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第二集》1934年版序

(原载于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页)

中国的历史到现在尚未整理清楚,致社会演变的阶段不能明了,使将来走的路子是没法决定的。尤其是中国的古史混乱特甚。我以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有三:一,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人多托古改制,非将史料整理清楚,则真伪莫分;二,春秋以前史料太简,且与神话混合,非用考古学与社会学,则原因不明;三,战国时中国学术突然发达,若不知其受外来的影响是讲不通的。

除一在《古史研究·第一集》已发表了《春秋》《左传》《国语》,《穆天子传》四书即将再继续发表外,二将来在《古史研究·第三集》发表,至于三即现在所作的《古史研究·第二集》。

《古史研究·第二集》曾在商务出版,而毁于日火;原为《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三篇,现除将《穆天子传》放在第一集,《禹贡》放在第三集外,兹另加入十五篇,其中有五篇系译自外人的。本集虽系讨论《山海经》《墨子》、老子、扁鹊以及神话等问题,要皆归于“先秦时代中印文化沟通的探讨”,故以此为《古史研究·第二集》的另目。(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学术受外来的影响,在时间上,我只敢说在战国中年,战国中年以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安特生据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花纹,李济之据殷墟铜器的形状,俱说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及殷代与欧洲已有交通,文化亦曾受其影响。至藤田丰八认西周时所编《诗经》的《周颂》《豳风》及春秋末年所编的《左传》,也说受有外来的影响。在空间上,我只敢说到印度,而安特生以为亚述,李济之以为北欧,小川琢治以为希腊、埃及,中国的学术均有受其影响。作此荒唐之说,中外均有人在!故汇其说,以为探讨,殆有所得,以作《古史研究》第二集之续。

一九三四,二,二三。记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