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卫聚贤自传
清华研究院
(选自卫聚贤《政学系与我的恩怨》,台北:张天然出版社印行,1987年,第12—18页)
北平,清华研究院,成立于民国十四年,至抗战初期结束,毕业者共七十二人,教授是: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陈寅恪先生、李济先生、赵元任五位。作者是学生之一,也是海内外唯一的独存者,把我的记忆写在这里,作为学术的资料。
清华研究院共办了三班,在第二班毕业后,王静安先生自杀,梁任公因政治而移居于天津,第三班是后三位主持,第三班毕业就停止招生,但因保留经费,每年只招一人,由大学部历史系国文系教授指导,因研究院的三位也离开了。
罗香林就是在每年一人中的一个。在台湾的尚有一位蓝文征同学,他和我同班,系立法委员,东海大学教授,于三年前死了。罗香林在两年前死于香港。
我是山西省万泉县人,山西省在西北,在全国比起来教育落后,万泉县是三等县而又是山县,文化教育也更落后,在民国初年县内只有一间小学,我是在十八岁入的小学,小学毕业考入师范学校(在山西省运城)。读未满一年,五四运动当学生代表,被学校开除,隔了一年考入山西省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在太原)。
商业专门学校隔邻是文庙,也是山西省立图书馆,我在不上课时就在此图书馆看书(因学校无图书馆)。因我学校采商务出版的《商业史》,我嫌它太简略,在书本上找材料补充,在读书的四年时间中,就看了不少的书,在毕业时我自己出版了两本书:
一、 《一得录》,系四篇论文合成,一为《中国民族西来南来说》,二为《齐桓公西伐大夏考》,三为《汾水西流南流的问题》,四为《介之推隐地考》,共约五万多字。
一、 《<春秋>图考》,清代的学者把《春秋》时代的地理考证的很详,但认为其中错误很多。我用绿、红、黑三色套印了二十四张地图,绿色画水,黑色为现代地名,红色为古代地名,考证放在后方,是用十六开本印的。
考清华研究院,要有著作方可报名,我就是用上列二书才报到名。
我在大学读了四年商科。毕业后到北平考师范大学研究所,但他在这一年因外校学生投考多,影响了他本学校学生录取额,这年停止招不是他本校毕业者,我除在师范大学旁听外,在一间私立“新闻大学”读了近一年。
我考清华研究院,被录取为“备取”。因有一位考取的检查体格不及格,才把我补入。
研究院在清华学校内大门附近,形如“
”字形,我搬进居住在最后一间。
我研究的题目是《春秋战国经济史》,归王静安先生指导,他问:“你根据什么材料?”我说:“《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他说:“《左传》是有问题的,有人说‘左丘明’作,他是孔子时人,材料尚可用;有人说它是‘刘歆’作,时代在西汉末年,材料可取的不多。”
我说:“还有人说是刘歆作吗?”他说:“你不知,你把《左传》去考一考!”
别的同学多是“书香子弟”带了很多书来,我是一本书都没有,就向图书馆借《左传》,管理的人说:“《左传》,被你们同学都借走了,只剩一本商务出版的《白文左传》。”——多亏我是借没有注解的这一本,如果我借到的是《十三经注疏》本,有“注”有“疏”,只能跟着别人说的走,成为“人云亦云”了!
我把《左传》看了几回,找不出头绪——看不出系何人作?但我在大学读商科时上过《统计学》这门科,脑海中有统计常识,我看了全部《左传》,何以前部分是一页载几年?后部是几页载一年?到末尾又简了?于是就用“统计学”方法研究。
我就借了一架“算盘”打数目——后来同学告诉我:在停读后,他们串门子,看见我一个人在“打算盘”,以为今年招了一位商人在“算账”。
《春秋》共计二百四十二年,画统计图,一年一格太长,十年一格太短,我把它五年的记录加在一起,表列出来:第一期低,第二期平,第三期高,第四期平。求它的所以然:第一期久远材料少故“低”,向后材料渐多,就由“平”而“高”,最后一期又“平”者,因在孔子作《春秋》时,有些材料尚未公布,有些他怕得罪人不敢多写?
《左传》我也用此方法统计的结果,也是一期低,二期平,三期高,四期平。但《春秋》的“高”点向后九十年是孔子死,用“已知数求未知数”的方法,由《左传》的“高点”向后九十年,当是左传作者的年代。
《左传》的“高点”向后九十年是“周威烈王元年”。我是假定《左传》是周威烈王元年时的作品。《左传》列的“算卦”很多,但在“周烈王元年”以前的“卦”都“应”了,“周威烈王元年”以后的“卦”都“不应”。这是作《左传》的人,把他看到的事,故弄玄虚,就是早已算出——等于“天定”,非人力所能改。但是他把周威烈王元年以后的事,也点缀了几个卦,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知在两千多年后,出了一位——卫大法师,用“统计学”破了此“无头命案”。
《<左传>的年代》作成后,王静安先生因他儿子丧事到上海去了,我就拿去请梁任公先生看。我是订了一个小本子,梁先生说:“你的文章长,一时无法答复,你明天这时来,我再告诉你!”
梁先生名气大,第二天我到时,同学已经围了他一圈。他见我来了,他忙说:“卫先生请坐。你说是‘周威烈王元年时人作’,说的很对!但它是何人作的?”我说:“是卜夏子作?”他说:“你有甚么证据?”我说:“我想如此?”他说:“你不能想!快去考一考!”
我又用“统计”方法,把《春秋》中分国纪事加在一起,《左传》的分国纪事也加在一起,《国语》已经是分国记载,我又把它作“百分比”。
《春秋》记载的多寡,鲁国占第一,在鲁国附近的小国,如滕薜邹莒也占百分之二—三,但秦及吴越的大国占不到百分之一。可知《春秋》的作者离滕薜邹莒山东省近,而离陕西省及江浙省远。
《国语》有“吴语”“越语”而无“秦语”,可知《国语》的作地离吴越近秦国为远。
《左传》呢?晋国占第一,鲁国齐国占第二,秦国占百分之二,吴越占不到百分之一。可知《左传》的作地离秦国近离吴越远。
春秋时代把已死的国君称“先君”,在叙事文中把本国称“先君”,把外国要在上面加一个国名。但《左传》在叙事文中,把卫国称“先君”不称“卫先君”,这可证《左传》为“卫国”人作。
《左传》是跟着《春秋》走,但在《春秋》以后,卫国的记事又占了第一,这也是《左传》为卫国人作之一证。
卜夏子就是“卫国人”。
卜夏子作《左传》,我是用“社会学”的法则证的,因为它有:
一、 《左传》中文学很好,梁任公先生在《历史研究法续集》中赞扬左传叙述“战事”清楚而有条理。——《论语》说“文学——子游、子夏”。
二、 文人叙事不免有偏好,《国语》在《郑语》中,把楚国的祖上叙述到史前——我在《<国语>的研究》中,说出《国语》系齐人“左丘明”的子孙“左人郢”(孔子学生)在楚国作,当然他把楚国历史拉长。晋国在东周初年为“曲沃”那一支所代取,即《左传》叙述“晋国”事也把“曲沃”的“晋”加上史前。——是《左传》作者亦与晋国有关。
三、 文人著作有所袒护,《左传》叙鲁国事,大捧鲁国“季氏”,而《论语》载“子夏为莒父宰”,他当“莒父”县的县长是鲁国当权的“季氏”之力。《左传》叙述晋国事,大捧“魏氏”,而卜子夏“为魏文侯师”。
四、 《左传》中的“占卜”很多,而且推理也有道理。“子夏”是姓“卜”名“商”字“子夏”。他的姓“卜”当是他祖先当过“卜官”。是以他才对占卜有特长。
五、 《左传》中叙述战争很清楚,《孟子》书上记“子夏似北宫黝”的勇士,《说苑》这书又记“子夏”在魏文侯前“论武”事。
以上是“内证”,在“外证”方面:
一、 《韩非子》在《奸劫弒臣》篇载“楚王子围”和“齐崔舒”事与《左传》同,而说是“《春秋》记之曰”,即把“左传”叫“春秋”。
二、 《春秋繁露》在《俞序》篇,记“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事,说孔子主“仁义”,而“子夏言《春秋》”不主仁义,正是《左传》借宋人“子鱼”的话。那么,“子夏”的《春秋》就是《左传》。
此外,《春秋三传》,《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公羊》叫《公羊春秋》,《谷梁传》叫《谷梁春秋》。后改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再后把“春秋”二字去掉,叫“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杜预注《左传》去“氏”只是《左传》。
有的书上说:子夏把《左传》传给“吴起”,吴起传给他儿子“吴期”。按“吴起”是“卫国”的“左氏”人,是书以地名传。
我把《<左传>的研究》作成,王静安先生看过后,他曾对我同学刘节、谢国祯说:“卫聚贤有些地方说得很对,有些地方就差些。”梁任公先生有一次在燕京大学讲演《历史研究的方法》,那天讲的是以《左传》作举例,梁先生在讲演中,特别说出:“清华同学卫聚贤说……。”把我列的证据一一举出。
归途中同学以当天梁先生对我特别赞美,就不把当“商人”看待了。同学作的“论文”得不到“结论”,着我看!我说:“应如何说……。”他们说:“梁先生王先生没有这样说过,就连胡先生(胡适)也没有这样说过!”我说:“不管张三李四说过没说过,照你的证据,是应如此说的。”结果,王先生梁先生都赞成这样的说法。同学才赞我“想象力高”。——因我的脑海是清白的,没有受到学说“污染”,是以才有一生的“胡说巴道”。如果我是“书香子弟”,而大学又读的是“文学院”的话,那就一无所成了。
我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陈寅恪先生和我们同学开玩笑,送了我们同学一付对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人,人称他为“康南海”。民国初年人称他为“圣人”,是以叫“南海圣人”。梁任公是康有为的学生,我们同学是梁任公的学生,就是康南海的“再传弟子”。第二句是指王静安先生为满清逊帝“溥仪”(宣统)的老师,那吗,我们同学与“大清皇帝”也是“同学”了。那时溥仪只有二十岁左右,我们同学都在二十岁以上,就把溥仪称“少年”。
我在辅仁大学授课时,把上联说出后,我另写成:南海圣人三传弟子,大清皇帝同窗学生。我说:“把这付对联送给你们。”我并不是“卖老资格”,我在战前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六本书,开明出版过一本,新月出版过一本,我自己也出版一本。战时在重庆,中央银行出版过两本,我自己也出版过三本。在香港我自己出版过十一本,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回到台湾,我自己出版过七本,新竹社教馆出过两本,山西同乡会出版过一本,黎明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过一本。尚有近四百万字未出版,我现仍不停的在写。固然我尽是“胡说巴道”,但我的“证据”占“理论”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虽则如我“不卖老资格”凭着“实学”,但被压迫和排挤的喘不过气来!
卫聚贤的生活
(原载于《新中国》1934年第1卷第6期,第80—83页)
《新中国》第五期要出作家生活专号,索文于余。我非作家,而不能不应。我是喜欢考据的,但我的生活没有日记记载下来,从详考证既不能而且不必,只说个大略就是了。
卫聚贤生于甘肃,长于山西,系清光绪二十五年出世,截止民国二十三年,共年三十六岁。七岁入私塾,第一年读了一本《三字经》,第二年读了一本《百家姓》,第三年读了一本《弟子规》,至出私塾时,生书读到《诗经》第一册。因记忆力太差,背诵非其所长,故于每日下午读生书五行(约八十余字),晚间在家中再读,次早又读,总是背不过,罚跪打手板成为家常事。至今有时梦到先生着背书,就大生恐慌。记得在山西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国文教员在学期结束时,问我们大家每人读会文章若干篇,自书其篇名,以便抽背,大约都是书数十篇,我写了五个短的篇名,教员批评我说:“你的文章不像只读会五篇作的。”实际我连一篇都背不过。但是先生所讲过的文章,大意我都知道,要着一字背的不错,那我就难了。因此,我现在作文,多翻阅原书凭脑筋记忆的,只是个大概,不翻原书,往往将原文引错。记忆力小,想象力就大,故我作的文章,往往想入非非。
十五岁离开私塾,到甘肃经商,但性情不宜于商,经过了一年管理账簿的工作,在甘肃庆阳西峰镇初级小学校读书,但白天读书,晚间仍回到铺内管账。
十八岁在山西万泉县第一高小学校读书,读了一年,因经济压迫,到太原入警察教练所,半年后又回到万泉高小读书,卒业后为小学教员数月,考入运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年二十一岁。
在师范学校第一年很用功,至五四运动,山西以河东二师为激烈,我为外交之一,到各县商会订限期卖完日货,约暑假后当局开除学生会长胡三余,乃以我为学生代表到太原谒当局请收回成命,无果,二师亦将我开除了。
我是短于文学,长于图画、数学、物理、机械的,自二师开除后本欲投考山西工业专门学校,但以报纸常披露姓名为学生代表,工业学校当局拒不许入校。到万泉第三高小为教员半年,暑假到太原投考,又欲入法政专门而被拒,不已乃入商业专门学校。第一年很用功,第二年因学生会事,山西在太原的学生,多有南路北路界限之分,南路为何东道,北路为雁门道及冀宁道,两派分立,北路为姜焕章,南路为我。因政治的关系,我失败了。
我自从学生会失败后,乃埋头读书,因山西省立图书馆与商校为邻,故每日必往。因学商业,乃阅《史记·货殖传》,又阅《齐太公世家》并《大宛传》,这是受了商业史的影响,迨看了《齐世家》的齐桓公西伐大夏,又见《大宛传》有张骞所到的大夏,这两个大夏是否一地?考证的结果为一。名为《齐桓公西伐大夏考》,后并作《介子推隐居于万泉考》及《古汾水南流西流的问题》等,出一书名曰《一得录》。
当《齐桓公西伐大夏考》文章作成,疑中国在春秋战国时,疆域究有何大?作了一部《<春秋>图考》,有图二十余幅,其考除说明内地各地外,中国的疆域很大,几乎包有欧亚二洲。在这个时代的我,觉着作辩伪工作的人无味,古人为甚么要作伪?以为我所引的证据都是古人说的,而古人的话是对的,如《韩非子》《山海经》说尧舜禹疆域南北至某某,东西至某某,我即以为尧舜时的疆域真这样的大。到了北平清华研究院,专作辩伪工作,考证古书多伪,在这个时代的我觉着我过去盲从古人是不对的。自从到了上海,现在的我,觉得过去辩伪以为其书内容等非其时代者均系伪物,而无价值,是错误的。故对于神话传说,求其时代社会的背影,而产生此神话及传说的所以然。由商校以至上海我在学术思想上已有三变,将来如何不得而知。故我现在不说我作文章的是,亦不说我作的文章就非。以现在的眼光说为是,安知将来我又不以为非?
商校毕业后,到北平入私立新闻大学,同时在师大研究所旁听,半年后返万泉,至暑假而考入清华研究院,即年二十八岁,民国十五年。
考清华研究院时由备取补入正额,他人入校书籍数箱,而我除一卷破烂铺盖外无他物。时我欲研究春秋战国时社会经济状况,由王静安先生审题,他说:“你根据甚么书?”我说:“根据《春秋》《左传》《国语》《孟子》等。”他说:“《左传》有人说是左邱明作,有人说是刘歆作,史料不先审定,作出来的文章不大可靠。”于是我就作《<左传>之研究》,分为作期作者两部分,作期我应用统计学,因我在商校是学过统计的,数《左传》各年及国的字数,用珠算乒乓的打,有时同学到我房间,问我过去入过甚么大学,又问从那位老先生学过,我一一答无,同学有的暗中笑说:“今年招生招下了一个商人,每日在那里算账。”
《<左传>之研究》作成投在《国学论丛》,至暑假毕业时,学校索论文,乃作《<春秋>的研究》以应。《<左传>之研究》尚用文言,作成与陆侃如合译《<左传>真伪考》,乃用白话,至今未改。暑假返里,遇母丧,冬季仍欲至清华,因战事路不通行,在太原私立兴贤大学作事,作《<国语>的研究》,后在新月出版的《古史研究》即《<春秋>的研究》《<左传>的研究》《<国语>的研究》三篇。
我绕道上海至北平,路过南京,友人云:“读书为解决生活问题,生活问题解决再读书亦可,现国民政府方成立,用人甚多,何不谋一职?”余以不惯政治生活辞,友人乃设法介绍至大学院工作,为一科员,北伐克复北平,特派为接收北平教育文化机关,返宁改为教育部,为教育部编审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十九年离开南京返里。
在古物保存所除收集古物拓片照片外,发掘明故宫,在栖霞山发掘六朝墓及石器时代遗址,自以为功多;及二十年自山西到北平,师大聘为研究员,在山西万泉县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又以师大不出一钱,而得到大批古物,又自以为功多;不意竟以此去。住闲半年,奔走不得其道,在北平无饭得吃,故于二十一年春季到太原,在国民师范授课,二十一年暑假后至上海暨南大学。因受过去穷困的经验,及观近日环境的恶劣,锐气日消,人格日降。但在学术上的主张,仍崛强如昔。
《古史研究》新月曾为出版,后又作《国语》《历代建都于南京的货币》《明故宫发掘的报告》《古史研究·第一集》《古史研究·第二集》,均由商务承印,而毁于日火。除将《古史研究·第一集》改为《春秋》《左传》《国语》《穆天子传》,已出版《古史研究·第二集》为十六篇已付印外,商务又出版了一本《中国考古小史》。在持志学院授课,其讲义《中国史学史》已加印三百份由女子书店代售,《历史统计学》快要印出。
我研究中国上古史,比较内行一点,我对于中国上古史的主张,在春秋以前,非用社会学、考古学不可,在战国时中国学术突然发达,当有受外来的影响,这个我在《古史研究·第二集》详为讨论,其总目是:
《<山海经>的研究》 卫聚贤
《墨子学辩》 胡怀琛
《墨子为回教徒考》 金祖同
《<墨子>文法研究》 陈良盛
《<墨子>引书考》 卫聚贤
《<墨子>各篇的作期及其派别》 卫聚贤
《墨子小传》 卫聚贤
《战国时中国所受印度的影响》 [德] 孔拉第
《中国神话考》 [日本] 藤田丰八
《中国石刻的由来》 [日本] 藤田丰八
《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 [日本] 小川琢治
《昆仑与西王母》 [日本] 小川琢治
《老子是云南的苗民》 卫聚贤
《扁鹊医术来自印度》 卫聚贤
《古代中西的交通》 卫聚贤
《天地开辟与盘古传说的探源》 卫聚贤
文约四十万字。至春秋以前用考古学、社会学解释,我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一》的一稿,约十余万字,尚未找到发表的地方。
我对《中国通史》在《东方杂志》二十二年新年号个人计画中,说于三年内作成三百万字的《中国通史》其体例不主张用朝代划分,仿纪事本末体,以一类为一史,拟题如左:
《史学史》
《史籍目录及解题》
《历史研究法》
《历史概念》
《社会史》
《工具史》
《生活史》
《民族史》
《文化史》
《政治史》
等,现《史学史》已作成,尚待修改。《历史研究法》作成一部分,即《历史统计学》。《历史概念》作成一部分,为暨大的讲义。《社会史》我也主张以类分,《母系时代》已在《明日》发表,《奴隶社会》已在《新中国》发表。《氏族社会》《新中国》允在第五期发表。
时间已一年了,而工作尚未及计画之半,由于生活未为安定的缘故。二十二年开始计划工作,不意内人韩雪梅女士病故。过去的痛伤,未来的追求,光阴如箭的度过暑假,与黄中英女士结婚。现在学校的暗潮仍烈,必不安定,作文因而迟滞,愁的是下半年吃饭的问题。恐将来的工作自难如期完成。
我对于研究古史有了兴趣,是以对现代的政治及主义就不明了,故对于政治的设施,主义的好坏,我是没法批评的,每天从早到晚专做学问。我不主张空论而主张充实内容,故每篇文章,文长数万字,因直接的找证据,又要考证其材料,故往往数月方作成。
在北平时其刊物均被学阀把持,无处发表,现在我将我所作的文章,只要有发表的地方,尽量的发表,因为发表了,大家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再慢慢的找证据补充修正,不是以发表就成为定说。有的人以为发表了有错处被人驳倒,以为与个人的面子不好看,我是不顾虑这一点,驳倒了另来,只要在学术上能成问题,不管是卫聚贤说的也好,不是卫聚贤说的也好。就是我自己现在说的话,不久有新证据发现,我自己也要驳我自己的。
一九三三,三,一,记于上海真如李家阁
鲁智深传
(署名“韦大发痴”,原载于《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819—831页)
《水浒传》第二回是“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将鲁智深说起,他在《水浒传》中占了重要的脚色。按《宋史》只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没有将鲁智深的名字写出,是鲁智深有无其人不得而知。不过《水浒传》中多理想人物,就以鲁智深而论,他姓鲁莽的鲁,而名通达的达,这明是指一个粗中有细的理想人物,法名智深,更是表明这个意思。
既有理想的人物写之于前,当有性情相近的人模仿于后;是以模仿的人也自名鲁智深,按上海《文汇报》于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批评模仿鲁智深的人是“他的外貌很粗鲁,然而文章很精细”,洽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人物相合;是模仿鲁智深的也不愧自名为鲁智深了。
从前的鲁智深是理想中人物,没有法子可考的;而现在的鲁智深与大发痴形影相交,知之甚切,故为文考之于左:
甲 家世
距今七十年以前,回族乱于陕甘,一部分围困住甘肃庆阳县苏家嘴的堡子,堡子内的老百姓因食粮已尽,开门出降,都被杀死,留下几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给他们作些工役。其中有一个姓苏的,兄弟五人,他是最小的一个,没有被杀掉,作牧马的工作。回族败逃新疆时,要带他们走,他们在中途藏匿,回归本土,原来的村乡有几百户人家,后连邻村算起,只剩下十几个小孩子,以草根树叶为食,又恢复了古代“耦而耕”的制度,维持他们生活。
几年后,有逃难归回及远处移来的,人口渐渐的多起来了,距苏家嘴五十里路的西峰镇也有了镇市;人少地多,只要肯出苦力,生活较前就优越了。
生活既安定,年纪也大了,就找起对偶来,但是当地女子绝少,因而一群人到环县边境未遭过回乱的地方去找,苏某找到了一个牧牛羊的女子,回到苏家嘴居住,生了三男三女,因她是大脚走路走得来,故在西峰镇北街开了一座店,兼为人磨面,将其长女春梅许配西峰镇西街安某,安某亦小本商人,兄弟三人,父去世母尚在,结婚后生一男孩,因其亲戚中秀才,取名考娃,至一八九九年正月三十日申时又生一子,其时亲戚又有一人中秀才,取名双考,此即鲁智深是也。
鲁智深命甚不佳,生了不久,其父死去,继遭饥年,饿死人甚多,其二叔父自杀,三叔父逃出,只留鲁智深的祖母、母亲及兄四人,无以为生。适有山西万泉县北吴村卫某,以得到本族遗产,致遭村人引诱入赌,一夜将家产输完,乃逃至甘肃庆阳县西峰镇魁盛林杂货商号为伙友,因其勤俭过人,积了些钱加入股本,后兼经理。在西峰镇先娶一妻,生了一女孩后自杀,继娶又自杀,闻苏春梅寡居,央人议婚,苏姓亲友反对,因卫某性情不好,但她因年老的婆婆及幼子无以糊口,只得允婚,议定以次子作为卫氏后;婚后其三叔父归将婚钱用完,祖母饿死,其兄无依亦归卫氏。后读书至卫灵公奚而不丧,有祝它、王孙贾等相扶,乃名聚贤,初号助臣,继改耀德,以入商专时借怀彬的文凭,乃改为怀彬。父母均已去世,“鲁智深”现年四十一岁,长女灵芝在抗大卒业,到前线去了;次子月望在民族大学读书,三女三芝在山西,四子韦及五女苇凤六女苇鸶均在湖南。
乙 求学
“鲁智深”于五岁时迁居山西,七岁入私塾,以至十五岁时,才读了《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是读到第一册。因为“鲁智深”的记忆力太差,是以生书总是背不过,常被殴责,连在家庭被打,及失业,至今为三恶梦之一。十五岁离了山西到甘肃在魁盛林内学商,因为是少柜而为帮账,三六九日逢会,一天要写流水账四五十页,夜里又要存钱过账,发育未全,担此重任,是以鲁智深的身躯十五岁就长这样高,后来再未长,不然的话,他的舅父表弟均大汉,鲁智深虽不算矮,但也不高。
在经商时一面又入了庆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的附属小学校,白天读书,夜里过账,逢会时不去读书管账,有时也在北街姨母家住食。到了十八岁回到山西入了万泉县的第一高级小学校。次年入太原警察教练所,六个月后,以仍无出路,回到万泉在原班上课,毕业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挽回五四运动被开除的学生,亦被开除。在万泉第二高级小学校为教员半年,考入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
“鲁智深”性近工业,当考入工专时以曾当过学生代表而不收。其时不论考入何校,非有中学毕业文凭不可,乃借了安邑县卫怀彬的中学文凭考入商学。因学生会事失败,才看古书,对于国学发生兴趣,毕业后拟入北平师大研究所,但以不收外校学生而不获入,一面在师大旁听,一面入私立新闻大学,次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国学。
考入清华时拟题为“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入校后向王静安先生请示,王先生云:“你根据何项材料?”鲁智深以《左传》《国语》等为对,王先生以这书在时代上是有问题的,于是乃作《左传》研究,但从何处研究起?因鲁智深学过统计,每日用算盘在打数目字,同学看了就问“甚么大学毕业,随那一位老先生读书”,鲁智深均不能对,同学暗笑着说“今年招生招了个商人,每日在打算盘”。迨《<左传>研究》作成一部分,适王静安先生因事到上海,请梁任公先生看过,梁先生赞美过几次,同学始以另眼看待。
丙 家境困难
“鲁智深”的家庭原着“鲁智深”经商,不过能兼读书不妨碍经商,在高级小学校毕了业,在当时目高级小学校毕业与旧日秀才相当,想藉此撑掌门面。后来“鲁智深”到山西万泉读书,不能兼营商业,是以就不供给学费。“鲁智深”入警察教练所,是要想条出路,结果没有打得通。仍回原校读书,但欠了灶房的饭费,故毕业后即在西解村小学校为教员,将旧债偿还了一部分,贪图第二师范每月有两元津贴,方敢考入,后被开除,乃在万泉三高为教员,一面还债,一面积了些路费考入太原商专,“鲁智深”的母亲暗中补助一点,以至商专读书四年,每年约用八十元,前几年往来八百余里路程,是负着衣服包裹步行,后来买了一辆脚踏车,行走较便。
鲁智深在商校读书的次年,其父病故,鲁智深的哥哥也不愿每年用去七八十元学费,鲁智深从事借贷,有无息的,有一二分息的,也有三四分息的,由息上加息,积年累月,数目可观,直至二十五年鲁智深奉中央银行令赴山西调查票号时,始将旧债出息的都偿还了,还有些无息的因是友谊的关系,尚未偿还,不过常常问心不安,但是以朋友不在面前来催讨,故有余钱就作文化事业,把还钱的事就忘记了。
在学校读书常穿学校的制服,以遮盖破旧的衣服,吃饭在冬天利用校炉自作,春夏秋吃的最便宜的吃饭,是以现在鲁智深在银行中工作,月薪二百余元,亦算不少,而在他人看来,吃无好吃,穿未好穿,住也没好住,不知把钱作甚么?因“鲁智深”吃的多素菜而且要生的,每次只有二三菜,肉有时吃些牛羊肉,猪与鱼则不大吃,有人以为他太俭朴了,鲁智深说“生活简单了,可以使脑筋简单;脑筋简单了,对事业学问要认真负责。若是吃饭菜的样子太多,调和的味太重,使脑筋复杂,多方顾虑;平时为滑头,遇难则想两方面吊膀子。现在这个大自然时代,要那脑筋简单的,如云嫁鸡从鸡,嫁狗从狗,生为某家人,死为某家鬼,不宜朝三暮四的在那里美其名曰转变”。
“鲁智深”因用纸的困难,不能练习字,是以字写的很小很细。有人开玩笑说“人大而字小,人胖而字瘦,两不相乘”。这正是因为穷的缘故,现在写信固不在乎几张信纸,但很少写过两张信纸的信。
丁 村乡事业
万泉县居于高土岭上,以“凿地万尺而不及泉”的水深出名,故村中多凿池凿井储水,井是私人的,池是村中公有的。池是用红卢土订的,年久树根将订的土顶破,池中水就排漏了。北吴村的池已修了八十余年了,池水早储不住,但工程甚大,村人无敢动工,鲁智深在二十岁时,即动工修理,经了三四月之久,方修理完竣。村中旧有势力的人,见而生忌,时加咒骂与破坏,甚至离间家庭,使鲁智深不是加以鞭楚,或是禁不得食,或是赶出门去。在他人放假回家,必然心喜,鲁智深遇了放假多不回家,不得已回家也只好徘徊村外,至晚方归;若遇开学,出门急奔,如遇大赦。
村人已分为两派,不多事的好人多赞成鲁智深,但不敢出来主张公道,一派则附势与鲁智深为难。但在村中管理粮簿的人,总是他们二三人,名曰公举,实为私受,多将自己的粮分割在他人的名下,“鲁智深”争管理了一次,将旧弊揭开,才将反对的打倒,自后鲁智深成无形的村长了。
万泉孤山东有柏林庙,由北吴村等八个村子管理。这庙原为介子推祠改为汾阴后土祠,于每年清明及六月二十三日县知事必去降香,庙有楼名南轩,知县常座此楼观戏,中门从楼下过,迎神赛社的神驾也从中门过,神驾过时楼上人要避开,在清末时有一知县未回避,被乡人辱骂,知县未理,于是大胆,到民国六年因巡警在楼未下被打,而公安局长藉此乱抓各村的人,罚了数百两银。各村管庙的各社首,会议时,以从前敢骂知县,现在打巡警,就有了祸,有的说县上学堂的学生敢打巡警,此庙设一学堂,巡警来时打他一顿,好报此仇,不意此种闲谈,被一社首赵素汉以有机可乘,即聘其亲戚董某为教员不逐,董某亦一绅士,将此庙存款报告县署被提去了,各村人多不满社首所为,于是各村另举一学董办理设学校事,时鲁智深在太原警察教练所,闻讯极赞成此事,回县后即帮助各学董办理。
社首虽名选举,因庙在山上距各村路远,少有人应此职,各村由一二人包办,山上柏树成林,每年出售千元数百元不等,除迎神唱戏外,多入社首私囊,每年账簿借口向神表白,在神前焚毁。社首以有学董办学校,他们无法染指,扬言洋学堂不信神,立了学堂就搬除神像,村人迷信,信以为真,出而捣乱,县署成全其事,学校已开学,学生有四五十人,而社首中之一吴某与万泉大绅李道行为亲戚,攒动此人,藉势毁了此校。
李道行为晋南首富,又为留学生省议员,在县上横行一切,他与河东道道尹马某为友,马某在晋南杀了革命志士甚多,人目为刽子手,听了李道行的话,着社首上告到道署,将学董叫去,为首的数人,每人打数百板子,送交安邑县欲置之死地,由万泉安邑猗氏数县村长保出,罚款了事,学校也下令取消。鲁智深经此打击,乡人见了都呼他为二鬼子,其实“鲁智深”并未信教。
戊 乡县的奋斗
万泉县在几十年来都是阎景村李家的势力,后来畅联晋虽独树一帜,但东南两乡不惟在县内地方上的公务人员无一个,就在东乡的第二高小,在南乡的三高的校长均西乡人,大一点村庄的小学教员也是西北乡人,在县的权利不能享,而摊派款项则东南乡独重,鲁智深就住在这被压迫的东南乡,因柏林庙设立学校事失败,以地域论减除李家的势力,以老少派分化李家的党羽,虽终达到目的,但也费了些气力。
第三高小校长及教员都西乡人,以对于侵吞校款控告县署,县署虽查出属实,但因彼方势大,持为两可,适县中演戏,万泉学友会开会,三高校长藉观戏为名,率领学生到县包围会场,时会场在一高不好打进去,乃由学生联名向县署控告鲁智深,派了两个学生为代表,当面送呈文给县长,余生在署前示威,时学生已有地域观念,代表二人将控“鲁智深”的呈文换为控校长的呈文当面送上,县长看了不信,差人到署前去看有学生示威,要求速办,县长就立批扯换,代表二人出告同学说事办妥了,大家快回,学生各自回家,及公事出来,校长招集学生也来不及,只得交卸。第二高小靠近北乡有畅家为助,也未费大力把校长换了。
万泉在外有旅京(北京)同乡会、旅省同乡会、旅运旅绛学友会等,组织了个万泉学友会为总会,举鲁智深为会长。在民国六年时陕匪扰晋攻破万泉县城,财务机关人员将公款侵占,其中有公债票于事后出售被人查出,捕获一人,供出保管人刘寅甫等,县署对此事不大追究,由万泉学友会控告,县署乃判决着赔偿公款四千余元,彼等不服上诉山西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推事受贿,判决无罪,学友会乃在北京司法部将该推事告的撤换了,但不能不上诉三审。而上诉的讼费等因绅士从中捣乱,县上不给公款。时保晋公司的万泉公股的股票失遗多年,利息无人去领,由学友会补票领利款四百八十余元,作上诉费用等,当判决时革命军北伐,北平的判决作为无效,后南京的最高法院亦宣判被告无罪,而县绅反向县署控讨保晋公司利息四百八十余元,不得已由鲁智深私人垫还此款。
绅士是乘势凌人包揽词讼,以人民对于县中一切不大明了,由绅士信口说去,学友会乃出版一本《万学杂志》,分为会务、行政、财政、教育、实业、赋税、司法等十栏,将各机关的预算决算及各种有关于地方上收税章程与纳粮的手续等,不惟详加记载,而且详为解释,共印一千册。各村长及学董教员等各一册,又照上写了一个简略的印了三千册,分送给各高级小学校,都是鲁智深私人的款子。人民对地方上有了常识,绅士就不容易欺骗,于是怀恨鲁智深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遂于民国十六年绅士捏报鲁智深在周家庄讲演抗税,与公安局长说通欲加逮捕,县署主慎重,行文区署调查,区署连夜通知着鲁智深离开家乡,区署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呈报,鲁智深才能从容筹得路费离县赴省。
鲁智深为学友会会长时,又兼旅京同乡会长,遇县上各学校开观摩会时,由两团体及私人购铜墨盒纸尺等为奖品,上刻标语,大部分是“万泉县目前应急办的四件事:一,男孩不要念四书;二,女孩不要缠脚;三,组织村长联合会;四,练习保卫团”。又逢演戏时登台讲演,在村中讲演大半是批评村长不好;到村长开联合会时大半讲的是绅士不好;绅士聚会时讲县长及公务人员不好。因此全县闻名,一天鲁智深到西乡去路过丁樊村,在小店前休息,闻闲坐的十余人谈论李大绅士的不端行为,鲁智深说“你们何不告他闹他”?那些人说“除非县东某人,谁敢惹他”,鲁智深说“某人有何本领敢惹大绅”,那些人说“某人很厉害,大绅及他的党羽都害怕”。鲁智深说“我就是某人,你们看有何害怕”,众人不信,拿出名片看了,众人都围集来问县中长短,闹个不休。
鲁智深虽离开万泉,但其友朋继续对绅士反抗,故县上时起纠纷,在山西目晋南人民为土匪,而以夏县、万泉、苪城三县的官最难坐,十九不是好走的。二十五年鲁智深回家一次,在县上请了八九棹客,将老绅与友人都请了,把过去为县上公益结下的仇怨,一笔勾销。
已 作事的经过
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作完,接家中电报,以母病重速归,至家不久,母病故了,葬后鲁智深到太原欲仍到北平继续读书,时阎锡山与张学良战,路被隔断,乃在与友人合办的兴贤大学中为副学监,月薪二十元,住了半年,绕道南京赴北平,由薛笃弼先生介绍在大学院为科员,北伐到北平,大学院派往接收学术文化机关,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兼教育部编审,审查历史教科书;又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在南京明故宫发掘明故宫工部遗址,栖霞山发掘六朝墓,发掘出的古物,虽不大多,因在首都参观者众,报纸上也有宣传,国府要人参观了也为赞美,引起另一方面的忌妒,乃借派往山西调查古迹为名,无形中解除职务。
鲁智深到山西万泉发掘了汉汾阴后土祠,又试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将古物一部分带到北平,师大研究院欲大事发掘,恐山西不准将古物运出,乃聘鲁智深为研究员,与山西省立图书馆订立合同,以在山西发掘得古物,运到北平整理,一年以内运回山西陈列,山西恐师大不能践约,由鲁智深担保,鲁智深乃到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毕,运古物到了北平,师大将鲁智深解约,而古物未发还山西,报告书亦未出版。
鲁智深在北平失了业,找几点钟课代找不到,杂志上投稿也没有人要。不久上海暨南大学聘鲁智深授课,但一·二八事起,鲁智深不得已回到山西,在山西十年建设委员会为委员,共得车马费一百元。又在国民师范学校授课,月薪二十余元,欲在山西大学及教育学院找几点钟课,都被拒绝。到了民国二十一年暑假后始到上海暨大授课。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对于学生资格限制甚严,而且对于自然科学极力提倡,是以文学院学生的程度较低,用不着有研究的人为教授,教授就随着校长的存废为转易。加之政界上失败的人也攒入学界,学校成了争夺饭碗地,因之鲁智深于民国二十三年离了暨大,在中国公学持志学院正始中学授课,后为审计部科长兼驻外稽察,未几到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公余作吴越史地研究会事,在江南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古物。八·一三后未离开上海,编了一部《字源》,并出了一种《说文月刊》,现在出到第八期。
庚 研究上的转变
山西分为晋南(河南道)晋北两派,常有些意见发生,尤其是在学生中最为显著,商专校学生有一部分势力的是教育厅长马骏的亲戚,专与鲁智深的一部分人作对,形成为两个团体,因晋南学生少,鲁智深失败了,是以在与商校为邻的省立图书馆看书作解闷。
鲁智深幼好史地的课程,在商校对于商业史一门听得有趣,在图书馆中就看关于这一类的书。看了《史记·齐世家》有齐桓公西伐大夏的记载,看《大宛传》有张骞通西域至大夏,但不知这两个大夏是否一个?于是作了一篇《齐桓公西伐大夏考》,证明为一。又作了一篇《介子推隐地考》,证明介子推隐地即汉汾阴后土祠,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柏林庙,结果在民国二十一年将遗址发掘出来了。又作汾水西流南流问题,以解释太原盆地的昭余祁,灵石南关的与汾阳西的山道开凿。并加《中国人种的由来》,这四篇约四五万字,合印为《一得录》。这是鲁智深的最初著作。
因作《齐桓公西伐大夏》,对于中国古代的边界发生疑问,而作《春秋图考》,有石印地图二十一张,铅印考释四五万字。对于中国的国界认为很古就是很大的,不是后来开辟的。其时对于古书的真伪不为注意,只要是古书上说的,都是材料。
到了清华研究院后,由信古而变为疑古,不过是不作笼统的疑,而是将每一书的作期(即作书的时代)、作地(作书人的地方)、作者、辩伪(有无后人加进去的)。在清华先作《<左传>研究》,毕业论文为《<春秋>研究》,在兴贤大学作了《<国语>研究》,此三篇先在新月出版为《古史研究》,在商务加了《穆天子传》一篇,为《古史研究》第一集。在南京古物保存所作了《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研究》三篇,为商务的《古史研究》第二集,但刚印好一·二八毁于火,后将《穆天子传》列入第一集,《禹贡》一篇以至最近从上海友声旅行团图书馆借出原本《古史研究》第二集抄出加以修正,在《说文月刊》第七期中发表了。又将《山海经》修改,加入了《墨子》等十余篇,合为《古史研究》第二集,分为上、下二册。
在北平失业后对于研究唯物史观的朋友往来日繁,到上海暨大授课,乃采取唯物史观作了几篇《母系时代》《奴隶社会》等,合为《古史研究》第三集。不过鲁智深对于材料方面搜集为多,空论很少,而且对于唯物史观的名词采的也不多,但是他自以为是很合乎唯物史观的精神的。
他对研究上的三转变,是在山西信古,在北平南京疑古,在上海为有信有疑。(https://www.daowen.com)
辛 学术上的三提案
学术的研究犹如开会议一样,一个问题等于一个提案,提出后,多数认为对的通过,认为不对的通不过,提案的人目的在对事,通过通不过与提案人本身无关;但多感情用事,以提案是要通过,以赞成此案的就成了帮助此提案人。而学术上研究更甚一层,提出问题者自以为是,赞成此问题者自以为羞,反对此问题者自以为得意。况在这资本主义之下,唯钱是独,凡是某人得直接或间接能给一碗饭吃的,某人的学说就是;甚至给他饭吃的人与其他的人学说不同,或私人感情有不洽时,就赞给他吃饭的人拼命骂对方,在现在关于学术上捧与骂,均不足轻重的。
鲁智深对于学术上提案有三个:
一、 历史年代拉长 鲁智深自研究社会史以来,对于中国社会演变的阶段,多以殷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为氏族社会,殷以下至现为封建社会。但原始社会的时期比氏族社会长,氏族社会的时期比封建社会长,这是确定的事实;而以普通所定的历史年代而论,周初至现在为二千二百余年,殷代本身为四百余年,殷以前至周口店的猿人时代为四十万年;如此以论社会阶段,封建社会为二千年,氏族社会应在二千年以上,但为四百年,比封建社会短了四倍;而原始社会又为三十九万余年;原始社会固长,但也长不了这样多?故“鲁智深”根据了工具的演变、社会的演变、生活的演变,以至象犀的南迁,殷周的脱代,古书纪各朝年代的纷岐,从新估定中国史的年代,以西周为一万年,西周初年至现在为一万二千年,殷初至现在为五万年。此文曾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过,但无人注意,“鲁智深”又加修改,发表于《说文月刊》第五、六期合刊中。
二、 中国文化起于东南沿海 中国东南沿海,在春秋战国为吴越二国,据古书所载,吴国是周太伯开辟的,越国是夏少康的庶子开辟的,是东南文化不如中原古,而且在黄河流域有始石器、旧石器、新石器以及殷墟发现。东南上尚无发现春秋以前的古物,是以都不想在东南找远古的史料。民国十九年鲁智深在南京栖霞山发掘六朝墓,无意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时参与发掘的人,都不信是石器。鲁智深又发现遗址两处,并有几何花纹陶片,是以作了一篇《吴越民族》,以吴越与南洋土人是一个民族,但未引起人注意。到了民国二十四年在常州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苏州的石湖,都发现了,当时反对的人多而且甚。及至二十五年杭州古荡大批石器发现,而且继续的有湖州钱山漾、杭县良渚、福建武平、广东的海丰与香港,都有大批发现,才确定了江南有石器。而“鲁智深”以殷墟古物与东南古物多同,进一步认殷与吴越为同一民族,在吴越时文化已高,将这高度的文化带到黄河流域去。有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的各书可参考。
三、 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受有外来的影响 文化本有独立起源与传播说两种。就传播说起,而分为民族迁徙期、商业交易期、遣使交涉与战争期。在前二期已有文化的接触,到了后一期始有正史的记载;故中国谈起中外交通,则自汉始。鲁智深因研究《穆天子传》,证明它是战国时中山国人西游的记录,中国人根据这种记录有了西北的地理智识。而《山海经》的记载则有在中国疆域以外,同时它的神怪与文法均非中国所能有,而与热带尤其是印度多相同,故断为系印度人随巢子的游记。时胡怀琛研究佛经,并编辑儿童刊物,将古书上的故事与佛经上比较,多是相同,而《墨经》更怪,是以他以墨子为印度人,“鲁智深”很赞成此说。又从墨子文法与思想等加以考证。并加入老子扁鹊,又译了外人关于这种论文的几篇,合为《古史研究》第二集,亦名为《春秋战国时代东西文化沟通的探讨》。
自大是人类所不免的,鲁智深等以墨子为印度人,大犯中国一般人的忌讳。而中国学术文化界的领袖是由机会得来的,但仍有学者的排头,有时也写几句平凡的文章,在他手下吃饭的人要捧他,不在他手下吃饭的人也不能作与他不同调的文章,鲁智深自有他的环境造成他的不同调的论调,他人就以墨子为印度人作口实,大加毁骂,但终以鲁智深的证据理论充实,无法驳倒,乃用消极的抵制,不许鲁智深在文化学术上工作,不许鲁智深在他主编或有关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的文章中将鲁智深名字也不提,万不得已而引用鲁智深的文章,则写成“有人云”。甚至北平某大学的学生试卷教授给以零分,学生去质问,该教授云“因你的文章中引了鲁智深的一句话,并且标明鲁智深说的,故给零分,以儆效尤”,北平传为佳话。
壬 方法与态度
“鲁智深”研究学问的方法,是采用统计学及文法比较,近来因编《字源》,始采用音韵学。取材除书本子外,则于考古上材料与民俗的材料,都为采用。
引书不注出处的巳落伍了,而将材料一条一条的排列着,现在还时髦,而将这些材料装入表格中的,已属难能可贵,若将他化成数目字,排为统计表作成统计图,在鲁智深以前很少人用过。固然是鲁智深商校毕业学过统计,而他人即使会统计也不应用,因画一个表或一个图,费材料太多,有作这个表或图的材料把它排列起来,多出十倍以上,就可显出他的材料丰富。鲁智深在清华时已采用统计,后综合讲演于中国公学,发表于《东方杂志》,又编成书,名为《历史统计学》,由商务出版。
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及一个人,都有自成一种的作风,尤其是文法用比较的研究,是很容易看得出的。鲁智深在《<春秋>研究》中,则有于与於的使用,自某至于某,及自某以至于某的演变,并数目字中又字的有无。在《<国语>研究》则用布局排列等法作比较。对于《山海经》将每一问题,分为一、《山海经》现象,二、中国现象(分为《山海经》以前及《山海经》以后的两种),三、中国以外的现象,四、《山海经》有此现象的由来,注意它的产生环境原因与时代。又提出《山海经》与《墨子》的文法多与中国的文法不合,而同于非中国的文法。
书本子上材料,有的在类书中抄,有的从日人书中译,而鲁智深多采用原文,即作一篇文章,则看一次书,将应用的材料一条一条的抄出来。因为类书的编辑自有它的目的,故其材料的取舍是要合乎它的胃口,间接引来作自己的证据,但是看了原文,而适与自己的目的相反,况且有多少材料埋在内面,非详加推究不能明了;前人编辑类书,多雇佣书记抄,是找到明显的材料,隐晦的非亲自找不可。
研究考古的少有研究历史的,研究历史的亦少有研究考古的。鲁智深在他编的《中国考古学史》中说“不懂考古学的发掘古物是毁坏古物,不懂社会学的发掘古物是埋没古物”,而且考古的人自为得到密宝,不肯将材料发表,总要在他自己的研究的文章中引用几个,着人都引用他的结论。鲁智深对于这种报告发生怀疑,故常亲自作古物的调查与发掘。鲁智深本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对于考古是取材中之一种,人多以此目鲁智深为考古家,可知中国的考古家少而且杂。
民俗中保存了不少的古代材料,不过在你如何解释和如何利用。鲁智深以江浙人吃鱼有许多讲究,对黑鱼有很多神话,则以古代的吴是以鱼为图腾。以山西人家中福蛇,黄河中大王,则以夏人用龙作图腾。但是要将一书本上记载,二古物或文字的象形,三现存的民俗,三者对比相合而采用,不是只民俗一项而推断的。并且落后的民族一举一动,也映着古代社会的影子,是以鲁智深则采取莫尔根的《古代社会》,及《南荒民族》与西康青海各民族的记载照像及实物,以至从电影中看到非洲土人、南洋土人、哀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的生活,均作参考。甚至听到一句“焦尾巴”,推知南京栖霞山焦尾巴洞府近有石器遗址。
鲁智深对于研究学问的态度是很坚强的,很少说骑墙滑头的话。在北平失了业,有一个同学警告他:“你如果以后作文,说的不奇怪与大家相同,敢保你在学术上有饭吃。”鲁智深问道:“大家是谁?是非以何作标准!现在人研究的问题,古人都注意过了,何必要现在人再重复说一句;大家既已说过,又何必再要我说第三次?”鲁智深明知学术界上成了主管的人说一声是,大家都喊声“是”;主管的人说一声不是,大家就喊一声不是;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饭吃,鲁智深的个性太强,终不屈服,是以终无饭吃,终得离开北平,终被摈于学术以外。就是现在主编《说文月刊》也有人忌妒而加以种种压迫,详见《说文月刊》七期第六页的《疑难》。
鲁智深初到清华作文首列各家学说,逐家辩驳,然后才说出自己的主张,请王静安先生看了,他说“你自己说你的,何必管人家的”。鲁智深说“不把他人驳倒,我自己的学说站立不住”。王先生说“你说对了,他们的不驳自然就倒了”。鲁智深初以为不然,后愈想愈对,故研究学术的文中,很少辩驳他人的,只把自己的说出。也不轻易作批评人的文章。
癸 环境与学术
研究学问方法的精密,则在乎身体的强健,而现在所谓信古与疑古,全是取巧的方法。信古的以为凡是古的都是真的,明知有些靠不住的,他是古人造的假,不关他的事,于是说神农黄帝时已是如何如何。疑古的凡是古的都是假的,明知有些真的,还要加考证与说明,于是将古代的一段,一笔消去,从后代说起。看了商务出版的“文化史丛书”,可以看出有很多的是两种不同的取巧法。鲁智深的身体比较强健,是以作文找原材料,他的文章是十分之七为证据十分之一为标题,议论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二,而且其中有很多统计图表吃力的工作。不像他人以只有几条证据,翻来覆去的推论,如果鲁智深照这样作,《古史研究》已出到十期以上,以著作多吓吓人。
鲁智深曾作《中国近来研究古史》的一文,发表于《众生》上,大意分作:
一、 博学派 书香子弟,因为他家的书多,是以看的书多,而有钱人家子弟固有钱买书,而因为亲朋各方面均有,不得不看各方面的书;是以形成博学。但博学派则多信古,而且少有主张。
二、 谨严派 穷家子弟没有读书机会,有了机会则因购书不易,故将一部书读的熟,研究起来很谨严。但是多从一个一个小题目上着手,少有大刀阔斧大著作。
三、 疑古派 不满意家庭的人,在礼教压迫之下,不敢反抗。一旦遇外来的哲学和资本社会下的家庭组织,方悟到礼教的书是欺骗压迫人的手段,不是天经地义的书,从此点出发而怀疑了一切。
四、 建设派 不满意政治或社会的人,常想加以改造,但很少机会或力量,因而想到古代已是如何如何,成为托古改制,有些理想在内,不见得古代真是如此。
以上这四派,都由环境造成。鲁智深本穷家子,又不满意家庭与社会,是以鲁智深同情于谨严、疑古、建设这三派,因而鲁智深的文章,有谨严的、有疑古的,也有理想建设的。有一部环境的,则能造成一部分学问;有全部环境的,则能造成全部学问;但博学派与谨严派的造成是相反的,故鲁智深有了后三部分,对于博学一门,实在是太少。
又因气候风土食料的关系,北方很少文学家,尤其是鲁智深对于文学兴趣很少,在高级小学校时将历史、地理、算学、理化、手工、图画常在九十分以上,但国文多不及格,鲁智深幼读四书,只顺着先生讲,到高级小学因听讲了一次《管蔡论》,才知文章可翻案,到了二师读书,国文常贴堂,但批改的看不清楚,得誊清另改过,这是遇着一位李经邦教员爱此翻案文章的意思,而改去不通的句子。其时练习作文,每日作一篇,因无纸不起草稿,是以到现在作文甚快,作成就算,很少修改。
现实的环境对于学术影响为小,而时代的环境对于学术的影响则甚大。鲁智深在北平时,于友人家遇一老先生,友人介绍此老先生一生专研究《易经》,因而谈起,鲁智深说“《易》开首为‘元亨利贞’四字,注以‘元者,某亨者,某利者,某贞者,某,四字分开解;但按《易经》中有小亨、大亨,则‘元亨’二字应为一名词;有利于某贞,不利于某贞,则‘利贞’二字为一名词,古人何以分开解?”那位老先生大怒,说:“古人就不如你聪明,数千年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你有多大学问,就敢如此说!”鲁智深说:“自秦汉至今为封建社会,因为数千年来不能翻案;近来资本主义思想到了中国,以资本主义思想看封建社会的书,处处就发生疑问:况以唯物史观的眼光看封建社会的书,其疑更大。倘若早生一百年,此话当然不敢说,而且也就想不到这样说。”是以鲁智深在《十三经概论》的序文中,对于时代的环境有些理论的发挥。
鲁智深的十大罪状暴露如上,攻击者可以借此取材,同情者亦知一点过去的大概。是以大发痴不辞炎热,一气写成此文,时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也。
我的“胡说”
(原载于台湾《传记文学》28卷2期,1976年2月。后收入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3—302页)
小引
我的“胡说”,有三次和人接触露面。
第一次露面在上海。
第二次大战前,我在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因为编纂《右文字源》,就用了几位学生,并雇了二十几位书记,编录统计。在写字间的书柜玻璃被打掉,露出白木板不雅观,有人主张在上面悬挂一条字画把它遮住。我写了“胡说大王处,巴道山集团”二行字在上面。客人看见了说“‘巴道’应作‘霸道’。你写成‘巴道’,真是名符其实的‘胡说霸道’”。
我说:现在就说“经”。把“书”叫“经”,始于墨子的《墨经》,继起的为《山海经》。儒家因自名其书为“经”;道家也称其书为经,把《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佛教徒也称其书为经,则有《华严经》《金刚经》。回教亦名其书为《可兰经》,耶教名其书为《圣经》。
汉代尊儒,站在儒家立场上,认为那些书不是“正经”。(“正经”二字始于《诗谱序》。《论语·为政》:“攻乎异端”,邢疏:“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甚也。”)是以俗话有:你不作正经事,专是胡闹蛮干;你不说正经话,专是胡说巴道。《左传》载周室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以肃慎在北,燕在中,亳在南;又以邓在河南省南阳,濮在鄂西川东,巴在四川重庆。都是由远而近的说。这是古人以“巴”为南方最远处的地方。“蛮干”可对“巴道”,而不可对“霸道”。因《孟子》上有“王道”“霸道”,“霸道”和“巴道”音同,就误为“霸道”了!
第二次露面在重庆。第二次大战期间,山西同乡会在重庆开会,大家着我讲故事。我说:人多骂我是“胡说巴道”。我的“胡说巴道”是地理环境所造成。
山西省和绥远省原来是一个省。绥远省在内蒙古,蒙古在古代为胡人地,我是山西人,我在山西同乡会说话,因此我的话就是“胡说”。重庆是古代巴国的都城,今天山西同乡会在重庆开年会,我在重庆的山西同乡会说话,是以我的话就是“巴道”。
第三次露面在台湾。
我于去年三月五日由香港回到台湾定居,孔达生(德成)先生请我吃饭,他在席间说:“人都说你是‘胡说巴道’。”
我说:“我曾看过别人的文章,他在中间引了别人一段书,但是他把引的书放在后面。我看了他引的书中所说,是‘胡说巴道’。看完这段后,才看到他所引的书是我著作的书。”
我也不知道我当日为何这样的“胡说巴道”。大的“胡说巴道”,细想一想,还能找出来龙去脉;小的“胡说巴道”就想不起来了,可以说是“信口开河”。我过去是“胡说巴道”,我现在仍然是“胡说巴道”,我将来仍旧是“胡说巴道”。——我是不会改的。
我的“胡说巴道”不一定就对?我主张把问题都提出来,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如不提出就没有人注意,就对于这个问题不生疑问,永远相传下去。或者已认为有问题,而永远找不到解决的途径。
我在抗战以前在上海暨南大学授课时,曾作了一篇《老子为云南人考》,不久云南省就把“老子”作为云南省的古人物之一。
第二次大战起,我仍留在上海出版我编的《说文月刊》,汉奸以为我替政府在上海联络文化人。杨宽给我寄了一粒手枪子弹,书中夹一纸条,限我三天离开上海。我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调查后认为严重,派了三个巡捕守卫保护,但每天要十元小账,我就给重庆总行打电报说:“上海环境不宜,请调渝工作。”我就乘船绕香港、越南到云南,在昆明云南大学几位师生来见我。我说:我作《老子为云南人考》时,梦想不到我会到云南的。
我现在作的《中国人发现美洲》,约两百五十万字,正在找钱出版。我并不是以为《中国人发现美洲》出版后,美国人就把移民放宽,让我作为美国的移民。
我的“胡说巴道”是论事而不是为人。
有些人的文章,我看了觉得有些地方欠妥,我和他谈话时指出,他也承认他错了。不过他说:“老卫!我们是朋友,你不能作文章骂我!”我说:“我向来不作文章反驳人的,我是提倡‘胡说巴道’的,说错了让别人更正吧,别人附带地骂我几句,我也愿意接受。因为他所骂的是我作的这篇文章,而不是骂我所作某一件事。‘文’‘事’‘人’三个应当分开的,不是‘你和我是朋友,你反对我的文章,就是对不起我’。如果要人不反对,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一生不作一篇文章。”
我曾经看到一个人著作了一本古文字书,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作批评:
述而不作孔子言(见《论语》),照样葫芦画多年(陶谷的故事,见《清异录》)。早知不中俗人眼,一瓶浆糊一把剪。
你如作剪贴的工作,不加自己的意见,也不会挨骂的。
话又说回来,台湾在近十年来生活安定,中年人作了许多好书,青年人也很用功,“胡说”也应拿出一些证据来!
但我“胡说”惯了,有时就说出外行话——不懂科学谈科学。例如我最近着手作“中文电脑”,又给台湾省政府农林厅建议:用音波助植物生长——使谷类、水果、蔬菜丰收。我是一个喜欢用头脑幻想的人,不是写就是想,不能让它(手脑)闲着“自腐化”。
一、 我的“胡说”的由来
甲 先天的
子 血统远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同姓不婚,惧不殖也。”是在两千六百年前,中国人已经知道血统远生下孩子聪明。
我于清光绪二十五年生于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安宅。
我的外祖家在西峰镇以东四十里苏家嘴,回人占陕甘杀汉人甚多,同治八年我的外祖父年约十二三岁,回人未杀而使之放马遛马,回人失败时,他们十余小孩藏在草中而脱。
庆阳地既荒,蒙人南下而为牧地,当我外祖父十六七岁时,蒙人有兄妹二人到接近苏家嘴地区牧放,群儿攻其兄夺其羊,我外祖父攻其妹掳以为妻。我外祖母共生十五胎,成人者七,四女三男,我母亲是其长女。
我是衔有蒙古人的血统。
我的外祖父、舅父、表弟,身体均高大强健,我也受其遗传,使我身体可以支持我的幻想,而产生了很多“胡说巴道”。
丑 吃蛋黄
蛋黄和碘对于婴儿很有补脑作用。妇女在怀孕时,每天吃一只鸡蛋,或者海水鱼虾及海带等含碘质的食物,生下小孩就很聪明。
我未生时,我家有一位祖母、父亲、二位叔父,四个人吸鸦片烟,由我母亲一人做包子、卤肉、卤鸡蛋,由两位叔父背上在赌场卖。
我母亲忙得下午做一笼,晚上再做一笼,忙得无时间吃饭,就把卤鸡蛋吃一枚充饥,使我的脑筋发达,而不断产生这“胡说巴道”出来。
乙 环境的
子 家庭及乡村
卖包子可以维持一家人生活,但我父亲死后,适遇光绪二十七年北方旱灾,赌场收档,家庭陷于绝境,二叔父自杀,我母亲就改嫁于山西省万泉县北吴村卫氏。
卫家本来也穷,本家有一妇人无子过继给她。她在绛州有一家商号,而她在中途被狼咬死,卫家的继父被邻人所诱赌博,在一夜间把得来的家产输完,他逃到甘肃经商。他的脾气很不好,使先后两位太太都自杀,留下一位女孩。
我母亲嫁给他后,把我带给卫氏,我尚有一位哥哥,因安家不能生活,也归于卫氏。我五岁时回到山西居住,十五岁时又到甘肃在商店当学徒。
在我的环境不是不可能读书的。当卫氏继父逃走时,夜间在村南沟边一个小庙住了一夜。庙已破烂,他许愿说:他有一天能回家,将此庙改建为新庙。
在我回家的第二年,他把庙新建了,依例在房脊上书上年月日某某建字样,他就写上“卫世隆建”,村人把他的名字刮掉,填上“北吴村建”。
当我在甘肃做学徒时,对门商店经理的儿子在“注音字母班”读了三个月毕业,门上粘“报单”放炮烛。别人告诉他,现在不考秀才了,在小学读上三年毕业,就等于秀才(因那时小学毕业也有“红纸报单”,中学毕业是“黄纸报单”),有报单粘。
他为报村人刮他名字的恨,着我在西峰镇高级小学读书,由初小读到高小,回到山西再考入高小。
丑 县和省
万泉县后来增加了四个高小,即于每一乡设立一间高级小学。而县上的第一高小有教员六、七人,东南乡只有一人,而东南乡两间高小的校长都是西北乡人,而且带了一位西北乡籍的教员来。东南乡大村庄的初小教员,都为西北乡人所据有。
我常代表我村的村长出席县上的会议,散会后西北乡的村长在县上机关中吃饭,东南乡的村长都是自带馒头坐在街边吃饭。东南乡人自然不平,我就组织村长联合会。当我在大学及研究院读书时,我又组织“校友联合会”。
时西乡阎景村李姓兄弟二人,家本富有,都系英国留学生,大的为京议员当过道尹,二的为省议员当过县长,但二的是一位劣绅,县人畏之如虎。当我放假回家,在县上开会,他知道有我出席,他就托故不到。
我在山西省立商业学校毕业后,可以入“育才馆”受训两年,才能派为县上的财政科长。当时山西有两句谚语: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政治上以五台县人占优先,我是南路人(河东道人),在政治上是在被排斥之列,故未入仕途。
丙 我“胡说”的开始
子 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
我幼年读过四书,也学的作过“八股”文章,以为古人如何说,我也就得跟着如何说。
在小学时,先生讲过一篇《管蔡论》,他说:管叔和蔡叔,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弟弟都是圣人,不应他们二人是坏蛋。我才知道文章可翻案,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作翻案的文章。
在中学读书时,学校规定每星期要作一篇文章。我作的都是翻案文章,遇到那位国文教员也喜欢此调,把我的作文批改后,着另行誊清,他再批改,每次把考卷粘堂。
在中学读了快一年,五四运动起,我是班代表。在开会时我知道商人的艰苦,主张和缓,但其中十位主张积极烧毁日货。于是派我到各县与商会订约,以不准再买进日货。在下学年开学时,校长奉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的命令,把十位同学开除。同学乃推举我到太原请求收回成命,事未达到目的,学校以“久假不归,理应开除”了事。
我在我县的第三高小教了半年书,暑假到太原,才考入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学校的旁边就是省立图书馆,我在课余就去看书。
我在小学时,历史、地理、数学、理化、图画、手工都是一百分,而国文、唱歌、体操则仅及格。是以我就喜欢历史。因为商专有《商业史》,我嫌原书太简,在图书馆看书补充其材料。《商业史》上说到齐太公的“九府环皮”,又说到张骞到大夏看见蜀布邛竹杖。我在看《史记·齐世家》时,看到齐桓公西伐大夏的记载,我就考证这两个“大夏”是不是在一个地方,而作了一篇《齐桓公西伐大夏考》。说齐桓公所伐的大夏在今阿富汗。
我看《左传》时,认为介子推的隐地在万泉县,而有的书上说在界休县,两地相去约六百里,我就作了一篇《介子推隐地考》,附带地考汉武帝的汾阴后土祠在万泉县柏林庙附近。
我看《山海经》,以汾水南流到灵石县向西,何以晋南也有汾水?而作了一篇《汾水南流西流考》。又作了一篇《中国人种西来南来说》。
我合这四篇论文,约有五万字,而自己出版名为《一得录》。我又以《左传》上地理,被后人考证的不确,而作了一篇《春秋图考》,前面加了二十四页地图,水道用绿色,古地名用红色,今地名用黑色,系石印套印的,也是我自己出版的。
丑 研究院的读书时期
我在山西省立商专毕业后,到北平拟考师范大学研究所,但是它那一年不招校外生。我就在师范大学旁听,同时也在一间私立的新闻大学上课。第二年才考上北平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这已是第二期招生,时为民国十五年。
我到清华研究院研究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商业史”,归王静安(国维)先生指导。他问我:“你根据一些什么材料?”我说:“《左传》《国语》《国策》及先秦各书。”他说:“《左传》就有问题的。如系左丘明作,他是孔子时代人,材料尚可用。如为刘歆作,时代很晚,材料就不能用。”
我说:“还有人说:是刘歆作的吗?”他说:“你不知吗?你去考一考。”
我向图书馆借《左传》,他说:“都被你们同学借走了。只有商务出版的一部《白文左传》,是没有‘注解’的书。”我占了这个便宜。如有注解的话,就得跟着前人走,成为“人云亦云”,没有新见解——胡说巴道。
我把《左传》看了几回,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时代为何人所作。但是我在商业学校学过统计,我有统计观念和常识。看《左传》为何前面是一页记数年的事?中后期成为数年一页?
我借了一个“算盘”,先把《春秋》每五年的字数相加,列了一个统计图。分为四期:第一期低,第二期平,第三期高,第四期平。
我推求其原因,照道理初期时间古,材料少,应当低平,愈到后来应当愈高,何以第四期不高而平呢?
我是知道《春秋》为孔子作,其第四期的高点在孔子死前九十年,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在他作《春秋》时,有些人尚未死,有些人他的子孙尚在当权,其材料不容易搜集或不敢多搜集,是以第四期低。
《春秋》记载多寡的原因既求出,我用“已知数推求未知数”的方法,也把《左传》每五年的记载加在一起,作了如上的图表。它也是第一期低,第二期平,第三期高,第四期平。《春秋》统计的结果,其高点在其作者死前九十年;那么,由《左传》的高点向后九十年,就是《左传》作的日期。
统计的结果,《左传》的高点后九十年为周威烈王元年。再看《左传》上多预言,凡是在周威烈王元年以前的都应了,周威烈王六年以后的都没有应。就断定《左传》的作期在周威烈王元年。
我又用统计方法,将《春秋》《左传》《国语》,所记各国的字数作百分比,《春秋》自然以鲁国占的篇幅为第一,而在鲁国周围的山国,如滕、薛、邹、莒都占百分之二或三,但秦、楚、吴大国占的并不太多。《左传》是以晋国占第一(鲁国占的虽多,但多“解经”语,系刘歆后加的,不是史料)。秦比吴、越为多。《国语》有《越语》而无秦语。足以证明:《春秋》的作地在滕、邹、莒附近,《国语》的作地近越而远秦,《左传》的作地近秦而远吴。
我又将《春秋》以后《左传》所记的材料统计,而卫占第一,它在叙述文中对卫国的先公不加“卫”字而直称“先君”,这是卫国人所作。
当我把《<左传>年代》一部分作成时,王静安先生因为他的大儿子死,他到上海料理去了,我就请梁任公先生看。他说:“你认为《左传》是谁作?”我说:“是卜子夏。”他说:“你去查清楚了再拿来。”
我又以《左传》中袒护鲁国季氏、晋国魏氏。以其《左传》中表现作者特长于:文学、军事、占卜及诗。这只有子夏有此长技,乃断为子夏作。
梁任公先生看了,在燕京大学演讲时就大捧我这篇论文(他的讲演词收在《历史研究法续编》)。
在由燕京大学听讲后回校途中,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对我说:“我们在休课后熄灯前,到各同学房中逛,看见你拿算盘打,我们私下议论,今年招生为什么招到一位商人,在那里算账?不知你是用算盘打数字作统计!”
我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仍不停地在“胡说巴道”。友人从北平到上海,到暨南大学看我时说:北平有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出现过:一间大学的学生考卷,教授给了一个“0”分,学生以为他平日功课很好,何以这次为零分,就去问那位教授,那位教授说:“你为何引卫聚贤的话!你引他的话,就给你零分。”学生问:“卫聚贤的话何以不能引?”那位教授说:“他在著作中,用了很多圈圈点点。”
他不懂“统计图”,而认为是“圈圈点点”,不该用。
我在上海暨南大学授“历史研究法”,我就把它编成《历史统计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就采用我这本书为课本。
时地不同,我的“胡说巴道”成了有幸有不幸。
我在这里的“胡说巴道”也太多了,就此结束。有机会再说“我的考古”。
六五(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记于新竹市
胡说巴道
(选自卫聚贤《政学系与我的恩怨》,台北:张天然出版社印行,1987年,第63—67页)
俗话说:“你这个人,不作正经事,胡闹蛮干;不讲正经话,胡说巴道。”
中国古书不叫“经”,自从“墨子”把他的书叫“经”(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篇)以来。道家把《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佛教叫其书为《华严经》《长阿含经》,耶教叫其书为《圣经》,回教叫其书为《可兰经》。在战国时把中外地理书叫《山海经》,汉代尚有《相马经》。但这些“经”都不是“正经”,只有儒家的“十三经”才算“正经”。根据“十三经”中所规定的去作才叫“正经事”。
“胡说巴道”,有的写成“胡说霸道”,也有人写成“胡说八道”的。以“胡闹蛮干”为例,而“胡”在北方,“蛮”在南方,是应作“巴道”的。——《左传》在昭公十九年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按“肃慎”在东北,“燕”在河北省易县,“亳”在河北省与河南省之间。“巴”在四川省巴县(重庆),濮在洞庭湖周围(详我的《蝙蝠洞考古与台湾山胞》),“楚”在湖北省南漳县荆山,是以叫做“荆楚”,“邓”在河南省邓县。北方是由远而近,南方也是由远而近,换句话说:春秋时代的人,以“巴”为中国最南方的国。“胡”是中国人指古匈奴族,“蛮”是南方的蛮族。那么,“巴”应是指国名,而不是“霸”字或“八”字!
第二次大战时,山西省同乡会在重庆开会,大家着我讲笑话,我说:“山西省过去和绥远省是一省,绥远省为古胡人地。重庆对岸是巴县,为古巴国首都。我今天所说的话,是地道的胡说巴道。”
胡适之先生曾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先立“假设”,就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在“求证”时,把合乎自己“假设”的材料录出,不合乎自己假设的材料不录,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
我作的文章,人多骂我是“胡说巴道”,但我在大学时读的是商科,商科有“统计学”这门课,我是受过统计训练的。统计,是把正反的材料都列出作一比较,看那一方面比例高,那方面的可靠性就大。我作文曾使用统计方法的(详《天然》杂志第十四期《清华研究院》)是以我在搜集材料时,把正反两方面材料都录出,我把正方面的文章作好,再用相反的材料作一篇反驳,看两者那一个理由充足,并且把两者之间何以有矛盾的原因求出,才把相反的方面放弃,有几次我把相反的材料也写出,反对我的人不自找材料,就拿我列的材料来骂我,是以我以后把相反的材料放弃,要骂我的人,自己费一些时间找材料去。——战前我在上海时,有人说:“你的结论,打死我我都不相信;但着我反对你则不可能,因你的证据相当的多,反对你的证据要比你原来的证据多一倍以上。要找这样多的证据得费很长的时间。我有这时间我自己作一本书,何必反对你呢!”
有人曾说:“我有一条证据,就说一句话。”是他的证据和理论各占百分之五十。我的学术论文,证据则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以为把证据列出,大家就看懂了,很少反覆加以说明的。
我找的证据,除书本上外,兼采考古学、古文字学、民俗学上的材料。就以书本上而言,我又用社会学推求它;在甚么时代,在甚么环境下,才能有这个现象?即是不是看见材料就录,不管材料的来源和真假。
我的“胡说巴道”是以“证据”来支持。
不“胡说巴道”的人,我给他一个“懒”字作评语。
以中国上古史而言,分为信古派和疑古派。信古派,凡是古的都是真的,明知有些靠不住,以为:这是古人说的,又不是我伪造的。懒的怕作考证,依照旧说抄讲。疑古派,凡是古的都是假的,《古史辩》是其代表;台湾各大学讲“上古史”的人从“殷代”讲起,殷以前一字不提,这也是由于“懒”字当头。
以中国文学而言,在华侨环境不需要下,对华文不感兴趣,就不理中国文化,使爱祖国的志愿日减这应当是当前急务之一!而解释文字的人,抱着《说文》这部书不放,愈说愈离题远,华侨子弟愈是不能接受。
不“胡说巴道”的人,是他的老师太老师是秀才举人,没有科学常识,使他们中毒已深。在读过小学、中学、大学——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在将来退休后,不甘自堕落,看了中国古书,觉得我卫大法师的“胡说巴道”尚有些道理,他们也试作若干“胡说巴道”的论文,但中毒太深的人尚有存在,怕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挨骂,就假托“胡说巴道”的“卫大法师”名字出版,那个时候我如死后有灵,真是哭笑不得!
“胡说巴道”是件不容易的事,除下苦工找材料外,尚得有先天的和后天的。
我的先天有四:
第一,我的外祖母是蒙古人,她生过十五胞胎,只有三男四女成人。我母亲是其长女,我的三位舅父都是大汉,我的身材中等,因我十五岁到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商店当学徒,在逢会日(三、六、九逢会集)每天要写流水账(日记账)一百页,夜间要把它过到底账(分户账)上。非逢会日要到小学读书赶三天中空了一天的功课——发育未全而受此压力,是以身材不高。但我把材料找好,写文章每天可写一万字左右。我现在满八十二岁了,每逢星期二到台北辅仁大学授课,日校、夜校都有,回到新竹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这是我外祖母为蒙古人,使我有此体力能支持我的“胡说巴道”。
第二,我母亲怀孕我时每天吃一颗鸡蛋,蛋黄和碘补脑,怀孕的妇女常吃蛋黄和含碘的海产动植物,生下小孩就聪明。我家境穷,我母亲蒸包子作卤肉卤蛋,由我父亲和叔父背着卖,我母亲在饿了先吃一只卤蛋(在甘肃省难吃到海带)。——我的想象力丰富就在于此。
第三,我是排行老二。《拾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老大、老二、老三》,它说老大负责,老二捣蛋(老二压迫太甚,可以造反),老三善良。我是排行老二,长于“捣蛋”,“胡说巴道”也是捣蛋之一部分。我在读小学时,先生讲了一篇《管蔡论》,说管叔、蔡叔的父亲文王、母亲太姒、哥哥武王、弟弟周公都是圣人,何以管叔、蔡叔是坏蛋?这是后人曲解!我才知道文章可以翻案,从那时起,我作的都是胡说巴道的翻案文章,已有六十多年了!
第四,我是O血型。O血型的人热心是一阵子,是以我的嗜好方面多,使研究的方面特别广。
后天方面有二:
第一,不满环境,我五岁时由甘肃省回到山西省,因语言小异,被小学同学歧视,在反抗之下,先整理村,后整理县(详我在《说文月刊》第二卷合订本《鲁智深传》)。在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因不满山西的政治上歧视我为南路人(河东道人),才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但是清华研究院同学没有政治背景,就没有人当校长、院长、系主任,我当了多年孤立无援的教授。在第二次大战在重庆为中央银行秘书,孔祥熙先生待我不错,但受到他的“铭贤学校”学生的气也不少。
第二,未加入党派。这点,我在《天然》杂志第十五期《香港》中已报导了。我回到台湾后,该派系最近更加围攻我。我是“老二”长于捣蛋,也就要开始反攻了。
我在《大同篇注释及考证》的空白处,列的《卫大法师自警语》有“处处留心皆学问,事事如意非丈夫”。
“胡说巴道”备着先天的后天的,不是随便能学来的!因为“处处留心皆学问,事事如意非丈夫”,两者合二而为一本难,加之宁愿“不丈夫”,不愿“事事不如意”——由“事事不如意”才有反抗,迫出“胡说巴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