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考古汇志(节选)
(原载于《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合订本,第394页)
一、 江浙石器的初次发现
甲 南京栖霞山
民国十九年我为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在南京京沪铁路经过的栖霞山车站西北五里有甘夏镇,镇北一里有张家库,其村西北有小土阜名焦尾巴洞,有三国时古墓,我发掘这古墓时,在无意中发现了石器。
三国时古墓,墓址在半山中,墓用砖砌成,长约一丈,宽约七尺,发掘时将墓四周的土掘开,掘的深了,工人因土向上翻不易,从墓前开一道,将土向山下翻省力,就在这墓前开道时发现了石器遗址。当开此墓道深约二尺时,发现了土为灰色(原处土为红色),而且有木炭渣在内,知道这里为人类栖息过。再掘有红色含砂质的粗陶片及鼎腿出土。这种陶器以我的经验,在黄河流域只有新石器时代有;而且鼎腿长过一尺,是在未发明使用煤炭而用木柴作燃料时的现象。我就断定这是新石器时代遗址。
当时我将这个情形告诉帮助我发掘的张天方先生等,他们以江南曾未发现过石器,据《史记·吴世家》《越世家》所载,江浙在石器时代尚无人类,都不想信我的话。但我很注意这件事,着工人翻土向上,放在墓的东面,细细的在土中检查,不意工人将一石掷上,视之为石器,将泥土洗去,锋刃露出,是一个很完整的石斧。
我将这石器遗址封闭,报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孑民先生,他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到遗址处考察,李四光先生也以江南不应有石器为词,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打电报到北平请中央研究院考古组主任李济之先生到来,他看了遗址后,以为太少,不足以证明。我就不得不再找,结果又找到了两处。古物埋在土中,如何去找呢?除非遇到掘墓开路建筑飞机场营房,大事翻土的机会不可。我是仿效洛阳盗掘古物的方法,用长柄曲头铁铲,凿地为小圆洞,从曲头铲中带上来的土,看其土色与土中所含的陶片等。整整找了三个月,在甘夏巷西岗头上及土地庙旁,发现了两处。焦尾巴洞、岗头、土地庙三处,共发现石器七件,系石斧三,石锛二,石锤一,石刀一。此外有陶片三百余片,陶片上印有几何形花纹,这些花纹共计有十四五种不同的形状。
我的报告尚未及作,我就离开了南京古物保存所,但恐怕把这发现淹没了,我就作了一篇《吴越民族》,约二万字,并附有栖霞山发现的石器陶片照片十六,但人多目为胡说,在上海等地无处发表。于民国二十年在北平市党部所办的《进展月刊》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中(自页五九至页七九,系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出版)发表。《吴越民族》发表后,并未引起人注意,不过我在我编的《中国考古小史》中,将南京栖霞山列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章中。直至民国二十四年常州、奄城有大批几何形花纹陶发现后,始重新注意这个问题。
乙 常州奄城
在南京栖霞山发掘三国时古墓,遇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张天方即是不赞成的其中之一。但到了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他应常州江上悟先生之约,到奄城游历,遇到在南京栖霞山石器时代遗址中几何形花纹陶片甚多,他旅行回来告诉过我。他以为这些陶器是汉或汉以前物,但他得到一个石球,我认为与石器有关,于是两次前往探视奄城遗址,一在五月十六日,一在十月二十六日。两次所探,除得大批陶器外,没有石器发现。但按《越绝书》卷二载有:“毗陵县(常州——武进县)南城,故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奄城现在的遗址,是无城墙,但城墙的形迹尚在,分为子城、内城、外城三道城,有两道水围绕着,这当是隋末沈发兴所筑的城。我们第二次到奄城探访时,在奄城的子城遗址上,发现了几何形花纹破了一部分的一个陶器,可知沈发兴他是据奄城遗址另建新城的。而且有三个大土墩在内外城之间,与《越绝书》所记相符。
据《左传·昭公九年》云:“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定四年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昭公二十年云:“昔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是蒲姑、商奄在周以前及周初为山东的大国,《越绝书》除以奄城为淹君外,又云:“蒲姑大冢,吴王不审冢名,去县(余杭)十里。”是以淹在吴越。而《书序》的“成王东伐淮夷,遂践淹,迁其君于蒲姑山”,这恐是作《书序》的人,误读《左传》的“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二句,因误以奄君迁于蒲姑,故以“蒲姑商奄”四字连称。
究竟奄人是由北而南,还是由南而北呢?如果由北而南,奄城遗址至少在春秋以前;如果自南而北,则奄城为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无疑。关于这一点,陈志良先生主张由北而南的,我以为是由南而北,详见另文。奄城遗址经过了两次探访,得到几何形花纹陶片,不同的花纹有五十余种,这种几何形花纹向未为人所注意,有公布的必要,乃由陈志良作了一篇《奄城访古记》。
丙 金山卫戚家墩
奄城古物发现后,张天方先生撰文发表于《上海时报》,并将几何形花纹陶器的拓片,亦为披露。《时报》主笔黄伯惠先生到金山戚家墩勘察他的田地,在田中见陶片甚多,尽为几何形花纹,与《时报》披露的相同,携数片归,赠给张天方先生。张天方、黄伯惠又去探访过一次,带回陶片一麻袋,藏于真如住宅的楼上,久之为余探出,得与古物相睹,要求与张先生等再探访一次。时为民国二十四年九月。
张先生在金山发现了一个小石锛,他认为这是刻陶器用的,并且认此遗址是六朝时代的,我们两方的意见,相距太远,从此在江南考古上,各走了各的路线。
戚家墩在金山嘴西三里,海滨浴场西面,由上海至杭州的汽车路经过的。戚家墩系明代的御倭大将戚继光驻戌处,遗址在海塘内外都有。在海塘内不远处,有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先生的花园,他在花园南面新凿了一个池,由其地层砌断面看,层次分的很明白,在地面下三尺以上的土层,所含的砖块瓦片,都是近代的,里面也有宋瓷等破片,在三尺以下的为几何形花纹陶器层,有五尺多厚。
钮先生在开凿花园南池塘时,在地面下约一丈深处,发现了一个古井,与南京朝天宫因建筑古物库所发现的相同。现在黄河流域凿井,就在地面向下凿一圆洞,但在南方因地内为泥,凿一圆洞,是不可能的,因泥是软的,凿下去洞的墙壁就挤在一起,是以不能不用砖瓦型的硬的陶质,作井的墙壁。但戚家墩的古井,井的墙壁不用砖瓦砌成,而用陶圈,如北方蒸馒头的笼圈,是用泥作成厚约二寸,高约八寸的圆圈,烧成陶质,一个一个套上去的。就用陶圈言,是在未发明砖及瓦以前的情形。可知戚家墩的古井是很古的。
金山的戚家墩处于钱塘江北岸,有一嘴突出(金山嘴)的地方,在古代也是靠近海岸的,在文献上找不出古的证据来,但根据张先生得到的一个石器,及大批几何形花纹陶器来讲,我们断它为新石器时代遗址。金祖同与我们共同去探访过,他作了一篇《金山访古记》以记其事。
丁 苏州石湖
余于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应苏州东吴大学演讲,乘暇至苏州石湖旁游览,于磨盘山发现吴城,黄壁山发现越城。这是在西元前四八二年六月时,吴王夫差北伐齐,越王勾践乘机由太湖出北向攻吴,时吴王子地居守,吴越乃在越来溪东西两面各筑城相持。这些城的遗址尚在,在城墙的遗址上露出了很多几何形花纹陶器。
三月二十一日余与张乃骥、金祖同等再至石湖,除发现七子山为姑苏山外,在黄壁山得到鹿角一支,石斧一个,不过这个石斧的锋刃是用秃了,本来他们不信江南有石器,这个没有锋刃的石器,而且是一个,故未拿出来作证,保存在张乃骥先生家中。那里知道在九百年以前,苏轼已在那里发现过(见《苏东坡集》后集九)。此外又在苏州木凟的灵岩山下,亦找到了几何形花纹陶器,不过不大多。
戊 杭州古荡
江南之有石器,是可断定的,但无大量的石器出土,不足以取信于人。无奈我只得每于星期六下午出去,星期一早上赶回来办公,在这星期日一天的假期内,沿铁路或汽路不远的地方去找。几何形花纹陶片,是找到了不少,石器呢?却是很少很少的几件。南京正在大兴土木,可以乘翻地皮之际,希望有石器发现,故于假期到南京一行,顺便到中央研究院看看。时立法院委员何遂先生在杭州古玩铺买到三个石箭头及有几何形花纹的完整陶器三件送与中央研究院陈列。中央研究院的友人拿出着我看了,并说“这石箭头,南方不会有的,恐古玩商人从北方带来,假充是南方出土的”。我当时以《左传》《国语》有明文说晋国的巫臣到吴国,始教他们射御的,是在巫臣未到吴以前,吴国是没有箭的,故以友人之话为然,未加注意。
杭州陈万里先生收藏浙江出土唐、宋、元、明瓷器甚多,拟借一部分在上海开个展览会,故于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赴杭,到古玩商店去看,果有石箭头一,石铲一陈列,两件索价三元,我根据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友人的话,向古玩商店问:“这些石器是洛阳出土的,你们收买来假充杭州出土,为的是多赚几个钱。”古玩商人说:“确是杭州出的,是古荡建筑公墓掘出的。”我问:“古荡在哪里?”他又不说了。我藉取钱买他两件石器之际,出门问我包坐的黄包车夫,知道古荡的所在,由车夫拉去。
时余友人周泳先住在西湖旁,余路过请他一同到古荡去,至则古荡的公墓快建筑成了,我将买来的两件石器取出给工人看,并问他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东西出土,工人说有的,在靠南面动土时很多,现在在西面掘土时就少了。工人问要这个东西有何用处?我说好玩,要收买的。于是工人就在土中找出石铲完整的两个,残缺的一个,又一工人找到一个石箭头,我共出三角钱买下。工人知可售钱,群向土中去找,致使工头大怒,出而干涉,这是因工人找石器减少他们应作的工作,是不能怪他的。一个工人告诉我说,你少待一会,到别处兜个圈子,我们找到了,放在筐子内,挑土向前门外倒时,放在门外,你好拿去,省得工头噜
了。我在公墓内四周一看,在土中拾到几个残缺的石器,不到一个钟头,携一粪箕来,完整的残缺的共三十余件,以一元购得。
我在古荡得到大批石器,以职务关系,匆匆回到上海,将经过的情形,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五月三十一日我应杭州青年会讲演之约,与金祖同、乐嗣炳先生同去,并与西湖博物馆商定合作,故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及文化部主任胡行之先生,与其职员施昕更、刘清香、王维黾先生等,雇了十二个人,于公墓内试掘了三个坑,公墓外试掘了一个坑,共得到石器六件,陶片三块。
由这次的试掘,知道古荡确是有石器的。但西湖博物馆的经费不多,余又因职务关系不能住在杭州作发掘的工作,故两方同意先出一报告书,希引起多数人的注意,故有《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出版。
二、 江南石器的继续发现
子 湖州钱山漾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在杭州古荡发现石器的经过一文,并附有石器照片。引起慎微之先生的注意,因而发现湖州钱山漾的石器。先是,在西元1906年,慎微之先生在他的家乡——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一百二十八庄泗水庵堡,现属吴兴县的双潞乡,离潞村约二里许的钱山漾(小水湖)滩上游玩,拾得一个石箭头,但他不知是石器,后来他又继续拾到过,并未注意,至一九三四年江南大旱,钱山漾水将涸,沿岸露出陶片石器甚多,他在此时也拾到些石器,拾得多了,已知道这些东西是石器,但并未注意与文化上有何关系,迨看到报上我们的照片后,他就赶回去从事大量搜集,共得到石器百余件,几何形花纹陶片若干,带到上海,也照了一个石器照片在《申报》的一种副刊上发表,但未将发现的经过说明。
我看到了这个照片,托人访问,知慎微之先生是沪江大学商学院秘书,由友人介绍去访他,他对于石器向未研究,找我给他分类,审定名称,说明用途。吴越史地研究在青年会开展览会时,他曾将钱山漾的石器也加入展览过。后作了一篇《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附石器图七张,一并发表于《吴越文化论丛》中。
丑 杭县第二区
我与西湖博物馆合作试掘古荡时,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作工作,施先生是研究地质的,在审定所得的石器属于何种石质时,他臆想到在他的家乡也看到过这种东西,次日他赶快回去,果然搜集了石镰刀一,石刀一,石斧一,即《古荡试掘报告》中图三十二至三十四。
他于二十五年十一月又到杭县去搜集,除得到大量石器外,又得到大批几何形花纹陶器破片。他在棋盘坟附近,看见乡人在一个池子抽水灌地,池中水快抽干了,池岸旁露出陶片甚多,其中有黑陶器一二片,当时他未注意,后看了中央研究院城子崖报告书,他以杭县的黑陶与城子崖当有关系,故于十二月间两次探访,第一次共得黑陶器百余件,第二次得到较完整的陶尊、陶鼎等,并有刻纹及符号文字的发现。(https://www.daowen.com)
他将在杭县第二区试探的结果,于二十六年三月作了一篇《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发表于《古代文化》及《吴越文化论丛》中。他的详细报告作成付印,在校样时,不意杭州失守,他的印刷终止。去年八月浙江省政府令西湖博物馆将未了的事从速结束,故由浙江教育厅出名将此书在上海另印,名为《良渚》,稿子由我校对过,已印好了,送到浙江去装订,大约不久可以问世。
西湖博物馆经费很少,以浙江境内发现石器与黑陶,而且黑陶上有中国最古的文字,以为给中国古代文化上贡献不少,欲从事发掘,力有不足,乃请中英庚款补助,未得结果!
寅 杭县良渚镇
何天行先生亦杭县人,他对于考古也有兴趣,时在浙江财政厅工作,听到施昕更在杭县良渚发现了黑陶后,他也去搜集过一次,他搜集的结果,有三件可注意的事,一为石钺,一为黑陶文字,一为卵石。他作了一篇报告,名为《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
黑陶上符号文字,施昕更先生已有发现,它像甲骨文中的数目字及干支。何天行先生发现的黑陶文字,我曾用甘肃出土彩陶上图象画,及甲骨文、金文作比较,但都不是一个系统的文字,我想它是中国最古的文字,系殷民族所有,迨殷民族到了河南,与自西北来的夏民族彩陶文化接触,故另产生了甲骨文,如吴越人的金文,固与中原各国的文字是一个系统,但附加了很多的花纹,名为鸟篆,这或者是吴越用中原通行的文字,加上他们祖先传下来的黑陶文字,成为鸟型的不三不四的文字。
“钺”系可以装长柄的石器,与戈形不同,在黄河流域没有发现过,但在福建武平县及广东海丰县与香港以至南洋群岛均有这种东西发现。石卵形如卵,重有七磅半,这是古代人作神祭祀的石社,在武平及南洋也有。
三、 江南考古的扩大
A 福建武平
我们在江南考古,只在江苏、浙江境内,这是我们住在上海,在上海附近作探访的工作便当的缘故。林惠祥先生曾在台湾发现过石器,他对于我在南京发现石器是表赞成的。不过他也恐受人的攻击,故于民国二十年在厦门拾到一个斧头,未为发表。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间,福建的武平县(在福建、江西、广东之间)县立中学教导主任梁惠溥在武平县城南小山,发现石斧石箭头及几何形花纹陶器,将其消息披露于报端,时林惠祥在厦大为教授,阅报后与雷泽光绕道汕头至武平,作实地探访。
武平县城南有小山,如小径背、大洋坪、狮形东、画眉山、风东口等,绵亘十余里,这些小山坡上,露出几何形花纹陶器破片甚多,并有黑陶。陶器上有刻纹,但无彩陶。石器则为石锛、石砺、石杵、石瑗、石凿等。以石箭头为多,石器中有与台湾的石器形状相同的,亦有石钺发现。武平发现石器的经过,曾有简单的记载,发表于厦门的《星光报》。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余于《古代文化》第十八期中亦予披露,林先生现避难内地,这种报告,恐尚未整理出来。
B 广东海丰
中国人研究学问,因有种种的关系,也有不及外国人处,但形成了中国人信仰外国人的心理,凡事经外国人作过或赞成的,大家就相信了。因我说了江南有石器,被人大骂,排除在学术界以外;多亏黄河流域的石器,是瑞典人安特生(John Anderson)首先发现的,如果系我先说这话,头也被人打破了。江南出土的石器虽多,但仍有人在那里怀疑着这样想着:“发现的人如慎微之、何天行、施昕更、林惠祥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不是同党,在那里共同欺骗?”那知当我们在江南发现石器时,外国人在海丰、香港也发现了,这是不谋而合,并不是共同作弊。
一九三四年八月,亚部定区立神学学校学生在广东海丰县汕尾发现了一古代陶器,送给芬但尼尔神父(Daniel Finn),因而到海丰从事试掘,有马可昂尼神父(R.Maglioni)所著的《海丰史前遗物发见记》发表于《香港自然科学》杂志八卷三四期中,已译为中文,在我主编的《说文月刊》一卷一期及一卷三期中发表。
C 香港
芬但尼尔神父关于《香港史前遗物发现记》,共作了十三篇论文以纪其事,于一九三二年三卷四期起,至一九三六年七卷四期止,承《香港自然科学》杂志编者汉伍先生将单行本全份见赠,现拟着手译成中文,将于本刊继续发表。香港的发现有石钺、黑陶及黑陶刻文,并有几个形花纹陶器,与我们在江浙一带发现的,完全相同。
四、 探访的情形
1. 南京探访三个月,脸皮晒的变颜色
民国十九年我在南京栖霞山、张家库、焦尾巴洞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时所谓考古家、地质学家均不相信,我就不得不多找几处,以证实我这话。但是透地镜尚未发明,如何去找呢?仿洛阳盗掘古物的方法,用铁打成一铲,铲为圈桶的一半如月牙形,装一长柄,向地下用力掘,地凿成了一个小圆洞,将铲从圆洞中拿出,用手将铲头内贴的土取下,看土内有无砂质红色陶器及几何形花纹陶片为断,将甘家巷附近的小山,尽凿为小洞,远观像个野蜂窝。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
工作时因交通不便,颇感困苦,行的问题,大半从下关乘火车到栖霞山车站下车,步行五里到甘家巷,日以为常。一天在栖霞山车站至甘家巷一段路程中忽遇大雨,在一个小村避雨,雨久不停,泥滑不能前进,因头带竹笠,身佩蓑衣,骑在水牛身上,牵牛的人也不能在路上走,他也骑在另一个牛身上,在前面引路,中途雨更大了,打的气也出不上来。
住的问题,是早从南京往,晚归南京城,日以为常,有时住在栖霞山的栖霞寺内,但因特种关系,有几次住在甘家巷小学校内,小学校在破庙中,臭虫蚊虫特别的多,夜间时扰清梦,白天就难工作,真是有苦说不出。
吃的问题,在甘家巷小茶馆内,吃几个大饼,有时下碗面吃。他们的这个镇有数十家人,只有一个米店,每天早上用一个小驴子送柴去,晚上从南京驼回几斗米来,这是日以为常,有几次米店有事将米未从南京驼回来,甘家巷全镇发生了食的问题,自然我也在内,不得不跑五六里路赶到栖霞寺去吃饭。在炎暑之下,工作了三个月,本来我的脸就不白,被这炎日所射,脸变得更黑,南京城中的友人看见了都发笑。脸虽变黑,但是脸面没有丢,终在岗头上土地庙旁,又发现了两处石器时代遗址。
2. 两访奄城逢大雨,五探金山遇土匪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我们第一次探访奄城,我与金祖同先生,及我的内人黄中英女士等去的,从武进南门外乘武宜长途汽车,行十八里至何留墅社下车,步行五里,方到奄城,我们在武进南门外候车时,天已落雨,于是各备雨伞一柄,草鞋一双,绳子一条(作腰带,将长衣折上绑在腰间),下了汽车雨更大了,但不得不前,行的是地边羊肠小道,上面落雨,下面泥滑,一步一颠,五里路整整走了两个钟头。
第二次探访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增加了陈志良先生等,这次比前便利的多,因为没有遇到雨。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我与张天方先生、金祖同先生,及黄中英女士等乘包的一辆小汽车到金山戚家墩探访,第二次是十月六日,第三次是十月十日,是陈志良先生一个人去的,第四次是十月二十日,是我与金祖同同去的,第五次是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我与金祖同、张叔训,乘张叔训先生的自备汽车去的。
陈志良先生于二十四年十月十日他到金山访古,归时乘的公共汽车,行至金山嘴东北不远处,汽车中一乘客,突然拿出手枪,喝令开车的车夫停车,时路旁有三人亦跃上汽车,共同搜索乘客,陈志良先生的眼镜、手表及钱都被抢去,但是一麻袋古陶片幸而他们没有拿走——送给他们,他们也是不要的,但在我们视为宝贝。
3. 七子山访得实迹,澉浦镇空跑一趟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余在苏州石湖旁发现吴城、越城,在磨盘山望上方山,因时晚未上去,但疑上方山为姑苏台。三月二十一日余与张乃骥、张珩、金祖同、金性尧到苏州,乘张叔训先生的汽船,先到石湖,在吴城、越城一探,除得陶片及一石器外,尚得一古鹿角,因忆到古诗有麋鹿游姑苏之句,于是对于探访姑苏台遗址的心更切。但上方山上,有一砖砌成的塔,砖上有大宋太平兴国重建的字样,知此不古。乘舟至木渎,他们上了灵岩山,我在山下找到了几何形花纹陶片,他们下来说灵岩山上有古瓦片,但天晚了赶回苏州,次日张氏返沪,我与二金氏乘公共汽车到木渎上灵岩山,果然找到春秋至六朝时瓦片,归途乘公共汽车至西跨塘汽车站,上七子山,山顶有乾元寺,在寺中小息,出外探访,知此山为七枝,音误为七子,山岭上有大小的石堆约百余个,都是用方石砌成,大的高约六七丈宽四五丈,远的相距半里,近的相距数丈,方知此山名姑苏山,此山上的台即姑苏台。其详见我的《姑苏台》(《江苏研究》二卷八期)。
三月十五日我与张乃骥、金祖同乘张氏自备汽车,先到金山戚家墩,再至澉浦,中途在乍浦午餐,在海滩上发现了几何纹陶片甚多,闻澉浦镇海滩有秦始皇欲渡江至绍兴所立的石柱,至则并无所获,不过找到了些几何花纹陶片,一个残石器,在吴侠夫先生家看见了一个完整花纹很好的六朝古砖。
4. 新塍得石鱼,双桥遇古玉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嘉兴开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嘉区分会后,于十九日乘嘉区专员公署所备的汽船,到嘉兴西北的新塍镇,镇有许明农先生亦好古,家藏石鱼一条,据云是近日乡人掘地所得,鱼长约尺余,厚约五分,石锈甚多,知此石鱼甚古,脊有洞系穿绳处,以绳穿悬空,鱼头略向上,无击搞之迹,击时声亦不亮,推知此石鱼为吴国人古代崇拜图腾物,因吴字古文即鱼字,吴地尚有黑鱼神话,及不吃黑鱼的遗俗,余将此石鱼列为《吴越文化论丛》的封面图画,许明农先生有《石鱼考》,在《古代文化》第十五期上发表。
从新塍又到双桥,在双桥汽车站北作试掘,共掘二坑,发现了些石器黑陶及几何纹陶器,详见同行探访的陈志良先生的《双桥访古记》,发表于《古代文化》第十六期中。
双桥镇镇长接到县政府的电话,招待我们,本地人以为我们是收买古物的,将很多的古玉携来,向我们出售,其中有石铲,及直径长一尺的璧,据云古玉常有出现的,惟开汽车路,在一处得到这样大的璧共有九十几个,并指出其地点,现在已成农田,一点古迹看不出来,惟有古陶片堆积地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