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作人协会讨论稿费问题说到说文社出版部的困难
(署名“卫大法师”,原载于《现代中国(重庆)》1944年第1卷第2期,第29—30页)
中国著作人协会在渝开成立会时,我也出席,被推为主席团主席之一,行礼如仪后,再开始讨论,为发言便利起见,除一位主席在台上外,余都下了台,坐在第一排上。当讨论到稿费及版税时,多以出版界吃著作人,同排坐的人,以开玩笑的形式,低声着叫我起来讲话,说明出版界的困难。但说文社仅出了几种书,抽版税的纸有二三种,不足以代表出版界,自然不能说话,而且是开著作人协会,我站起来说出版界困难,成了站在相对的地位,我一个人如何可与多数人争辩,出版界的困难问题,在这单面的会上,也不宜多说,故我对此问题没有发言。
退而思之,我是著作人,我是出版人,我是印刷人,固然都微乎其微,但有了这三重资格,对于著作人的困难,出版界的困难,印刷界的困难,我都知道一点,混而言之,当无偏袒。
著作人大多数不能自己出版,将稿子送到杂志上发表,及书店里出版,在著作人方面希望稿费多,版税常能拿得到。在出版界,一方面因为销路不好,一方面因为印刷费太大。而印刷界也有他的困难,不能不把印刷费提高,成本高了,结果就影响到书的销路与稿费版税上去了。
现在要解决著作人的困难,应先从解决印刷的困难入手!
印刷界所受的一般困难,为纸、煤、铅、油墨等,市价一天一天的高涨,而私办的印刷所很少能得到官价的必需品,自然印价要提高!
印刷界特殊的困难问题有二:
一、 官办的印刷所,职工的薪资米贷金等全由公家发给,其资本也是公家的,而且不上税,反而在市面上以低价兜揽生意。私人的印刷所如何能与竞争!于是有的紧缩裁员工,有的顶佃给别人做,更惨的竟将机器生财变卖了停业,这种例子,在最近也很多。
更矛盾的如某官办印刷所,对外接价特别便宜,使商办的印刷所无法与之竞争;对工友的工资也特别出得高,工友们都到他那里去做工,因此往往发生跳厂等事件,管理上遭遇到更大的困难。
二、 除皮包生意,转包图利,系非法生意,应在取缔外,小印刷所只有一二部圆盘机,占一间大房间,备上少数铅字,就可接做杂件生意,其资本不过一二十万元,而因杂件排工简单,第一天接下生意,第二天可印,十万元的生意,十天可交货。而做书版的印刷,铅字多,垫的资本亦多,而且占的地方大,排工纸型浇版印装订等,比杂件手续麻烦的多,十万元的生意,与作杂件用同等的人力,时间要多出十倍,迟得货款的大一分利息也属可观。况利益方面,书版生意是呆板的,多数人都会算,尤其是私营的出版业。而杂件多因种类及用纸等不同,虽不能说每件都是特殊,但特殊的机会多,印的人往往不容易将成本算出,就由印刷所开价了,如购盐证在未公开投标之下,其红利为百分之六十,而购米证在公开投标之下,其红利为百分之四十。如此,虽都抢印杂件而不作书版生意,抢不到杂件印,自然要将书版生意印价提高,这就影响到书的成本与销路及版税了。
现在要解决此问题,是:(https://www.daowen.com)
一、 官办的印刷所,只准印自己机关的印刷,不能向外兜揽生意。
二、 印刷应由印刷业公会统一办理,凡印若干元杂件者,得搭印若干书版,使苦乐平均!
一般的印刷问题,我的意见如上,现在说到说文社的本身了。
说文社既非官办,当无官办的待遇,又无教科书的收入作后盾,各机关的公报等书版生意多找说文社印,而遇有杂件就找别家印了!
为何杂件找别家印呢?杂件上的文字少,多不要印者校对,交□一次就完事。书版得自己校一次,又要看样子等,要去几次印刷所方能印出。而能印书版的印刷厂多在南岸,化龙桥,小龙坎等处,过江的轮渡可以报账,而上坡的轿子无法报账;乘公共汽车可报账,而等候公共汽车的时间无法报账。说文社出版部在中一路,交通便利,自然印书版的都来了。
说文社出版部在市中心区,当然在轰炸时危险性大,故而保兵险保火险的费用大,而且因在市中心区,下午五点以后不准用电,不能开夜工,减少三分之一工作。说文社这样为各机关方便,然而杂件一宗也作不到,把五个圆盘机在那里白放着!(不知生产局能注意到机器白放的问题否?)
在目下的书版生意,说文社出版部实在接的太多了,出版部多拒绝不收,而机关的负责人多找到我写条子去着帮忙印,我如不写就得罪人。如果说文社出版部有一天宣布不接外面书版生意,专作本版书,当然得罪人不少!而又直接影响到出版与著作人的利益!
说文社出版部亦算尽了文化的责任,故将困难写出,希望著作人见谅!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记于重庆说文社聚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