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各篇的作期及其派别
(选自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41—556页)
今本《墨子》共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不是一个时代作的,也不是一个人作的,并不是一派人作的。兹分言于左:
甲 墨子各篇的作期
(一) 第一期——墨子时代
《经上》,毕沅以此篇“此翟自著,故号曰‘经’,中亦无‘子墨子曰’云云”。孙诒让云:“以下四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皆名家言,又有算术及光学、重学之说。精眇简奥,未易宣究。”
毕沅以为墨子著,孙诒让以为系“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庄子·天下篇》以墨家俱诵墨经,宋潜谿以“上卷七篇号曰‘经’”,以经名篇固有异说,而《经上》《经下》有论理学、光学、重学、算学等,是将印度的科学撮要叙述,固然墨子的弟子也有印度人,也可以撮要叙述印度的科学,而为此《经上》《经下》两篇。但文义“简奥”,可以证明其作期为早,并且有《经说上》《经说下》的注解,书有注解,其因有二:
1. 时间为古,后世人不明其故实文义而为之注;
2. 空间为远,他国人不明其故实文义而为之注。
《经上》篇末有“读此书旁行”五字,孙诒让以其分上下两段排列,为之旁行。按《史记·大宛传》说安息是“画革旁行以为书记”,《索隐》引韦昭云:“外夷书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旁行,不直下也。”《汉书·西域传》亦言安息为“旁行为书记”。注引服虔曰:“横行为书记也。”颜师古注云:“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也。”是“旁行”为横行,如现在英文的写法,《墨子·经上》原为横写,系由印度文翻译而来。《经上》系译文而有注解,亦不能证明其为早期作品。但《经说上》总在《经上》以后,《经说上》首(因原系横写故今文误列在末)有:“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若圣人。有非而不非。”
这是说中国颜色白的人不应排斥他们印度颜色黑的人。以中国人说的对了就准对,若说的不对了,就问中国的学者(若圣人),中国的学者说错了也不以为错。按“若圣人”当与“此圣人”为对,若圣人为中国的儒者而此圣人当为墨家的领袖,依其语气似墨子尚在。故以《经上》一篇断为墨子自著,列在第一期。若《经下》作期为晚,详后。
(二) 第二期——墨子生禽子时代
A 《经说上》
中国古书无自著自解之例,《韩非子》有经有说,系其纲目,非为注解。《经上》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为墨子学生著,以《经上》所言不明,故著《经说上》而为注解,以中国反对墨家者“则举不然者,而问之若圣人”,以他有他的圣人,我也有我的圣人,似为墨子学生的语气。以“而问之若圣人,有非而不非”,以若圣人是主观太深,似为墨子直接的弟子的语气。
B 《大取》《小取》
论理学的产生是由于辩论而来的。中国的古人多不愿发空泛宏大的议论,如《论语》载孔子说“予欲勿言”,说闵子骞“夫人不言”。而印度的宗教,崇尚辩论,故其论理学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在印度的东北部,已正式成为一种科学。若中国在《墨经》中略有一点,《大取》《小取》专篇讨论,至公孙龙时横行于中国。一种科学的产生,第一要环境的允许,第二要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是“勿多言”,环境不能产生。由墨子至公孙龙不过数十年,是不能突然产生的。
《小取》有“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无也故焉”,《大取》有“子墨子之言也”,是皆系墨子的学生所述。《墨经》中包含各种科学,其他的科学如光学、重学等皆不适于中国人的文雅性,故只取论理学一科,大为发挥后,公孙龙以此学说横行一时。以《墨经》论理学已有而不多,公孙龙时乃大行,《大取》《小取》适在其间,故断为墨子直接弟子作。
C 《辞过》《七患》
《辞过》一篇在《孟子》前。《辞过》有“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这是墨子尚节俭,墨子学生以为“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是如何如何的节俭,“今则不然”是如何如何的奢侈,故其语未免夸大不实,如云“手不能遍操”是在其时尚未发明用箸(用箸是汉时贵族使用,贫民尚无,故冥器的汉龛上有刀,有钗,有匙——与西餐同——而无箸),而“前方丈”,手何能探得到。又“大国累百器”,食器不论如何小,而方丈之内不可累百。他极力形容其奢侈,而未顾其语言的矛盾,不料孟子在《尽心篇》云:“食前方丈,我得志弗为也。”这与我们家乡的一个故事同:有人从北京回到家乡,乡间人以其在都城,当看见过朝庭,朝庭吃饭当比乡里人吃得好,遂问说“朝庭吃饭每次有多少碗”——山西万泉请客以七碗为俭,九碗为中,十六碗为最上,故有以碗多为吃得好的观念。他说:“朝庭吃饭,每次是一百个碗。”乡间人说:“一百个碗在棹子上排得很宽,他用多长的筷子呢?”他说:“用五尺长的筷子。”乡里人问道:“五尺长的筷子箝着菜,筷子太长弯不回来,如何能放进口内?”他说“吃饭时同坐的人很多,对面的人用筷子箝菜放在我口内,我用筷子箝菜放在他口内的。”假使那时有人问孟子“食前方丈”,用手如何能采到?孟子是不是答以我用手握菜掷到你口内,你手握菜掷到我口内,有同一的笑话发生吗?这是孟子引用《墨子·辞过》“前方丈”的典故,而未察其事实。又按“前方丈”与“食前方丈”的文法,“食前方丈”在后,系以“前方丈”不明显而加以“食”字使其语意明显,添成四字又使语句圆满的。
《辞过》有“内无拘女,外无寡夫”,《孟子·离娄上》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也”。《滕文公下》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是孟子对于男女之间主张不须苟且。而在《梁惠王下》又主张“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不是他思想自相矛盾吗?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二句是抄自《墨子·辞过》“内无拘女,外无寡夫”的。
墨子与子夏同时,故禽子先为子夏的学生,后为墨子的学生。孟子为子思的学生,子思为曾子的学生,曾子、子夏、墨子为同时。《辞过》在《孟子》前,正子思、子禽时,故断为墨子直接弟子所著。孙诒让以《辞过》:“《群书治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后人妄分,非古本也。”《七患》与《辞过》原为一篇,故《七患》亦为墨子直接弟子作。
D 《尚贤中》《尚同中》《兼爱中》《非攻中》《节用中》《天志中》《非命中》
墨子有十大主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系后加的)——每一主义,有上、中、下三篇说明,乃系墨子的学生,分为三派,每派各有说明其主义的。其中以中篇为早。
《兼爱中》:“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泰山在河水、济水之南,但距河、济不远,反对兼爱者以实行兼爱“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墨子反对其说云:“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兼爱下》则作“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江在南方,河在北方,挈泰山而远走,其故事较“越河济”为放大。而《孟子·梁惠王上》:“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挟着泰山在陆地走不算,还要超越渤海的北海,其故事较“超江河”更放大。按故事的例子,时间愈后愈放大,《孟子》的故事较《兼爱中》为放大,可知《兼爱中》在《孟子》前。《孟子》的“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即根据《墨子》的“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
《尚同中》有“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非攻中》有“晋有六将军”,说者以“将军”为战国末年西汉初年事,孙诒让以《管子·立政》篇云:“将军大夫以朝。”《水经·河水》郦注引《竹书纪年》云“邯郸命将军大夫适子代吏皆貂服”。是“将军”名词在战国中年已有。
(三) 第三期——墨子再传弟子稍前于孟子
A《尚贤上》《尚同上》《兼爱上》《非攻上》《节用上》《天志上》《非乐上》《非命上》
《非乐上》有“昔者齐康公与乐万”。齐康公死于周安王二十三年,在孟子至魏见惠王前四十三年,孙诒让云:“康公衰弱属于田氏,卒为所迁废,恐未必能兴乐如此之盛,窃疑其为景公之误,惜无可校验也。”假定《墨子》原文确系齐康公,康公在孟子至魏前四十三年,今假定其作期勘于孟子至魏十五年,而称三十年以前事为“昔者”亦无不可。
《非命上》有“昔者文王封于歧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孟子·公孙丑上》有“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又《滕文公上》有“绝长补短”,是《孟子》根据《墨子》的。而《孟子》在《公孙丑》说“文王犹方百里”。在《梁惠王》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以方百里的国,其囿占去方七十里,余方三十里为人民居,《孟子》的话不尽情理,是由于根据《墨子》方百里而前后矛盾的。《天志上》:“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与《孟子·离娄上》的“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也有相同处。但《非命上》说:“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孟子·梁惠王下》:“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以一百里与七十里不同,是各据传闻,亦《墨子》第三期在《孟子》前不远。
B《鲁问》《公输》
《鲁问》有“郑人三世杀其父”,事在周安王八年后,又有“子墨子见齐大王”,事在周安王十六年后,又有“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按越于周显王三十五年亡于楚,是《鲁问》在周安王十六年后,周显王三十五年前,这五十二年中作的。《鲁问》:“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公输》:“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孟子·离娄上》:“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公输子的巧名在孟子前已盛闻。
(四) 第四期——墨子三传弟子在孟子同时或稍后
A《经下》
《经下》固称为《经》,但与《经上》非一个人的作品。《经下》文体每段有“说”字,如“止类以行人,说在同”,与《经上》文体不类。而且《经下》有“仁义之为内外也”,“仁义”二字连文是孟子所提出,辨别仁义为内外,是孟子与告子的事,今《经下》有此文,故列在第四期。
B《尚贤下》《尚同下》《兼爱下》《非攻下》《节用下》《节葬下》《天志下》《明鬼下》《非命下》
《兼爱下》:“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
《尚同下》:“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
《节葬下》:“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
《非攻下》:“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天志下》:“不知此为不仁义。”
“仁义”二字为《孟子》所提出,而下篇则云“今之为仁义者”系指孟子而言,故断其在孟子后。但《非攻下》与《山海经》是随巢子所作,而《周书·王会》已受《山海经》影响。《周书》系魏襄王时作,魏襄王死于周慎靓王二年,在孟子至魏见惠王后十七年,是下篇约在公元前三三〇年左右作。
C《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傳》《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
《公输》:“子墨子曰:‘……然臣子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备城门》以下各篇讲防御策,系墨家后学根据《公输》而追述的。《备高临》称“禽子”,系禽滑厘的学生语气。《备城门》云“禽滑厘问于子墨子曰”,称禽滑厘之名。乃系禽滑厘再传弟子以后的情形。此系战国中年各小国多被大国所灭,次国以其朝不保夕,大讲防守策,墨子后学乃假墨子与滑厘的问答,而作此守城法六十六则以应世。秦汉时讲防守的成分少,故列在第四期。
(五) 第五期——墨子四传弟子在孟子后(https://www.daowen.com)
A《经说下》
《经说下》系注解《经下》的,《经下》列在第四期,故将《经说下》列在第五期。
B《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三辩》
《亲士》有“吴起之裂其事也”,吴起死于周安王二十一年,在孟子至魏前四十五年。但此不能限引证必在其时,故《亲士》之作最早不能在周安王二十二年以前,最晚则无可限。孙诒让云:“此篇所论,大抵《尚贤》之余义。”是为墨家三派之外,儒家好墨子之道的所作。《修身》与《亲士》的篇名,亦近于儒家的主张,故均列在第五期。
《所染》:“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宋亡于公元前二八六年,距孟子至魏时五十年。《孟子》言宋王行仁政,是孟子未见到宋亡,《墨子·所染》见到,是《所染》在《孟子》后。《法仪》,孙诒让云:“此篇所论,盖《天志》之余义。”《三辩》,孙诒让云:“此篇所论,盖《非乐》之余义。”故列在第五期。
C《贵义》《公孟》《非儒下》
《贵义》“而用仁义”也应列在第四期,但《贵义》所载非全篇为一事,而系载墨子的小事,而且载墨子与其弟子的问答,仿佛《论语》《公孟》亦同此例,故列在第五期。《鲁问》: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而无《非儒》在内。《鲁问》列在第四期,故《非儒》列在第五期。又《非儒》系墨家大盛。儒家排斥后的反响,孟子大事排墨运动,故《非儒》在孟子后。
(六) 第六期——汉
《耕柱》:“昔者夏后开。”夏后开即夏后启,汉人避汉景(12)帝讳改为开。
乙 墨子各篇作者的派别
《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相里氏《元和姓纂》云:“晋大夫里克为惠公所灭,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因为相里氏。”现在山西安邑县有北相镇,万泉县四望村有姓相里的。依《庄子·天下篇》以苦获、已齿、邓陵子为南方之墨,则五侯子、相里勤当为北方之墨。
邓陵氏,《元和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是邓陵子为楚人,故《庄子·天下篇》列为南方之墨。相夫氏,《元和姓纂》引韩子作“伯夫氏”,是原文为伯夫氏,后
为相夫氏。伯古音读为霸,霸苦音近,夫获音同,是苦获即伯夫的异译。苦获既有异音,而与已齿之名。不类中国,《庄子·天下篇》列为南方之墨,当非楚国而为印度人。
墨家三派,著作的各篇如左:
(一) 下派——印度人苦获、已齿派
A《尚贤下》《尚同下》《兼爱下》《非攻下》《节葬下》《天志下》《明鬼下》《非命下》
下篇的文法,完全不类中国。《非攻下》有怪形的神,数目为五分之几,非中国的现象。《节葬下》说越之东輆沐国食长子,楚南炎人国朽肉埋骨,均非中国的风俗,而且非有交通中国的中原人,是不能知道的。再就篇幅长短言:
中国人是“勿多言”的,是上篇系中国人作(详后),每篇平均未过千字,下篇系外国人作,每篇平均在二千字以上,超过上篇的一倍。
B《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
《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文体不类中国,而且所含的声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非中国所有。其书又系横行书法。均非中国所有的现象。
C《七患》《辞过》
《七患》有“五分之一……五分之二……五分之三……五分之四……五分之五”,与中国十分之几情形不同,而且“五分之五”等于一。并有“重其子此疚于队”倒装文法。《辞过》对于住衣食行性的演变,说的很详,这种情形,非看见落后民族的现状,不能如此。
(二) 上派——五侯子、相里勤等北方近乎儒家派
A《尚贤上》《尚同上》《兼爱上》《非攻上》《节用上》《天志上》《非乐上》《非命上》
上篇文法与中国先秦诸子完全一致,并且篇幅很短,类乎中国不多言的情形。
B《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三辩
文法同中国,篇幅亦不长,篇的名称类儒家。
(三) 中派——南方邓陵子等,介于儒墨之间派
A《尚贤中》《尚同中》《兼爱中》《非攻中》《节用中》《天志中》《非命中》
中篇文法类下篇,即不类中国。但篇幅长短居中,如上篇平均约一千字,下篇平均约二千字,中篇平均约一千五百字,是中篇作者的一派(三墨之一)介居中外儒墨之间的。或者系中国人而与外人接头日深,文法乃习外人;或系外人与中国人接头日久,文法乃习中国;或系中国南方边地(楚)介居中印之间,中、印文法俱有相当的明了而作此类的文章。
B《大取》《小取》
《大取》《小取》专讲论理学,或系中国人深通外国学术,取墨经中各种科学之一的论理学,因中国人需要此空谈而非实验的科学;乃向外人勤学此科而著此两篇。
C《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
《耕柱》言墨子能预知千年以后事(详《墨子传》),《贵义》言墨子色黑,《公孟》引《子亦》之书不类中国书名,《鲁问》言楚南啖人国食长子风,非中国人所能知,《公输》言守御事,与《备城门》等篇情形同。这均系中国明了外国情况的。
D《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适祠》《旗帜》《号令》《杂守》
言守御事,而其方法都很机械的,是中国人受外人影响而作的。
现在把他总合起来,列表于左:
墨子各篇作派表
