢?还是左丘明在三年前,就预知赵襄子的谥法,而作这一段呢?可见前人说“左丘明传曾申,申传吴起”,这话是靠不住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至魏。”《史记·儒林传》“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吴起以母死不奔丧,犯了曾子所办的学校校规,被曾子开除名额;子夏以乡亲关系,准吴起转学于他在西河所办的学校中。吴起就学子夏,对于子夏所著的《左传》,研究有得,是以《说苑》载有魏武侯问吴起元年云云。吴起后与魏武侯意见不合,乃从西河任上,乘车南往楚国去,而把他师傅卜子夏所著的《左传》,也带上去了。
吴起在楚是世传《左传》的。起卒后四十余年,楚威王传铎椒就吴期的《左传》,采取成败,作了《抄撮》八卷。铎后七十余年,赵相虞卿到楚,就吴氏家传的《左传》,作了一部《虞氏春秋》,并不是期授铎椒,铎授虞卿。虞后十余年,赵人荀卿仕楚,就吴氏家传的《左传》,抄过一次;后荀卿受谗返赵,把《左传》带到北方去了。是以他弟子韩非子在《备内篇》,把《左氏春秋》叫作《赵左春秋》(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证明《韩非子》“桃左春秋”,“桃”即“赵”字之假借)。韩非子既在北方见到《左传》,是以在他《奸劫弒臣》篇,引其原文说“《春秋》记之曰……”左氏《春秋》亦可单称《春秋》,如太史公于《十二诸侯年表》说“《左氏春秋》”,于《吴世家》“余读《春秋》古文”是。汉初以荀卿所传不如吴氏家传之久,是以归功吴氏,仍复其原名为“《左氏春秋》”。
《左传》以吴起家传而得名
【证据】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
【考证】
《战国策·卫策》:“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卫赎之百金,不与。乃请以左氏。群臣谏,君曰:‘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用之!’”(亦见《韩非子·内储说七术》)
【论断】
吴起,卫国左氏邑人,后寓于楚。其家传的《左传》,不以姓著,而以故里之地名著者,示其不忘本哩!(2)
《左传》与《春秋》是相表里的,故战国及汉初的人,都叫它——春秋。(3)西汉中叶师说传授的风盛,《左传》是由左氏人传的,故西汉中叶的人,都叫它《左氏春秋》。(4)刘歆以《公羊》《谷梁》传《春秋》,左氏不传《春秋》,不能立于学官,故“引传文以解经”,窜入解经的话,因叫它《春秋左氏传》。(5)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嫌《春秋左氏传》五个字名词太长,因裁截之叫它《左氏传》。(6)杜预又把“氏”字去掉,叫它《左传》。(7)韦昭因《国语》名《外传》,又把《左传》叫作《内传》。(8)
学者看见《左传》和左丘明,都有左字,死死的咬定,非是左丘明作的不可。那管他左丘明是复姓左丘,单姓左呢?又有看《论语》上孔子称赞左丘明,强把由齐奔楚的左丘明,说他是鲁国人。又因为左丘明的子孙纂过《国语》,说是“又纂异同”也可成那《左传》;竟不看笔法语气,当非出自一人之手。又有人说刘歆割《国语》为《左传》,但刘歆的文章我们尚能看见他两三篇,他的笔墨连《国语》都比不上,如何敢说《左传》呢?我因学者死死的看定“左”字,故把《左传》名词的沿革写出来。特为断定如揭要。
一六,一一,草于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
一七,一○,修正于山西兴贤大学学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