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卫聚贤年谱简编
1899年3月11日(旧历:正月三十日)申时,生于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安宅。
《鲁智深传》云“至一八九九年正月三十日申时又生一子,其时亲戚又有一人中秀才,取名双考”,即卫聚贤。《捣蛋》(《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第78—86页)云:“我生在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卫聚贤的生活》云:“生于甘肃,长于山西,系清光绪二十五年出世,截止民国二十三年,共年三十六岁。”
《我的“胡说”》云:“我的外祖父在西峰镇以东四十里苏家嘴,回人占陕甘杀汉人甚多,同治八年我的外祖父年约十二三岁,回人未杀而使之放马遛马,回人失败时,他们十余小孩藏在草中而脱。庆阳地既荒,蒙人南下而为牧地,当我外祖父十六七岁时,蒙人有兄妹二人到接近苏家嘴地区放牧,群儿攻其兄夺其羊,我外祖父攻其妹掳以为妻。我外祖母共生十五胎,成人者七,四女三男,我母亲是其长女。”
《鲁智深传》云:“苏某找到了一个牧牛羊的女子,回到苏家嘴居住,生了三男三女,因她是大脚走路走得来,故在西峰镇北街开了一座店,兼为人磨面,将其长女春梅许配西峰镇西街安某,安某亦小本商人,兄弟三人,父去世母尚在,结婚后生一男孩,因其亲戚中秀才,取名考娃,至一八九九年正月三十日申时又生一子,其时亲戚又有一人中秀才,取名双考。”
1901年,三岁。父亲安氏病故,兄弟二人随母寡居,因母改嫁卫氏,改姓“卫”。
《我的“胡说”》云:“我父亲死后,适遇光绪二十七年北方旱灾,赌场收档,家庭陷于绝境,二叔父自杀,我母亲就改嫁于山西省万泉县北吴村卫氏。卫家本来也穷,本家有一妇人无子过继给她。她在绛州有一家商号,而她在中途被狼咬死,卫家的继父被邻人所诱赌博,在一夜间把得来的家产输完,他逃到甘肃经商。他的脾气很不好,使先后两位太太都自杀,留下一位女孩。我母亲嫁给他后,把我带给卫氏,我尚有一位哥哥,因安家不能生活,也归于卫氏。”
《鲁智深传》云:“鲁智深命甚不佳,生了不久,其父死去,继遭饥年,饿死人甚多,其二叔父自杀,三叔父逃出,只留鲁智深的祖母、母亲及兄四人,无以为生。适有山西万泉北吴村卫某,以得到本族遗产,致遭村人引诱入赌,一夜将家产输完,乃逃至甘肃庆阳县西峰镇魁盛林杂货商号当伙友,因其勤俭过人,积了些钱入股本,后兼经理。在西峰镇先娶一妻,生了一女孩后自杀,继娶又自杀,闻苏春梅寡居,央人议婚,苏姓亲友反对,因卫某性情不好,但她因年老的婆婆及幼子无以糊口,只得允婚,议定以次子作为卫氏后;婚后其三叔将婚钱用完,祖母饿死,其兄无依亦归卫氏。后读书至卫灵公奚而不丧,有祝它、王孙贾等相扶,乃名‘聚贤’,初号‘助臣’,继改‘耀德’。”
1903年,五岁。随继父至山西省万泉县北吴村。
《鲁智深传》云:“五岁时迁居山西。”《我的“胡说”》云:“我五岁时回到山西居住。”《捣蛋》云:“五岁回到山西省万泉县北吴村。”卫月望《卫聚贤传略》(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93—302页)云:“四岁回万泉北吴村,七岁入私塾。”(2)
1905年,七岁。入私塾学习。
《卫聚贤的生活》云:“七岁入私塾,第一年读了一本《三字经》,第二年读了一本《百家姓》,第三年读了一本《弟子规》,至出私塾时,生书读到了《诗经》第一册。”《鲁智深传》云:“七岁入私塾,以至十五岁时,才读了《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是读到第一册。”
1913年,十五岁。随继父至甘肃,在魁盛林学商。次年,入庆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的附属小学校念书。
《鲁智深传》云:“十五岁离了山西到甘肃在魁盛林内学商。……在经商时一面又入了庆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的附属小学校,白天读书,夜里过账,逢会时不去读书管账,有时也在北街姨母家住食。”《反共杂录》“历史自传”云:“入庆阳第二初级小学校,为半商半读。乃取《论语》上说卫灵公以‘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的‘奚其丧’,希望多交些好朋友,故学名为‘聚贤’。后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卫多君子’也可为取名的补注。”
1916年,十八岁。再回山西,与继父关系破裂,自力更生以求学,念完高小。1918年考入山西运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期间,积极倡导乡村自治。
《卫聚贤的生活》云:“十八岁在山西万泉县第一高小学校读书,读了一年,因经济压迫,到太原入警察教练所,半年后又回到万泉高小读书,卒业后为小学教员数月,考入运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年二十一岁。”(3)《鲁智深传》云:“到了十八岁回到山西入了县的第一高级小学校。次年入太原警察教练所,六个月后,以仍无出路,回到万泉在原班上课,毕业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卫聚贤传略》云:“十八岁再返故里万泉北吴村,他本想留在家乡上学,但他的继父不仅不答应,而且以断绝经济相威胁。卫聚贤多次请求,并遭到打骂,时常被锁在西屋,不给饭吃。卫聚贤生母哀悯其子,常常背着继父偷偷送饭给他,他愤不受嗟来之食,竟破门而出,只身孤影逃出家门去求学;继父大怒,称其为‘逆子’。从此以后,他靠自力奋斗,边上学边工作,家中没给一分钱,一直念到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破门逃出后,他先到万泉县城里的高小读书,因自谋生活费临时在本县一村中当小学教员半年;后来知道运城的省立第二师范是公费,高小毕业即考入运城师范。”
卫聚贤十九岁时,“尚在县城内读小学,暑假期间当了村中的‘书手’管理‘粮簿’”。自荐为村公所管理“粮簿”。具体“政绩”详见《捣蛋》。
1919年,二十一岁。在运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因支持五·四运动中被开除的同学,亦被开除。
《卫聚贤的生活》云:“在师范学校第一年很用功,至五四运动,山西以河东二师为激烈,我为外交之一,到各县商会订限期卖完日货约,暑假后当局开除学生会长胡三余,乃以我为学生代表到太原谒当局请收回成命,无果,二师亦将我开除了。”
《我的“胡说”》云:“在中学读了快一年,五四运动起,我是班代表。在开会时我知道商人的艰苦,主张和缓,但其中十位主张积极烧毁日货。于是派我到各县与商会订约,以不准再买进日货。在下学年开学时,校长奉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的命令,把十位同学开除。同学乃推举我到太原请求收回成命,事未达到目的,学校以‘久假不归,理应开除’了事。”
1920年,二十二岁。借用安邑县卫怀彬的中学文凭考入太原商业专科学校,开始对史学研究产生兴趣,作《一得录》《春秋图考》等。
《卫聚贤的生活》云:“自二师开除后本欲投考山西工业专门学校,但以报纸常披露姓名为学生代表,工业学校当局拒不许入校。到万泉第三高小为教员半年,暑假到太原投考,又欲入法政专门而被拒,不已乃入商业专门学校。”《鲁智深传》云:“鲁智深性近工业,当考入工专时以曾当过学生代表而不收。其时不论考入何校,非有中学毕业文凭不可,乃借了安邑县卫怀彬的中学文凭考入商学。”
《捣蛋》云:“我在南乡第三高小为教员一年,到太原已考入工业专科学校,发榜后查出我当选过学生代表,借口教室座位已满,不准我入学。我乃考入商业专科学校。——我性格喜欢工业,讨厌商业(因在当学徒时受气),只好在商业专科学校读了四年毕业。”
《我的“胡说”》云:“学校的旁边就是省立图书馆,我在课余就去看书。”在商专求学时,卫聚贤喜欢历史,作了《齐桓公西伐大夏考》《介之推隐地考》《汾水南流西流考》《中国人种西来南来说》,合约五万字,遂汇集出版《一得录》,后又自己出版《春秋图考》。
《卫聚贤传略》:“(被开除后)他想继续出外求学,但既无路费,又无文凭,经介绍与安邑县卫怀彬商量,借他的文凭考学校,毕业后的文凭归卫怀彬所有。他在万泉第三高小当临时教员半年准备好路费,遂冒名顶替考入太原商业专科学校功读。”
1921年,二十三岁。继父病故,靠借贷支持学业,在校生活艰苦,吃饭在冬天利用校炉自作,用度甚俭。
《鲁智深传》云:“其父病故,鲁智深的哥哥也不愿每年用去七八十元学费,鲁智深从事借贷,有无息的,有一二分息的,也有三四分息的,由息上加息,积年累月,数目可观,直至二十五年鲁智深奉中央银行令赴山西调查票号时,始将旧债出息的都偿还了。”
1926年,二十八岁。考入北平清华研究院,归王静安先生指导,得梁启超先生的鼓励,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左传》《春秋》。
《卫聚贤的生活》云:“商校毕业后,到北平入私立新闻大学,同时在师大研究所旁听,半年后返万泉,至暑假而考入清华研究院,即年二十八岁,民国十五年。考清华研究院时由备取入正额。”
《鲁智深传》云:“因学生会事失败,才看古书,对于国学发生兴趣,毕业后拟入北平师大研究所,但以不收外校学生而不获入,一面在师大旁听,一面入私立新闻大学,次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国学。”
《清华研究院》云:“考清华研究院,要有著作方可报名,我就是用上列二书(编者注:《一得录》《春秋图考》)才报到名。……我考清华研究院,被录取为‘备取’。因有一位考取的检查体格不及格,才把我补入。”
卫聚贤考入清华研究院,最初拟作经济史论题,后转向古史考证,利用统计学知识,考证《左传》《春秋》。《我的“胡说”》云:“我到清华研究院研究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商业史’,归王静安(国维)先生指导。”《鲁智深传》云:“考入清华时拟题为《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入校后向王静安先生请示,王先生云‘你根据何项材料’,鲁智深以《左传》《国语》等为对,王先生以这书在时代上是有问题的,于是乃作《左传》研究,但从何处研究起?因鲁智深学过统计,每日用算盘在打数目字……迨《<左传>研究》作成一部分,适王静安先生因事到上海,请梁任公先生看过,梁先生赞美过几次,同学始以另眼相看。”
1927年,二十九岁。在家乡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陆侃如合译高本汉《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因母病返里,葬母后,在山西省与友人合办的私立兴贤大学任副学监,作《<国语>的研究》。
1月10日,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的欢迎会,庆祝李济成功发掘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该欢迎会的参与者还有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欢迎会上,李济介绍了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并展示实物。随即,清华举办西阴村考古发掘公开展览。卫聚贤由此开始关注考古与新石器时代文化。
2月,归家,携带李济先生掘得的陶片三种作为标准,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若干处。
6月1日,参加在清华“工字厅”举办的师生叙别会。席间,建议王国维先生前往山西避难。2日,原打算陪同陆侃如请先生为陆书写书签,但未找到先生,追到颐和园,得知先生已自沉昆明湖。本月,在清华学校研究院编的《国学月刊》上发表《<左传>的研究》及续,并完成《<春秋>的研究》。
7月6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撰《释家补证》,采李济等提供的考古知识释“家”。
9月,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发表与陆侃如合作译文《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此文系珂罗倔伦(B.Karlgren),即“高本汉”著,译文在上半年完成,6月20日,卫聚贤为译文作跋。高本汉曾于1926年将该书赠给赵元任数册,赵元任转赠李济。卫聚贤因正研究《左传》,在李济先生处见了该书急欲一读,但外文不好,时常请教陆侃如,遂两人合译。译毕,赵元任曾校正,并将自己曾翻译的一部分内容交给卫聚贤对正。(见《跋<《左传》之真伪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7年第1卷第7—8期,第740—741)
11月,在清华研究院完成《<左传>的研究》。
本年,遭遇母丧。《我的母亲》(苏雪林、陈秀喜、林焕彰等《我的母亲》,台北:巨人出版社,1976年,第1页)云:“我的母亲是民国十六年,因得水鼓症死的,死年五十五岁。”《鲁智深传》云:“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作完,接家中电报,以母病重速归,至家不久,母病故了,葬后鲁智深到太原欲仍到北平继续读书,时阎锡山与张学良战,路被隔断,乃在与友人合办的兴贤大学中为副学监。”
1928年,三十岁。在南京担任大学院科员,北伐结束后,被派往北平接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出任教育部编审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出版《古史研究·第一集》。
2月22日,在太原兴贤大学完成《<国语>的研究》。
上半年,被派带领一个小组途经上海,前往北平接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卫聚贤担任该部编审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之职。《战前和战时》(《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第19—23页)云:“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在山西省私立‘兴贤大学’为副训导,第二年到南京,由薛笃弼介绍见蔡元培先生,到大学院(教育部前身)为科员,继兼南京文物保存所所长兼编审。”《我的“胡说”》云:“北伐战争结束后,于一九二八年八月,被派带领一个小组途经上海,前往北平去接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嗣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卫任该部编审,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之职。”(4)《再谈毛公鼎的真伪问题》(《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第5页)提及在南京“大学院”(教育部前身)时,“政府收复北京,派高鲁、齐如山和我三人接收北京的教育文化机构,我是接收清华大学、午门历史博物馆、故宫”,“我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曾经到故宫参观过,不过是走马看花而已!我在接收故宫时,他们知道我是‘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当然喜看古物,该主管就把我带到陈列铜器的地方细看”。
6月9日,修改《<春秋>的研究》于上海寓次。15日,致信曾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与助教、后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任职的余永梁,谈及他在山西、河南发现新石器时代遗迹十五处,拟与傅斯年等接洽下半年组织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广东中山大学研究所、北大、清华五个机关在山西作大规模的发掘。
7月14日,在北平大学院特派员办公室修正《<国语>的研究》。出差结束后,返回山西途中,路过洛阳,目睹用洛阳铲盗墓事,返京始设法禁止其事。
9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古史研究·第一集》,蔡元培封面题款。
10月18日,何定生来函,讨论古代文法等问题。本月,在山西兴贤大学学监室修正《<左传>的研究》。
12月6日,致信余永梁,谈及对《金縢》《山海经》《穆天子传》的研究,拟将研究成果编为《古史研究·第二集》。26日,致信余永梁,谈到胡怀琛发表墨子是印度人,“这点弟很赞成。但他说墨子是佛教徒,弟觉得不妥,是以修函请教”,又言“发明固属必要,模仿亦是必需。中国人的性情,对西洋每一种科学发明,往往就附会到古籍相似的一点,说是我们中国从早就有了。日本人不是这样,他是完全模仿西洋,故成为二等文明国,中国人的排外性太大,至今还不安受科学智识,故成为一个弱国。弟以为外货可拊制,科学可实行,不宜把学术与货物并在一起谈。胡怀琛先生说墨子是印度人,人多反对,弟今说老子是印度人,当更多反对了”(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年第6卷第69期,第52页)。
在初任大学院(教育部)编审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时,曾由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陆侃如陪同,到上海极司非尔路拜访胡适,“他一见我,看了看说‘我想象中的你,年青,穿的西装;不是你这个暮气沉沉的像一位老先生的燕子,因为你的文章激烈,我才作如此想象的’”(《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第69页)。
1929年,三十一岁。主持发掘南京明故宫遗址等,拟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掘计划,参与墨子国籍等论战,出版《古史研究·第二集》。
3月16日,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撰《古史研究·第二集》序言。21日,与顾颉刚在宝华楼吃点、剃头,同到商务馆访王云五、陆侃如等(见《顾颉刚日记》)。
5月9日,致信曾为清华国学院同学、接替余永梁编辑《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的杨筠如,言“因古物保存所古物太少,特派弟到山西、河南去搜掘古物”,并讲述了此行考古收获。
6月12日,撰《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现》,发表于该年《东方杂志》,文中附一份发掘计划,包括在山西万泉、太原,河南洛阳、陕西咸阳组织发掘的安排与费用预估,以及预期收获等。13日,在西湖广化寺,为胡怀琛的《墨子辨》撰序,赞赏胡怀琛大胆提出新说的勇气,支持墨子是外国人的主张,参与墨子国籍的论战。17日,参加西湖博览会(于6月6日开幕),并撰文回应钟国楼在《读卫聚贤<禹贡考>》中的质疑。
7月,上海述学社出版《古史研究·第二集》,包括《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的研究,封面有蒋梦麟的题款。25日,在《东方杂志》发表《应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国学》。
9月4日,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表《<墨子辨>序》。本月,主持发掘明故宫遗址,卫聚贤推测为工部所在,除砖木外,得碗十余只,龙瓦数片,上横书“工部”的木牌二,及北宋古钱等四十一枚。
10月1日,在南京古物保存所修正《<穆天子传>的研究》。
11月25日,南京《民生报》登载与记者关于南京明故宫发掘事的谈话。
12月25日,致信《民俗》杂志的编辑刘万章,谈及民俗调查等问题,并寄送崔盈科《河东一带之歌谣集》。
1930年,三十二岁。发掘南京栖霞山焦尾巴洞、甘家巷六朝墓等,无意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在山西万泉县发掘汉汾阴后土祠遗址。
2月3日,撰成《古史研究·第二集》修正稿,仍作《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的考证,但内容上有所增加。6日,致信《民俗》编辑刘万章,提及蒙古、西藏民话很有价值,并就如何收集民俗资料出谋划策(《民俗》1930年第102期,第58—59页)。
3月22日,在南京栖霞山附近甘夏巷组织发掘六朝古墓,参加者还有刘福泰、裴晓氏、董光新、叶恭绰、吴敬恒、蒋梦麟、杨杏佛,以及中山大学与暨南大学的学生,无意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得有石斧及几何花纹陶器等。“在栖霞山附近发掘六朝古墓,于张家库、高家山发掘时,因墓址在半山,墓前掘方一丈土向上出不易,改在墓前向前再掘一丈,土出于山下较易。在开此一丈时,无意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初见灰土一层,继在灰土层中得陶鼎腿七八件,残片数十件,石斧一(尚完整未破)。陶片上有印纹,与甘肃、陕西、河南所得花形不同。现已停止发掘,拟于四月十五日,作大规模发掘工作。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长江下游发现为第一次,于中国民族上文化上发生很大的变化”(《南京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1号,第65页)。卫聚贤曾将发现石器遗址事报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他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到遗址考察,李四光以江南不应有石器。卫聚贤又打电话到北平请中央研究院考古组主任李济来考察,但李济认为发现物太少,不足以证明(事见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第365页)。
6月15日,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撰商务印书馆版《古史研究·第一集》序。
8月20日,在北平首善公寓修正完《吴越民族》文。
返回山西,首次调查四望村古代演戏的舞台。《鲁智深传》云:“在南京明故宫发掘故宫工部遗址,栖霞山发掘六朝墓,发掘出的古物,虽不大多,因在首都参观者众,报纸上也有宣传,国府要人参观了也为赞美,引起另一方面的忌妒,乃借派往山西调查古迹为名,无形中解除职务。”《元代演戏的舞台》云:“脑筋中印着四望村舞台是建筑的好而且古,于是于十九年自南京返里,到四望村看了一次。”
10月30日至11月8日,在山西万泉发掘汉汾阴后土祠遗址,考古参加者还有董光忠、张蔚然、聂光甫。由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陈列部与山西省立图书馆合作发掘。签约规定发掘标本归山西省立图书馆,发掘报告由两家署名,用中英文双语发表,发掘经费和出版经费由美方负责。次年,发掘报告由董光忠撰写出版。
1931年,三十三岁。自山西至北平,担任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图书馆主任,主持发掘山西省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结束后不久被解聘,出版新版《古史研究》第一集、第二集。
4月1日至5月15日,主持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董光忠参加。该项目是由山西省立图书馆附设博物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三方合作,发现圆形窖穴、炉灶等,得各类石器、骨器、粗印纹陶器,以及早期乐器“陶埙”等。《卫聚贤的生活》云:“二十年自山西到北平,师大聘为研究员,在山西万泉县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又以师大不出一钱,而得到大批古物,又自以为功多;不意竟以此去。” 《鲁智深传》云:“师大研究院欲大事发掘(编者注: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恐山西不准将古物运出,乃聘鲁智深为研究员,与山西省立图书馆订立合同,以在山西发掘得古物,运到北平整理,一年以内运回山西陈列,山西恐师大不能践约,由鲁智深担保,鲁智深乃到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毕,运古物到了北平,师大将鲁智深解约,而古物未发还山西,报告书亦未出版。”
5月,对万泉县村落元代演戏的舞台展开二次调查。后将西景村的舞台作成模型,在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陈列。
7月15日,访顾颉刚。
8月4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撰成《元代演戏的舞台》。
被师大解聘后,住在北平山西蒲州会馆,因思想激进,受人排挤,工作无着,待业期间,结合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撰成《母系时代》《奴隶社会》等篇,编为《古史研究·第三集》。
10月15日,在《进展月刊》上发表《吴越民族》,判断吴越民族与文化是独立起源,非受西北的影响。因材料不够充分,更多是一种假说,曾被多次拒稿,未引起学界注意。
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新版《古史研究》第一集、第二集。20日,李济为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撰序。
12月29日,在北平后百户庙住宅撰《中国考古小史》自序。
1932年,三十四岁。任山西十年建设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师范学校授课,暑假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
《鲁智深传》云:“不久上海暨南大学聘鲁智深授课,但一·二八事起,鲁智深不得已回到山西,在山西十年建设委员会为委员,共得车马费一百元。又在国民师范学校授课,月薪二十余元,欲在山西大学及教育学院找几点钟课,都被拒绝。”又,“到了民国二十一年暑假后始到上海暨大授课”。在暨南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部分讲义如“中国民族的来源”等收入《古史研究·第三集》。
10月10日,在暨南大学撰写《中国考古小史》“附白”,谈及上海战事中曾交付商务印书馆的书稿,有《古史研究》第一、二集,《明故宫发掘的报告》《历代建都于南京的货币》等,毁于国难。14日,在暨南大学撰写《<山海经>的研究》之序言。
年底,《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征集“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卫聚贤梦想的中国是“一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百分之七十,学社会科学的占百分之二十九,学国学的占百分之一。二军事:内战发生,掘战壕时,小心古物。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势,一县人民好了,县政府就不敢为恶;各县的人民好了,省政府就不敢为恶;各省人民好了,中央政府就不敢为恶;从下层一层层的建筑上去,如人民—县—省—中央,最上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不要成了倒塔式,如中央—省—县—人民,根基太小,自然会倒,若遇着大风,当然是立不稳的,在那里动摇”。卫聚贤梦想的个人生活:一是生活安定,三年内完成百万字《中国通史》;二是到西北考古,作发掘工作;三是到南洋、印度旅行,从缅甸、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回,考察先秦时代中印文化沟通之迹;四是如在教育界不能生活,则作左列工作之一:A、入山为僧,研究有机生物哲学。B、回家练民团,铲除“包而不离”的学阀。(《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号)又,《卫聚贤的生活》云《中国通史》“其体例不主张用朝代划分,仿纪事本末体,以一类为一史,如《史学史》《史籍目录及解题》、《历史研究法》《历史概念》等”。
1933年,三十五岁。出版《中国考古小史》,发表《中国通史》写作计划,内人韩雪梅病逝,续弦黄中英女士。
3月3日,卫聚贤致信丁迪豪,提及近有《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已由神州承印,分上、下二篇,上篇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下篇为尧舜禹的探讨,请为作跋。
5月,担任“中国考古会”属下的调查委员会委员。
10月23日,在上海李家阁,撰写《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文。
11月12日,在上海李家阁,撰成《天地开辟与盘古传说的探源》。
12月8日,在上海李家阁,撰写《历史统计学》序。该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第一本考古学史著作——《中国考古小史》。
本年,曾受暨南大学的委托,再次回到万泉西杜村发掘“汉汾阴后土祠”遗址。
1934年,三十六岁。离开暨南大学,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商学系主任,并同时在持志学院正始中学授“中国经学史”“考古学小史”等课程,出版《古史研究·第二集》两册、《历史统计学》。
1月1日, 在上海真茹李家阁撰毕《历史统计学》。22日,撰《老子是云南人》。本月,王伯平对卫聚贤提出的民族起源等问题提出商榷。
2月7日,在上海李家阁,作《<墨子>文法研究提要》。23日,在暨南大学撰成《古史研究·第二集》1934年版总序,篇目做了较大的调整,将《<穆天子传>考》收入第一集,《<禹贡>考》收入第三集。
7月25日,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成《<墨子>引书考》。
8月5日,在上海真如杨家桥福庄为《历史统计学》序补记。
10月10日,在上海真如杨宗桥福庄撰《十三经概论》序。本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古史研究·第二集》,分上、下册,副标题为“先秦时代中印文化沟通的探讨”。
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统计学》,前有盛俊及胡朴安先生作序。
本年,卫聚贤离开暨南大学,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商学系主任,并同时在持志学院任教,讲授并出版了《中国财政史》和《中国商业史》,受聘为监察院审计部科长兼驻外稽查,后又出版了《持志学院考古小史讲义》和《历史统计学》两书。卫聚贤《十三经概论》序云:“我将在持志学院所授的《中国经学史》修改为《十三经概论》问世。”(5)又,《墨子研究》(五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后收入任继愈主编《墨子大全》第四十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具体内容包括:《墨子为回教徒考》《<墨子>文法研究》《<墨子>引书考》《<墨子>各篇的作期及其派别》《墨子小传》。
1935年,三十七岁。参与发起“中外文化协会”,出任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试探常州古奄城遗址、金山卫戚家墩,得新石器时代遗物,出版《十三经概论》。
《卫聚贤传略》云:“一九三五年受聘到中央银行担任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之职。”
1月10日、5月10日在《行素》杂志发表《中国的氏族社会》。1月,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外文化协会”。
4月,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夏季号)发表《中国史的年代》,14日下午两点参加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中外文化协会”成立大会,担任学术主任、中匈委员会委员。
5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十三经概论》。12日,常州江上梧、陈松茂两先生探访疑似古国奄城遗址(武进城南二十里许),受他们的邀请,蒋大沂、陈志良、郭维屏、张凤等作奄城访古旅行,得大批陶片,印有几何花纹三十余种,推测为汉代之物;并得石球一枚,疑与新石器有关,引起卫聚贤的注意。5月26日、10月26日卫聚贤携内人黄中英,与金祖同等探访奄城,得数百陶片,疑似新石器石物三四件等。调查成果由陈志良整理为《奄城访古纪》,在12月由秀洲学会出版。
8月14日,研究张凤等前往金山卫戚家墩考察捡回陶片,判断为汉代以前的遗物。9月29日,遂与张天方、黄中英、蒋大沂,上午六时半由真如乘汽车动身,八时半到达,在柘林之南的一片海滩上,得古物陶片,铁熔渣及宋元瓷片,“卫聚贤先生虽曾在南京栖霞山发现过,总不能使人尽信,这一次却又发现了一小件,腰径有绳形,口似曾磨光,确是一件用具,正使人疑惑不解了,难道新石器时代,此间已有人类居住吗?”“金山卫的发现,不但可以探吴越民族播迁的史迹,且开南方考古一新纪元”(金祖同:《金山卫访古闲话》,《唯美》1935年第8期,第17—19页)。此后,受金祖同之邀,于10月20日再次前往调查。成果由金祖同整理为《金山卫访古记纲要》,在12月由秀洲学会出版。
12月16日,在《前途》杂志发表《从两<唐书>校正<薛仁贵征东>》。
1936年,三十八岁。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试掘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写成《中国考古学史》,奉派前往山西考察票号情况。
2月15日、16日,在常州奄城、松江金山两地发现的古物陶片,于上海文庙路民众教育馆展览,市长吴铁城等二千余人参加。23日,在古泉学会召开成立大会时,与吴稚晖、叶玉甫等商谈,设立“吴越史地研究会”,草拟简章,由在座诸先生签名。29日,游苏州石湖,偶然发现吴城、越城,在磨盘山南望上方山,疑上方山为姑苏台,遂搜集姑苏台材料。
3月1日,应苏州东吴大学演讲《古代文化起于东吴》,同日,又应苏州国学会演讲《研究国学应注重古物》。15日,与金祖同、张叔训探访金山戚家墩,再至澉浦,中途在乍浦午餐,在海滩上发现几何纹陶片甚多。21日,与张乃骥、金祖同、张珩、金性尧等到苏州,先到石湖,探吴城、越城,得陶片及一石器外,尚得一古鹿角,因忆到古诗有麋鹿游姑苏之句,于是探访姑苏台遗址的心更切。22日,继续与金祖同等向南上七子山,知七子应为七枝,考察姑苏台遗址,探访姑苏庙,提出姑苏台在横山。
4月,在南京,与张乃骥、陈志良等,招待滕固、李济、何遂、柳翼谋、胡小石、朱希祖、缪凤林、董作宾、裘善元、罗香林等三十余人,商讨“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展方法。
5月31日下午三点,应杭州青年会之邀演讲《古荡出土之新石器与吴越文化》,并陈列石器陶器等古物,参观者数百人。同日,由于建筑第一公墓发现石器,判断为新石器时代遗物,遂由西湖博物馆与吴越史地研究会在古荡作试掘,计掘三坑,得石器六件,陶器陶片三件等。
6月1日,演讲“古荡出土新石器与吴越文化”。本月,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出版《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包括胡行之《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古荡石器出土在东南文化上之价值》、刘清香《古荡附近地质》、卫聚贤《古荡为制造石器工厂之推测》、乐嗣炳《古荡考古的前途》;图版五十幅。后附卫聚贤之《古荡出土之新石器与吴越文化》及《江苏古文化时期之重新估定》二文。
7月2日,在镇江省党部演讲《江苏古文化时期之重新估定》,陈列石器、陶器等古物三十余件。13日,在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撰写《古史研究·第三集》序。
8月30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加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大会,担任总干事。同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雪庚堂举办石器、陶器、磁器等古物展览。
9月11日,在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撰成《中国考古学史》序。
冬,受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派遣,调查山西票号事迹。
1937年,三十九岁。出版《古史研究·第三集》《中国考古学史》《吴越文化论丛》等,开始编辑《字源》。
2月1日,在《中外文化》1937年创刊号上发表《中外文化接触最早之时期》《伊索即尹喜》。本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考古学史》。
4月,与孙次舟书信讨论周人开国等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古史研究·第三集》。由上海秀州书店代售初版《<薛仁贵征东>考》。
6月12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作学术讲演,讲演者共五人,包括胡朴安《考古与疑古》、吕思勉《吴越古文化》、张凤《江南的古物》、慎微之《从湖州钱山漾发现石器说起》、卫聚贤《江南出土古物的经过及感想》,从下午一点半至五点,每人讲25分钟。胡朴安、慎微之、卫聚贤的演讲词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6月23日副刊《古代文化》第14期。18日,嘉兴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嘉区分会”,展览嘉区等地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等,演讲《吴越史地与现代文化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次日发表于《嘉区民国日报》)、张凤演讲《嘉兴古史》、陈志良演讲《陶器研究》。听讲者,包括吴越史地研究会嘉兴分会会员、学界人士,以及中学生两千余人。19日,乘嘉区专员公署所备的汽船,到嘉兴西北的新塍镇,在许明农家观石鱼,推测为吴国人古代崇拜的图腾物,将此石鱼列为《吴越文化论丛》封面图画。又在双桥汽车站北作试掘,得石器黑陶及几何纹陶器。
7月,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发表《吴越释名》《太伯之封在西吴》《殷民族由江浙迁于河南》《中原民族之开发东北》《中国古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纪念考古学家袁康》《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吴越民族》等论文,主张江南自有文明程度较高的古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与西北。苏越人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的《制言》杂志上发表对卫聚贤“扁鹊医术来自印度”论的质疑文章。
8月1日,在上海撰写《山西票号史》编纂经过,述及汇总山西票号调查的成果(包括陆续在《中央银行月报》发表的调查成果等)为“山西票号史”蓝本,拟抗战胜利后,再详细调查补充,正式出版《山西票号史》。
本年,日军侵华,上海闸北被焚,退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分租出房屋,收租金百余元,又开设了一间织袜厂,所入甚丰。于是,雇佣书记十余人,编辑《字源》。
1938年,四十岁。合作出版《楚词研究》,提出屈原之名为贾谊伪造。
6月15日,与何天行、丁迪豪合作出版《楚词研究》,在《<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文中提出屈原之名为贾谊伪造。
9月1日,为施昕更《良渚》写校后记。
1939年,四十一岁。创办发行《说文月刊》,发表《山西票号史》。
1月,在上海创办并出版《说文月刊》第一卷,至太平洋战事起出至三卷六期而停刊。自印改版的《<薛仁贵征东>考》,由上海秀州书店代售。
2月16日,在《众生》杂志发表《中国近来研究古史的人》,将彼时古史研究者分为博学派、谨严派、疑古派、建设派。
4月2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李丹撰《考古家:鲁智深——正着手编辑<字源>》。
6月30日《中国艺坛画报》登载,新华公司欲拍古装影片《开天辟地》,受导演张善琨邀请,担任该片顾问。
7月,在《中央银行月报》发表《山西票号史》。
8月13日,撰成自传《鲁智深传》。
9月1日,在《新中医刊》连载《疒部文字历史观》《疒部文字注释史》等至次年,提及编写《字源》的计划。
10月,在《中央银行月报》发表《最近上海行使的辅币代价券》。1日,在《新中医刊》发表《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1947年又发表于《华西医药杂志》,卢觉非有文商榷。
12月,整理湘西麻阳一带的民俗,在《说文月刊》发表《婚礼存古》《傩》。
本年,夏秋之际。因受汉奸恐吓,申请调往重庆。“抗战时我仍留在上海整理‘山西票号’,我并作有《右文字源》(声部字典),在我出版的《说文月刊》上陆续发表,汉奸以我出版《说文月刊》,是在上海为政府联络文化人,给我寄了一粒手枪子弹,限我三天离去,我报告法租界巡捕房调查属实,我电请重庆中央银行以‘环境不宜,请调渝工作’,第三天得回电,由巡捕保护上船,路过香港住了三天,在香港大学演讲江南古文化。由越南海防登岸,在河内住了三天,参观博物馆,到昆明住了三天,由贵阳到湖南省麻阳探亲,再返贵阳到重庆。在重庆升为中央银行秘书,兼管事务、储备两科领导。”(《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第20页。)(6)又,卫聚贤还曾提到由上海到重庆,途经安南,在河内博物馆参观数次,购了些图片,并作成《安南河内博物馆参观记》,稿件随身带至贵阳,因汽车站被焚,三件行李,俱为灰烬(《华西大学博物馆参观记》)。
1940年,四十二岁。升任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组织筹划成立“巴蜀史地研究会”,与郭沫若共同主持发掘重庆江北墓葬,与于右任等探访汶川,出版《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
3月,与友人温泉公园主任邓少琴、北碚前辞典馆长杨家骆,中大教授程仰之、常任侠等,在温泉公园发掘古墓,洗温泉浴,并议及仿“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巴蜀史地研究会”。
4月,成立巴蜀史地研究会,成员有卫聚贤、郭沫若、沈尹默、马衡、金静庵、缪凤林、常任侠、杨家骆、蒙文通等数十人,会址设在重庆北碚温泉公园。7日,卫聚贤与郭沫若游江北董家溪,在墙脚下见有古砖,循此以往,见一厕所墙壁全用古砖做成;10日,与郭沫若、马叔平、常任侠又前往,目的是与房主交涉,将厕所拆除,以新砖换旧砖,房主云后面某院内,有此花砖甚多,又知其平地时曾发现古墓,此砖即在古墓上取下。同日,发表《编纂中国经济史的组织计划》。14日,联合中大教授金静庵、胡小石等试掘。又于附近防空洞下掘得古墓,得大批五铢钱、一把铁剑和数件陶器。(7)试掘结束后,尽出所得,在墓傍之竹庐公开展览,参观人数达两千以上,参观者包括中央研究院任鸿隽、欧美苏联人士等。4月25日、5月1日,由于试掘汉墓被阻止,先后致函内政部、古物委员会,申诉发掘汉墓的理由等。
5月5日,上午九时至十时,与郭沫若一起受邀,在中央大学历史学会讲“江北汉墓试掘的理由”。15日、6月15日,根据对吴越文化的最新研究对《史记·越世家》作注,发表在《说文月刊》。5月26日上午九时,受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现代经济学会邀请,作“中国货币演变述略”的演讲,后7月15日发表于同年《说文月刊》第2卷第4期。
7月,在重庆,为《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撰序,言明兴办《说文月刊》之旨趣等,发表《秦汉时发表甲骨文说》等。
8月15日—25日,与于右任、于德望(于先生的大公子)、摄影家盛学明等前往汶川,探访石纽。返回后,在林名钧指导下参观华西大学博物馆,得知在川康境内发现新旧石器甚多,以华西大学迁居西陲,以其成绩有关华西文化,而且为解决中国古文化中必要参考材料之一,详细记录并撰成《华西大学博物馆参观记》,同年11月在《说文月刊》发表。
9月16日中秋节,游览新都县桂湖,在桂湖公园至文庙的马路两旁发现雕有狗头的石碑。因而致信常任侠索要其《饕餮终葵神荼郁磊石敢当考》文,但认为并不能解决疑问,故撰《泰山石敢当》文,提出四川在汉代以前的居人是以狗为图腾。
在任职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期间,总共检举了五宗贪污案,徐柏园一宗是较大的。(《捣蛋》,《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第82页。)
1941年,四十三岁。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命题,与于右任等同行,探访西北。(8)
3月15日,发表对商承祚著《长沙古物见闻记》的读后感于《说文月刊》。24日,为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庄学本在重庆的摄影展题字“古史在西康”,意谓西康民俗与中原上古的风俗类似,据影展照片考证古史,撰成《古史在西康》。
5月8日,顾颉刚来访。
7月20日,送刘节稿费二百元,约月底交稿。
8月15日、9月15日、11月15日,在《说文月刊》连载《<史记·吴世家>注》。
8月25日,在成都中央银行完成《巴蜀文化》初文。
9月18日—12月15日,考察西北。“由渝乘机飞兰州,换乘汽车经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而至敦煌,在敦煌石室住三日,返西安南至榆林窟,循原路至兰州,再至西宁,又返兰州,经平凉至西安,由西安经汉中、广元、成都,于十二月十五日返渝。行期三个月,行程万余里。沿途在兰州甘肃学院、西安教育厅、城固西北大学及师范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对于敦煌石室都有演讲……到重庆后在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及中央大学历史系讲演共三次”(《敦煌石室》)。“第二次大战时期,我和于右任先生到西北(他是考察政治,我是观察中央银行西北的行务)”(《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第127页)。
10月15日,刊发《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编后记”中提及与郭沫若试掘重庆汉墓遭遇的风波,“因发掘的权限问题不免与正统派的考古者有了龃龉,根据吾们在吴越研究的经验,可以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文人相轻’的积习,和嫉视而已。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本期是结集所有在发掘汉墓时的报告和经过,在巴蜀文化研究方才开始发轫的时候,我们是并不菲薄这些文字的,虽然是那末的简单”。在这期专号中,正式发表《巴蜀文化》,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主张巴蜀地区有着与中原不同的古文明。29日,自西宁至兰州,夜住原系五代李克用后裔李赏哥墓前祭祀的享堂,民国时为汽车站,从民和县民李宝奇处抄录李克用后裔世系谱。
11月1日,上午八时,与参议会张维、甘肃学院孙恪等,前往西果园之曹家嘴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卫氏言及,此次来甘考察,在各地所得之古物甚多,汉砖唐人写经及新石器时代之陶器,均极名贵。此项古物,即将运渝。下午二时,应甘肃学院之邀请,在该院大礼堂,作“甘肃考古”的学术演讲。
12月15日,返重庆。24日,访顾颉刚。(https://www.daowen.com)
1942年,四十四岁。出版《古钱》,《说文月刊》在重庆复刊,发表《巴蜀文化》扩充修订版。
1月,因上海遭日军入侵,《说文月刊》停刊。
4月29日,顾颉刚来访。
5月4日,由重庆说文社出版《古钱》,书末有《七国年号索引》,曾抽出单行。
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学校演讲“中国的软币”。
8月15日,《说文月刊》在重庆复刊,发表《巴蜀文化》扩充修订版。陆续推出“巴蜀文化”“史蠡”“水利”“西北文化”四期专刊。
1943年,四十五岁。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发起成立“说文社”,开“聚贤楼”。
1月15日,发表《石纽探访记》《二郎》《秦汉时发现甲骨说补证》(署名“卫大法师”)于《说文月刊》“水利”专号。
3月,为激发国民民族意识,在重庆主办展览民族女英杰秦良玉遗物。22日,在重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演讲“从石器时代谈起”,述及考古学者对历史的分期,以及近代以来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与成就。24日,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同担此职者还有傅斯年、顾颉刚、朱希祖、沈刚伯、缪凤林和黎东方等。26日,参加史学会成立会晚宴,同席者有顾颉刚、吴其昌、刘子健等人。28日,夫妇二人与顾颉刚、吴其昌等人同车至城,共用午餐。
4月17日,《雷峰塔:六幕剧》完稿。18日,召开“说文社”发起人座谈会,与商承祚、罗香林、傅振伦、黄芝冈等被推举为筹备委员,拟具草章二十七条,征得会员百余人。
5月15日,发表《李克用后裔的族谱》《敦煌石室》于《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记录探访西北的收获等。16日下午三时,在中央图书馆召开“说文社成立大会”,担任会议主席,吴敬恒、顾实、程仰之、丁山、潘公展等四十余人参加。在《新中华》上发表《中华民族发祥于重庆:可能性之推测》。
7月20日,在《国民公报》发表《为太平海命名质中国地理学会》。
11月12日,在《说文月刊》发表《册封琉球图》。
12月,在朝天门附近开设“聚贤楼”,可俯瞰长江,吴稚晖题“聚贤楼”三字匾,郭沫若、罗根泽、蓝文征、常任侠等有赠联。“朝天门一个小巷,经过过街楼、小天井,是社长个人的撰写室,室内陈设着古董玩器,以备稽考古籍的东西,琳琅满目”,“正中是郭厅长为卫聚贤画的像,虽不是随类赋采的画面,而只勾了几根肥头长耳的线条,卫社长亦愉快地裱背装框长期悬挂。”(廖集云《回忆在陪都展出民族女英杰秦良玉遗物前前后后》,载政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1944年,四十六岁。组织重庆古物展览,发表小说考证系列文章,出版《山西票号史》。
1月,出版《<杨家将>及其考证》《山西票号史》。8日、9日,说文社组织在重庆小十字沧白路(旧炮台街)沧白纪念堂展出历代磁器,包括说文社藏品,以及陈越庵、胡子谦等私藏等。
2月15日,发表《数目字》《古物出国展览》《说文社第一公磁器展览会说明》于《说文月刊》,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文化运动纲领中“联合各种国际性之文化团体,并经常将我国之古物、图书、雕刻及其他艺术品,运往国外展览”的要求,草拟中国古物出国展览计划,公开征集私人收藏古物出国展览。
3月24日,撰写《古史在西康》。
5月,出版《说文月刊》“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庆纪念专号”,刊登涵盖考古、文字与音韵、史地、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八十篇研究论文,包括卫聚贤撰详细版《<杨家将>考证》文。
6月25日,恰逢端午节,出版《雷峰塔:六幕剧》。
7月,编辑出版《小说考证集》,除收入卫聚贤的《<杨家将>考证》外,还包括朱希祖、郭沫若、方豪等人的小说考证文章。
9月,出版《诸葛亮征八莫》。
10月23日,发表《重庆的古迹与历代抗战的故事》,此文原为英译重庆指南而作,因恰逢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周,《民教导报》出特刊,遂撰成一部分,先送发表。本月,出版《<薛仁贵征东>考》。
11月5日,参加潘公展、张道藩等发起的“中国著作人协会”成立大会。9日,在重庆说文社聚贤楼,撰《著作、出版与印刷》文,谈到参加著作人协会成立大会,论及提高稿费和版税的争议。被聘为三台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校董,该校最初由内迁至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教授、说文社社友丁山、高亨、孔德等创建。
12月9日,在重庆说文社聚贤楼,撰《由著作人协会讨论稿费问题说到说文社出版部的困难》。23日—26日,在重庆道门口银社隔壁四行人员训导处,说文社与重庆市立民众教育馆主办古今货币展。编辑出版《古今货币》,撰《古今货币谈》,并收入解毓才、慕寿祺、谭彼岸等人的文章。
1945年,四十七岁。出版《唐代征东与青年军》,联合重庆市民教馆举办“宗教与民俗”展览。
说文社出版《唐代征东与青年军》。青年节,在说文社,撰写“后感”中写道“倭寇移民于朝鲜之梦,于三百年后实现。今者朝鲜爱国志士在渝成立朝鲜临时政府,此书刊印,正可以上报三百五十年前之旧恨,下复近五十年来之新仇”以为鼓舞。
2月16日—18日,在公园路青年会民众学校,与重庆市民教馆联合举办“宗教与民俗”展览,希望唤起民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新信仰。展览物包括佛教、道教、耶稣、回教的法物,江北汉墓物,成都、张掖、西安汉墓物,敦煌写经、各地门神及藏族唐卡等。
4月22日,与陈志良等访顾颉刚。
8月,发表《<周易>研究》《<包公案>及其考证》于《说文月刊》。
本年,在重庆歌乐山林园后吴家大洞子附近,发现猿人,于次年发掘,证明已有使用火的遗迹,并且有牙齿数十枚,但未经研究,其材料二十余箱,运往南京,不知下落。
1946年,四十八岁。
4月,在重庆说文社聚贤楼,撰《党:中国各党各派现状》序。
本年,出版《帮:中国帮会·青红汉留》《党:中国各党各派现况》《红帮汉留人物故事》。
1947年,四十九岁。
4月15日,在《华西医药杂志》发表旧文《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出版《江湖话》。
5月5日,撰《端节:三幕短剧》序。
1948年,五十岁。
4月25日,撰《<孟子>新注序》,言“孟子是反对战事,主张薄赋税,与民同乐,以民为贵。其学说可行于中国现阶段社会中,余故为之作此新注”。
6月15日,在《华西医药杂志》发表《肺病治疗特法》,谈及大蒜对于治疗肺病的好处。20日,收集整理“九年不食的杨妹”事件资料,撰写序言,由说文社出版,7月再版。
7月,在《东方杂志》发表《彭公案考》。15日,在说文社,撰《<大学><中庸>新注序》,言及这两篇文章的精神适用于彼时中国,故作新注,与《<论语>新注》《<孟子>新注》并列,名为《<四书>新注》。
9月15日,在《华西医药杂志》发表《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的答辩》,回应卢觉非的质疑文章并介绍自己的著作,分考古类、古史类、经济类、小说考证类、戏剧类、哲学类、现代史类等。
本年,曾前往四川南川县调查森林,欲设立造纸厂,但计划未成。
1949年,五十一岁。
据卫聚贤女卫零回忆,卫聚贤曾将全部收藏装成47大箱,无偿捐献给西南军政委与会文教部。在渝期间所收的古籍善本,也都无偿捐出。次年,在南京曾以“卫聚贤考古展品”的名义作专场展出。1951年春,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卫聚贤在重庆捐献的古物。长子卫月望由四川前往内蒙古时,途经北京,见到这次展览。(9)
1950年,五十二岁。
12月18日,在重庆石桥铺胜利村农会内被罚跪一小时。(《反共杂录》,第68页。)
1951年,五十三岁。抵达香港,出版“说文社中兴丛书”,在珠海书院授课。
1月30日到达香港。由内地进入香港之经过,在《三十年前的今天》《香港》(《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第24—30页)等文中有详细记录。
3月7日,作《中国预言序》,署名“卫大法师”。该书由香港说文社以“说文社中兴丛书”五种的第五种出版,其他包括:《北京人的下落》《黎明的前夕》《互助与斗争》《反共杂录》等。
4月13日,在香港中英文化协会演讲“中国西南之考古”。14日,香港《工商日报》刊登演讲词,并介绍说“中外听众数百人,会后复纷纷询问,至七点半始散”。
7月,将发表于各报章杂志的文章,收入《我为甚么反对共产党》一书,由自由出版社发行。暑假后,在珠海书院授课,月薪港币八十元,迁居于筲箕湾富斗窟村山头上木屋内,遂用笔名“斗箕之人”。后,又至联合书院、华夏书院任教。
1952年,五十四岁。任职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
2月,任教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月薪港币八百元,迁至学校附近般含道,加之,常用“卫大法师”“卫聚贤”的名字发表文章,有些杂志、报纸要求用假姓名,遂用“班汉道”等笔名在报纸撰写文章。
3月27日,在香港“斗筲之人”室为《“北京人”的下落》撰序。
4月7日,“说文社中兴丛书五种”第二版出版。15日,在香港,作《反共杂录·序》。
本年,《智慧创造世界》编成。
1953年,五十五岁。
1月31日,《智慧创造世界》由香港说文社作为“说文社中兴丛书”第七种出版,末尾题签曰:“癸巳年一月三十一日初版”。
12月18日,在“半憨道人”室撰成《智慧创造世界》序。
本年,在香港用道林纸照相石印翻印五百本《么些文字典》。
1956年,五十八岁。
孪生子龙凤胎卫港生、卫香生出世。
本年,在《自由学人》第1卷第2期上发表《甲骨文在古代曾经发现的推测》。
1960年,六十二岁。
8月1日,在香港半憨道人室,撰《中国社会史序》。
本年,在香港出版《中国人发现澳洲: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封神榜>故事探源》。
1961年,六十三岁。出版《中国人发现澳洲》,任教于崇基书院社会系。
3月7日,撰《文字学》书序。该书是卫聚贤在香港联合书院授课时编写的讲义。
夏初,偶然间看到《春秋》上有“六鹢退飞过宋都”,认为会退飞的鸟只有蜂鸟,蜂鸟只有美洲有,于是以此为对象开始研究中国古代与美洲的交通的问题。
本年开始,在崇基书院社会系任课。
1962年,六十四岁。
在联大书院的《联大特刊》上介绍撰写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的情况。
1963年,六十五岁。
在香港联合书院任教,此时港府欲合并联合、新亚、崇基三书院成立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设立“史地系”,被任命为“系主任”。但是暑假时,因为未能招生,加之代任中文系系主任时学生成绩不合格等问题,被辞,失业。因为被辞,状告崇基书院。
1964年,六十六岁。
应聘珠海书院失败,继续失业。又因李祖法经济纠葛,被李氏污为“抢劫”,曾入警察局,事后证明清白。
1965年,六十七岁。
撰成四十万字,由华夏书院印出《哥伦布以前中国与美洲的交通——提要》。
1967年,六十九岁。
9月18日,在“香港般含道62号A地下”,撰成《如何认识中国文字》一书的《作者弁言》。
11月,《如何认识中国文字》由香港说文社书局出版发行。后1968年3月12日再版。
1969年,七十一岁。出版《中国人发现美洲》。
12月,由巨轮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发现美洲初考及提要》(为销路,出版社将原命名“哥伦布以前中国与美洲的交通”改成“中国人发现美洲”),颇引起学术界惊异。(李立明:《考古学家卫聚贤》,载于《香港作家怀旧(第一集)》,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195页)
1970年,七十二岁。发表中国人发现美洲等演说。
1月11日下午五时,应联合国香港协会邀请,在香港大会堂演讲《中国人发现美洲的经过》。在这次演讲中,卫聚贤提及“至于如要把这个问题证实,是需要在美洲的‘考古’上找材料。如能在美洲找出出土的中国文字,才能证实我这个假设”。24日,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图书室举办美国印第安大学哲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刘敦励教授“中国文化对美洲古代文化发源之影响”演讲,其中谈到美洲发现中国文字,并出示在美洲出土陶器等上有中国文字的照片四张,卫聚贤认为把自己之前的假设证实了。(《秘鲁发现中国文字》提要,第5页。)
10月29日,在香港撰成《中国古代与美洲的交通考》总序。
1971年,七十三岁。
因生活快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向香港西区福利机构申请救济,获准由1971年11月起,每月发给港币150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由是,撰《救济金的感谢》发表于《华侨日报》。
1973年,七十四岁。
1月,在香港,撰《如何认识中国文字》第三版的《补记》。同时,由说文社推出该书第三版。相对于第一版而言,此次增加:《中国文字构造法》,还加入埃及文、么些文,附录在中国古文字之后。本月,发表《<“北京人”的下落>序》于《文化旗》。
1974年,七十六岁。
6月12日,在华夏书院聆听在近东作考古的戈登(Cyrvs H, Gordon)教授演讲,其观点是在哥伦布以前,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都到过美洲。
8月,在香港(般含道)正街英华台11号4楼,撰成《美洲发现中国文字——总汇》,述及研究缘起和经过,最新动态等。提到奥国Kvno Knobl 和丹麦人美国人等,八位组织了一个探险队,在香港仿广州出土汉代的陶船形状,制造了一只帆船,取名“太极号”,于6月18日起航,横渡太平洋(预计该年十月可到美洲),以证中国人在两千年以前,到过美洲的可能性。他们提出和卫聚贤合作,得到材料请他加以考证。
1975年,七十七岁。定居台湾,与阔别多年的女儿卫灵均相聚,苏雪林从台南赶往欢迎,任职辅仁大学。
3月5日,前往台北定居。《尧舜禹出现于甲骨文考》(台北:山西文献社,第62—63页)云:“余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五日,由香港回到祖国定居,山西同乡会于三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开欢迎会,当时送给我几本‘山西文献’。”15日,在台湾再版《中国社会史》。同日,在台湾再版《中国人发现美洲初考——文字及花纹》,该书印刷费得大溪地侨领及文化界捐助,香港华夏书院捐助港币600元,饶宗颐先生捐助港币二百元等。
4月,在台湾新竹市东大路396巷32号寓所撰《<文字学>再版序》。
5月4日,在台湾新竹东大路396巷32号寓所,撰《<七国年号索引>在台重版序》。该书由台北石室出版社列为《石室丛书》之一印行。据该书附录的出版广告,可知同时还出版“卫聚贤教授”如下著作:《中国人发现美洲初考——文字及花纹》《中国人发现澳洲提要》《中国社会史》《智慧创造世界》《文字学》《如何认识中国文字》《七国年号索引》《中国预言集》《黎明前夕集》《十字架在中国》(中英对照)、《钱的故事》等著作。其中《如何认识中国文字》当是第四版,台湾初版。同日,由石室出版社出版《文字学》。
8月2日,在新竹市东大路396巷32号,撰《评顾氏》(10)云:“当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氏提出‘禹’为‘虫’而无其人,把古史推翻了很多。但他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就是经过了五十年的时间,考古上材料出土甚多,而没有人把‘中国上古史’建立起来,这真是学术上一件怪事。顾氏的主张应当与否,暂不批评,他应当是一贯其主张。但他在抗战时期,工程师学会在重庆成立时,他在《道藏》这部书中找了一个‘禹的生日’,作为‘工程师学会成立的日子’,这不是学者所当有。顾氏除打倒‘禹’外,对于古书多怀疑为‘伪’。但顾氏成名后,所有顾颉刚出版的书及论文,都是他的学生作的,因为在书局容易出版,而且稿费多。他是明知而不过问。待童书业等在上海用他的名义拥护敌伪时,他才在重庆登报否认。不出事不过问,出了事才登报否认,这更非学者所应为。研究学问,第一是方法,第二是材料,第三是见解。我们虽不能给学术上开一条好路,但不应当在学术上开一条坏路,如顾氏之所为。顾颉刚氏与余为友,在抗战期间,他的女儿在重庆出嫁,是在我家出嫁的。我所作此文,以甲骨文现存在中央研究院,而今天台湾讲上古时的人,从殷朝讲起。我因应‘山西文献社’的要求,作此《尧舜禹出现在甲骨文考》,乃附带论及此事。我这一篇文章,应与‘山西文献’第七期《尧舜禹出现于甲骨文说》参看。因彼文是补此文之不足。”
10月28日,“我率领辅仁大学文学研究所学生及历史系学生,到台北历史博物馆参观,再到台湾省立博物馆参观,在省立博物馆二楼上橱柜内看到陈列一件台湾山胞的‘钺’,使我联想到它和‘越’有关。乃作了一篇《台湾高山族为越民考》,在《春秋》杂志第三十三卷第六期页十四至二十二上发表”(《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序,第7页)。
11月7日,到大甲镇乡间,“看到他们织席的情况,拍了几张照片”(《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第94页)。16日,“我带辅仁大学学生于六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到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陈列室参观”(《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第130页)。
12月16日,“我又率领学生到中央研究院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参观,见的更多,乃扩充成《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序,第7页)。
本年,发表《宗教与人格》《中华民国考》《台湾高山族为越民考》等文章。
1976年,七十八岁。
1月5日,在新竹撰《我的“胡说”》文。本月,发表《尧舜禹出现于甲骨文说》《罪犯解》。
2月6日,到凌纯声家拜年,询问其《台湾高山族为越民考》一文的具体情况。(《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第146页)本月,发表《我的“胡说”》《五刑解》。
3月,发表《封神中的神仙妖怪》《宪法解》《中国文字源流:中国文字的好处》。
4月20日,在台湾新竹市东大路396巷32号,作《台湾山胞与越闽关系》一书《校后语》。本月,发表《诉讼解》。
5月27日,在台中逢甲工商学院演讲(《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第9页)。28日,在日月潭中学演讲(《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第30页)。本月,发表《数目字及干支起源考》。
6月11日,由新竹政府秘书季德芳等人陪同,到新竹县五峰乡采风,探访退休山胞老乡长赵旺华先生(《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第33页)。本月,发表《道德、法律、宗教》。
7月、12月,发表《中国文字制造方法》。
本年,由台湾省立博物馆出版《龙年谈龙》,撰写散文《我的母亲》。
1977年,七十九岁。
1月1日,在台湾新竹市东大路396巷32号,完成《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第57页)。5日,参加“中国文艺界联谊会”于中山堂举办“新年聚餐会”,并发表名为“台湾山胞的发源地”的演讲。
本年,发表《中华民族团结史(姓氏、通婚)》《由复音语变为单音语举例》,《图画与象形文字(上)》《人权(字形、字义解说)》《极权的形成(字形、字义的解说)》《货币解(字形、字义解说)》等文章。
1978年,八十岁。
台湾《中央日报》第四版报导卫聚贤考古收获,在关西蝙蝠洞内,挖掘出一个宋朝铜钱,成为历年来考古学家首次在台湾发现的宋朝古币铜钱。本年,发表《中华民族团结史(考试、语言文字)》《甘誓考》《新竹县蝙蝠洞考古》等文章。
1979年,八十一岁。
2月,台湾黎明文化有限公司出版《文字学》。
1980年,八十二岁,考察台东卑南古墓群、长滨的八仙洞等,提出卑南文化的发掘计划,设立文物馆等计划。
7月15日,至台东长滨的八仙洞考察。7月16日上午,考察卑南考古现场,第一次是社教馆张光寅馆长陪同、中视华视等媒体前往。第二次是县政府陪往。23日,撰《给林洋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述及发掘台东卑南乡古墓及设山胞生态陈列馆计划。
12月7日,率辅仁大学夜间部历史系学生参观故宫博物院。10日,撰成《再谈毛公鼎的真伪问题》。25日,撰成《<诗经>试释》,言不是站在文学立场上释诗,而是站在历史立场上释诗,是以只能释其大义,也就是由其诗句中所表现的“地区性”,而推求其“时代性”,以研究古史的人,引诗证史。
本年,发表《墨子为回教徒考》《中秋与端午》《台东的古迹和古物》《毛公鼎的真假问题》《建立我国文字的新形象》等文章。
1981年,八十三岁。
1月23日,在新竹撰成《吴国与日本》文,述及吴国与日本的往来,日本语中有“吴音”等问题。31日,《致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的两封公开信》,恳请将故宫博物院化验毛公鼎的情形函告,以解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
在台湾参加清华大学“七十年校庆”,聊起王力、谢国桢等同学。提及“辅大每周两小时,月薪两千七百二十元,又系兼任教授,八月份无薪资”。
本年,发表《再谈毛公鼎的真伪问题》《吴国与日本》《<诗经>试释》《台湾名称的由来》《中文计算机首腰尾345输入出法》《十字架在中国——十字架于公历三至六世纪在中国贵族坟墓下竖立》等文章。
1982年,八十四岁。出版《政学系与我的恩怨》。
1月30日,在台湾新竹东大路396巷67号,撰成《政学系与我的恩怨》序。
5月1日,《政学系与我的恩怨》由台湾张天然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毛公鼎的真假问题》《清华研究院》《战前和战时》《香港》《陈寅恪先生之死》《政学系与我的恩怨》《卫大法师》《捣蛋》《中国帮会的复兴》《常用字解序》《吴国与日本》等曾经发表于《天然》杂志的文章共40余篇,叙述自己一生的行迹及与政学系人物的恩怨。
本年,发表《<论语>注释》《<尧典>考》等文章。
1984年,八十六岁。
5月22日,致信王国维先生之子王东明,谈到亲历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事件。
6月3日,致王东明信件发表于《中国时报》(台湾)。
1985年,八十七岁。
6月4日,《中央日报》报导台湾新竹县关西镇黄阿清挖掘出一块怪石,卫聚贤判断应为有着千万年历史的蜂巢化石,得到黄阿清同意后,卫聚贤将它与其他化石送往新竹社教馆公开展览。
1989年,九十一岁。离世。
11月16日,病逝于台湾新竹。据卫聚贤女卫零《补遗卫聚贤先生生平史料》,“1989年,我去台湾探亲,父亲一再关心故乡北吴村沟北的桥修宽了没有。他说他死后要回老家。不久,父亲病逝,月望弟把父亲的遗骨拾回几块埋在了北吴村”,又,“父亲生前与陈立夫交往甚密。父亲去世后,陈立夫出两千元台币作为丧礼,并亲临现场为挚友送行,赠自编挽联一副,以示哀悼”。(11)
(1) 案:文中所引文章出处,见附录三“卫聚贤学术论著简目”。若“附录三”中不能直接见到的析出文献,或他人所撰文章,首次出现时会注明出处。
(2) 案:应为五岁回万泉北吴村。
(3) 案:综合各篇自传文献,又依据卫聚贤入学清华研究院为1926年二十八岁,判断卫聚贤在这里的表述有误,考入运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年龄应为二十岁。
(4) 案:卫聚贤在六月与余永梁通信时曾谈到联合几个文物机构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计划,以及七月曾在北平特派员办公室撰稿等,说明此处卫聚贤提及被派遣至北平接收教育文化机构在当年八月应不确。
(5) 案:《卫聚贤传略》说“卫氏被聘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用新的观点讲授《十三经概论》并出版了该书”,疑误。
(6) 案:卫聚贤曾多次提及被恐吓之事,仅笼统言“抗战以后”,依据《说文月刊》开刊与麻阳一带风俗调查文章的时间等,推测申请调往重庆的时间为1939年。卫聚贤在《我的“胡说”》中提及“恐吓者”名为“杨宽”。卫聚贤长女卫零的说法不同:父亲曾在上海自办的《说文月刊》上透露“我的女儿在延安,我的儿子在民族大学”。此信息被我们家惟一的一位房客获悉,这个房客是山东人,名叫黄素封,后投降日本,当了汉奸,他就给我父亲接连写了两封恐吓信,信中装着两颗子弹。父亲急忙一面将情况告诉我,一面向当时他所在的中央银行申请,不久他就从上海去了重庆。(转自董大中《卫聚贤传》,第410页。)
(7) 卫聚贤:《复古物保管委员会函》,《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21页。
(8) 案:据卫聚贤女卫零回忆,本年曾请卫聚贤前往延安而未成,卫聚贤亲自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交涉,林以目前延安不具备考古条件予以回绝。(转自《卫聚贤传》,第419页。)
(9) 转载自董大中:《卫聚贤传》,第424—425页。案:关于捐献一事,在卫聚贤的多篇自传文中提及似非出自本人意愿。
(10) 案:该文附于《尧舜禹出现于甲骨文考》末,台北:山西文献社,1976年,第62—63页。
(11) 转载自董大中:《卫聚贤传》,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